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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金时代”著称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宗教主题是其创作的重要内容，拯救意识成为创作的动力与表达诉求。19世纪俄罗斯文学描写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彷徨与行动，记录了国家和人民的苦难生活，面对这些苦难，作家们在作品中探索各种拯救途径。俄罗斯文化中的拯救意识由东正教文化发展而来，在追求救世的同时，强调人的精神救赎。精神救赎要求抛弃物质世界的追求，走向信仰，实现人的精神自由，这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人追求精神自由的过程也是走向至善的过程，而人的精神完善是19世纪俄罗斯作家们所追求的目标。

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的整个精神能量都被集中于对自己灵魂的拯救，对民族的拯救，对世界的拯救上。其实，这个有关全体拯救的思想是典型的俄罗斯思维。”［1］(P51)作为社会文化精英的19世纪俄罗斯作家们就这样把拯救国家、民族和人民当作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因此，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读到的多是关于拯救的问题，有对俄罗斯国家的拯救、有对俄罗斯人民的拯救、更有对自己的精神救赎。19世纪俄罗斯作家们在作品中探索着拯救人类生活的途径，基于东正教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拯救意识，使俄罗斯作家们最终选择的拯救方式是精神拯救，即对人灵魂的拯救。

一、源于东正教文化的拯救意识

公元988年，俄罗斯接受了东正教，东正教与本土的多神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宗教文化。此后，东正教在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俄罗斯民族完全处于东正教及其思想之中。此外，在他们心中和身上没有别的——当然也不需要别的，因为东正教就是一切。”［2］(P64)在俄罗斯，宗教信仰的体现不在于形式上是否符合教义规范，也不在于口中是否宣称信仰上帝，而在于其行动本身体现出的宗教精神。宗教精神已经成为俄罗斯人的集体无意识，俄罗斯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将从这一集体无意识出发。可以说：“俄罗斯人或者与上帝同在，或者反对上帝，但是永远不能没有上帝。”［3］(P31)

俄罗斯文化是在东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俄罗斯哲学主要是从神学出发而来的宗教哲学，俄罗斯思想植根于东正教文化土壤，俄罗斯文学的基本主题也是宗教性的。关于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性，“很难说出另一个民族像俄罗斯民族一样，其十九世纪的全部文学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探讨宗教问题”［4］(P31)。在俄罗斯文学诞生问题上也有人认为：“俄罗斯文学……产生于个人和人民命运的痛苦和苦难，产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探索中。而这意味着，俄罗斯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宗教性的。”［5］(P77)以宗教为主题的俄罗斯文学，其文化精神自然也是宗教性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有“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弥赛亚意识”即救世主情愫，是缘自民族宗教的特有情怀，“普世主义”强调俄罗斯是拯救人类的民族。俄国知识分子受东正教文化的熏陶，他们的骨子里满是这种文化理念和使命感。整个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在自身的救世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基础上产生的为改造不公正社会现实、为解救劳苦大众、为世界人民的未来而甘愿承受苦难甚至献出生命的行为，都源于一种基督般的情感，源于“我”对“他者”的爱，这是“弥赛亚意识”转化出的一种“责任”。［6］(P12)俄罗斯作家作为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本着这样的宗教精神进行创作，在他们的作品中书写着对世界的拯救。

在俄罗斯东正教文化里，拯救的内涵有明确的所指。东正教文化中的拯救是精神的拯救，是由神完成的事业。同时，俄罗斯宗教哲学中认为人身上具有神性，人类能够通过信仰转变为“神人”，从而与上帝在一起，当人成为“神人”走向上帝，人就获得精神自由，来到了上帝之国，也就实现了自我救赎。在这里，获得精神自由是最终目标。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看来，人不该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人除了有一个外部表现，还有一个更为深邃的空间，即人的精神世界，精神才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表现，因此，精神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努力目标是实现精神自由。这种精神自由是与上帝在一起而实现的自由。他们所言的上帝与宗教教义中的上帝不是同一含义，不仅是指耶和华，在宗教哲学家这里，上帝是精神，上帝是存在，上帝实际上就是人自身，上帝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内在于人的。这种自由与物质世界是隔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的宗教大法官的故事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充足的物质保障背后是人真正自由的丧失，人处于被奴役中。人总是容易受到物质的诱惑，只要有物质的存在，精神自由就难以实现，真正的精神自由的追求者，往往是抛弃物质生活，这样的精神追求者在俄罗斯文化史上可谓人数众多，身份各异。俄罗斯文化中的精神自由追求在抛弃物质条件的同时，还是在宗教层面追求至善的一个行动过程。东正教文化含义下的拯救是一种弃绝物质条件的精神拯救，灵魂拯救。

