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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时间是贯穿小说创造悬疑与冲突的重要元素，热奈特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不对应性，叙事过程长短与发生时间的长度不协调性以及故事或某间段时间的重复性纳入探讨范畴，旨在证实这些非线性多元化的叙事更替隐性地烘托内容叙述，增加了文本的张力，多维地展现了作品主旨。美国当代南方作家鲍比·安·梅森运用时间策略充实《在乡下》的逃离主题，即灵活的倒叙方式使得历史与当下、南方与北方激烈的碰撞，张弛的叙事节奏彰显了人物的内心所向，而层层递进的重复则串联了主人公山姆觉醒的全过程。反转跃动的叙事时间策略向读者展现了表层故事之下的暗潮涌动，这使得中心表达更有指向性和层次感，作品也更具审美价值。

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的南方作家开始抛却传说，走出圣地。作为“最后的南方作家”［1］(P57),当代小说家鲍比·安·梅森以其常年居住的梅菲尔德小镇为原型，通过简约而立体的叙述方式构造出一个与神话背道而驰，平凡而真实的新南方。正如评论家罗伯特·布林克耶所说：“当代南方作家不是改变自己来适应地域，而是朝着更深刻的地方解读南方，以一种新的眼光和视角来透视和反思（当代）南方。”［2］(P17)贴近现实的生活琐事以及易生共鸣的人物经历使其作品“最精准地展现了当代南方的面貌”［3］(P7)，梅森也因此获得了美国艺术文学院奖、海明威奖、南方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等殊荣。然而，梅森的文学成就不仅仅在于大胆反叛传统、珍视当下的主题，更在于其巧妙而精湛的叙事手法，她认为“叙事与主题同等重要”［4］(P109)，且相生相随，即在“理想情况下，（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不可被排除（在作品）在外。我读书与写作的最大追求在探寻创作方法与作品的结合，故事最佳的叙述方式。我在意的是故事如何被呈现。只有叙事与故事完美交织时，作品才不会沦落成抽象的符号。”［4］(P109)梅森将这一理念运用于小说创作中，与主题暗合的叙事方法被赋予了形式之外的生命力，使作品更具张力。

作为彰显梅森写作风格的典范，出版于1985年的《在乡下》是其当前译本最多、影响最广、研究最集中的代表作，“发人深省的主题和卓越的叙事方式共同造就了这部经典之作”［5］(P174)。小说通过讲述南方姑娘山姆从安于小镇生活、笃信历史的浪漫主义者转化为了驱车北上、着眼当下的现实主义者的历程，展现了当代南方人对逃离崇尚历史，充斥着阴郁、沉重、百无聊赖的家乡的渴求。这一主题贯穿于整个故事情节，更渗透在叙事方式中，然而当前研究大多聚集于作品叙事空间、视角以及修辞等对主题的贡献，对叙事时间鲜有涉及。因此，本文以热奈特的叙事时间为旨归，展现梅森通过调节叙事顺序、节奏和频率，艺术性地再现其人物转型历程，张弛中隐含反叛神话的情愫，顿挫中暗流融入当代的情怀。

一、倒叙贯穿的叙事顺序

叙述时间是贯穿小说创造悬疑与冲突的重要元素，“取消了时间就意味着取消了叙事文”［6］（P76），所谓小说“时间”内涵了由小说叙事中明文标识的故事原始时间和行文中先后出现的叙事时间，即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早期俄国形式主义区别了叙事结构和叙述结构。然而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拓展了小说叙事的时间范畴，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他进一步细化，并最终将叙事顺序、节奏和频率归结为时间策略的主要考量，并将其与作品主旨表达结合，形成隐形的张力。

热奈特提出：“研究叙事的时间顺序，就是对照事件或时间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和这些事件或时间在故事中的接续顺序。”［7］（P16）此处对比了两种时间顺序，即故事时间顺序与叙事时间顺序，前者是单向度、固定不变的自然发展顺序，而后者为多维度、作者调配下的建构文本次序。虽然两者在传统作品中多有重合，但当代作品中却呈现剥离、非对应的关系，这呼应了法国阐释学家保罗·利科对两者非平行关系的解析，就是说，即便是最简单的故事（叙事时间）也是可以避开单一指向的线性时间规约（故事时间）的。这样，用叙事时间展现故事时间叙事，作品的线性时间便发生了扭曲，热奈特将这一打乱客观时间顺序的写作手法称为“时间倒错”。这种现在与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杂糅，不仅扩充了文本阅读时的趣味性，更强化了作品中心表达的复杂性。《在乡下》中，梅森避开了自然发展顺序，巧妙地以倒叙的手法展现时间的倒错。

