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铁柱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义”(義)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了，“义”字从汉字结构来说，基本上是由“羊”“我”二字会意而成，是指竭尽我的力量去保护美好的事物。后来，“义”被进一步引申与抽象，具有了规范善这一类思想和言行等更丰富的内涵。在内容上，一方面，义是超越私利的；另一方面义又代表了公利，如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等等。它是为公利和超私利的完美统一。

“利”在甲骨文中也很早出现了，左边的“禾”字是个象形字，描摹一株谷物，右边是个象形的“刀”字，这两字的会意就是“利”。所谓“利”就是人们对各种资源或对象的创造和占有，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利”有私利与公利。

北宋理学大家程颢直截了当地指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1](P137)义利观是一个大问题，任何思想流派、任何思想家、任何人都必须直面这个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内也发生巨大变革。“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各派(儒、道、墨、法、阴阳等)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各自的理论思想体系，自然也形成了各自的富有特色的义利观。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成为“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个时期内形成的各派义利思想为汉代各种义利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中儒家、法家的义利思想对汉代社会影响甚大。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经过不断地吸收各家之长，成为两汉社会的主流义利观，“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2](P192)。董仲舒强调求利以义为指导，强调国家利益、整体利益、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强调“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这种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成为日后中华民族的主流义利观。法家逐渐由地上转为地下，由明涌转为暗流，法家重利轻义的义利观也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两汉社会中人们的日常行为。

“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3](P3630)列侯是二十等爵制中惟一的贵族爵，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极为显赫的地位，对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民族关系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列侯对两汉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两汉皇权盛衰沉浮，但在中央政府中，列侯始终掌握着重要的权力，他们负责民族政策的制定，并且多担任镇戍边疆的将领，两汉列侯在民族关系领域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一、重义轻利而民族间共同繁荣

列侯在汉代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与消费者，列侯们所需要的贵重货物和奢侈品成为汉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内容，他们是两汉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动力。班固写信给远在西域为官的弟弟班超，为冠军侯窦宪请托购买地毯、月氏马、苏合香、羊毛纺织品等奢侈品，“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罽十余张”[4](P3631)。乘氏侯梁冀派遣他的宾客到国外去采购珍奇异物，“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3](P1181)。他们不自觉地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之交流，促进了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列侯在民族间的和平贸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博望侯张骞于公元前139年，奉命出使西域，途经河西走廊，被匈奴扣留十余年，后乘机逃脱，行程数万里，一路上雨淋日晒，雪打风吹，忍受饥渴，幸得其随从胡人堂邑父善射，以禽兽之血肉解渴充饥，才活了下来。越过千里大戈壁，翻越亚洲屋脊葱岭，来到大宛，在大宛稍作休整，先后访问了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公元前119年，为断“匈奴右臂”，博望侯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由于浑邪王率众归汉，汉朝控制河西走廊，故张骞能够顺利到达乌孙，并且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夏、大月氏、身毒、安息等国家。博望侯张骞的两次出使使汉朝与西域诸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从此以后西域诸国在汉朝的支持下逐步摆脱了匈奴的奴役，汉朝获得西域诸国的支持，断掉“匈奴右臂”，保证了汉边境不再受到匈奴的侵犯，并且促进了双方通过丝绸之路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汉朝的丝绸、漆器、谷物种子、杏、桃、铁器及冶铁铸造技术、井渠灌溉技术、凿井技术传入西域。西域的苜蓿、葡萄、胡麻、胡蒜、胡瓜、胡桃、石榴、胡麻、红蓝花、胡豆、胡葱；胡床、胡凳；良马、骆驼、狮子、鸵鸟、犀牛、孔雀、大象；毛毯、毛毡、貂鼠皮、罽、裘；舞蹈、音乐、杂技传入汉朝。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其首功永远彪炳史册。博望侯张骞奉行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轻个人安危之私利，重各民族间的利益，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呼韩邪单于归汉，得到汉朝的大力援助，郅支单于为避呼韩邪单于锋芒，兵退康居，得到康居王的支持，遂重新称霸西域，役使诸国，屠杀西域民众，收取诸国贡赋，徭役诸国城民，“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敺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5](P3009)。

