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往到仪式——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的古希腊竞技史

2018-02-09俞佳俊高强杨俊杰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8年5期

俞佳俊高强杨俊杰

From communication to ritual： Athletic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under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YU Jia-jun，GAO Qiang，YANG Jun-jie

摘要：首先剖析記忆作为社会参考框架下的理论，具体展示在文化记忆层面上探讨体育的新视角。继而从记忆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壁画到史诗的古希腊竞技记忆方式从易逝、混沌的交往记忆到整体凝聚的仪式记忆的传承。正是这种蜕变，致使竞技所传承的文化记忆的内容进一步集中于某些“阶层”手中，使其成为一种城邦政治斗争的手段。接着，回归历史哲学层面反思体育史的研究中浓厚的“价值观”，凸显出古希腊竞技记忆与中世纪、现代记忆的差异性。最后，在文化记忆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体育史研究方法从原始的历史走向哲学的历史的更替，回应了史学研究的“事实”与“价值”之争论。

关键词：文化记忆;古希腊;竞技;体育史

中图分类号：G8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8）05-0075-06

Abstract： The authors first analyze the theory of memory which is as a social reference frame. It show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ultural memory.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the paper reveals the Ancient Greek competitive memory mode from the mural to the epic. Because of the change， it leads to the cultural memory content and the bearing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is passed on to be further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some classes to make it a means of political struggle. Next， it returns to the level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 to reflect on the history of sports in the study of strong "values"， highlighting the unique features of ancient Greek competitive memory.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the research method of sports history changes from the origin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Key words： cultural memory; Ancient Greece; athletic; sport history

1 导言：理论与方法

1.1 作为文化记忆的体育

“记忆”是心理学研究中较为热议的一个词汇。“记忆往往被认为是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1]175。在这一论断基础上，记忆被区分为不同种类，按照信息处理的先后顺序记忆可以分为：“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按记忆映像的不同类型记忆可以分为：形象记忆、逻辑记忆和情绪记忆”[2]694。运动心理学也充分借鉴了心理学研究，不乏对“记忆”进行相关研究和展开，“主要集中在记忆对运动技能形成的作用、效果，动作记忆的形成、发展及遗忘的分析等方面”[1]176。由于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较多的集中在体育现象上，且体育现象与肌肉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它将运动记忆区别于形象记忆、情绪记忆和逻辑记忆。[JP2]与传统的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不同，哈布瓦赫并不将记忆的分析停留在生理与肌肉层面上（如神经和大脑生理的记忆），转向记忆的生成问题，他发现人在完全孤立的情况是没有记忆的，只有在社会集体的交流和互动中才能产生个体记忆。而这些记忆又属于不同的群体—家庭、宗教或民族的集体，这些个体的记忆只是集体记忆的一个变量。由此，记忆超越了个人和生理层面，而进入了“社会参考框架”层面，这为在文化记忆层面讨论体育提供了理论转向可能。

体育是一种文化的观念业已深入人心。随着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体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而是一种独具形态的社会文化现象，开始从更加宽阔的社会文化层面看待体育与社会文化的关系”[3]。将体育视为一种文化并非仅仅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口号，而更深入了体育研究的方法论层面，形成多种文化研究视角。首先是一种文化区隔的视角。沃尔夫冈·贝林格在他所撰写的《运动通史》一书中明言道：“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运动”[4]5-10。所以体育运动是一种社会的构造，不同的社会模式会产生不同的体育运动模式;其次是文化起源的视角。荷兰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对游戏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对体育的理解。在他看来，游戏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它是文化竞赛的基础，而游戏的主要特点是：“非日常性”，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可重复性等[4]。这一点就充分体现了文化起源之初，有混沌的人类文化意识逐渐分化、明晰的过程。

将记忆的文化属性与体育的文化性结合，便实现了在文化记忆层面上探讨体育的新视角，首先是一种二维的转化，将作为文化现象的体育视为身体动作与人类记忆的结合体，其次是记忆方式追溯的方法，追述体育是如何进入先民记忆并发生记忆方式改变的。

1.2 从交往到仪式：古希腊先民的文化记忆方式

记忆理论与体育文化属性的结合为文化记忆理论参与体育史研究提供了理论可能性，但是具体的体育史会影响文化记忆理论参与体育史研究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的文化记忆的整体方式。

