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100029)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儒学复兴和发展的重要人物，在儒学式微的时代背景下，他一生都将“延孔子之烛光”，复兴儒学作为自己的使命，儒家经典成为柳宗元政治理想和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来源，作为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居“六经之首”的《周易》，对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柳宗元不仅在诗文创作中直接运用《周易》卦爻辞①,更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深刻理解贯通《易》道，并将其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方法，养成了自强不息，中正有为的人格特质。

一、自强不息、中正有为的人格修养

出生于门阀士族的柳宗元，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深谙经学之大义，终生坚持儒家圣贤的为人立场，抱着对儒学的执着坚守，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做人原则。正如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1]这是将儒家经典理论作为处人处世之本，分别从《诗》《书》《礼》《易》《春秋》中学习质、恒、宜、断、动，故其称儒家经典称为“取道之源”。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说，“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之简册也”[1]，则是儒家经典的为文著述之道当作诗文创作的典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先君之道，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1]，则是将《诗》《书》《易》《春秋》提到了治国之道的高度。这些论述，足可见儒家经典对柳宗元的深刻影响，也正是其中的精深思想，使之树立了“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1]的人生理想。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柳宗元不懈地探索、努力，弘扬儒学理念，形成了独具魅力、“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的为人原则，这与中华文化精髓“易”所提倡的圣人之道的基本道德标准是一致的。

在《周易》中，“中正”思想是贯穿于整本书的主导思想，其中象征吉祥的卦辞就多与“中”有关，如“大有”卦离上乾下，其卦辞曰：“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意思是六五爻在上卦的中位，并且与其他五爻相应，所以是大吉的卦，卦辞中更不乏赞美之辞。钱基博先生说：“《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2]清代钱大昕说：“《彖传》之言中者三十三；《象传》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中正，曰时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刚中，曰柔中。刚柔非中，而得中者，无咎。故尝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3]《易》的每一卦，对爻居“中位”非常重视，“中位”就是“六爻”中的“二、五”之位，二居下卦的中央，五居上卦的中央，居于二五之位的爻又叫做中爻。在《易》中，二、五爻多为吉，如《乾·文言传》：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乾》卦“九二”之所以“吉”，之所以“利见大人”正是因为它居九二之中位，有“中正无偏”的龙德。再如《讼》卦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象传》认为，九五“元吉”，乃是由于其阳刚而居中正之位的原因。

那么什么是中正呢？中正，就是指恰到好处，又可理解为居中行正，秉持正道。在《周易》看来：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耶？”[4]

意思是说，《易经》这部书，推原本始，归纳终末，从而形成一卦卦体之大义。六爻相互杂错，是为反映特定的时宜和物象。之所以初爻难以理解，上爻容易了解，是因为初爻是开始，上爻是结束。初爻的爻辞提示事物产生的端绪，上爻是最后已成为事实的终结。至于错杂事物，撰述德行，明辨是非，就非得中间的四爻才能完备。通过看爻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可以了解存亡吉凶，通过研析卦辞，智者至少可以理解一卦一半以上的意思。二爻与四爻虽同有阴柔之功，但因为居于上下卦的不同位置而代表了不同的意义。二爻因为居于下卦之中，故多赞誉；四爻近君位而非中，故多惧怕。柔之为道，不利于远行，若想要没有咎害，必须是柔和守中。三与五爻同样的道理，虽同有阳刚的功能，但三爻非中且处下卦之极，故多凶险；五爻至尊而居中，故多功勋，两者之间有贵贱等级的区别。难道是因为阴柔就有忧患，阳刚就能胜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段文字说明，判断吉凶并非是看某一爻处于刚位还是柔位，无论是哪一爻，无论处在什么爻位上，避免灾祸，避免凶象的方法都是持中守正。《周易》认为，无论处于何种形势，是顺境还是逆境，是治世还是乱世，“中正”都是君子的行为准则，应该始终坚持，毫不动摇。而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君子应当自强不息地把持中正之道。柳宗元正是谙熟“易”之精髓，在儒家经典的熏陶下，崇尚信奉“中之正不惑于外”的“君子之道”的，中正，是柳宗元的人格理想，也是其外在行为的依据。柳宗元从小受到良好家学教育，在父亲柳镇“守正为心，恶疾不惧”(《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之志的影响下，立下强国安民的宏伟志向，希望成为“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的政治家，品行方正刚直的他热心从政，秉承中正之志，积极投身政治实践中，他说：“刚健之气，钟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则智者一端耳。”(《天爵论》)[1]这里的刚健之气就是中正之志的志气，也正是《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的精神，在《时令论》中，他又具体谈到自己对儒家圣人所秉承的“中正”观念的理解：

