陈再生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能够成就这一伟业，主要得益于他在井冈山时期和赣南、闽西初期的艰辛探索。1929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踏上了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征程。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治军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开展新泉整训和主持古田会议，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治军思想，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创建新型人民军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一、毛泽东治军思想的发端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顽强地从地下爬起来，擦净身上的血迹，强忍着泪水，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续投身战斗。毛泽东一介书生，本该与军事无缘。然而，残酷的现实迫使他投笔从戎。毛泽东曾说过，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并不懂得打仗，“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1］（P159）被逼上梁山的毛泽东是在战火洗礼中学会带兵打仗的。

第一，领导秋收起义的牛刀初试。毛泽东的治军思想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蒋、汪叛变革命后，毛泽东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八七会议，并在会上的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不做军事工作的错误，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他说：“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湖南这次失败①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P47）会议结束后，他奉命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参与军事行动，他也不得不正视如何带兵打仗问题。在秋收起义受挫，部队撤往罗霄山脉途中，毛泽东在三湾对部队进行了改编。针对“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3］的毛病，毛泽东先是遣散了那些不愿意继续前进的人员，把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接着创造性地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和设立士兵委员会两项改造部队的重要举措。前者通过把原来建立在团一级的党支部改设在连队，每个班设立党小组，以保证共产党在战斗基层单位发挥充分的组织领导作用；在营团则建立党委，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实际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后者则是为了鼓励士兵参与军队的民主管理和对军官的监督。毛泽东认为，正是确立了这两项制度，使得红军能在“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的情况下，“仍能维持不敝”［4］（P65）。

第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锋芒小露。1927年10月底，毛泽东带领经历秋收起义洗礼的余部辗转来到井冈山，由此拉开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幕。在后来向中央汇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路中，毛泽东把依靠红军开展武装斗争视为其中的主要形式。因此，怎样在偏僻的山区建立一支足以抗衡国民党反动军阀、实现武装割据的军事力量，成为毛泽东必须解决的首要课题。对此前据守于此的袁文才、王佐统领的队伍进行改造，则成为发展革命队伍的一条捷径。为此，他先后选派了陈伯钧、徐彦刚、何长工等人对袁文才、王佐率领的以劫富济贫起家，颇具土匪性质的绿林武装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尤其是何长工在担任袁文才、王佐统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的党代表后，以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清除部队的游民习气，使之成为有组织、有纪律、有追求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同时把部队中的封建雇佣关系改造为革命的同志式关系。制定红军任务与纪律更展示了毛泽东高超的治军手段。在井冈山行军打仗时，毛泽东发现红军在筹款时存在类似于旧军队的毛病。为此，他提出了军队必须承担三项工作，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从这些工作的内容看，尤其是第二、三项任务，无疑已具备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雏形，可以说是继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治军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此外，出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更凸显了毛泽东高超的治军艺术。无论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的“纪律”，还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注意”，强调的都是军队的群众纪律，也就是要求红军时刻维护老百姓利益。这就表明，毛泽东一开始就把维护人民利益置于军队纪律最为突出的地位，由此奠定了红军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最初基础，也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基本特征［5］（P59）。

二、毛泽东治军思想的内容

在井冈山根据地奋斗了一年零二个月后，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目的在于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同时解决经济上“给养匮乏”的难题。殊不知这一撤离却踏上了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之路，最终演绎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为辉煌的峥嵘岁月。当然，期间经历坎坷，由于 “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加上党组织来不及对党内错误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和“正确路线的教育”［2］（P78）， 导致红军内部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从而严重影响了红四军的团结。最后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指导下，毛泽东通过主持新泉整训①1929年12月3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在连城新泉进行了前后持续了十天之久的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由朱德负责，目的在于严肃军人风纪，提高作战本领；政治整顿则由毛泽东和陈毅负责，旨在让指战员明确红军的主要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和古田会议，清除了红军内部的错误思想，并成就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治军思想。

第一，党管军队。军队的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的核心问题。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三湾改编虽然初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但要彻底解决党对军队领导问题，还应使这一建军原则经历成功与失利的反复比较，才能被广大指战员诚心接受并在行动中自觉执行。在闽西根据地开创过程中，围绕军委与前委的关系，红四军内部产生分歧，以致出现了“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2］（P67）的怨言，甚至指责“书记专政”、“家长制”等等。种种迹象表明，“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已遭到严重质疑，红军深陷纷争之险境。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通过召开各种调查会，教育官兵要认清红军同军阀的区别，充分认识到红军的性质和肩负的重任，并发动全军将士围绕建军原则展开大讨论，从而摸清了导致部队党组织与军事关系紧张的根源，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切无疑为古田会议胜利召开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古田会议的时候，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在他的努力下，会议就“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作出决议。决议规定“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2］（P113）。 该决议还明确划分了红四军政治部与军事机关的职责权限。此外，古田会议还规定，军事工作必须列入党的各级会议加以讨论和决定；军队中党员不论职务多高，均须参加党的会议，向党报告工作，使党真正成为军队的坚强领导和团结的核心。