杨·阿斯曼对包含古希腊时代的先民時代文化记忆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在先民时代，文化记忆主要展现为交往记忆与仪式记忆：“交往记忆包含的是刚刚逝去过去的记忆，它的形式是非正式的、尚未成型的，它只存在于人脑记忆中的‘新鲜的记忆;仪式记忆是发生在绝对过去的神话传说事件;以节日、庆典仪式性的社会交往为主要的形式，以文字、图像、舞蹈及展演为媒介的一种记忆模式。它展现的是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维度，从而对日常世界的内容进行补充或者扩展” [5]42-51。这两种记忆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在关注重点上，交往记忆关注的是日常生活而仪式记忆聚焦的是特定节日;在主导人群层面上，群体中的一般成员主导交往记忆而精英人群、负责文化记忆的专职人员主导着仪式记忆;两种记忆还会在衍生物上形成差异：仪式记忆的形式是依附在一些客观的外化物上，如文本、舞蹈、竞赛、仪式、图像、武器等之上的，而交往记忆的形式则是依附在壁画、花瓶等没有成型的物件之上。所以交往记忆与仪式记忆会形成世俗与神圣的、昙花一现和长久稳固之间的差异。

在古希腊时代呈现出交往记忆与仪式记忆的前后相继状态。古希腊早期文化状态承袭了古埃及和古腓尼基的文化，两者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古希腊奥运会及古希腊其他体育仪式、节日的发展。“如从考古的证据来看，古希腊的许多建筑的设计风格和古腓尼基时期的相类似。而且希腊人也继承了古腓尼基人对于仪式、社会活动的热爱”[6]37-39。古埃及人葬俗礼仪的改变正映射了记忆方式的改变。早期的古埃及人以“神庙”和“墓碑”上的图画来记录和保存文化。古埃及“神庙”的建筑结构给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防范措施做的非常的严格。“古埃及王朝的后期这种重视安全感的趋势日趋严重：入口有一道又一道的大门，而每个大门的入口到圣所都要穿过七道门。每道门实际上象征着横亘在外界与内部的隔离带” [5]192。不仅神庙内收藏着数以千计的图画，连神庙的墙壁和柱子上都布满了铭文和各种图文，神庙上的铭文详细说明了神庙的功能。因此：不同的神庙，对于古埃及人历史意识和身份感是不同的。埃及人把神庙理解为“用石头构筑的回忆”，“它显示了埃及人的历史意识，即把当下与神话中万物起源的远古联系在一起”[5]198-199。而图画在古埃及神庙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柏罗丁认为：“在传授智慧的时候（记忆的延续方式），古埃及人不是用文字来表达学说，而是画画，即在神庙上借助画图来表达思想。它等于是一个知识和智慧的单位，埃及人能够从画图中归纳出意思，并赋予它特定的含义，而且能够说清楚为何进行这样的搭配” [5]207。古希腊早期神庙与古埃及神庙有着相似的功能和结构，它力图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神秘性，给人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意境。古希腊的神庙几乎随处可见，如：奥林匹克的宙斯庙、雅典的帕特农庙等至今保存完好。“神庙中会举办许多祭祀和宗教的活动，希腊人民通过修建神庙来实现宗教的崇拜。[JP2]希腊的宗教崇拜并不只是统治者的特权，而是城邦的公共活动，是全体公民的活动。通过共同的宗教崇拜，人们可以获得一种自我意识，一种集体的认同感”[10]101。 “而这种认同感是一种集体的记忆，它具有宗教色彩，回忆着群体通过忆起过去，巩固了其认同。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化，群体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的记忆”[5]47。但在古希腊中后期，和亡者联系在一起的回忆是文化记忆最初的形式。悼念亡者也是交往记忆和仪式记忆之间过渡的过程。“它是一种典型的对集体起到促成作用的记忆”[5]42-51，也是仪式文化最早的一种方式之一。在《伊利亚特》中的帕特洛克罗斯葬礼就是典型的古希腊“悼念亡者”形式。“从回溯角度来看，悼念亡者的重点是通过一些固定的仪式来使亡者被他人永远铭记在心”[5]57。“如共同完成坟冢，通过竞赛来散尽包括武器、工具、奴隶、牲口等亡者财产，完成最后的祭奠仪式等 ”[9]623-625。从深层次看，从交往到仪式的改变，文化记忆的内涵发生了转变，即从原来的简单识记到深层次的习得并进行阐释的过程。