“曰：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 谓之五常，言可常行者也。防昏乱之术，为之勤勤然书于方册，兴亡治乱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是故圣人为大经以存其直道，将以遗后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其有嚚然而不顾者……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世，吾无憾焉尔。”(《时令论下》)[1]

“中道”是圣人为教的要旨，是要终生永守而不能去的基本人格要求和处事方式。他又在《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书》《与杨诲之第二书》等文中反复提及这一思想。“方中”，指“中之正不惑于外(《与杨诲之书》)[1]，是内心中正，符合仁义之道。他评价杨诲之曰：“观过而知仁，弥见吾子之方其中也。”(《与杨诲之第二书》)[1]这些观点都可以说继承发扬了《周易》的中正观，柳宗元以自己对“中正”的理解和参透，不断激励自己的人生，指导自己的行为。

二、刚柔相济、应变若化的处世原则

年轻的柳宗元才华横溢，26岁登博学鸿词科，任官集贤殿正字。韩愈曾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谈及柳宗元时说：“子厚少精锐，无不通达。……以博学鸿词授集贤殿正字，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文中透露出年轻的柳宗元耿直方正的性格特征。唐顺宗在位时，因受权臣王叔文等人的赏识，为实现其“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风华正茂的柳宗元积极参加了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同保守势力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成为革新集团的骨干人物。“永贞革新”主张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宦官专政，藩镇割据，任人唯贤，安抚百姓，发展生产、安定社会，史载“百姓相聚欢呼大喜”。清末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评价“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但由于这次改革触动了大官僚、藩镇和宦官的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和阻挠，最终失败。宪宗即位，对改革集团严加惩罚，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政治生涯就此结束，可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1]。柳宗元被贬之后，性格明显发生了转变。在对革新运动失败的沉重反思和教训总结中，在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意识到要实现“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仅仅恪守儒家圣人的中道是不够的，“守大中而不变乎其内”是应该讲求方法的，从而自觉地抑志敛性，形成内守中道、外讲权变的刚柔相济的人格特质。这一完整的人格理想恰与《周易》蕴含的刚柔相济、阴阳平衡的思想是一致的。柳宗元在人生实践中，参透和发挥了儒家义理，对《易》所包含的哲学精神做了现实的阐发。

《周易》讲中正，但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像《大过》卦，下巽上兑，二阴、四阳，阳刚过盛，阴柔极弱之状。那么求中正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刚柔相济，以平衡阴阳两种力量，做到了刚柔相济，保持了阴阳平衡，也就是做到了“和”。《周易》致中正，就是求“和”的过程；《周易》致中正，就是要达到“和”的境界。《豫·彖传》说：“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这里的“顺动”有遵循客观规律的意思。在《周易》中，二五两中爻阴阳相应叫做“和”，二五两中爻阴阳既当位，又相应，称为“中和”。“中和”又叫做“太和”。《乾·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4]王弼注《乾·彖传》中的“保合太和”一句说：“不和而刚暴。”(《周易注》)意思是阳刚不与阴柔相和、相统一，阳刚则会急迫地变化，而发展至自己的反面，使自身难以存在。这说明阴阳制约，刚柔相济，才能中正和合，保持稳定。如《既济》下离上坎，初、三、五为阳，二、四、上为阴，十分典型地表现了阴阳、刚柔交互错综、中和圆满之态。所以《彖传》说：“利贞，刚柔正而当位也。”这些都说明了，君子的处世原则应该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相协调而不随波逐流，深邃明察而不苛求于人，柳宗元在对“时”与“位”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处世之道，把中正和合作为身心修养的目标，即于内坚持守中正，处世则阴阳和气、顺势而动，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在柳宗元的众多著作中多有论述。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曾这样总结说道：“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 不知颠踣”(《答问》)[1], 意思是自己刚硬俊杰的性格，不究曲直,不知顺动最终“冲罗陷阱”；他又说“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 但欲一心直遂, 果陷刑法”(《寄许京兆孟容书》)[1]，这里的“不知当否”是直接取自《易》的概念，强调在追求“中正”“和合”的过程中，要讲求方法，顺动制豫，如“不知当否”就会产生不吉的效果，“陷刑法”之中。柳宗元进一步又说自己“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与裴埙书》)。这一系列诗文都表现出柳宗元对自己曾经刚烈的性格的反省，并且开始有意识地约束和警醒自己。

