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迪费

从圣法尔戈城堡到七星文库，多麦颂先生的一生都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

2015年4月，七星文库出版了4部让·多麦颂的作品，而这一年距离多麦颂先生进入法兰西学院已有42年。这两项成就足以让他名垂史册。

路易斯·斐迪南·塞利纳主持电视节目，采访歌手路易斯·鲍威尔时，重复道：“人类真是太沉闷了。他们呆板而迟钝。”让·多麦颂却与常人不同，他轻盈自在。

轻浮，却不令人厌烦。如今，一些文学评论家故意把他塑造成圆滑世故的形象。但那都不是真实的他。他不世故，也不无病呻吟。长时间应对世人的偏见似乎成了一场修行。50多年来，偏见和诋毁如影随形。

而他，却轻盈如一叶羽毛。

法国作家们选择了他的4部作品编入七星文库文集，法兰西学院院士马可·福马罗利在文集的序言中写道：“即使他没有人们说的那样轻盈，但他仍然有奇迹般的力量和乐观的心态，给生活减负，驱散生命中的阴霾。”正如作家王尔德所说：“深刻的内涵往往就在事物的表面。”

回望他的青年时代。先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生活，那里啤酒女郎的胸部比电影《茜茜公主》的女主人公还要挺拔；接着到了罗马尼亚有“小巴黎”之称的布加勒斯特，那里因莫朗夫妇而闻名；后来，他又到了巴西，乔治·贝尔纳诺斯（反对西班牙内战天主教暴行的斗士）的流放之地。整个青年时代，让·多麦颂的个性都随他的父亲——外交官安德烈——“宽容开明、朴实随性、共和主义”。父亲的影响和多国游历的经历没有让他树立远大的事业目标，也许正是因为经历多了，所以他决定顺其自然，“什么都不做”。

博红颜一笑

巴黎是多麦颂先生人生的起点，他的父母居住在巴克大街97号，距克莱蒙·东奈酒店只有几步路的距离。当年，革命战士夏多布里昂就是在这里听到了法国七月革命的号角，而瞑目而去。战士们在这里摧毁了国王的雕像，举起代表“穷苦人民”的三色旗。

让·多麦颂在动荡的青春中，仍抱有日耳曼人的火热之心。透过房间的窗户，他看到了宗教教会里的游魂和骑兵军官的寡妇走向廉价商场，听见了圣叙尔皮克和圣克洛蒂尔德的钟声，他决定什么都不做。20岁，当同龄人都在严肃地思考着人生选择时，他决定什么都不做。这不是戏言。还有什么比哲学更有意思吗？为了考进高等师范院校，他进入了文科预科班学习。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观点的汇聚之地，涌流着各种思想，让·多麦颂在这里拥抱了哲学。

夏天，在7号国道上，他开着意大利敞篷汽车，驶向阳光照耀的地方，迎向光明的未来。那时，他内心深处仍然不渴望有所作为。在巴黎，戴高乐政府的财政部长，他父亲的朋友雅克·鲁艾弗把他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引荐到政府工作，做一名干事。这个职位虽不起眼，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以后可能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人种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等各种专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施展才华。让·多麦颂也在这里找到了他的使命和位置。罗杰·卡约邀请他担任《第欧根尼》杂志的编辑助理，这本杂志探讨文学和哲学，是一门跨学科类的期刊。写作了3个多月后，他决定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那他又是怎么进入文学领域的呢？“年轻的时候，我从未想过以后要从事写作。我觉得索福克勒斯、福楼拜、普鲁斯特的作品已然无法超越。您知道我为什么开始写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吗？只是为了博红颜一笑！”1956年，他写作了第一部作品《爱情是幸福的》。

10年后，他涂上发胶，梳了背头，紧张不安地带着手稿来到加斯顿·加利玛出版社。他在七星文库文集的序言中写道：“我想要取悦我心爱的姑娘，她那么尊贵，她从没注意过我。她用红色和黑色交织的网，守在山洞口，等着她的猎物。而我害羞又倔强，拿着那些为她怦然心动时写的手稿，不知所措，最后吞下了这些手稿。我真是太傻了。15天以来，我一直等着加利玛出版社的回音。”但是，加斯顿没有回复他。于是，他打算把手稿给勒奈·朱利亚纳看，试试运气。勒奈的出版社在学院路30号，就在对他的作品不理不睬的加利玛出版社对面。机遇来了，一个周日的早上7点，电话响了，出版社选中了他的作品《再见，谢谢》。这部作品更像是他的自传，没有矫揉造作，比一般的文学作品更加纪实。

“我不想再写小说了。我希望写一些新形式的作品，开创文学的宇宙。已经有很多前辈写作过优秀的小说作品了，比如夏多布里昂、普鲁斯特、乔伊斯、韦尔斯还有博格斯等。”

蓄势待发，他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1971年末，一篇692页的作品像一小块石子一样落入了法国文学的长河中。发表这部作品的作家不是某个从索邦大学逃学成才的作家，而是著名的“非知名”作家，他穿着天蓝色的衬衫，有一双天蓝色的眼睛，那年他46岁。