《在乡下》的叙事架构就是以追叙的内容为主体，开端、结尾与倒叙处于不同的时间维度的整体倒叙。小说打破常规时序，一开始就是山姆带着祖母和舅舅离开霍普维尔小镇并行驶在通往华盛顿的公路上的场景，而至于为什么山姆决心“只要不是霍普维尔小镇，她住哪儿都行”［8］（P6），却在该章中只字未提。在没有任何情节铺垫下，山姆一行已经在“一系列事情”的终端。而后，小说第二章突然跳转回故事开端之前，以杰克逊的“胜利”和布鲁斯“生于美国”的巡回演出展开，在“这个夏天”里南方姑娘山姆在小镇的经历——感情破裂、家人疏远、生活乏味、寻根无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绝杀了山姆对南方最后一丝留恋，使其萌生了逃离的念头，回应故事伊始的悬念。到第三章后部再度跳回到现在，三人组到达越南战士纪念碑，旅程结束。通过整体倒叙梅森将丰富而积极的当下设为坐标，与随后出现的挫败与阴郁的过往形成对比，不断提醒读者历史与现在、南方以北方的反差，表明只有走出南方神话、以开放的态度接纳现世才是当代人顺应时代的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强调倒叙的时间幅度，梅森以离开小镇为界限，北上之后为现在时，而倒叙的南方叙述采用过去式，形成了由两端现在时夹裹中间过去式的整体叙事结构。如此混乱的时态表面上致使叙事时间杂乱地纠缠到一起，毫无“顺序”可言，然而这正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她认为，“现在时的应用可完美的与当今时代结合”［9］(P469)，“现在时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吻合了我们20世纪末期的所能和所不能”［9］(P460)。选择现在时描绘山姆北上的场景为读者呈现了动态的、正在进行的情节，以未知的发展轨迹消解了人物与当下的距离，而与之相反的过去时因其象征叙事内容的完结，与存在于当下的山姆产生隔阂，这样，将其与包含着回忆的南方生活隔离开来，因此，时态在梅森作品中不仅仅是简单的时间表达，更蕴含了人物与故事的亲疏关系和情感取向。这种时态变换为标识的整体倒叙更隐含了消解神话、回归当下的主题，使得源于过去，贯穿当下的寻根之路在不同的叙事时间中演变出截然不同的内涵意义。在回顾过去的倒叙中，山姆对父亲经历的痴迷实质上“通过接触禁忌的历史来建立与父亲死亡的关系”从而“分享父亲的记忆”。［10］(P10)这正是赫希提出的“后记忆”，即年轻一代通过内化老一代的经历，产生类似于“记忆”的共鸣。这在南方神话中极为常见，福克纳、泰勒、沃伦等对昔日种植园的眷念与怀念多是其祖父辈记忆的复刻。对历史的执念和信奉是驱使山姆追随父亲的动力，然而当她从这倒叙的追溯跳转回粘连第一叙述时间（文本开始时间）的当下时，山姆竟意识到所有的探求最终不过是一个叫作“德维恩·E·休斯”的冷冰冰、毫无内容的名字，就像她偶然发现的自己的名字一样，不过是“这堵墙的装饰品”［8］（P294）。与传统作品不同，对历史与记忆的探求并没有带来启发和顿悟，而是在山姆表面化的认知中成了无解的徒劳，历史的内涵意义被削平，一如梅森所言：“我根本不认为记忆是可信的，将其作为参考，应对当下时就更加不可靠了。”［11］(P94)正是将这种时代断裂观带入写作，梅森才会以时态表达情感偏向，而采用现在时为第一叙事时间也在“证明其人物与过去情愫的一刀两断”，“有走出过去经验的能力”。［9］(P460)故事以结尾的现在式回归开头的现在时，从结构层面将当下定位坐标轴心，倒叙时段的偏离最终还是要回归原点，彰显了作者对饱含回忆和历史的南方的告别以及对未知和延展的当下的融合。