受“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影响的俄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认识世界，而是试图改造世界，解救民众。19世纪俄罗斯作家们属于俄国知识分子的行列，同样渴望展开拯救行动，于是，在他们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形象以及他们的救世行动。

二、精神拯救：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的终极理想

在俄罗斯宗教文化中，人的获救需要唤醒人身上的神性，而在人的神性唤起过程中，需要一个媒介，这就是亲身体验苦难或者是通过苦难承受者的精神力量感召。“一个民族的宗教理想形成于其对上帝的十分个人化的观点，形成于其对基督的艺术的、圣像式的想象……同时也有一位俄罗斯的基督，这位基督在福音中与卑贱者为伍，常和穷人、病人和受苦之人在一起。”［3］(P34)也就是说，在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基督与苦难、贫穷在一起，苦难是距离基督最近的，苦难越深重也就距离基督越近，因此，在俄罗斯文化中，苦难是被膜拜的。这种观念的产生源于，俄罗斯东正教精神强调人的内省性，从耶稣基督受难事件受到启发，把苦难看作神圣事件，认为没有经历过苦难打磨的灵魂是有罪的，苦难和贫穷能使人身上的罪恶得到救赎，从而走向上帝，恢复人身上最初具有的神性。［7］(P145-146)“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只有通过苦难才能学会第一次看到隐藏在他身上，并且构成他的内在本质的那个精神实在的伟大世界。”［8］(P278)苦难是实现精神自由的前提。在俄罗斯文化中，承受苦难并不完全是痛苦的，在虔诚的信仰者那里，苦难的降临让人欣喜，比如果戈理就把苦难看作上帝启示的征兆。人通过承受苦难，超越苦难，最终走向上帝，得到救赎，获得精神自由。

虽然俄罗斯文化在精神层面对苦难有独特的认识，但面对实际存在的苦难时，人们总是试图寻找摆脱苦难的途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就描述了这一过程。作家们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试图拯救他人的拯救者，同时他们也在寻求自我救赎之路。作家笔下刻画的是一些痛苦的灵魂，他们或因自己生活的窘迫，或因不满自己的贵族身份，心灵都处于煎熬之中。其中有些人是因为物质条件的不足而陷入生活的艰难境地，可在作家笔下，他们去努力争取的又并非完全是物质的内容，更多是精神的丰富。以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为例。他们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的小理想，想通过自己的勤奋与节俭努力实现愿望，如果戈理《外套》中的巴施马奇金，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他们有等待的快乐，有自由思想的快乐。他们还有很强的独立人格意识，追求个人尊严。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中的杰符什金，一个人过着清苦的生活，老实本分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就是他，认为自己在精神和道德上与别人是平等的，他的心和别人是一样的，他说：“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主人公又对人的精神自由问题展开了思索。“小人物”系列中的这些人社会地位不高，物质生活较为匮乏，但他们并没有努力去争取物质财富，他们渴求的是受到公正待遇，得到人格上的尊重。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物质贫乏虽让人们生活艰难，却不会击倒他们，给他们以致命打击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对于俄罗斯意识来说，重要的不是对待财产本身的态度，而是对生活着的人的态度。”［5］(P59)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还有两个重要人物系列，“多余人”和“忏悔贵族”。两个系列的主人公都出身于贵族，物质生活足够丰富，但他们的精神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他们活得压抑、无聊，试图寻找排解情绪的方法，可是浑身的力量不知道用在哪里，精神无所依托。忧郁的“多余人”们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困惑着。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通过与人决斗来释放自己的能量，在爱情问题上却又缺少足够的勇气。冈察洛夫笔下的奧勃洛莫夫则是躺在床上空想，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虽然一直在尝试各种事业，可总是失败，并且也缺少接受爱情的勇气。他们的个人生活在世俗意义上是失败的。凭他们的出身，他们很容易就能过上世俗意义的幸福生活，稳定的经济来源、相配的婚姻爱情，都是唾手可得。可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并非他们真正的追求，也无法解除他们心中的痛苦，他们需要精神上的满足，需要灵魂的丰富与自由。作品中的“多余人”们没有找到救世的方法，也没有实现自我的拯救。彷徨中的“多余人”也是当时俄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

