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寿鸿

一

一晃，汪曾祺已经离开二十年了，我们今天读他的文字，仍然甘之若饴。

2017年5月16日，是他逝世二十周年忌日。在他的家乡高邮，举行了一系列纪念仪式，占地1000平方米的汪曾祺纪念馆也在当地名胜文游台开工建设，10月份建成启用。三个月前，在汪曾祺诞辰97周年这天，长子汪朗代表汪曾祺子女，与高邮市博物馆签订了父亲生前书房捐赠协议。根据协议，汪老生前书房的实物将整体捐赠给家乡，搬迁到建成后的汪曾祺纪念馆。

这处书房位于北京虎坊桥福州馆前街6号405室，是汪朗所在单位经济日报社分的福利房，汪曾祺在去世前约一年又三个月，都生活在这里。也正是在这里，这位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才有了自己真正的书房。

在“汪迷”微信群，作家王树兴给群友们分享了汪老书房的照片：书房保持着汪老生前的模样，子女们并没有动过。墙边的四个大书橱满满当当，书桌靠窗，与书橱呈直尺形，还是汪老生前坐的那个老椅子。沿书橱的矮柜上放着笔墨纸砚，有一幅随意折叠的未完画稿，仿佛还在等待主人回来着色。书橱的中间一格，有一张汪老夫妇俩相视而笑的合影，这是汪曾祺1991年第三次回乡后在高邮湖泛舟时拍的，他在照片反面戏题“高邮湖上老鸳鸯”。汪曾祺说过，平生有两件事不干，一是戒烟，二是离婚。他把照片放在书房的醒目位置，看得出来也很喜欢这张照片。

高邮，是汪曾祺生前魂牵梦萦的故乡，他在这里生长到19岁，然后一直在外求学、工作，辗转于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半生坎坷，42年后才回乡。在《我的家乡》中，他写道：“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在汪曾祺的文学版图中，高邮是最重要的心灵家园和文学地标，他的代表作品如《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都是以高邮为背景的，就像他自己在诗中所写，“乡音已改发如蓬，梦里频年记故踪”。现在，汪曾祺书房搬迁回乡，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落叶归根，对汪曾祺文学迷们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

二

身为忠实的“汪迷”一员，我很遗憾没有去过汪曾祺的家，亲聆他的教诲，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敬爱汪老，从他的作品中感悟汪味的真谛。汪曾祺去世后，许多人写过纪念文章，讲述如何拜访汪宅，如何与汪老相交过往。我从这些文章中，回味汪老的言笑行状，想象自己是一个隐身人，旁观汪老真诚平和地接待各方客人；想象自己走进汪曾祺的书房，悄然立在汪老身后，看他悠闲地喝茶、画画、写文章。

在汪老的年轻朋友中，作家苏北是交往最亲密的一位。在汪老去世后，苏北写了大量忆汪、读汪的文字，成为公认的汪曾祺研究专家。2015年5月，苏北曾经重访虎坊桥汪老生前的旧居，后来写了篇《汪曾祺的书房及其他》，并把汪老的藏书书目列出清单，发表在2016年2月2日的《深圳特区报》上。这篇文章让我对汪曾祺的藏书有了一个清晰完整的印象：

书橱里的书大致分为这么几大类：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各类志怪笔记、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书、各类历史书和他自己的书，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少量有关京剧和书画方面的书籍。

放在最下层（齐桌沿的这层）把口的是沈从文的书。沈先生的书有几十本，包括“全集”“文集”“别集”和各类单行本，摆了满满两层，数数有四五十册。

书橱的近一半都是中国古典文学，这也是汪先生藏书的最主体部分，接下来是外国文学、戏剧方面的书和其他杂项以及自己出版的书籍。

如果以量而言，汪曾祺的藏书称不上很多，但面是广的。从藏书的品种，可以看出他的爱好和品味。他非常敬重恩师沈从文先生，把沈先生的书视若珍宝，“摆了满满两层”。他喜欢古典文学，这是他的藏书的主体。他偏好各类志怪笔记和方志、游记，对书画论、戏剧也很有兴趣，这种偏好最终体现在他的大量随笔和散文中，无论节令民俗、四方风物、草木虫鱼，每一篇文章都生动有趣，闪现着睿智的灵光。他阅读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曾经自报家门：创作接受过西方现代派文学包括“意识流”作品的影响。

相反的，在汪曾祺的书房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也有，但数量不多。他的子女们曾经回忆说，他一直按自己的兴趣写作，并不怎么看其他作家的书，“我和我比，我第一！一个随人俯仰、毫无个性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汪曾祺《谈风格》）。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往往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风格，不为外界的评论所影响。

