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众多中国文化传播路径中，美国华裔文学叙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产这一路径不容忽视。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从叙事结构、叙事修辞、叙事伦理和叙事向度四个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逻辑、文化符号、文化场域和文化向心力进行了再生产。当代美国华裔文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维度，彰显了文学叙事与文化的创伤疗治功效，对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和现代生命力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传播中国文化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众多中国文化传播路径中，海外文学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这一路径不容忽视。以美国华裔文学为例，美国华裔作家用英语讲述华裔群体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流散经历，并从中国传统文化、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汲取创作素材，赋予作品独特的异域色彩。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创作进入空前繁荣期，陆续摘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小说奖、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①。华裔文学被写入美国权威的文学史和选集②，跻身美国大学文学课堂，成为海外阅读群体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美国华裔作家在作品中融入中国文化书写时，对中国文化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如20世纪70年代轰动华裔文坛的“赵汤之争”，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改写问题形成两大阵营。现有国内研究则更多关注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取向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曲解或误读。诚然，美国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改写策略势必会影响海外阅读群体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然而，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改写现象并不能完全回避或被予以排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质是一种文化再生产实践。

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简克斯（Chris Jenks)提出了文化的动态观。他认为：“文化是一个过程，是不断发生的、逐渐形成的，并以再生产的形式得以延续。”［1］(P3)美国华裔文学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为创作素材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通过文学创作对中国文化进行再生产、激发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生命力的积极实践。20世纪70年代，法国当代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首次提出“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这一概念。在《教育、社会和文化中的再生产》一书中，布尔迪厄提出：“所有的教育行为，从客观上来说，都是一种符号暴力，是强制权力施加的一种文化强制。”［2］(P5)在布尔迪厄看来，教育体系通过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形式与社会统治阶层的文化形成合谋，对该阶层的文化进行再生产，从而确保该阶层文化资本和权力的持续主导地位，进而促进社会等级结构的合法性。虽然布尔迪厄是从教育领域来阐释文化资本和权力的再生产，但是他构建的以特定场域为观测点、以文化形态为内容、以话语形式为媒介、以揭示再生产逻辑为旨归的文化再生产研究路径，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再生产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因此，对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化再生产研究不应仅关注文化真伪性问题，而应更多关注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再生产的内容、媒介与旨归。本文基于“文学叙事与文化再生产”命题的探讨，以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叙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产为研究案例，尝试探讨美国华裔文学场域中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以叙事为媒介得以再生产，从而揭示文学叙事与文化再生产的逻辑图式。

一、叙事结构与文化话语逻辑再生产

文化在交流、传播和延续过程中必然要借助口述、文字、影像、图像及符号等不同媒介经历再生产。在文学作品中，文化再生产主要通过叙事得以实现。文学作品对文化的再生产性叙事通常蕴含两个层面：一是对文化表征及具象形态的客观描述性呈现，二是对文化内在逻辑及内涵的创造性重构，两者构成叙事的浅层表征和深层结构。叙事的浅层表征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叙述结构，而深层的叙述结构必然有一定的话语逻辑和机制作为内在驱动。