2 古希腊竞技的文化记忆传承：从壁画到史诗

当古希腊竞技被视为文化记忆的一种形式，它的呈现方式成为解读它的变化规律、文化内涵的切口。通过解读这些古希腊竞技的呈现方式，可以探寻在其中蕴含的文化记忆的内容、特征与传承方式的转变。

2.1 竞技与壁画：交往式文化记忆过程

在公元前16世纪及更早的古希腊竞技以壁画等形式在克里特岛等地区孕育与传扬。作为一种先民的早期文化记忆方式，它是混沌的，整体性的，同时也是易逝的。

古里奥尼斯指出：“体育精神在臻于完美之前经历了古希腊好几个世纪的孕育”[7]12，而这种孕育可能发生在克里特岛（它是诸多希腊神话的发源地，过去是希腊文化、西洋文明的摇篮）。虽然“在米诺斯文明时期就已经拥有类似于现代的田径、游泳、体操、拳击、舞蹈等运动项目;运动场地可以是室内或室外、也可以是水上或陆地;运动者的运动技术和运动技能相当高超，具备现代专业运动员的水平” [8]45。这一现象极易让当代人认为古今体育一脉相承，而他们的记忆传承方式则透露出古希腊文化的特殊性。“公元前 16 世纪时米诺斯文明的壁画、浮雕以及同时期或更早时期的章印和印章石中的‘抚牛腾跃和翻筋斗运动”[7]12即呈现了这一文化记忆，也凸显了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在“抚牛腾跃”的壁画中凸显了在古希腊早期竞技人与自然共存共处的境况。“它主要刻画在壁画或者金杯上，其核心内容是杂耍跳牛，它以翻筋斗的方式从迎面冲来的公牛身上跳起来”[4]31。“抚牛腾跃不存在胜利者，而是人与公牛之间的完美‘邂逅”[7]13-18。在这一层面上古希腊竞技传递了一种先民整体和混沌的记忆。

除了整体性与混沌性，古希腊竞技中的文化记忆也是易逝的。米诺斯时期出土的大量的壁画和印章，在迈锡尼时代出土的瓶饰画、壁画、印章指环等物品中，也有很多反映体育活动的场面。比如壁画“伯罗普斯和拉尔达弥亚驾马车离去”描述的是两轮战车竞赛奔跑的场面，战车上一人驾驶，另一人直立站在马车上。还有“公元前13世纪完成的迈锡尼时代的花瓶画面上一排带头盗、持盾牌和长矛的普通士兵列队前行，还有一名表情哀戚的女人前来送别。气势恢弘的护城墙、描绘海陆大战以及持猎场面的画作、贵族坟墓里的青铜武器以及罗列于泥饭上的大量兵器”[8]47。不管是米诺斯时期的壁画还是迈锡尼时代的时期印章，古希腊人都将体育活动直接记录在这些物件上。因为在无文字时代，这是当时唯一能够存储在人的记忆的方式之一。由于它只能对于刚刚逝去的事件进行记录，并不能记忆太久之前发生的事件。它的形式也是非正式的、尚未成型的（如壁画、金杯而不是卷轴或者书籍）。所以说这种记忆尚没有建立起成熟的体系，它只存在于人脑记忆中的“新鲜”的记忆。这种记忆就是我们之前阐述的交往记忆，古希腊先民最早的记忆的方式之一。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像现代人那样欣赏艺术，感受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境。通过对于艺术的鉴赏，能和图画融为一体，身临其境。而是通过壁画、印章等物件的流传，让这些体育活动能能够传承下去。或者借用壁畫的内容让后人模仿前人记录的动作，学习体育技能。

2.2 竞技与史诗：仪式性文化记忆方式的进入

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的古希腊记忆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在古希腊的竞技比赛是当地居民渴望竞争的一种自发性表达。‘一直努力，超越他人就是英雄主义，希腊文化的一种理想。史诗中的英雄在运动中找到快乐并且看重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的超凡的技术，而不是最后的结果。无论是在古希腊的神话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竞技消遣都被视为精彩的表演，当得起在死去英雄的葬礼上对其致意。因此史诗与竞技的结合是在这种特殊的祭仪仪式的笼罩下完成的” [14]45-47。由于这个过程，体育竞技传播的文化记忆方式和特征有了变化：以壁画等形式的记忆不再成为主导，取而代之的是朗诵文化的流行。职业的朗诵者通过竞技的形式朗诵荷马史诗，传播其中的内容和文化。而之前的壁画形式的记忆方式只能观看，不能解释其中的含义。正是由于传播方式的改变，在这一时段的竞技中的文化记忆的持有者和传播场合发生了改变，游吟诗人的口头表达与泛希腊赛会成为记忆的持有者与主要传播场合。