此外，作者还在叙述中安插了父亲的越战经历、父母的短暂爱情以及祖父母的回忆等片段，而山姆的逃离与这些时段相交叉，情节从过去的过去、过去、当下甚至未来间来回跳转，呈现出碎片化特征。也正是由此，有学者认为梅森的作品具有后现代性，可以“打碎小说构图的整体性，切断事情的前因后果，造成空缺与断裂”［12］（P93）。扭曲而杂乱的时间造成的“空隙与断裂”，平面地并置了当下与过去、现实与故事，从而造就了百纳布般的艺术效果。梅森对往事的穿插和叙事似乎并未推动故事的走向，正是对这琐碎凌、乱切断关联的事件的重塑，让读者意识到山姆的逃离实际上早已潜伏在她之前的生活中。父亲的战地书信、祖父母的回忆以及老兵的言谈不断叠加，使战争的正义性、父亲的英雄气概以及南方人对故土的眷恋都在这些闪现的时段中被异化。

《在乡下》的倒叙以一种近乎蒙太奇的手法打乱了故事发展顺序，文中以整体倒叙为主，辅之以局部倒叙，自然地杂糅了漫长的过去和进行的现在，使得故事脉络可以自由地穿越叙事空间。一方面局部倒叙通过拼贴零散的碎片扩大信息量、丰富作品内容，每次闪回与重现其实都是在消解“化身为父亲形象的罗格斯”［13］(P199)，结构性的时间断层使得作品不仅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平淡直白，更是在形式上强调了山姆的自我觉醒。爱丽丝·约翰逊将《在乡下》中山姆的探求分为两部分，即基于当下经历的主动认知和建于“父亲身份”的被动定义，两者虽然时间上具有延续性，然实质并无强烈的因果或继承关系。叙事时间的穿插与断层恰好从故事之外弱化了顺时叙述带来的自然关联和顺接，使得开篇即是的主动认知先入为主，且不断与之后失利的被动定义对比，更加凸显了南方人抛去历史，主动把握当下的必然性，因为“《在乡下》毕竟是关于山姆自我身份定位的故事”［14］(P2)。

二、张弛相间的叙事节奏

由于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无法完全重合，因而时距的变化多由叙事速度快慢或停顿等展现，常依托于概述、场景、省略和停顿四种形式。这四者相辅相成，相互穿插，使作品在一张一弛间呈现变换的节奏，形成文本的独特风格，热奈特强调“作品不能缺少非等时叙事，或毋宁说（因为这实为不可能）不能没有节奏的效果”。［7］（P54）其中，概述和场景都包含有效的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其中前者叙述时间小于故事时间，后者反之，由于“小说叙事的基本节奏通过概要和场景的交替来确定”［7］(P61)，因此这两者在控制作品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乡下》中，梅森正是通过灵活地运用概述与场景，展现了较为戏剧性的小说节奏，进一步强化了山姆逃离南方的主题。

由于缺乏相应的故事时间，故而停顿，尤其是描写停顿常被认为是在减缓和悬置叙事速度，然而，热奈特却认为三分之一以上的描写都属于“反复类型”，即“与故事的个别时刻无关，只与一系列类似的时刻有关联，因此丝毫不会放慢叙事”［7］（P63），进一步指出“描写绝非叙事的停顿”［7］（P67）。这一形式停顿中的推进在《在乡下》中得以印证，梅森一反极简主义写作宗旨，对南方环境近乎冗长的描写使读者在暗潮涌动的叙事延展中完整地捕捉到山姆的情感活动和态度。例如，为还原父亲经历，探寻历史，山姆曾在昆虫泛滥、沼泽遍地的卡伍德池塘过夜，“她想通过恶劣的池塘自然环境来与（父亲）‘在乡下’的危机感产生关联”［15］（P108），在她进驻这个潮热肮脏的池塘时，作者就进行了一次描写停顿“昆虫数量激增，似乎它们正在她四周的空气里交配繁殖……一根根柏树根上竖起的树膝插满了沼泽，有的甚至从小路上伸出来”［8］（P256）。在这段描述中，虽然串联故事主线的显性叙事时间几乎被悬置，然而故事的隐形叙事并非由此中止：池塘危机四伏、脏乱无比的样态使得山姆心生厌恶，走路也如同“避雷”一般，主人公的感知和衍生出来的态度催化甚至加速了其逃离南方的意愿。然而，对卡伍德池塘并非是唯一的一处南方场景描述，梅森多次在小说中描写南方破败而污秽、原始而颓靡的状况，这一环境症候的出现表面上打断了故事进展，使人物行为出现了空白区域，实际上并非如此,“环境与场景的描写是渲染性叙事进程刻意铺垫”。［16］（P84）这些沉闷环境的叠加一方面逐步深化山姆对南方的厌倦，驱使其拓展生存之地；另一方面，随处可视的粗壮的树根与丛生的枝须也是山姆身处南方泥淖不得解脱的精神生活写实。山姆在南方的生活一如这些萧条的景观，沉闷、压抑、混乱，尤其是她探究历史时更如同这些杂乱而又被禁锢的树木，这些都预示着南方的衰亡。作为山姆临行前最后一处被描述的景观，卡伍德池塘犹如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击垮了她对南方的希冀，也正是这次“精神的崩塌和彻底的绝望，使得她（山姆）能成功地解决（如何探寻身份）的问题”［15］（P107）,即停止无谓的挣扎，走出南方。