第二，政治建军。红四军入闽之初，由于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部队一度出现“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说法与“司令部对外”的口号，红军战士以为自己的任务“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而未能自觉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2］（P79）的重任。1929年6月，毛泽东曾率领红四军驻扎于新泉进行休整，当时他就对红四军党内出现的纷争作了深入思考，并分析了红军中存在的重军事轻政治倾向、小团体主义、分权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和危害［6］。到了12月的新泉初整训时，毛泽东着重从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高度出发，围绕消除革命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官兵中残存的旧军阀陋习，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统一了官兵的思想认识，使广大官兵在政治建军的原则上达到高度一致。而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不仅从中国革命事业的高度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而且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界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内涵，同时又从实际斗争经验的维度总结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7］（P177—184），由此使政治建军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一大法宝。

第三，纪律治军。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发现红军战士违反纪律现象和在借用当地群众的门板和稻草等事上存在问题后，他先是提出“行动听指挥”、“打土豪筹款子”、“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的“三大纪律”，不久又宣布“六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纪律治军的重要体现。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发现当地妇女常集结于溪边洗衣服，红军战士不拘小节的行为，影响军民关系。经与朱德、陈毅商议，他在“六项注意”的基础上，新增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项“注意”，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初版本，并由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全军将士严格执行。古田会议除了以红四军党代会形式重申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外，还历数了当时存在的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废止肉刑、优待伤病兵等方面存在的纪律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在“废止肉刑问题”上，不仅规定“坚决地废止肉刑”，还要“举行废止肉刑运动”，以期达到“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了，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与训练；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地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同时还规定了“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2］（P109-110）。 由此可见毛泽东纪律治军的明确思路。

第四，宽厚待兵。毛泽东既主张以严明纪律整肃军队，也反对旧军队森严的等级制，以及为维护这种等级制而随便打骂士兵的做法，而是主张平等对待士兵。最典型的事例是在引兵井冈山途中，毛泽东毅然释放了师长余洒度准备枪毙的逃兵，同时宣布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的建立，使普通士兵可以直接参加部队的管理，并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自此之后士兵不仅可以监督军官，甚至还可以对犯错误的官长实行制裁。这些规定既开了中国军事史上民主建军的先河，也是毛泽东宽厚待兵的有力印证。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在深入士兵调研时发现“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2］（P107）的事实，红军战士对官长动辄打骂士兵心怀不满，甚至举报说官长打士兵 “打得要死”［2］（P108）。 据此，毛泽东了解到士兵对废止肉刑与枪毙逃兵的强烈渴望，认识到打消官兵隔阂、纠正旧军阀作风的必要性。因此，在古田会议上，他毅然废止了肉刑与枪毙逃兵的陋习，并颁布了优待伤病兵和俘虏的相关规定。在优待红军伤病兵问题上，毛泽东要求军政机关、卫生机关研究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规定官长要“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2］（P112）。同时，他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伤病兵零用钱的分发和伤病兵穿衣睡觉问题的解决等等，均作了详细的规定。在优待俘虏方面，毛泽东提出诸如废除搜捡俘虏兵财物、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物质上善待俘虏兵、反对只贪兵多强留俘虏兵等，同时“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2］（P102）。 所有这一切，无不显示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待兵方式。

