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伟 王先亮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path construction of sport and medical service industry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FENG Zhen-wei1，2，WANG Xian-liang3

摘 要： 體育业与医疗服务业融合发展成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实施策略，两者深度融合能够彰显健康促进合力效能，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基于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融合的现实审视，发现体医融合存在诸多问题：观念淡薄，重医轻体;行业分离，业务互不融通;政策不足，法制环境缺失等。将共生理论运用到体医融合生态系统中，通过共生理论解析，发掘其对于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共生融合的理论意蕴，建议增强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关联度，构建互惠依存模式;强化正向环境，保障界面畅通。通过理念融合共生、部门融合共生、人才融合共生、技术融合共生、策略融合共生等构建体医融合共生发展路径，以促进体育业和医疗服务业深度融合、共生发展。

关键词： 共生理论;体医融合;融合共生;路径构建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8）05-0001-07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industry and medical services integration become the strategy to promote Healthy China construction. The deep fusion between the two can reveal the forc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promote the deep fusion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health.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medical service industry， it is found that the fusion concept of sport medicine is weak and the balance of medical care is low; The two industries are separated， not mutually integrated; Lack of integration policy and lack of legal environment. The symbiosis theory is applied to medical sport fusion in ecological system to explore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to medical services and sports industry symbiotic integr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enhance the correlation degree of the two and build mutual interdependence model;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nvironment  and guarantee the smooth interface of the interfac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deas， integration of departments， integration of talents， symbiosis of technologies， and symbiosis of strategies， we build sport medical integration symbiotic development path，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medical service deep fusion，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symbiosis theory; integration of sport and medicin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path construction

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群众健身热情日益高涨，对健身科学性、安全性、有效性备加关注，对体育辅助慢性病治疗、康复功能趋向认同[1]。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2]。同年10月，国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从多个方面对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出新要求，“完善、广泛开展体育运动、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促进重点人群体育活动”，“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3]，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融合发展成为推动健康中国的实施策略。两者深度融合能够彰显健康促进合力效能，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体育业主动适应健康中国战略的新要求，使得科学化的健身服务供给及体育非医疗手段干预成为体育界和医学界共同探讨的焦点，大量学者针对体医融合展开深入研究。郭建军研究认为体育医疗融合是解决体育工作的技术核心、扩大体育科学为健康服务领域的关键[4]。黄亚茹从建立“医体结合”的联动机制、发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作用、细化运动促进健康实施目标、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体医融合的建议[5]。岳建军基于美国经验，通过达成理念共识、机构与组织结合、有效融合策略、融合技术等方面推动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融合[6]。笔者基于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融合的现实审视，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将共生理论运用到体医融合生态系统中，通过共生理论解析，发掘其对于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共生融合的启示意义，构建体医融合共生发展路径，以期促进体育业和医疗服务业深度融合、共生发展。

1 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融合的现实审视

体育在疾病治疗、康复、预防中是重要的非医疗干预手段，能够有效提高慢性病医治的经济性和便捷性;医务监督能够使健身科学化，通过量化、差异化的运动处方，提高健身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因此，體育业和医疗服务业是健康促进的两个有效策略，两者存在着相互依存、互惠共进的逻辑理路。然而，由于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隶属不同管理部门，长期形成的观念淡薄、业务分离、政策缺失等造成两者融合度不高。

1.1 体医融合观念淡薄，重医轻体

据健康促进的实验研究，体育与医疗围绕促进健康的互补作用已被证实，两者之间的互补效能体现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健康促进的多个界面[7]。然而，由于体制机制的长期制约，“竞技运动”的体育思维影响着人们对体育的认知，体育健身的理念认识不足[8]，再加上主动健康意识缺失等多方影响，最终造成体医融合观念淡薄。一方面，“轻运动，重医疗”的被动健康理念仍占据主导。“前不设防，后不设管”的片面健康意识依然存在，通过科学健身来预防疾病、康复、治疗的意识明显不足。2015年，国家体育总局调查指出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仅为33.9%，明显低于发达国家40%以上的比例。个人消费方面，2014年20岁以上人群有过体育消费的人占39.9%，但人均消费只有926元[9]。另一方面，“过度医疗”“供给主导医疗”的观念还相当普遍。许多慢性病本可以通过体育干预得以治疗，但医生出于经济利益的原因，多采用昂贵的医疗手段，忽视对患者体育康复治疗的处方干预。据权威部门调查，医疗机构“多开药、多做检查”的浪费行为依然存在，浪费型医疗消费造成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且日益严重。2014年，人均年卫生总费用达2 586.5元[10]。重医轻体的片面认识，造成体医融合系统中体育非医疗手段参与健康促进的意识不强、路径不畅、资源配置失衡，体育的健身功能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