当代美国华裔作家在叙事中融入大量的中国文化书写，且呈现出一定的选择倾向。首先是对中国文化不同于美国文化的异质性的选择性书写。极具中国元素的祭祀仪式、葬礼仪式、饮食、吃茶、骨血和器物等文化符号凸显了中国的孝文化、根文化和伦理文化。美国华裔作家既巧妙地发挥族裔作家创作的文化背景优势，也迎合美国阅读群体对异域文化的期待视野和猎奇心理。其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生存哲学这一实用性层面的书写。美国华裔作家对华裔群体的生存维度叙述较多，这与美国华裔群体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美国政府长达60年之久的排华法案塑造了华裔群体强烈的生存意识和独特的生存模式。唐人街社区的物理景观和人文景观全方位展现了华裔群体的社群生存模式、家庭本位意识和根文化情结。华裔群体在异域文化中的孤立感迫使他们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生存和实用哲学。如伍慧明小说《骨》中，大女儿莱拉反思道：“‘三藩’就是我们家最具历史的地方，是我们的起始点，是我们新的中国。”［3］(P2)雷祖威小说《野蛮人来了》中，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和仪式文化成为纠正斯特林偏执思维模式、挽救家庭危机的一剂良药。最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性层面的关注。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只有道德，中国是一个“以道德代替宗教”［4］(P108)的国度。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决定了其对“忠”“孝”“礼”“和”等核心概念的重视。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安美的母亲为了尽孝，亲自剜肉炖汤给其垂危的母亲服下。李健孙小说《支那崽》中丁凯信仰孔子的克己复礼、尊重礼仪和契约关系，极力捍卫家族的荣誉。这些浅层叙事表征均从不同层面展示了以根文化、家庭本位主义和伦理道德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代美国华裔作家多为华裔第二代移民，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多数来自于父母的回忆与讲述。因此在文学创作中，美国华裔作家并没有沿袭中国乡土及风俗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细致入微的临摹式描写，而始终是以一种观看者的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性叙事。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采取自传体或讲故事的形式，以家庭叙事为载体，以主人公的认知成熟和心理成长为叙事主线，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反思渗透其中，故事多以质疑和困惑开始，以理解和顿悟结束。

这种反思性叙事结构既非强调对中国文化的真实再现，也非对文化价值观进行道德判断，更非凸显其艺术性进行文化狂欢，而是体现了“演”与“看”的视觉话语逻辑。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指出，每种文化背后都蕴藏着一套由某一种认知意向衍生的分析架构，“能够使我们‘看到了’其他的分析架构所不能看到的‘现象’”［5］(P4)。华裔二代作家多受美国文化价值观和认知模式影响，因此，在他们眼中，父辈们对中国文化的讲述及文化实践具有表演性，而他们惯以观者的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认识、对比、反思与选择性接受。“将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和翻译，是文化超越的一种体现。”［6］(P68)詹乔指出，在研究美国华裔文学时，应该研究“在情节建构中有多少文化借用因素，有多少是作家本民族积淀下来的文化因素，有多少是在民族对话中产生的新的因素”［7］(P33)。基于视觉话语的反思性叙事结构以“内置之眼”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进行反思性呈现，将叙事聚焦于中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过程，实现了对文化话语逻辑的再生产。

二、叙事修辞与文化符号再生产

如上所述，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偏重对以根文化、孝文化和伦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叙述。在叙事深层结构层面，反思性叙事蕴含视觉话语逻辑。在叙事修辞层面，互文性隐喻的构建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再生产。

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中的根文化是最强烈最持久的。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重视生命、民族和社会价值的延续。香火观念、血缘意识、宗族意识、裙带关系、乡土情结都是中国传统根文化的符号表征。然而，美国长达60年的排华法案与禁止种族通婚等法律给华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形成华人移民历史上畸形的“单身汉社会”，中国传统根文化中的香火观念、宗族意识和裙带关系在唐人街文化语境中遭遇淡化和断裂。不过，中国根文化中的乡土情结和落叶归根的意识却得到延续。薛玉凤认为：“中国文化之根在他们的脑子里早已根深蒂固，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唐人街封闭保守的生活环境也为他们延续中国文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8］(P51)

美国华裔作家不约而同地以“骨”为互文性隐喻，形成根文化的符号再生产。华人坚信去世后只有将遗骨埋葬在家乡，他们的灵魂才能安宁。汤婷婷小说《中国佬》和伍慧明小说《骨》中，祖父和梁爷爷临终前都嘱托要将尸骨运回中国，这样才有子孙祭祀，不至于成为孤魂野鬼。伍慧明在一次采访中说道：“‘骨’对我来说似乎是形容移民不屈精神的最好比喻。这本书的题目就是为了纪念老一代人把遗骨送回中国安葬的心愿。我想记住他们未了的心愿。”［9］(P88)