“忏悔贵族”在救世方面较“多余人”多了许多的行动力。“任何一个西方民族都没有像俄罗斯民族在自己有特权的圈子里那样体验如此强烈的忏悔动机。独特的‘忏悔的贵族’典型被创造出来了，‘忏悔的贵族’意识到自己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罪孽，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的罪孽并在内心忏悔。”［5］(P58-59)由此，“忏悔贵族”们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为自己拥有的财富和地位而在贫苦人民面前感到有罪。他们在忏悔的同时，努力寻找帮助穷苦人的方法。在作品中可以读到，他们尝试在庄园进行改革，但贵族和农民之间天然存在的鸿沟使他们彼此无法理解，改革以失败告终。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地主的早晨》和《安娜·卡列尼娜》中都描写了这样的改革。《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也是因自己的出身和过去的行为而有罪感，到处奔走解救被他伤害过的卡秋莎，解救失败后陪伴卡秋莎去了西伯利亚。这些人因出身感到精神痛苦，想要通过帮助他人为自己赎罪，可是没有实现。他们不满意自己的出身，却也无法真正走进贫苦人的生活中去，他们处于无根的状态中。作品中“忏悔贵族”拯救他人的行动是失败的，但作者安排他们实现了自救，这种自救是在他们接触到福音书时达成的，在福音书中他们顿悟了，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还有平民知识分子进行的拯救行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薇拉按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创办缝纫工厂，试图拯救和指导民众的生活道路，只是这种描写总给人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感受。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还塑造了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拉赫美托夫，他作为职业革命家，走入民间，宣传大家起来革命，他本人为革命禁绝出于人本能会有的各种欲望。在书中，作者把拉赫美托夫作为优秀代表进行歌颂，他富有才华，是社会的精英，为了人们的幸福四处奔走，可今天读来，总觉得在他的身上少了一些“人”的味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也描写了革命知识分子，他们采用欺骗、暗杀、纵火等极端方式进行革命，“这些‘使人燃烧’的知识分子似乎‘燃烧’得有点过头了，成了不但可笑而且可恨的‘群魔’了。”［9］(P78)在当时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写不被接受。现在再看，就可以理性地思考许多了。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激进行为在20世纪初“路标”派的反思中也是重要内容，“路标”派认为他们失去了个人的独立意识，远离了宗教，失去精神自由，自以为是在拯救他人，实际上他们选错了拯救的方式。换种说法，也就是从“神人”变成了“人神”。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就是以“人神”的思想试图去拯救他人而使自己陷入罪恶之中，之后是受尽苦难的索尼娅完成了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精神引渡，使他获得了新生，索尼娅能够完成这个引渡，缘于作为苦难承受者的索尼娅虽然一点物质财富都没有，却有一本圣经。索尼娅说，上帝给了安慰和希望，给了她承受的勇气。在索尼娅身上，拉斯科尔尼科夫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从而对索尼娅下跪膜拜。

可见，在俄罗斯作家的描写中，通过外部的帮助试图去拯救他人都是不成功的，并且是越来越深地陷入痛苦之中，这些人最终获得拯救都是通过宗教的力量，在精神上获得拯救。也就是说，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对人的拯救都是精神层面的灵魂救赎，使人成为“精神的人”。“精神的人”是指人不被世俗事件的发展所左右，能保持自己独特的思想意识和立场。人能变成“精神的人”，在于人的精神中有神的意志，神的意志会影响人的意志。“真正的神的意志只在人的精神的不可见的深层起作用，它并不是强制地从外部影响它，而是相反，部分地建成真正的人的自由的本质，部分地以自己的内在魅力、自己的神赐的影响吸引人的意志。”［8］(P230)神赐的自由精神被震颤出来，人变“成精神的人”，人的灵魂得到完善，人也就得到了最终确证。

三、人的精神完善：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第二视力”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呈现的拯救方式不同，与作者自身所处的文化立场与思维层面有关。19世纪俄罗斯社会文化中有两个对立的文化立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的立场是走西方的道路，依靠理性发展前进，倾向于物质主义，通过强制手段把人引向“幸福”中去，斯拉夫派的立场是走俄罗斯民族自己的道路，经由灵魂拯救，让人自觉走向天国，在真正的精神自由中获得幸福。这里涉及什么是真正幸福的问题，即面包和自由的问题。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以斯拉夫立场居多，也有部分人站在西方立场，如当时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两派之间常有争论，19世纪40年代发生在别林斯基与果戈理之间的争论就曾被认为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

