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萍，许洪位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道路问题是关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P21）。 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来讲，选择什么样的革命道路，直接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一度陷入低潮，缺乏革命实际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度照搬苏联“城市中心论”，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中心城市暴动，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毛泽东在1927年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三次攻打长沙失败后，经过认真分析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通过文家市决策，果断将秋收起义部队的进攻方向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并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领导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坚持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加强工农政权建设等一系列革命斗争策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成功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观在大革命期间初步形成，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得到不断完善，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论证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对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初步形成于国民大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逐渐完备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体现了革命理论随革命实践深入而不断深化的基本逻辑。

（一）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

“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2］（P288）毛泽东在国民大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为其农民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加强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通过举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领导农民运动加深了对农民问题及其对中国革命重要性的认识。他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通过分析国内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指出农民（半无产阶级）是一个巨大的革命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忠实的朋友。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明确提出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927年初，毛泽东实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而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各种污蔑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认为农民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并且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使农村发生一个大的变动，也没有发动广大农民进行革命。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具体领导和参与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了解到中国农民深受剥削，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因而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可以团结的最可靠最广大的同盟军，初步形成了发动农民和组织农民参加革命斗争的思想。这些都为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进攻方向和战略重心转移到农村后，从农村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革命经验，进而形成系统的农民革命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逐步成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也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斗争策略，因此一度受到苏联“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毛泽东也是在三次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均告失败后，才开始质疑苏联经验对中国革命的适用性。他通过文家市决策，果断向农村地区转移和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走上了以土地革命、武装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新道路。在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总结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初步论证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然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的具体战略和策略，标志着毛泽东由最初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发展到开展农民革命的战略方针。这是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深化和成熟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也是在与这一时期党内教条主义错误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放弃“城市中心论”，把起义部队带到井冈山，实行在农村打游击战的斗争策略，当时就遭到了来自党内的非议。实际上早在大革命后期，毛泽东热情讴歌的农民运动就被陈独秀等批评为 “过火了”、“糟得很”和“痞子运动”；在毛泽东将中国革命重心转向乡村后，党内又出现所谓“农民党”和“逃跑主义”的非议。这些批评实际上表明党内部分同志仍未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仍然认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革命的胜利理应由工人阶级充当主力，农民只能起配合和辅助作用。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阶级的阶级属性过程中，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衡量尺度，依据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否代表社会运动发展最终方向的评价标准，将农民阶级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中间阶级，确实是作出过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3］（P42）的结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否认农民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承认农民具有革命性和摇摆性的基础上，将农民阶级视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强调“工人应当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列宁也十分强调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认为 “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4］（P50）。 而各国革命的主力和道路如何选择，只能根据各个国家国情及具体的阶级状况来确定。苏联以城市工人阶级为主力、士兵和农民为配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俄国的国情决定的。

与俄国不同，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实行分而治之，并纷纷扶植各自的代理人——封建军阀，造成近代中国军阀各据一方，使得中国革命同时面临着多个力量强大的敌人而非唯一的反动中央政权。同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规模和力量小，而且分散在中外反对势力严密控制下的大城市。这两方面原因决定了近代中国不存在像俄国那样直接在全国唯一的政治经济中心——首都举行暴力革命，通过一举推翻反动政府中枢就夺取国家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事实上，恩格斯在晚年就已经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夺取政权，就“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5］（P510）。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策略和道路的新思考。

针对党内部分同志担心 “农民势力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的误解，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以及农民阶级两重性的思想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指出：在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且还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中国是农业大国，无产阶级队伍人数少，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同时，毛泽东也强调，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其依靠自身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却可以在先进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教育下，从思想上建党、从政治上建军，保持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并把以农民为主要来源的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只能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依靠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农民阶级和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厘清了党内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的“工人党”和“农民党”、“工人城市暴动”和“农民游击战争”之间的理论困惑，批驳了将农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为农民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二、毛泽东农民革命观思想基本内涵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系统回答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动力和保证等根本性问题，分别形成了依靠农民、领导农民和改造农民的思想，解决了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如何依靠、团结和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策略。

（一）依靠农民

“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 ”［6］（P305）“毛泽东把农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动力的高度，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7］（P16）。毛泽东极其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农民革命，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阶级才能取得成功；而要发动和依靠农民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就需要从维护农民利益和树立党的良好形象出发，加强对农民阶级的动员、组织和武装工作。