相比而言，传统的孝文化符号在美国华裔文学中不断淡化。如中国传统孝文化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在伍慧明的小说《望岩》中，杰克的女儿维达却选择未婚结扎终止自己的生育权。在中国文化中，子女对待去世的父母应该做到“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然而华裔文学关于葬礼仪式的描写中，中国式葬礼习俗和程序呈现出杂糅性、简约性和未完成性，表现为仪式空间的缺失、仪式时间的浓缩、仪式程序的简化、仪式角色的缺失等特点。如伍慧明小说《骨》中，利昂没能实现他契纸父亲梁爷爷的遗嘱，将他的尸骨运回中国。中国家庭孝文化强调“父母之命不可违”，然而美国华裔二代却从小受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对中国式父母权威的反抗随处可见。尽管如此，美国华裔文学依然通过“心的皈依”这一互文性隐喻对中国孝文化符号进行再生产。美国华裔文学在叙事上呈现出模式化，多以对孝文化的不解和质疑开始，以接纳和理解结束。如《骨》中，莱拉最终选择离开唐人街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她同时意识到“我相信稳固不变的东西，相信藏在心里的秘密是我们的港湾，就连我们之间那些无法说出的话，都是衡量我们是否忠于对生者与死者诺言的标尺。”［3］(P227)因此，“心的皈依”在华裔文学作品中作为孝文化的再生产符号，摒弃了实践层面和道德层面的要求和约束，转化为对中国孝文化的一种领悟和心理接纳。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包含“忠、孝、仁、爱、信、义”等道德准则以及道德作用等命题的探讨，构建集人与天理、国家、社会、自然、家庭和他人多重道德关系和秩序的体系。美国华裔文学将中国饮食文化作为隐喻性符号，对中国伦理文化进行再生产。如《骨》中，“妈”在丈夫利昂每次出海回家时都会准备一桌饭菜，时不时嘱托女儿喝一些进补的汤，她则在厨房啃剩下的骨头。《野蛮人来了》中，斯特林母亲在丈夫生病的时候坚持做一桌好饭，即使大家没有胃口，也要坚持一起吃饭，并坚持为患癌症的丈夫购买中药熬药。孙隆基认为：“中国人的烹调术就明显地反映出‘和合性’。甜与酸、苦与辣、腥与淡，可以彼此做阴阳调和。”［5］(P129)进食在华裔文学中被仪式化，成为中国文化中夫妻之间以及中国牺牲式母爱的间接表达形式。伍邝琴的小说《裸体吃中餐》中，罗碧依靠象征着中国文化的中餐来维系身体和精神的养分。《野蛮人来了》中斯特林对中国文化的最终接纳是从他开始学做中餐体现的。

三、叙事伦理与文化场域再生产

叙事结构和叙事隐喻预设文化再生产的话语逻辑和符号，而叙事伦理则从文本层面对文化场域进行再生产，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内涵在叙事中得以实践。叙事伦理既指叙事指涉的伦理主题、内容和观念，也包含叙事过程中各叙事要素相互作用而生成的伦理语境。伍茂国认为：“叙事伦理要探究叙事的各种要素如何构成文本的伦理框架，叙事策略在何种程度上并且如何成为伦理行为。”［10］(P129)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对以根文化、孝文化和伦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预设了叙事中蕴含的明显的伦理主题和内容。在叙事过程中，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形成三种叙事伦理类型——生存伦理的家族叙事、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和情感伦理的历史叙事，借助文本对中国传统文化场域进行再生产。

生存伦理的家庭叙事在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是一种主导类型。美国华裔移民从中国移居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在异国语境中生存下来。华裔一代移民在美国多从事洗衣、餐饮、打零工等体力工作，家庭既是生活的空间，也是工作的空间。因而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华裔家庭生活的现实维度，并围绕生存为核心展开对各种伦理关系的探讨。如《望岩》中，杰克要想获得婚姻自由就必须去美国移民局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告发司徒，但是坦白又意味着自己面临不义的罪名和失去美国国籍的风险。《野蛮人来了》中，斯特林为了掩盖中国特性，拒绝做中国菜；但是因为他拒接做中国菜，最后被解雇。这种“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悖论叙事凸显了华裔群体伦理选择的困境。中国的伦理文化观念和美国的生存需要构成伦理困境的两极。