游吟诗人的参与对记忆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古希腊最早的乡村是由讲日耳曼语的部落组成，当他们经过迁徙定居下来之后，除了对神灵和部落故事的信仰之外，他们的精神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英雄们的黑色传奇。而这些传奇是通过游吟诗人进行传播的，可能从很早开始就在贵族的城堡中颇受欢迎。所以农村的人不如城邦中的贵族更有条件接触这些，只能通过伟人的故事和神奇的事件进行理解和加工，并带有自己的意愿和感情色彩让这些传说或者本地的神话传播进去。如果没有这些游吟诗人，很难想象卡吕东人的狩猎，阿耳戈船英雄航行的等故事能够被希腊人当作历史接受并传承下来”[9]71-72。 “但从某个时期开始，人们对于记忆的方式发生了悄无声息的变化，游吟诗人不单单吟诵壁画上的故事（传播的方式太小），他们通过远或近的城邦搜集来的诗歌来演唱英雄的传奇，这也是人种学类型的诗作最早的形式之一”[9]92。这时，记忆传播的方式不单单只停留在一个小乡村里或者一幅壁画中，而是让诗歌或者壁画上的内容“动”起来：通过一个个乡村融合成的城邦，通过游吟诗人的朗诵让壁画上的故事“活生生”呈现在更多人的面前。充满古希腊竞技内容的荷马史诗就是在这一文化记忆方式改变的背景下逐渐成长的。“荷马以全新体裁的作品把许多传统故事和壁画收纳进来，而这些作品成为新的记忆方式的起点” [5]297-298。荷马史诗的传承和传播借助的不是阅读文化和书籍文化，而是借助是朗诵文化来完成。所以《荷马史诗》通常被称为口语史诗，由游吟诗人在宫廷或军营里演唱。这些朗诵的诗人是“职业的朗诵者”，他们朗诵固定模式的诗作。

作为一种仪式，泛希腊赛会是记忆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合。“荷马史诗流传时借助的方式是典型的‘借助仪式进行的交流方式，它们与泛希腊的节日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以竞技的形式朗诵荷马史诗始于泛雅典娜节的竞赛，然后又波及泛希腊的节日。在这些起初为进行文化记忆而在泛希腊层面上形成的机制和组织起到了向荷马诗作注入民族精神的作用，让希腊人始终意识到相互之间虽然相距很远但是却息息相关”[5]298-299。[JP2]因此，地中海世界各殖民城邦不远万里群集奥林匹亚圣地，参加那里的宗教仪式。正是这种满足殖民城邦与母邦联系情感的需要将所有说着共同语言、有着共同血缘和宗教信仰的希腊人齐聚奥林匹亚，让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属于同一个群体。所以仪式性带来了竞技文化技艺的整体凝聚作用。[JP]

正是由于史诗内容的流变性与仪式性及随之带来的整体凝聚作用，竞技中的文化记忆的功能发生了巨大转变。它不再是教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唤醒人牢记自己来源于自然的本初记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社会分配，使人明白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如在荷马史诗中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如在《奥德赛》第八卷《歌手的吟诵勾起英雄痛苦的回忆》中：“他们比赛的第一个项目是竞赛跑速。赛手们从起跑点迅速起跑，随即全力向前飞奔，赛场上迷漫着滚滚飞尘。高贵的克吕托涅奥斯远远地超越众人，有如新耕的田地上健骡犁耕的距离，他这样超过其他人” [12]134。一个人成为竞技英雄，往往不是因为今天人们所理解的科学的选材、刻苦的训练方法等，而是源于他们的出身。因为，古希腊人认为：“人类首先是在希腊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产生的。在希腊人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在所有民族之前，人类是作为神的礼物（普罗米修斯用一块泥土创造了人）在神的祝佑下被创造出来”[9]62-64。因此，希腊人中大部分确信自身就是神袛和英雄的后代，他们继承了英雄的名字和力量，并将其发扬光大。