首先，依靠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必须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就必须维护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物质生活等切身利益。只有开展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废除或减轻地主阶级的剥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身，才能使党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才能提高农民参军参战和参加经济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为粉碎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 “围剿”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毛泽东还批驳了那种把民主革命阶段和民生革命阶段截然分开的两阶段论，认为在革命时期，要注意农民的实际利益，并适当地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他明确反对那种认为革命时期应当服从革命需要、等待革命胜利后再改善农民生活的错误主张。这是因为，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农民是十分看重自身现实利益的，号召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指望空洞和抽象地向他们阐发个人利益要完全服从国家与民族利益而不给予农民具体和实在的利益。中国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也就是说实现民族独立、争取国家解放和改善民生福祉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把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现实利益结合起来才具有号召力，才能团结农民阶级努力夺取革命的胜利，正如列宁在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剩余农产品的无偿征收时所指出的：“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4］（P259）。

其次，“农民的内部是在激烈地分化过程中的”［8］（P642），依靠、组织和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固然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但由于农民阶级内部阶层分化明显，因此在确定依靠力量时，必须分析农民阶级内部的不同势力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进而确定真正可靠的革命同盟。对农民阶级内部各势力进行区分并制定相应革命策略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革命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曾把农民阶级分为小农和大农（属于资产阶级）；列宁则明确表示，“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区别开来，划分开来”［4］（P159），并强调“我们只是号召大批普通工人和贫困农民及劳动农民入党，而不是号召投机农民入党。 ”［9］（P223）毛泽东早在 1925 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中国的农民阶级进行了初步的分类，考察了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通过进一步调查农村阶级状况后指出，中国的农民阶级主要存在着富农、中农和贫农三种势力，而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农和贫农是拥护和赞成革命的，因而也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这就决定了土地革命的具体路线是将农村公地和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中农与贫农耕种。

再次，争取和依靠农民阶级，还必须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与国民党的横征暴敛和剥削压迫是有区别的。这实际上涉及到加强党的建设，树立党在农民心中良好形象的重大问题。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初期，由于受国民党对共产党妖魔化宣传的影响以及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的不了解，“农民一开始，根本就不知道共产党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在他们看来都是兵，都是坏的。农民是在日后和共产党打交道的过程中，才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是为老百姓做主的党，这种信任是需要慢慢地建立起来的。”［10］（P5）正基于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多次强调要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关心群众的痛痒，要求革命部队通过“上门板”等细节突显人民军队为民服务的本色，同时反对和严惩根据地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使之与国民党的高压盘剥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二）领导农民

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而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指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问题”［11］（P558），无产阶级要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关键是要实现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权。而要实现对农民阶级的领导，首先需要从各个方面把农民组织起来，其次需要注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首先，实现对农民的领导，组织农民是前提。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村生产方式呈现以家庭生产为主要形式的分散化特征，要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就必须在各个方面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具体来讲，一是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使农民在生产上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便集中物质资源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二是通过建立乡村基层工农民主政权，让农民获得根据地主人翁的政治地位，吸纳广大农民参与民主政治，从而把农民从政治上组织起来。三是开展革命的文化教育和阶级意识的宣传，启发其革命性，使农民在思想觉悟上达到团结一致，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四是武装农民，使农民在军事斗争上组织起来，通过逐步推进革命军队的正规化和“建党支部于连上”的制度从组织上确认并巩固党对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的领导。

其次，要实现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必须注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树立起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权威。这种权威不是来自强迫的，而是通过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与农民群众的接触中，通过自身先进性逐渐形成的，而这种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不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不采取实际具体和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革命任务就不能实现。后来，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进一步提出了共产党人必须采用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2］（P899）， 因为只有发扬民主作风，通过深入农民群众，了解群众所需所想，才能制定和执行符合农民群众利益的政策，才能在农民心中树立起权威，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并进而实现对农民阶级的领导。

（三）改造农民

改造农民就是要通过思想和政治教育，以及通过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让农民群众接受锻炼，从而克服农民的局限性、启发农民的革命性，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分散的农民改造成为具有统一革命意志的强大革命势力；把数千年来深受封建剥削和近代中外反动势力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的农民改造成为推翻国内外反动势力剥削压迫的未来新国家的主人；把农村分散的个体农业生产方式改造为进行农业互助合作以提高农村生产效率、有效保障战争供给的近代农业生产方式。毛泽东改造农民的思想，不仅关注农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精神生活的改造，也注重对农村生产关系及生产力的改造，从而达到了改造农民和推动农村发展这一人和物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改造与农民革命军和生产力主体改造相结合。