相对于对主人公死水般南方生活的描述，梅森在叙述其北上经历时多采用的是比故事时间略微紧凑的概述。梅森走马观花似的叙述了山姆一行上高速、加油、住宿、修车、吃饭等几乎所有的经历，虽然她事无巨细，统统列来，但基本上没在任何一处逗留，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式地划过，这段时间犹如上了发条的时钟，新鲜情景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而在这一跃动的节奏带动下，读者似乎也和山姆一起疾驰与公路上。梅森以概述的方式来串联山姆的北上之旅隐含了深刻的后现代浅表化理念，即是事物是表面、无深度、缺乏内涵的。［17］(P440)基于这种表面化的认知，梅森用压缩、跳转的概述呈现行走中的流光溢彩，在加速的动态推展中，使山姆来不及停下思忖，更来不及回头反思，从而摆脱了深藏于表面之下的宏大叙事。梅森推崇这一无深度的直观体验，认为“直观的就是真实的”［18］（P13），因而她笔下的山姆悟到“在路上，一切显得比以前更加真实”［8］（P6）。该“真实”演绎了浅表思潮下的真理观，“现实就像印刷它的纸张一样薄。图像下面或背后没有任何东西,因此没有隐藏的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的真理”［19］(P19)。山姆之所以感受到路上的一切更加真实是因为她抛却了景观的内涵意，平面表象即为所有，梅森通过对山姆行程的概述，将生机勃勃，整洁明亮的外相等同于北方，以直观的美好为山姆的逃离找到归宿，通过概述明快的节奏寓意山姆忘却探寻时舒展的精神状态。

叙事的节奏切换不仅可丰富作品表达形式，提高文本的审美价值，更能和故事情节呼应，深化其主题内涵。小说中，山姆从安于生活到感知压抑再到无处躲藏直至离开南方，其中与南方沉闷生活和传统的冲突是整个故事的最强音，而梅森却在叙事节奏上制造出一种迟缓甚至停顿的效果，与故事高潮到来时的紧张感之间形成了一种节奏上变化，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作品中散发出的躁动和不安情绪，增加了叙事的张力。而逃离南方后的叙事却以概述的方式历数北方的富足和开放自由，此时山姆和南方激烈的对抗被缓解，故事节奏趋向平和，这为山姆“北上之路皆为家”［3］（P13）的心态埋下了伏笔。不同节奏的交替将人物隐性的内心斗争和情绪感知明晰化，以叙事形式迎合故事内容，在忽缓忽急、一张一弛间展现了山姆逃离南方的迫切性与必然性。

三、重复中递进的叙事频率

频率是指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中叙述的次数的关系。［7］(P57)它可以是一次讲述发生过一次的事，可以是重复若干次发生过若干次的事，也可以是重复几次发生过一次的事。重复意味着强调，使读者在其再现时产生熟悉感，进而深化对重复事件的认识，更加透彻地领会作品隐含意义，这时，作者既退场，不予读者显性的主观评判和导向，又全知全能，树立隐性叙事权威。梅森以不同频率推进故事进展，层层递进，串联了山姆摆脱南方的整个过程。