在《伊利亚特》中就明显体现了竞技作为社会分配手段的诗句。在《阿基琉斯为战友举行火葬和竞技比赛》清晰描述希腊盟军中的英雄们参加的竞赛，在各项赛事都设有奖品，其实质就是对亡者财产的分配。“从他的船里搬出竞赛的奖品，有大锅、三角鼎、骏马、骡子和颈脖粗壮的健牛，连同束腰秀美的女子和灰铁。首先，他为迅捷的车手设置光荣的奖励，荣获第一名可带走一位女子，手工绝对精外加一只带把的三角鼎，拥有可容二十二个衡度的体积。第二名的奖酬是一匹未曾上过轭架的母马，六岁，怀揣骡驹一匹;给第三名，他设下一口未经烧烤的大锅精美，四个衡度的容量，闪光，簇新的精品” [13]629。“尽管荷马史诗并没有将比赛描述成是英雄葬礼上一种必要的伴随物，但葬礼比赛确实在神话和历史惯例中变成了一种既定的传统。因此，在这一层面上古希腊竞技传递了一种葬礼式的文化传承。神话学家希吉努斯的残卷显示出11个古代著名运动会中有9个都是葬礼比赛” [14]50 。

2.3 古希腊竞技文化记忆方式改变的结果

从米诺斯时期到荷马史诗阶段，古希腊竞技中的文化记忆传承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唤醒人牢记自己来源于自然的早期文化记忆方式不再成为主导，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记录和崇拜英雄主义的记忆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古希腊竞技记忆的特点也随之产生蜕变：整体易逝形式的自然历史式文化记忆方式模式已经无法再延续，个人特色下的英雄主义下文本式人化历史模式开始慢慢的兴起。这种文化记忆方式的改变对古希腊竞技带来了重大变化影响。

首先，这种文化记忆方式的改变导致了竞技成为不再为众人所掌握一种记忆的方式，而是逐渐集中到某些阶层的手里。“在公元5世纪，‘运动员（赏金猎人）这一称呼不再是荣誉的徽章而是一个特定阶层的标签——那些受到专门供食和职业训练，远离一般公民生活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体育无疑是一种职业和谋生的手段，但是对于整个社会和普通公民来说，这无疑是非必需品，更大程度上是符合一种审美的偏好而不是生活的必需。城邦高层会给予体育优胜者金钱和其他形式的利益作为物质奖励，将他们写进传奇，为其建立雕塑，以及用最伟大的诗歌来歌颂”[16]17。不难看出，特定的运动员阶层成为了当时竞技的主要参与人员。由普罗大众所共同掌握的文化记忆已经转移到少部分，受过特定训练的人群之中。而正是这种转移的过程，使竞技文化技艺的内涵也发生了转变，竞技不再是包罗自然与社会之万象的，而是集中于城邦政治斗争之中。布克哈特对这种竞技中文化记忆方式改变进行了集中论述。他认为古希腊存在着“抗争、公私竞赛、成就、志向的原动力，但是“因为希腊人没有建立大帝国，而是通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来抗击城邦内外的敌人。各个城邦的竞争与其说是通过战争、还不如说是通过体育竞赛来进行的”[4]22。可见，在这里竞技充当了古希腊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代替物，所传承的文化记忆内容和承载者就进一步集中。

3 结论：体育史研究的文化记忆之维

当记忆理论与古希腊竞技史碰撞时，竞技史的内涵与研究方法都发生了转变，竞技不再是人类身体之间的肉搏，而更充斥了人类对竞技的理解和思考。基于这一层改变为文化记忆理论参与体育史研究打开了反思与发展的新局面。

3.1 对体育史研究的价值观的反思

从体育史的研究理念上看，在体育史的研究中渗透了浓厚的价值观，史家在分析历史中不免会带入个人价值的褒贬判断。在新近的体育史研究中，记忆理论已与体育有了一定的碰撞，然而初涉之时不免有所偏颇，对记忆理论的误读与误用会导致体育史研究价值观的偏差。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将体育与记忆的关系完全融于“仪式”概念之中。如有学者首先断言，“体育是一种仪式”，基于此，学者将少数民族体育中闪现的文化记忆方式解读为“身体来展现族群记忆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文化传统的‘统训下，重复上演的族群记忆和内化过程，最后长久的储存在族群成员之中”[19]13。这些理解虽然揭示了先民体育的仪式性，但却泛化了仪式，把体育当作是一种先民或民族仪式，将体育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传统生产技艺，宗教祭祀等仪式混为一谈;由此带来的便是体育中的特有的身体性与文化记忆的关联被忽视。更为深层次地看，这是逻辑层面上的本末倒置，整体性的文化记忆方式的改变才导致了身体仪式的变化。直接跳过对文化记忆方式的解读而对不同时代体育史中的身体因素进行分析是不全面的。