1.2 体医融合行业分离，业务互不融通

由于体制原因，体育业和医疗服务业隶属于不同行业部门管理，各自为政，管理模式条块化、健康服务碎片化，健康促进协同机制缺失。体育业、医疗服务业在相对独立和互不融通的各自系统中循环。体育行业系统偏重于运动训练及运动人才选拔，群众体育活动组织网络化构建的“横不到边、纵不到底”的管理体制机制，造成体育活动开展低效率、低水平徘徊。隶属于教育部门的学校体育受应试教育等因素制约，学生体育健身的科学化成效不足，体质健康水平堪忧[11]。长期以来以锦标主义为核心的体育行业缺乏自主、全面的运动处方研制、宣传、推广、运用，体育健身的科学化水平整体不高。目前，医疗服务行业的主要任务是看病治病，生命全周期的健康干预不足，综合健康管理能力羸弱。由于我国医疗卫生管理模式影响，以医学补救为价值取向的医疗服务业疾病干预手段重治疗、轻预防，体育非医疗干预手段不足，在健康促进的场域内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鲜有信息、资源、人才的传递与沟通。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的关联度较低的现实，一方面造成体育运动因缺乏医务监督，缺乏安全性、有效性保障，制约了体育健身活动的纵深和横向发展，另一方面造成体育非医疗干预手段未能融入医疗、康复之中，制约了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国家卫计委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9.79%，2015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上升到10.25%，总体水平偏低[12]。

1.3 体医融合政策不足，法制环境缺失

《“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颁布为体医融合发展带来了强劲的“东风”。近几年来，中央政府部门力推健康中国建设，大力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国家体育总局、计生卫等部门协同配合，体育和医疗融合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认真梳理体医融合政策体系，不难发现体医融合政策呈现碎片化、部门化、低层次化特征，且多以间接形式出现在个别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例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促进康体结合，加强体育运动指导，推广“运动处方”，发挥体育锻炼在疾病防治以及健康促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要求，促进体医融合，在有条件的机构开设运动指导门诊，提供运动健康服务。由于地方相关配套政策滞后，体医融合政策执行成效不足。国家法律层面，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健康促进法，只有以公共卫生与医政管理为主的单个法律法规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卫生法体系，缺少对体育非医疗手段的法律规定。而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针对健身科学化的表述相对宽泛，缺乏具体要求和实施细则，体医融合缺乏法律顶层设计。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沈进进所言，我国迫切需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健康促进法》，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法律支撑。毋容置疑，体医融合作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有效策略，急需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和法制保障。

2 共生理论解析及其启示意义

2.1 共生理论解析

共生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不同种属按照某种物质联系，存在于一定的生态环境，形成相互协同、相互依存或者相互抑制的发展关系，共同生存在一起。1879年，该理论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首次提出，在范明特、保罗·布克纳等学者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上，该理论进一步丰富，成为描述物种关系的独特视角，也成为严谨逻辑的方法论。随着该理论的广泛应用，源于生物科学共生理论通过类比和借用、联想和借鉴的效应机制影响着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中人与事物之间、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类似于生物科学的共生关系。因此，在自然界存在的共生现象，同样广泛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比如价值链的企业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均是一种共生关系。20世纪中叶以来，共生理论逐渐被应用到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且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快速发展[13]。当前，越来越多学者认为，共生是进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与并存的创新过程中，共生理论得以在多学科领域的具体运用，成为复杂社会现象依存的理论基础[14]，也为研究体医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合作性与协同性是共生系统的本质特征，双方或多方互惠依存的趋势是共生自组织的发展方向。生物学概念下的共生理论，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三要素[14]。共生单元是共生系统的构成要素，两个或多个共生单元，以某种关系相互依存，是共生存在的基础物质条件，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某种社会现象、行动或者是某一地理区域亦可充当共生单元。共生度表达个体单元之间的依存与关联程度。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相互发生关系的具体体现，在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单方依存、偏利依存以及互惠依存三种共生模式。互惠依存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单方依存、偏利依存在一定的社会动态发展中，可以向互惠依存模式转化。共生环境是整个系统运作依存的外在条件综合，社会政策、法规、文化、组织等因素都可以成为共生环境的构成要素，其中积极的因素激励共生单元的共生发展，其中消极的因素阻碍共生系统的顺利演进。共生理论在渗透社会科学领域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具有社会科学领域特有的共生理论体系，系统科学中的协同学论、管理科学中的多元治理等社会科学理论将不断融入共生关系的解释框架，丰富和发展共生理论，两个共生单元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将被未来三个或三个以上共生单元的复杂性描述与系统性研究所代替。