由于单一讲述一次性发生的事件时偶发性的，不具代表性，故而向来不是叙事研究的关注点，然而，《在乡下》的单一叙事却出现了重复的强调效果。梅森在整本书中不停地历数山姆接触的流行乐、娱乐节目和品牌名称——摩城唱片、布鲁斯·斯普林斯廷、“今夜”、雅达利、吃豆姑娘等几乎从不重复且大量出现，评论家邦尼·莱昂斯和比尔·奥利弗甚至在访谈中戏言“再过些年，《在乡下》可能到处都要注释了”［9］(P457)。这其实解释了梅森列举这些事物的浅层用意，即定位时间，之所以需要注释是因为梅森所列事物均是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产物，鲜明的时代特色意在拉近和当时读者的距离，“对（电视节目等）的不断重复使得当前读者更易于熟悉作品。在看节目中获得的愉悦和认知可与（小说外的）观众产生共鸣”［20］（P63）。而梅森用意远不止于此，她将这些文化产物如商品般不加重复地间插于小说之中，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消费文化的极大丰富以及其对主人公生活的强势渗入。梅森欣赏这一文化对南方的改观，她坦言：“我的人物生活中充满了电视节目和流行乐，我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一现象”［17］（P13），她聚焦于对南方封闭性的瓦解，认为“电视将许许多多外界的信息与欢乐带入人们的生活”在这些与保守的农业文明迥异的消费文化启蒙下，“人们似乎更愿意走出去，去尝试新事物”［21］（P67），正是在充斥着解放与自我的流行作品引导下，山姆才感知南方的落伍与陈旧，决意出走。

相比于单一叙述，高频率的重复在作品中更易引发关注。盛行于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黑色幽默电视剧《野战医生》共出现11次，仅看该电视剧的场景就重复了4次，是山姆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元素，她甚至在布莱特上校（电视剧中人物）飞机失事时因震撼而多日坐卧不安，“对于她来讲，电视节目里上校的死要比自己父亲的死还要真实”［8］（P27）。该剧在作品中的不可或缺性使得其具备了穿引表面叙事的作用，从而“收看《野战医生》架构起了山姆和艾米特的日常生活”［20］（P63），也贯穿了山姆思想转变和逃离南方的全过程。小说倒叙伊始，山姆安于南方生活，常与艾米特和男友朗宁共度愉快“家庭时光”，第一次出现观看《野战医生》时，描述的是三人正聚精会神看电视的常态，此时传达出的幸福与牵挂使得山姆不忍离开小镇。而第二次观看时山姆与艾米特边看边吃晚餐，随后母亲艾琳来电，揭穿艾米特需要人照顾的欺骗性，催促山姆认清她在南方“操心”的事情其实和她“根本没有关系”［8］（P67），这也激起了山姆对滞留小镇必要性的质疑和对寻求自身发展与幸福的决心。第三次出现时山姆边看边做家务，此时她已移情别恋，但又苦于朗宁的殷勤承诺，她承受不住这种如“婚戒一样约束她不要太过分的东西”［8］（P133）。面对名存实亡的感情，心不在焉的看电视状态恰好印证了其内心的挣扎和不安。最后一次出现时只有艾米特在看，山姆却错过了。此时她退还朗宁戒指，终结情侣关系，尽管朗宁气急败坏，艾米特也责怪山姆太过绝情，山姆却坦言：“我挺高兴的，我终于可以开着它（汽车）去开始未知的生活了。”［8］（P229）山姆观看《野战医生》从全神贯注到三心二意再到完全错过的过程和其与朗宁、艾米特从其乐融融到产生隔阂到彻底分手的情感线路相呼应，朗宁和艾米特正是山姆留恋小镇的理由，是羁绊其离开南方的化身，然而伴随山姆对这两人本质认识的深化和她自我意识的崛起，这条情感脉络终究被消解，重复出现的《野战医生》也见证了山姆在对南方日渐消解的依恋，因为“重复的叙事技巧使故事从叙事表层走向碰撞主题的内核”［22］(P73)，梅森通过采取不断重复的叙事频率向读者全方位展示了山姆的内心转变，正是在精力逐次递减直至消逝的过程中，梅森揭示了山姆逃离南方的必然命运，如此一来，重复不仅使得叙事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感，还放大和强化了故事的主题。