书名是《帝国的荣耀》。历史学家和作家雅克·勒高夫在《新观察家》杂志中评价道：“一部先锋式的著作，人文科学类的第一本小说。”

《帝国的荣耀》摆脱了前几部作品的风格，用他自己的风格讲述了历史，同时又以世界历史作为灵感来源。雅科琳·皮娅提耶在《世界报》上赞叹道：“世界历史事件在这部作品中再现，书中的历史仿佛具有当代性，不禁令人赞叹佩服。”雅科琳出生在北部广袤的森林，是波菲利人的后裔。青年时期在一位哲学家的陪伴下，过着到处游荡的日子，接着，他统治了一个部落帝国，并率军打击来犯者，征服了一方。最终，他功成身退，并在平静的日子中走向生命的终点。

第一句话就为整部作品奠定了基调：“帝国从未见识过和平。”就像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写作的交响曲的起音，又如电影《野蛮人柯南》的气氛。“寓严肃的史实于戏谑的调侃中。”马可·福马罗利在七星文库文集的序言中写道。“我躺在床上，边写边看我已经写过的内容，我回忆起了在教科文组织的时光，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片段，還有日本电影中的桥段。”让·多麦颂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写作经历。

荣誉光环

这部作品几个星期后拿下了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很快，又获得了销量上的成功，突破了10万印刷量。这次，让·多麦颂受邀加入加利玛出版社的评委会——这次加利玛出版社的电话可算是没坏。1973年10月18日，他被法兰西学院任命为第12届主席，而此前这一席位属于于勒·罗曼。1974年2月，在双向选择的前提下，《费加罗报》的主要股东，他的岳父贝甘，请他到《费加罗报》编辑部上班。

销量成功、学院荣誉、《费加羅报》社长……让·多麦颂荣誉加身。不过，给他带来荣誉的《帝国的荣耀》刚刚出版，他就开始写新书了。

1974年春天，加利玛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上帝的喜悦》，这部书有点像法国勃艮第版的《乱世佳人》。3年后，《上帝的喜悦》被改编并搬上电视荧幕，有上万法国观众收看。作品讲述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国家庭的故事，模仿《乱世佳人》的风格，却又增添了一些新意——引入了现代元素——战争、社会和技术变革、习俗的变迁、现代艺术和观点等等。《上帝的喜悦》就像“法国贵族家庭的肖像画”，作家好友弗朗索瓦·努里西耶评价道。“《帝国的荣耀》和《上帝的喜悦》这两部作品给我带来了荣誉，把我引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多么幸运！法兰西学院院士、《费加罗报》社长……荣誉涌向我。大家祝贺我，从老妇人到年轻的小伙子，都请我在我的书的扉页上签名。多么幸福！我在鲜花的海洋中前行，那是我儿时的美梦。”让·多麦颂感叹道。

1974年，小说《三剑客》出版的第20年，故事的主人公似乎已经有些过时，而让·多麦颂却没过时。

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让·多麦颂的作品？与同时期的作家相比，让·多麦颂的作品几乎无处不在，在书店、加利玛出版社的书架上、酒店的房间里、拉丰出版社里，在他的密友马勒西·欧赞那和他女儿爱洛依丝的手中，在电视上、剧院舞台上、电影院的荧幕上，在历届总统的书柜里……

当然，还有《费加罗报》的专栏里，昨日的报纸上他撰文评论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今日的报纸上，他哀叹着东方基督徒的命运。

千面人生

脱口秀上，他永远系着海军蓝色针织领结，在科西嘉海岸上则穿着粉色的短裤，光着脚。历届总统都与他有着不错的私交，从蓬皮杜到季斯卡，再到交情或许没有那么亲密的密特朗。波拿巴和他的继任者波旁王朝不喜欢夏多布里昂。而让·多麦颂把夏多布里昂奉为他的精神导师。

他说：“如果我非常幸福，如果一切都很完美，我不会去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有些事情不尽如人意。到底是哪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我在追逐未知的事物，追寻渺然的天际，我努力去够到那里，但那个目标又不断地隐去。”作家佩索亚也写道：“生活永远不能满足我们……而这就是人生。”

《抱怨的让，大笑的让》是30年前的《费加罗》杂志专栏文章的题目，不少读者都看过，文章评论了让和他的作品《上帝的喜悦》。老朋友马勒西·欧赞那回忆称，几乎没见过让·多麦颂有过坏脾气：“从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几乎没有这样的时刻。”

2014年6月，得知自己已患癌症的让·多麦颂在瑞士广播电视台上发言称：“我只有20%的把握能重获新生，我相信上帝，因为每天一睁眼，我就又迎来了生命中的一天。”

2016年初，他在加利玛出版社出版了新书，那不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但是书里的话，可以当作他的墓志铭。让·多麦颂，这个永远热爱生活的人告诉我们：“我想说，无论如何，我这一生是美丽的。”

[译自法国《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