2.2 共生理论的启示意义

2.2.1 提高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的关联度，构建两者互惠依存模式

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两者构成了共生系统的共生单元，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取决于关联度。共生理论认为，共生单元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离不来兼容质参量，共生单元质参量的关联度决定了共生关系的稳定性，且两者呈正相关性，因此，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之间的质参量关联度越高，共生关系的稳定性自然越强。体育活动与预防、治疗、康复等医疗活动共生发展且互惠依存的事实已被发达国家科学证实[15]。体医融合的互惠依存模式依赖于共生单元之间的关联度。因此，要转变“运动即能健身”的错误认识，打破“重医轻体”的桎梏观念，把科学健身作为健康促进的有效策略，变“被动健康”为“主动健康”，由“以治疗为中心”向“以预防为中心”转变，把科学运动贯穿于促进健康、疾病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康复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在“前移关口、全程干预、体医并重”的大健康策略下，充分发挥科学健身和医疗服务的融合效能，通过构建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之间的信息、能量、资源的传递与融通机制，充分提高共生单元的关联度。体育业理应协调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科学发展，着重于全民健身与医疗服务实现理念融合、部門融合、技术融合、人才融合，不断提高科学化健身水平，保障重点人群健身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大力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消除以药养医的历史羁绊，规范医疗手段和体育手段的合理性运用，破解过度医疗消费、加大供给侧改革，优化医疗供给结构，扭转供给主导医疗的不合理局面。通过医疗处方与运动处方协同融合，加大体育非医疗手段干预力度。从人类疾病自然发生史的全过程，着重于疾病预防关口前移和工作重心下沉。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健康状况的人群分级预防，在健康促进、疾病预防、筛选、治疗、康复等多个环节，选择体育非医疗干预手段融入医疗干预的最佳策略、时机，以互惠依存模式体现于人类健康的全周期，提高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的关联度。

2.2.2 强化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正向环境，保障两者交互界面畅通

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通道，是互惠依存关系稳定发展的平台，正向环境促进共生形态良性运行，反向环境则阻碍其共生发展。营造体医融合共生环境的关键是强化正向环境、消解反向环境。第一，加强法律顶层设计，以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为契机，尽快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体育与医疗等行业在健康促进中的义务，切实保障全民健康权利，同时及时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进一步明确体育在健康促进、疾病预防、治疗与康复方面的法律责任，切实保障全民健身的体育权利。第二，进一步优化体育融合政策体系，强化政策导向功能，积极制定《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配套政策和细化方案。比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的通知》强调：“吃动平衡行动，推进体医融合发展。调查糖尿病、肥胖、骨骼疾病等营养相关慢性病人群的营养状况和运动行为，构建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营养运动健康管理模式。”同时，明确政策的可操作性，提高政策的约束力和支持度，完善监督和评价机制，多策略营造正向的政策环境。第三，拓展体医融合共享界面。基于体医管理部门职能调整，积极消除体育和医疗部门的行业壁垒，实现业务融合，通过在体育健身行业内设、植入医疗服务单元，在医疗服务行业设立体育门诊等多重形式，打通两方资源、信息、人才的沟通渠道，保障交互界面畅通。例如，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运动医学研究所体育医院于2017年6月26日开通运动处方和脊柱健康两大门诊，积极探索和整合体育系统资源，把国内外先进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成果运用到运动促进健康的实践当中[16]。解放军总医院于2015年11月开设了全国首家慢性病运动治疗门诊并正式运营，开辟了体医融合业务的积极尝试[6]。第四，营造体医融合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环境。构建社会力量参与体医融合的市场引导机制及激励机制，在土地、工商、税收、人才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通过引导体育和医疗服务经营性组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本、人才、信息向体医融合领域流动。