《在乡下》中，梅森将小说中心聚焦在山姆与南方的疏离过程中，小说虽没有一句对南方的直接评价，却在不断的重复中深化了山姆对南方生活的失望以及对消费社会的接纳。一成不变的南方生活本是一个宏大的重复主体，这一伴随情感破裂、真理虚化等不断叠加出现，实则是作者有意引导读者留意传统思维包裹下南方的荒诞性，而空间重复的层层深化则暗含了主人公从无知到觉醒再到反叛的时间推演，在螺旋式深化过程中梅森既保持客观性描述又能聚焦中心，将山姆的逃离意愿在自然演进中显性化，使其北上便成了情理之中的结局。

四、结 语

叙事时间策略在梅森小说中具有了与主题呼应的功能和审美效果，《在乡下》中通过颠倒时间顺序、控制叙事节奏和频率，在简单的成长故事中折射出深刻的时代寓意，揭示了当代南方人打破承载传统和历史的地域束缚，融入开放浅表的当下势态的思想内涵。形式与主题的“有机统一”恰是梅森小说的主要特色，她指出“如果作品是关于旅程的，那么形式也必将呈现为旅行”［4］（P102），叙事时间的调和可以使作品“即便在意义并不明显时，听起来、看起来都恰到好处”［4］（P102）。《在乡下》中对山姆南方生活涉及的人与事都采用倒叙方法，以便时期逃离的故事更加简洁而深刻，一如热奈特所言“重复倒叙或者‘回想’倒叙……大大弥补了叙事伸展性的不足”［7］(P29)，山姆的日常生活细节、其与舅舅的生活家庭现状都为解释其性格和思想补充了信息，呈现出一个生活在窒息传统中、逐渐觉醒的少女，而其抛却神话、倏然北上的经历则是其逃离的预叙述。即便是在过去探寻父亲经历的事件中，也没有过多借助言谈与行动说明山姆对历史的失望、对父亲高大全形象的解构，而是再次采用时间错置，在过去的时间中穿插过去的过去，通过重复倒叙揭露历史的不可信，如此形成的三层叙述，都以倒叙的形式解释上一层叙述，形成了立体的美学效果。

此外，叙事节奏的变化更是打破了现实主义照相机般的视角，将反思性作家主观思忖融入其中。虽然身为极简主义作家的梅森秉持作者隐性化的观点，作品不仅不会出现大段评述，就连表示情感的词汇也少之又少，但其对山姆逃离的赞许之意却极为明显。小说对南方景象的描述几乎全部采用的是上帝视角毫无评判的陈述，其中还不乏有人试图改变而举行的舞会等活动，只是在颓废的背景中，这些挣扎更显寂寥。对于南方的优缺点，梅森并没有给出评判，而是通过景象的细节来引发读者与山姆的思想共鸣，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山姆在南方的困境以及北上的原因。如此，作品既克服了教条的作者主观引导，又丰富了故事内涵。

作为一种强调形式，重复高频的存在不仅让读者反复体会事件的意义，更能层层递进，展现人物抉择时的纠结与彷徨以及其思想转化的心路历程。《在乡下》的故事重心聚焦在山姆的逃离，然受写作风格和篇幅限制，她并未过多描述人物内心变化和态度，而是将其隐藏于叙事之中。山姆在南方生活的苦恼很大程度上与她对舅舅、男朋友的失望相关，由此斩断了她对家乡的直观情感。通过叙事频率的变化展现舅舅游手好闲、自怨自艾、凡事依赖姐姐、外甥女和女友的行为，朗宁过分殷勤、胸无大志、单纯幼稚的“妈宝”，引导读者留意主人公与他们的逐渐疏远，深知背道相驰，进而阐明了山姆逃离的原因。由此看来，小说中的重复不仅“在审美功能上唤起读者对具体时间的重视，加深故事在读者头脑中的印象”［22］(P75)，更能使小说“中心始终不离焦点”［22］(P75)，使读者在作者隐身的零度写作中找到其主题。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指出，传统叙事模式会极大地局限了作家的表达，而当代作品的“中断、转换和奇妙”则暗含了作家的价值倾向。《在乡下》中不论是过去的过去、过去、现在，都扭曲了线性时间，被重新组合。梅森围绕逃离的中心意旨，对山姆的经历进行切割和拼凑组合，使得探寻当下与历史、自我与他者（父亲）的故事相互穿插，形成对比，在隐性的叙事中展现出当代南方人打破禁锢，融入充满后现代元素的当下，以无声的呈现展现发声的觉醒，“他们（梅森、巴塞尔姆等）从不涉及心理描写”而是“把作品的真正含义隐藏在沉默和空白里”［12］（P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