在这一层价值观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古希腊与中世纪时代的体育仪式之间的差异才得以较为明晰的而又不带主观褒贬的色彩。如果在“体育仪式”的基础上，古希腊体育相对于中世纪体育，有着更为强烈的身体性，在社会上占据更为重要的影响地位，而中世纪体育在仪式层面上，无论是身体对抗性，还是社会影响力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若在文化记忆的背景下，古希腊的体育是“以整体性的知觉方式，用神秘属性将自己的身体、身处的社会环境和外在的自然环境、宇宙天体连为整体的一种运动方式”[18]28 。可见古希腊记忆体育的方式是秉承着整体论的色彩，通过模仿大自然的自然现象传播体育的文化。“而在中世纪拜占庭时代的体育运动中，对‘技艺'的理解已离开了古希腊时代整体论的社會观念而走向了个人主义的社会观念。“在中世纪的体育运动中，虽交织着身体整体论和身体个人主义，但是‘个体的身体这一观念正在体育运动中逐渐地被打造出来”[20]30 。正是由于体育性质发生了改变，导致了在中世纪中体育的记忆的主流方式逐渐演变为个体主义的方式。因此，总体来说古希腊体育的记忆方式比较趋向于整体主义，而中世纪拜占庭时期的体育记忆则更注重外在的个人主义的表现，现代体育则是在个人主义的背景下发展而来。文化记忆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人们主观批判色彩的偏差。对于古希腊竞技，由于文化记忆方式差别太大，当代人往往抱有神追思慕之情，而正是因为中世纪时代与现代文化记忆方式相近，中世纪阶段相对于现代社会的文化记忆方式无疑是简单的，原始的，而非不同的，现代人对中世纪时代的批判则是驾轻就熟。

3.2 对古希腊体育史研究方式的反思

基于文化记忆的方式重新梳理古希腊竞技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体育史研究方式的推进：首先，体育史的研究的出发点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在黑格尔意义上的“原始的历史”向“哲学的历史”的进发。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论道“原始的历史研究叙述的大部分是历史学家们亲眼看见的行动、情况和变故，这种历史研究是无需解释、观念也是不言而喻的。各种稗史、民歌、传说都不能列在这类原始的历史中”[23]1。 “而哲学的历史方法并非像原始的历史那样如此'直接，它实际上需要一番阐明和辩护，掺杂着哲学家或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意志。这些思想和意志必须具有哲学的思辨，'理性'的观念。”[21]8-9。在众多史学研究中，体育史研究无疑是新近的，缺乏厚重的历史积淀，黑格尔笔下的“原始的历史”阶段是体育史研究必须经历却也是必须跨越的阶段。当代体育史的“原始的历史”的色彩固然不会强求体育史学家需要“亲眼”见证历史，但是却对历史的认识呈现出“客观化”特征，即无视研究历史过程中人的观念。而由于文化记忆理论的参与，“原始的历史”的研究特征得到了跃升，研究者的观念，即一种记忆的方式成为了构成体育的一个必要方面，形成了“哲学的历史”的推进。

其次，文化记忆理论也促发了体育断代史研究的反思。古希腊竞技史是体育断代史研究的一个部分。未经历文化记忆理论反思的古希腊竞技史研究，学者会在无意识情况下利用了现代人的记忆方式去映射古希腊竞技。正因为这样认识的谬误，导致当前古希腊竞技史研究中“穿越式”[18]研究频出，使体育史研究无法完全实现“哲学的历史”的推进。古希腊竞技中的文化记忆方式的特点是易逝的，混沌的并带有整体主义色彩。而现代人的记忆方式则是个人主义式的。这导致了现代人理解的“历史”与古希腊人的“历史”是全然不同的。这就要求在作体育断代史研究中，首先要作历史的“还原”，将体育史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境况之下。第二则是要形成历史的“诠释”，将当时人的历史记忆方式融入体育史研究之中，以力求体育史的研究更为丰富的层次与深厚的理论内涵。

综上所述，对记忆文化理论的分析和反思只是一个楫楔，在体育断代史和哲学人类学层面上的剖释，可以使研究者深入了解历史记忆方式与古希腊竞技之间千丝万缕、唇齿相依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哲学层面深入剖析了体育史研究方法从原始的历史走向哲学的历史的更替，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看，也使体育史的研究进一步回应了史学研究中的“事实”与“价值”之争论，丰富和深厚了体育史的研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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