别林斯基很早就肯定了果戈理的创作，果戈理也把别林斯基当作好友和恩人，但后来发生的书信论战破坏了这份情谊。1847年果戈理出版《与友人书信选》。别林斯基对《与友人书信选》中“歌颂教会”“宣扬道德完善”的主题感到愤怒，接连写了两封公开信，抨击果戈理的立场，果戈理则写《作者自白》进行说明和辩护。关于书信选和两人的论争，已成为俄国思想史上的一桩公案，难有定论。当时，以别林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把作为思想家的果戈理和作为作家的果戈理区别开来对待，对作家的果戈理是维护颂扬的，对作为思想家的果戈理是批判的。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派仍把《与友人书信选》视为果戈理晚年思想的倒退，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但在官方，情况相反，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很早就得到认可，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信》在写成后的几十年里一直被列为禁书，直到1872年才得以公开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曾因朗诵此信而获罪。到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时期，情况发生逆转，别林斯基的信因其革命性而被称颂，果戈理的《与友人信选》则成为“反动著作”，甚至被禁，直到1952年才完整面世。苏联解体之后，戏剧性逆转情节再次发生，果戈理《与友人书信选》的宗教内涵越来越被重视关注，而别林斯基则遭到了抛弃。

学者刘文飞在梳理这场书信论战的全貌时认为这场书信论战，是性格的碰撞，是不同生活经历导致的结果，是不同社会立场的对峙，是思想者的交锋，更是与当时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派不同思想倾向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10］(P19-21)只是，别林斯基的文化立场较好判断，一般认为他是西方派的，而果戈理的文化立场则有多种看法。多数人认为果戈理的思想倾向是斯拉夫派的，弗洛罗夫斯基则认为果戈理是西欧派的，理由是他的世界观和精神气质整个就是一个西方人［11］(P282)，果戈理自己在《与友人书信选》中却又对西方派和斯拉夫派都有批评。有学者就认为果戈理超越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上，但也有人认为他走的是一条调和各派的中间路线，这条路线表明果戈理的理想是一种宗教乌托邦。［11］(P283)学者王志耕在阐释别林斯基和果戈理论战的本质时认为：“果戈理与别林斯基围绕《与友人书信选》的论争，其实质是人类发展史上两种‘文化视力’的对立与冲突，别林斯基代表了人类解决现实困境的‘第一视力’，而果戈理则代表了人类解决精神困境的‘第二视力’。”［12］(P2)此种观点不再只是把果戈理与别林斯基的论战局限于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斗争之中，而是放到整个人类精神文化发展中去考量他们之间思想的差异、精神维度的不同。“作为人类文化的特殊现象，文学艺术并不是为现实服务的，而是为灵魂服务的，因此，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持‘第二视力’，放弃‘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专注于人的精神的完善——果戈理以及整个俄罗斯经典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此。而对社会的现实改造则是社会活动家或者革命家的任务——而这正是别林斯基的意义所在。”［12］(P2)两人“文化视力”不同、身份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因此他们之间展开的对话不是在一个平台上进行的，这种对话是根本不可能争论出结果的。

按照这样的思路，作家们在作品中选择的不同拯救方式，不仅是两个文化立场间的选择，更是两个精神维度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由作家自身的精神维度所达到的层面所决定的。果戈理是站在一个超越的高度去审视人的灵魂，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如此，他们作为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杰出代表，以他们艺术家的“第二视力”致力于人的精神的完善。与作品同步，作家们也在追求自身的精神救赎。19世纪中后期的许多俄罗斯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或美学家，文学作品是他们哲学思想的体现，但也让他们背上了道德的包袱，一种责任感要求作家们自身在各方面也要成为合乎道德伦理的人，所以，19世纪俄罗斯作家们既承担起俄国知识分子的职责想要拯救国家、拯救人民，又追求个人的完善，实现精神自由。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个人的精神痛苦，这些痛苦被他们了带进自己的作品里。无论作品中的形象，还是作家本人，都在追求自由的生活。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们以自身的苦思、忏悔和笔下塑造的形象来追求这种精神自由，以灵魂救赎的方式来实施拯救。

四、结 语

迄今为止，19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顶峰，也是世界文学的高峰，出现了多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创作造就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宗教主题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要内容，宗教精神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表现极为明显，虽然后来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也不乏宗教精神的存在，但多要转换方式去表达，不像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主题这样直接明确。以宗教精神为思想背景进行创作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拯救成为其创作动力与表达主题。在文艺作品中，探索的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19世纪俄罗斯作家鲜明地履行了这一原则，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完满自由是他们最终的追求。精神世界的问题要从精神层面解决，与物质世界关系不大，因此，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看到，通过物质手段去拯救是失败的，只有通过精神信仰才能实现拯救，通过拯救人的灵魂使人走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