经过自我反思，柳宗元认为“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与裴埙书》)，“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 但欲一心直遂, 果陷刑法, 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寄许京兆孟容书》)都是指在处世中没有顺势而动，一味只知“进”而不知“止”，最终导致他“已不信于世，而后知慕中道”(《与杨诲之第二书》)。在总结教训之后，柳宗元终于悟出了“应之咸宜，谓之时中,然后得名为君子……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苟不适其道,则肆与佞同”(同上)。在大量的作品如《佩韦赋》《解崇赋》《送从弟谋归江陵序》《答问》等中，柳宗元开始探寻自己的为人方式。在《解崇赋》中，他以占卜的结果来告诫自己“去尔中躁与外挠，姑务清为室而静为家”，表示要“铺冲虚以为席，驾恬泊以为车”。他写《佩韦赋》以自警，以柔软的韦(皮绳)约束自己的刚烈心性。他追思那些刚柔相济的古人，将“疏颜以诮秦兮，入降廉犹臣仆”[1]的蔺相如作为自己尊崇的榜样。他说“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慕西门氏佩韦以戒”，去其“纯刚纯强”，以求“刚以柔通”。这里的柳宗元直接用《周易》阴阳、刚柔的概念来阐明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他在仍然秉承“中正”之志的同时，完善了自己恪守“大中”的方式，也就是应该顺势而动，灵活处理。

“果以为人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曰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怫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断刑论(下)》)[1]

这里的“经”是指原则，“变”是指实现原则的途径。柳宗元所讲的“经权之道”，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思想是相近的，也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经”，是必须践行而不能偏废的，但在践行的过程中还必须靠“权”的掌握和运用，做到恰当合适，既不偏离，又不拘泥，以达到一种最佳、最好的效果和境界。柳宗元作《说车赠杨诲之》，以“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故能“任重而行于世”的车作为比喻，来说明心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劝解杨诲之应像车厢那样有恢弘气量，像车轮那样周而通达，像车轴那样“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达到“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的境地。为了进一步说明“圆”的含义，柳宗元又写道：“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走下也。乾健而运，离丽而行，夫岂不以圆克乎？”(《与杨诲之第二书》)柳宗元认为，只有做到圆中相济，才能实现“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易·系辞上》中说“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周易》中的“圆”，可以看做是一种辩证的哲理，可以像喻一种完美无缺的人格，也可以代表一种出神入化的人生境界，更可以看作是一种追求“大中”之道的途径。

所以，柳宗元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强调说：“夫刚柔无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则出应之；应之咸宜，谓之时中，然后得名为君子。……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1]这里他反复强调了刚柔的关系，不是对立存在，或者割裂分离的，而是相济相融的一种辩证关系。他也写到：

“读古书，睹直道守节者即壮之，盖有激也。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慕西门氏佩韦以戒，故作是赋。执中而俟命兮，固仁圣之善谋。……故曰：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能。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变得其宜兮，乃获其终。”(《佩韦赋并序》)[1]

由此可见，柳宗元不仅全面继承了儒家的思想，更深刻领会到《周易》中蕴含的阴阳相济，和谐发展的真谛，对《易》的理解并非停留在理论认识的层面，而是融汇贯通于他的思想和实践中，在柳宗元看来只有“刚柔相济”的“大中之道”才是尽善尽美的理想之道。

注释

①据郭丽《<周易>对柳宗元诗文的影响》(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第6期)统计：柳宗元诗文“可以明显看出为《周易》内容的有90多处， 甚至有一篇之中引用《周易》内容多达三次者.”

[1][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注．柳宗元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钱基博．经学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36．

[3][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中庸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宋]朱熹撰，廖明春点校．周易本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