西域都护义成侯甘延寿，副校尉破胡侯陈汤为了解除郅支单于对西域诸国的奴役与屠杀，以及他对汉在西域的政治军事势力的威胁，临机专断，矫制发兵，斩杀郅支单于，消灭了其残余势力，“(陈汤)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5](P3010)，“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5](P3010)陈汤、甘延寿击败康居军队，直至单于城下，“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楯，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5](P3014)。甘延寿、陈汤以西域诸国民众的生命财产为重，以汉帝国的国家利益为重，消灭郅支单于，充分体现了他们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依靠匈奴的龟兹王建攻破疏勒，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暴虐其民。班超为了疏勒民众的利益，同时也为了扩张东汉在疏勒的势力，擒拿疏勒王兜题，立故王兄子忠为疏勒王，“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春，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虑先往降之。敕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3](P1574)。

伴随着月氏力量的强盛，且与康居联姻，势盛葱岭以西，遂欲跨越葱岭，进入西域，攻破诸国。班超为了保护西域各国的利益及汉帝国在西域的利益，坚壁清野，发兵击破之，“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领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钞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3](P1580)。定远侯班超践行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西域诸国的利益为重，获得了西域诸国民众深深的爱戴。

列侯张奂重民族之大义轻个人之私利，将羌豪所送之金器、良马全部退回，得到羌族民众的爱戴，“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3](P2138)。

平寿侯邓训拒绝了其属下提出的“以夷制夷”策略，以恩义对待羌胡，打开城门接纳月氏胡之妻子，使其免受迷唐羌之攻击：

章和二年，护羌校尉张纡诱诛烧当种羌迷吾等，由是诸羌大怒，谋欲报怨，朝廷忧之。公卿举训代纡为校尉。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交质盟诅，众四万余人，期冰合度河攻训。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胜兵者二三千骑，皆勇健富强，每与羌战，常以少制多。虽首施两端，汉亦时收其用。时迷吾子迷唐，别与武威种羌合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月氏胡。训拥卫稽故，令不得战。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训曰：“不然。今张纡失信，众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县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遂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群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3](P609～610)

并且移风易俗，致力于改变羌胡陋俗，医治伤病的羌胡，深深地感动了羌胡民众，“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刃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束，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3](P610)。邓训卒后，各族民众极度悲泣，以至自残，纷纷为邓训立祠祭祀，“吏人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日数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执不听，以状白校尉徐傿。傿叹息曰：‘此义也。’乃释之。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此请祷求福”[3](P612)。

二、重利轻义而民族间相互争斗

颍阳侯马防为了个人私利，赋敛羌胡，造成了民族关系的紧张，“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岁时赈给乡闾，故人莫不周洽。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帝不喜之，数加谴敕”[3](P857)。乘氏侯梁冀借口西域贾胡误杀一兔，牵连斩杀十几个贾胡，借机侵吞他们的财物，“(梁冀)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3](P1182)。匈奴击破乌桓，平陵侯范明友本欲击破匈奴，但匈奴已远遁，为了自己的军功，不顾及乌桓民众之利益，破坏民族之间的团结，乘机再次击破乌桓，导致了乌桓骑兵的报复，“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匈奴大怒，乃东击破乌桓。大将军霍光闻之，因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二万骑出辽东邀匈奴，而虏已引去。明友乘乌桓新败，遂进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其三王首而还。由是乌桓复寇幽州，明友辄破之”[3](P2981)。

三、结语

列侯们奉行不同的义利观会对民族间的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走向。列侯以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为指导，以民族间的共同利益为重，则各民族均能共同繁荣发展；若列侯以重利轻义的义利观为指导，重个人、小团体、小集团及本民族之利益，轻视其他民族之利益，则各民族互相争斗，战争频发。从《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其它一些史料来看，有关汉代列侯与民族关系的记载所体现的多是重义轻利的义利观。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成为汉代列侯乃至整个统治阶层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指导思想。汉宣帝五凤年间，匈奴大乱，群臣认为可趁机击灭匈奴，而列侯萧望之则认为：“前单于慕化向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5](P3280)得到汉宣帝、群臣的支持。正是因为列侯在民族关系领域实践了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进一步密切了汉与西域各族、越族、匈奴、鲜卑、乌桓、西南夷等各族人民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各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1]程颐，程颢.二程全书[M].上海：中华书局，1912.

[2]董仲舒.春秋繁露新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