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凸显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体生命体验的伦理维度的思考和表达。如《喜福会》《骨》《望岩》《荣誉与责任》等小说中，多以一个家庭成员的视角来讲述与个体成长有关的故事，刻画人物在两种不同文化观念差异中所陷入的伦理困境。张琼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礼’或‘礼治’，注重人文主义精神，特别重视人伦关系，因此，中国式的‘互以对方为重’与西方的‘个人本体’、‘自我中心’的特点有较大的不同。”“过于重视人伦关系，华裔家庭的生活也因此具有其他族裔所没有的压力与道德内省。”［11］(P263)一方面，华裔二代渴望融入美国社会，追求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中国孝文化的服从父母、家庭责任、压抑自我的要求又给他们带来压力。美国华裔二代多在自由和责任的碰撞中反思和成熟，从行为上追求自由，从内心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最终在文本层面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和“内省”的文化场域再生产。

情感伦理的历史叙事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文化场域的再生产。如上所述，美国华裔二代多选择在内心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以想象的形式实现对中国根文化的认同和回归。如《喜福会》中，吴喜梅最后回到中国探望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妹妹，这种回归更多的是一种寻根的情感诉求。正如伍慧明小说《骨》中莱拉所意识到的：“我们藏在心里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心是永远不会移动的。”［3］(P228)中国的根文化在叙事中通过情感的回归实现了文化场域的再生产。在文本和叙事中，华裔群体和读者随着叙事的时间和空间，接受道德净化和洗礼，回溯华裔群体的共同历史记忆，构建了想象的华裔群体共同体。总体而言，三种叙事伦理类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构建了生存与尊严、自由与责任、分离与回归的悖论式伦理语境，对中国的根文化、孝文化和伦理文化的内核及维度进行重新思考，突出其“和”和“内省”的伦理诉求，实践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场域的再生产。

四、叙事向度与文化向心力再生产

文化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文化在现实生活具有启发性、指导性和实用性。在时下大众文化和世俗主义盛行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在现实层面不能对生活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势必会失去其再生的动力。当代美国华裔文学通过三种叙事伦理类型使以文本进行文化场域构建成为可能，也从记忆、生存和疗治三个层面拓展文本叙事向度，增强了文化向心力。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叙事的记忆向度是通过叙事时间来体现的，以过去为向度，有效地增强民族集体记忆。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多以回忆的视角强调华裔移民对美国经济建设和铁路建设所作出的贡献，聚焦美国移民法案构建的畸形的华裔社群生活、单身汉家庭、契纸家庭等。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华裔群体联系的情感枢纽。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是群体本位主义。群体在仪式中的共同参与能够唤醒对过去的共同记忆、对生命的敬畏、对天与人、人与人关系的重新思考，对加强群体的归属感和联结感尤其重要。如在《骨》和《野蛮人来了》中，葬礼仪式是聚合华裔群体的重要场域。在《骨》中，伍慧明论及在家庭悲痛时，华裔群体的抚慰是一剂安抚内心创伤的良药。他们懂得如何通过食物和话语来安慰彼此。华人群体的故国追忆和想象在此刻得以强化。仪式帮助人们从象征的维度形成文化集体记忆。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叙事的生存向度是通过叙事空间来体现的，以现实为向度，有效地成为华裔群体对抗现实生活的一剂药方。华裔群体的现实生活多囿于唐人街空间，华裔第一代移民多以体力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美国排华法案所造成的契纸家庭、单身汉家庭、坦白计划等历史问题成为华裔现实生活的写照。华裔群体生活的现实空间呈现出封闭性、重复性、固式化的特点。华裔历史的文化记忆与现实生活构成华裔群体的现实生活叙事。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叙事的嵌入形成与现实和世俗生活叙事的对抗。中国传统文化叙事以一种向心力将华裔个体的创伤记忆升华为一种民族集体记忆。中国传统文化的规范性、凝聚力和道德维度为华裔群体在面对创伤体验时营造一种仪式化的生存空间和心理空间。