三、成就毛泽东治军思想之归因

从新泉整训到古田会议，时间不到一个月，但毛泽东的治军思想却实现了重大飞跃。毛泽东治军思想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绝非偶然，是其本人对红军创建以来经验总结与教训反思的结果，也是党的其他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一，毛泽东对红军创建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毛泽东一贯重视并善于总结经验，后来他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根据实际斗争，总结出不少军队建设的规律性经验，如他发现即便红军将士兵源不纯，但经过思想教育后，他们大多提高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4］（P64）； 红军之所以在 “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蔽”，原因在于“支部建在连上” 和 “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4］（65）；“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4］（P67）。 毛泽东还善于用实际斗争经验向上级陈述自己的见解。1929年的中央“二月来信”曾要求红四军分散于农村以保存实力和发动群众。两个月后接到指示的毛泽东用红军集中行军 “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2］（P56）的活生生事实，向中央阐明部队不宜分散而应集中的道理。同年6月，毛泽东敏锐发现当时红四军存在着14个问题，即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地方武装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对时局的估量，湘南之失败，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军事技术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 其他腐败思想［2］（P65）。 他本人对这些错误思想不仅作了深刻的反思，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直至深感“既竭吾力”，甚至“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 ”［2］（P75）红四军七大后，落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离开部队到闽西养病，借此机会他对红军创建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与反思。由于中央的支持①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向前来参加中共中央军事会议的陈毅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重新复出的毛泽东先是在新泉整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统一了全军思想认识，随后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两大原则，并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同时把红军三大任务以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三大民主写进决议，从而形成了系统的治军思想，完成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使命。这一切主要得益于毛泽东一路的思索与总结。

第二，毛泽东的治军思想的形成与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重要贡献也是分不开的。首先是朱德的贡献。有“中国红军之父”称誉的朱德，1909年即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早年经过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及护国战争的洗礼，而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又带领起义军余部辗转到了赣南山区，于1927年10月初至11月下旬在天心圩、大庾、上堡等地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赣南三整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一次重要探索。井冈山会师后，为打造一支区别于旧军阀、为百姓谋利益的革命队伍，朱德与毛泽东一起创建了红军各级党的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颁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即红军政纲，完善红军规章制度，强化红军纪律要求。尽管在建军原则上与毛泽东一度出现纷争，但红四军七大后的陷于军事失利和思想混乱，促使朱德意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便与毛泽东重归于好。新泉整训期间，朱德主动投入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的军事训练工作，开展军事技术训练，并亲自讲授《新游击战术》，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知识和战术意识。此后，朱德悉心支持毛泽东，为丰富毛泽东治军思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周恩来对毛泽东治军思想的贡献莫过于以中央名义肯定毛泽东的治军主张，并从全局高度丰富毛泽东的治军思想。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较早介入军事工作。早在1924年10月，他就参加了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指挥工作。随后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掌管军校的政治教育、党委和宣传工作。此后他又相继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1927年3月，周恩来作为总指挥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同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长。国民革命失败后，周恩来作为前敌委员会核心成员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失败后，他随军南下继续坚持战斗，后遵照临时中央指示返回上海参加了1927年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被增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些经历使周恩来不仅拥有一线的军事指挥才能，亦能从全局高度运筹帷幄。因此，身居上海的周恩来常常能以敏锐的嗅觉不时发出重要指示，统领全国的革命行动。如在1929年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提请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到上海，以便“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8］（P157）。 同年，他亲自审定的“九月来信”分析了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说明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9］（P32）。 “来信”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战争于全国［9］（P33）。 这些提法与毛泽东此前的主张不谋而合，不仅是对毛泽东治军方略的充分肯定，而且为后来召开古田会议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九月来信”还对红军的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作出具体指示［8］（P173）。这些指示是在总结红四军及各地红军斗争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无疑更具宽广的视野和全局的谋略，对丰富毛泽东的治军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毅对毛泽东治军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以坦荡的胸襟澄清事实真相，为中央的抉择提供客观依据。南昌起义一个星期后，错过时机的陈毅在抚州追上了起义军，随即被任命为起义军的团级指导员，从此与军队的政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陈毅也在跟随部队转战中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在部队南下途中，由于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部队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陈毅常常以坚毅的勇气和乐观的精神鼓舞、影响将士们，并对朱德开展的“赣南三整”给予全力支持。当时的陈毅“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0］（P69）朱毛红军会师后，陈毅先后担任红四军教导大队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军委书记、特委委员、前委书记等职，多岗位的历练使陈毅更加成熟果敢。因此，尽管他在1928年7月和1929年6月曾两度被推举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但陈毅都表现得异常光明磊落，从未居功自傲。尤其是红四军七大后，作为前委书记的陈毅赴上海汇报工作时，胸襟坦荡的他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红四军的情况，使中央得以全面客观了解事实，并据此作出正确的抉择。他在执笔“九月来信”时甚至毅然提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的建议。新泉整训时，陈毅协助毛泽东围绕部队应纠正的错误思想及如何加强与改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11］（P116）。 作为古田会议的秘书长，陈毅不仅主持了大会并传达了“九月来信”精神，还作了关于“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12］。他用生动的事例对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废止肉刑问题”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为在全军废止肉刑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