3 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融合发展路径构建

共生系统三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演绎了共生路径的生成过程。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在共生路径的指引下互惠依存发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使互惠依存的共生系统顺利演进，达到共生单元的双方共赢。基于共生理论，笔者将从理念融合共生、部门融合共生、人才融合共生、策略融合共生、技术融合共生等五个方面构建体医融合共生发展路径（图1）。

3.1 理念融合共生

理念是行动指南的思想认识或观念看法，具有认识、指导、激励和文化价值 [17]，体育和医疗服务业理念融合共生能够产生强大的融合能动效能。首先，政府要转变观念，重新认识体医融合对健康促进的价值和功能，基于“大健康”“大体育”理念，整合部门资源，充分发挥宣传、体育、卫生、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协同效能，把体医融合理念融入到健康中国建设总体规划中，制定能够扶持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法律法规，完善能够促进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实现与体育业和医疗服务业现有政策相衔接的新业态发展政策。通过引导营利性机构供给侧改革，引领体医融合健康消费新风尚;通过帮扶体医融合社会组织壮大，有效提升综合治理成效。其次，理念融合落实到健康促进的具体实践中，医疗服务部门进一步促进“运动是良药”理念的推广应用，将该理念纳入临床诊疗体系之中，作为医务人员对患者体力活动的评价和治疗手段，以促进体医技术、业务融合共生发展。同时，打造体育专家与医疗人员共同诊疗科室，为病人提高体质健康监测、体育活动运动处方等健康服务，更加系统地促进病人参与疾病治疗和康复。体育服务部门要推行 “体育是工具”的理念[18]，回归体育促进健康的价值本源，大力推动群众科学化锻炼水平，运用体育、医疗、卫生、营养等多重手段，充分发挥体育的疾病预防、治疗与康复功效。值得庆幸的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都从战略层面就体医融合理念形成高度认同，在2016年举办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体医融合发展理念也初步达成共识。国家体育总局体医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首都体育学院等单位正在致力于体育与医疗融合理念与实践的创新研究与推广，2017年6月11日-13日，“运动是良医校园行动论坛暨体医融合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首都体育学院举办[19]。

3.2 部门融合共生

实施有效融合的主体是体育与医疗的部门机构。为实现体育与医疗融合，打破地方体育与医疗卫生部门各自为政的现实窘境，成立跨行政部门的合作组织机构统领部门融合共生势在必行。该组织机构包括宏观管理层、中观协同层、微观层三个级别。宏观管理层为由地方政府选派体育、医疗、卫生、营养等专业人员构成的地方健康促进委员会，该部门主要从宏观层面制定体医融合共生发展的地方战略规划，确定重点人群与常见慢性病的体医共同诊疗制度，通过重组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能，达成合作框架，指明体医融合共生的发展方向。中观协同层为由政府领导下的体育和医疗职能部门的相关人员组成的体医融合协同小组，是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纽带，主要职责是落实体医融合相关政策，开展体育与医疗融合发展的具体指导意见，制定体医融合具体工作的实施办法，为体育和医疗部门融合搭建对接平台，协调解决区域体医融合中的具体问题等。微观操作层是具体的体育服务部门和医疗服务部门通过合作契约、利益共享机制等构成的共生单元，是一定区域内体医融合发展的直接操作者，如基层的社区体育健身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协同的健康服务平台，是落实体医融合的最为广泛的操作层面。因此，以地方政府的宏观决策为统领，以体育和医疗职能部门的沟通协同为桥梁，形成具体的体育和医疗服务共生单元，能够给予体医融合强大的组织保障。