与此同时，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叙事的疗治向度是通过叙事功效机制来体现的，以未来为导向，成为华裔个体和群体疗治心理创伤的药方。美国华裔群体的历史记忆充满着创伤性，而美国华裔文学也呈现出创伤文学的表征。美国华裔群体创伤可归结为几种形式。一是生存层面的无序感、不安感和焦虑感。二是精神层面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缺失。三是认知层面思维模式的固化和僵化。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美国华裔文学虽然充斥创伤文学景观，但故事的结尾多赋予主人公重生和救赎的希望，而这种重生和救赎的途径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创伤疗治功效的肯定与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庭文化的重视使华裔群体的受伤心灵得到抚慰。如《骨》中，莱拉即使对爸妈生活的不理解，渴望逃离“鲑鱼巷”，但是她同时认识到这里才是她的家，是一个让她感到安全的地方。在亲眼目睹妹妹安娜葬礼仪式对父母的疗治功能以后，莱拉意识到中国式仪式对华裔内心创伤的医治作用。正如洛蕾利斯·辛格霍夫所说：“仪式面向未来。仪式以未来为导向，能够释放能力，让人们充满自信走向并驾驭未来。”［12］(P23)

中国仪式文化叙事的符号化、象征化、视觉化赋予故事一种稳定的结构和秩序。在失衡的、扭曲的微观现实叙事中，仪式文化叙事抽象出一种向心的、宏大的神圣叙事。叙事层面共时结构的构建和历时秩序的梳理形成一种文学的叙事疗治。就内涵层面而言，中国仪式文化侧重群体意识，具有一定的伦理凝聚力，从象征的维度帮助人们对人生的大事进行回溯，用根文化、孝文化等纠正华裔群体固化的、偏执的思维模式。华裔群体在仪式中唤醒文化集体仪式，找到归属感，最终在不同力量和不同视角中建立一种平衡。《骨》以莱拉带着希望离开鲑鱼巷，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为结局。《无声告白》中，詹姆斯一家摆脱了女儿溺水死亡的阴影，鼓起重新生活的勇气。

五、结 语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中国传统文化书写为探讨海外文学叙事与文化再生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案例。当代美国华裔作家均不约而同地聚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文化、孝文化和伦理文化，尤其对以“和”和“内省”为伦理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场域进行再生产，充分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心力。相比于中国当代文学常用的见证与体验话语逻辑而言，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始终构建的是一种“观”与“演”的视觉话语逻辑和反思性叙事结构，这与当代美国华裔作家的两种文化经历密不可分。中国当代作家在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再生产多偏重细致入微的现实主义的呈现，而当代美国华裔作家因受生存空间、种族歧视的语境、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影响，更倾向采用“骨”“心的皈依”和“食物”等叙事修辞，更多地从道德层面而非完全实践层面延续中国传统根文化、孝文化和伦理文化的核心内涵。美国华裔群体始终要面临生存伦理、自由伦理和情感伦理的多重困境，这种内心与行为的时而分离是美国华裔群体在伦理困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折中主义式的文化再生产。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伤疗治功效在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得到创造性的再生产。美国文化倡导的个人主义无法为华裔群体提供一个疗治创伤的良药，而中国传统根文化、孝文化和伦理文化的“和”与“内省”的伦理内涵在此时成为华裔群体对抗现实生活、医治心灵创伤的一剂药方。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创伤疗治功效的肯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常见，这或许与美国华裔群体独特的创伤经历和流散体验密不可分。生存的艰辛、文化的冲突、融入的艰难、歧视的压力，促使美国华裔群体更加需要一种文化来疗治内心的创伤。文学叙事对文化再生产的命题探讨验证了文化的动态机制，强调了文化在再生产过程中经历的承继、断裂与再创造。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叙事从叙事结构、叙事修辞、叙事伦理和叙事向度四个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逻辑、文化符号、文化场域和文化向心力进行了再生产，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内核和创伤疗治功效，对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和现代生命力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注释：

①如汤婷婷的小说《中国佬》（1980）获1981年国家图书奖和国家书评界奖；伍慧明的小说《骨》（1993）获1994年福克纳小说奖；伍慧明的小说《望岩》（2008）获200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伍绮诗的小说《无声告白》（2014）获2014年度亚马逊最佳图书第1名。

②如1988年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5年出版的《诺顿女性文学文选》和1998年出版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都收录与介绍了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