首先，通过革命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提高农民的革命觉悟，从而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实现农民组织形态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徐勇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宣传和动员机制时指出，由于分散的生产方式，农民是一个特别缺乏自我阶级意识的阶级，但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下乡”对相对分散的农民进行组织整合，将农民由一个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从而使之成为具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的革命阶级［13］（P17）。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感染农民，通过将阶级斗争、阶级观念等革命意识传输给农民，使农民逐步认识到自己所受的苦难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从而形成阶级共鸣，引导农民阶级实现“自我改造”。同时，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集中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和土改工作队，在农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让农民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接受革命教育，从而激发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其次，加强对农民特别是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士兵的文化知识和思想教育工作，帮助他们改造和克服小农意识，丰富其主观精神世界，实现农民思想心态由落后向先进的转变。农民是中国古代社会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应当成为精神财富的享用者。但在封建统治下，地主阶级垄断文化教育，农民不仅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反而被封建统治阶级的封建纲常伦理所束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兴办了大量学校，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子女入学，推行扫除文盲运动，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同时，引导农民打破封建统治阶级在精神上控制农民的君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等落后意识形态，为宣传自由、平等、民主等革命进步思想扫清障碍。由于“农民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对农民进行教育。 ”［14］（P44）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采取 “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和其他群众”［8］（P704）的方法，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党在农村进行革命活动，造成农民党员大量涌入，在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同时，也把大量小农思想带进党内，进而影响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毛泽东注重通过坚持思想上建党和政治上建军，严明党的纪律，组织党员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的学习，对照工作和自身思想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措施，从而提高了广大农民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

再次，通过领导农民开展农村革命武装斗争，推翻乡村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使农民翻身成为土地和工农民主政权的主人，实现农民地位由奴隶向主人的转变，这是对近代中国农民最根本的改造。发动农民进行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翻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主义，使广大贫苦人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深刻地知道，“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8］（P631），因而，他认为只有把几千年来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从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农民进入消灭剥削的新社会，才能根本改变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

最后，通过将农民在生产上组织起来，发展集体农业和合作社经济，将落后的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转变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民生产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时，就多次提及要将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开展互助合作、发展农业合作社经济，使“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地位”［2］（P133-134）， 造成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中国这样一个遭受国内外反动阶级长期的剥削掠夺，长期遭受战争破坏且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无法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先进技术和工具的农业国家，要推动农业的发展和繁荣、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在革命形势十分紧张时期，技术条件和资金条件都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只有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集中组织起来，发挥规模效应，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进而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保障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物资供给。

三、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对中国革命新道路开辟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揭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动力和保证等根本性问题，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近代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主要解决的是为什么说中国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和依靠，构成了毛泽东农民革命观的立论基础。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对中国革命动力问题的回答，明确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阶级是除无产阶级外最具革命性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

中国革命主要是以农民革命的形式出现的，本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走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一是中国革命的主力构成是农民，一方面农民占近代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阶级的中国近代无产阶级大多也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联系。因此，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到农村中去，发动农民参加革命。二是中国革命的战略依托在农村，农村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环节，革命力量扎根农村可以获得有利的地理条件作为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缓冲，并可以获得农村相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提供的较为充足的物质供应。然而，要在农村发动农民革命，就必须通过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废除或减轻封建剥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及加强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地位、改善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而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从这个层面来看，农民问题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都与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因而中国革命的战略中心应该转移到农村，做好在农村长期经营根据地和开展持久战的准备。

（二）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指明了近代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近代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主要回答的是在革命战略重心转移到农村后如何走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的具体策略问题。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指明了中国革命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又化解了党内关于革命道路的争论分歧，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构成了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关键部分。

首先，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回答，明确了中国革命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中国革命要立足农村，作为中国革命的战略依托，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开展持久深入的游击战争，同时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明确反对党内军内存在的不愿意做艰苦的政权建设工作的流寇思想，要求必须坚持在农村这一相对稳固的革命基地中打持久战，逐步积蓄革命力量。这是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敌人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与农民大众的力量相比却是有限的，敌人虽然控制着城市，但其维持城市运行所需的农副产品来源于农村，城市之间的交通线经过农村，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可以实现农村分割城市、农村包围城市，使反动统治阶级陷入广大农民战争的洪流之中，逐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待到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后再攻打城市，进而夺取政权。在“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这一总的革命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提出了具体的革命战略战术，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