3.3 人才融合共生

体育院校要树立“大健康”理念，把“健康”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思路，由“运动技术培养”转向“健康技术培养”，将“运动技能教学”向“健康技能教学”渗透，提高体育人才的“运动为健康”意识，强化科学化健身指导技能，如吉林体育学院设立运动健康技术学院，致力于高级体育康复治疗师及具备研究运动风险评估、体质状况评价、制订运动处方、体育健身知识的宣教、运动损伤的康复治疗、亚健康的防治以及饮食营养、老年性疾病康复等方面的实践应用能力的复合型运动康复人才的培养。医学院校要树立 “大体育”理念，增强“体育非医疗手段干预”意识，把体育干预作为重要手段贯彻于生命健康全周期过程，通过开设“医体融合”特色专业，完善体育与医学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创新办学思路，拓宽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合作领域。因此，体育、医学各类人才教学单位，要充分发挥体育院校和医学院校的办学优势，构建“体医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使懂体育又懂医疗的专业技能人才成为体医业务融合的执行者和提供者，成为健康服务质量优化升级的操作者，充分发挥复合型人才资源在体医融合共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加大学生深入社区体育健身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实习实践力度，培养集体育运动和医疗服务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2017年6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在石家庄市举行主办“体医融合系列培训会”，以运动健康促进为主题，围绕体医结合与运动健身指导、运动是良医、全民健身生活方式等社会热点话题展开培训[20]，开创了在职人员体医融合培训的先河。为此，应进一步总结经验，加强现有医务人员和体育健身指导人员的技能融合培训，通过建立“体医融合”继续教育制度和职业认证制度，进一步優化现有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

3.4 技术融合共生

在我国全民健身发展中，由于体育与医疗未有深入技术对接与融合，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身体状况下的体育活动长期缺失健身指南。可喜的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强调健身指南的研制，构建完善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身体状况的运动处方库，着重从技术融合层面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针对于专业人才技能体系，重新定位和认识体育保健、运动康复等复合型人才的培训与认知标准，加大该交叉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认知体系的规范性。由于体育具有“资产通用性”[21]，体育和医疗之间通过技术整合、链接与互补能够充分享有体育这一属性。因此，体育健身服务与医疗服务双方在统一标准下，设计的能够相互认同或相互衔接的技术规范流程，能够从技术层面顺利推进业务融合。随着健康中国建设深入推进，医疗服务业打破慢性病治疗的传统思维惯性，增强与体育非医疗技术融合设计与开发的动力，重视体育运动参与医疗服务的推广与运用。同时，体医融合系统应该从体育活动的生命体征、疾病诊断系统、体力活动监控系统等方面，构建互相认同的技术判断标准，在疾病自然史的全周期进行体育活动干预，在初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等不同阶段，将体育活动融入生命体征参与医疗预防与诊断治疗，构建生命全周期技术共享机制，形成临床诊断护理与体育活动干预融合体系（图2）。

3.5 策略融合共生

回顾群众体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单一的行政管理推进模式是主要策略。以体育部门作为单方面管理主体，推动体育与相关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能力捉襟见肘，针对政府部门的单一管理模式所引发的能力不足和资源缺失，寻求以策略融合共生的协同治理模式势在必行。策略融合共生是多元主体进行协同治理的有效模式，该协同治理模式以提供体医融合健康服务为导向，政府公立机构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营利性组织充分发挥市场引导作用，非盈利性组织充分发挥公益志愿作用。通过构建多元主体紧密合作的伙伴关系，来创设以政府机构、营利性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等多元主体策略融合共生的治理体系。第一，政府部门要构建体医融合的策略融合共生框架，转变政府职能，打破体育系统的封闭管理模式，在内部建立体育和卫生等部门对话、合作机制;在外部同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制定体医融合的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在源头上明确各方主体责任和权限。《“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初步彰显了推进体医融合的多方主体治理的策略思路。第二，抓好社会资本参与体医融合的引导、扶持、监督机制，强化营利性组织的市场引导和资源配置作用，引入政府系统以外的社会力量参与体医融合共享共建，积极培育体医融合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体育和医疗盈利组织业务对接，提升营利性组织参与体医融合的能力和效率，及时考核、监督营利性组织参与体医融合的具体运行态势，科学评价、衡量体医融合共生发展的水平。第三，发挥非营利性组织的公益志愿作用。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益、服务意识强、分布广泛、组织灵活等属性，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体医融合的关联度，能够有效弥补政府的 “失能”及营利性组织的“失效”。例如，体育、卫生等非盈利组织在“科学健身宣传”“志愿者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

4 结语

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有待于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融合共生发展。目前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分离的现实，使我们认识到重构两者内在融合共生关系任重道远。基于共生理论的共生单元、互惠依存模式与共生环境的考量，诠释了两个或多要素融合共生的逻辑进路，为我们突破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长期分离，构建其融合共生发展路径提供了先进的理论思想和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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