其次，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回答，化解了党内在中国革命战略方向和重心上的争论分歧，统一了全党思想，起到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中国革命应该走苏联式的“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之争。由于缺乏革命实际经验，中国共产党曾一度效仿苏联的“城市中心论”，盲目组织城市工人暴动和进攻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大城市。毛泽东也曾受到“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三次进攻长沙均遭失败后，才开始质疑苏联经验在中国革命的适用性，然后果断地将革命队伍引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农村，建立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在当时党内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等指责毛泽东犯了“逃跑退却路线”的错误。然而，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2］（P103）。 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反“围剿”战争的初步胜利，党内开始出现关注、赞同毛泽东意见的声音。1928年，中共六大在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同时，也肯定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是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并没有得到清除，这一时期党内的主流意见是城市工人武装暴动为主、农村红军只是配合攻打大城市，实质上仍未摆脱苏联经验的影响。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并不切实际地照搬苏联革命经验，采取宗派主义的党内斗争方式，无情打击和排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革命路线的同志，其严重后果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系统回顾了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党内在革命道路和军事战略上的大争论，批评了党内机械照搬苏联经验的错误，并在以农村作为革命战略依托的基础上提出了采取积极防御和实施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符合农村革命斗争实际的战术战法。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的战略思想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成功运用，检验了这一理论符合近代中国革命实际。这样，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比较中，党内大多数同志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并逐步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正确革命路线的指引，从而稳妥地解决了党内长期以来在革命道路上的分歧和矛盾，统一了全党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思想认识，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最后，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表明一个国家的革命道路只能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来选择，不存在唯一的革命道路和模式。

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道路 “之所以堪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原因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前提下，将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不断积累、创造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15］（P6）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规律和生产力标准分析阶级社会的各阶级性质时，指出农民阶级具有摇摆性和保守性，不是完全革命的，他们不将农民阶级作为未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最革命的力量，农民阶级是随着无产阶级发动革命逐渐深入取得一些成果后、见到有利于自身利益而逐步加入到无产阶级开展的革命中去的。因此，他们一方面承认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可以联合的 “人数最多的同盟军”，但另一方面又把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主要地定位为配合者的角色。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定位和作用常常被误解，出现了把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与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正因如此，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向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及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时，党内和共产国际一些人指责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基本原理。这就犯了不以地点、时间和条件为转移地机械套用 “把领导者等同于主力军”的错误。

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学说的基础上，结合俄国的实际国情，通过组织工人进行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并联合农民和士兵，取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出了一条在反动统治阶级的中心城市开展武装革命、一举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是对于中国革命而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2］（P187）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农民占据社会阶级结构的主体，这决定了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8］（P542）。 毛泽东敏锐地观察中国国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果断放弃苏联以产业工人武装暴动为主、农民和士兵配合的“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转而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广泛发动农民参与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超越了传统的城市无产阶级暴动的革命路径，并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取得了成功，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果断从“城市中心论”转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又是一种历史的进军。 ”［16］（P407）

（三）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回答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保证问题

这主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必须坚持和怎样坚持无产阶级对农民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式农民革命的关键标志。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对中国革命保证问题的回答，厘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旧式农民战争的区别，使中国革命避免了陷入封建时代农民革命最终失败或革命胜利后再度封建化的历史周期律。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农民战争是旧式的农民革命，具有明显的盲目性和自发性，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农民革命领袖在革命发动起来以后大都封建化，要么在战争胜利以后演变成为新的封建地主阶级，陷入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要么在革命过程中被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而陷入失败。马克思主义承认农民阶级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重要作用，但又从根本上指出农民阶级并非是人类社会最先进、最无私的阶级，农民阶级同样具有自身的阶级局限性。由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构成大多来自于农民，农民阶级自身存在的小农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带入到党内和军内，从而影响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战斗力，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的“八月失败”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因此，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避免走旧式农民革命的老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单纯的农民革命，而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毛泽东严格区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旧式农民革命。在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但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从根本上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式农民革命，这就使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已不再是封建时代自发性、盲目性和流寇式作战的旧式农民革命，而是具有坚强领导核心、科学理论指导、明确革命目标、严明革命纪律、崇高革命理想的新式农民革命，这就将中国农民阶级为主体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毛泽东十分强调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并把党的建设视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认为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传统旧式农民革命的关键标志。毛泽东十分重视总结历史上农民战争要么失败、要么被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要么再度陷入封建化后又被新的农民起义推翻的历史周期律的经验教训，因而特别强调加强对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建立起了比较完整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开展对以农民为主要来源的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并把它作为整风运动中干部和党员的学习材料。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把进入北平比作“进京赶考”，并明确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7］（P469）。 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力图使中国革命走出旧式农民战争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来源于毛泽东领导和参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同时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具体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深化和完善，不断经受革命实践的检验，从而完整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准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系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道路和保证这三大根本性问题。正是在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革命道路不断巩固和发展，推动了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必然性，提供了在农村开展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突破了苏联“城市中心论”和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和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与道路的认识自觉，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