从藏书可以看出，汪曾祺的读书方法，是一种作家式的读书，也就是读杂书。他自己说过，从上大学起，他就喜好乱看杂书，“抓到什么就读什么，读得下去就一连气读一阵，读不下去就抛在一边”。在《谈风格》一文中，汪曾祺引用契诃夫的话说：“作家读书，实际上是读另外一个自己所写的作品。”他认为，一个作家虽然读过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自己风格的可能只有其中几位作者。具体到自己，汪曾祺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归有光、鲁迅、沈从文、废名和外国作家契诃夫、阿左林。

这种“随心所欲”的读书习惯，他保持了一生。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汪曾祺的读书偏好，那就是他提倡的“读和自己气质相近的书”。他认为这样有助于形成自己的风格。对作家来说，汪曾祺认为应该博学，“一般的名著都应该看看”。

三

不过，虎坊桥的汪老生前旧居，是他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只居住过一年多时间。在广大“汪迷”心中，汪曾祺真正的书房其实是在北京城南蒲黄榆，7平方米的小屋，一桌一椅一床，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从1983年到1996年，汪曾祺都住在这里。在这个比鲁迅故居“老虎尾巴”还要小的房间，他写出了一生大部分的作品，这是汪曾祺创作的“黄金时代”。

“蒲黄榆路9号楼”，曾是汪曾祺一家人的居所。蒲黄榆地处北京丰台区方庄，为什么叫蒲黄榆？汪曾祺作了一番考证，发现原来是把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三个地名各取其一个字拼合而成的。他喜欢这里的市井风情，曾自编过《蒲桥集》《榆树村杂记》两部以蒲黄榆为题的文集。

而在住到蒲黄榆之前，汪曾祺不用说书房了，连属于自己的住房都没有，被妻儿戏称为“寄居蟹”。

整个后半生，汪曾祺都在饱受住房问题困扰。

他的单位是北京京剧院，但一直没能解决住房，只能住在夫人施松卿单位新华社分配的房子，一家人起先挤在宣武门附近国会街5号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黑乎乎的，白天也要点灯”的“门房”。孩子长大了，他们搬到了甘家口的宿舍，一家五口挤住在一套两居室，合用一张写字台。虽然这里临近玉渊潭公园，周围环境不错，但住房条件实在很差。在这张写字台上，汪曾祺要等其他人用过了，才打开台灯写作，《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徙》等短篇杰作，都是在这儿写出来的。有谁会想到，这些震撼当时中国文坛的划时代作品，竟然出自与夫人、孩子们合用的一张写字台。

十多年间，因家里房子太小，汪曾祺在京剧院有一个房间临时休息。他没有书房，但京剧院有图书室，他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书。那里的许多书籍，留下了他的痕迹。对于随遇而安的汪曾祺而言，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最困厄的境遇中，他仍能找到快乐。

1983年搬到蒲黄榆后，两居变三居，情况稍有改善，虽然仍很局促。作家韩霭丽在一篇《斯是陋室》中，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

这房是属于“文革”后北京最早建造的高层居民楼。十几年一过，这些楼外面褴褛，里面破落，布局陈旧，结构拘束，厨房转不开身，厕所一米见方，没有澡间，没有厅。汪曾祺住的是小三居，进门是一小过道，什物杂杂乱乱，扫帚簸箕热水瓶茶杯纸箱菜篮，来了客人，老汪头就在过道里沏茶。稍大的一间房接待客人、吃饭、看电视，还有一间施大姐和小女儿汪朝住，一间7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比鲁迅博物馆的“老虎尾巴”还挤地放着一桌一椅一床，就是老汪头的卧室兼书房了。

7平方米小屋，做卧室兼书房实在勉为其难。白天，汪曾祺把堆在桌上的东西统统搬到床上，写作；晚上，他又把堆在床上的东西搬到桌上，睡觉。

在这间屁帘儿大的小屋里，写出了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和弄色彩，潇洒泼墨，提笔作画，挥毫写字，读书写作，喝茶休憩，沉思冥想，天南地北，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从没听到过汪曾祺对这幢破楼对这间陋室有过一句怨言。这近乎贫民窟的地方，他住得怡然自得。

在蒲黄榆路9号楼的寓所，汪曾祺度过了70岁生日。生日那天，他写了一首《七十书怀》：

悠悠七十犹耽酒。

唯觉登山步履迟。

书画萧萧余宿墨，

文章淡淡忆儿时。

也写书评也作序，

不开风气不为师。

假我十年闲粥饭，

未知留得几囊诗。

在妻儿的强烈要求下，汪曾祺不得已递交过一份请求分配住房的报告。他写道：“我工作几十年，至今没有分到一寸房子……”北京京剧院和中国作协都曾介入解决汪曾祺的住房困难问题，也还是没能让他在有生之年遂愿。直到他去世前的一年又三个月，才住上宽敞明亮的新房，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然而，这还要归功于儿子——新房是经济日报社分配给汪朗的。

四

曾经，汪曾祺也想在家乡有个自己的书房，但生前并没能实现。

那时，他还住在蒲黄榆，正是创作热情勃发的时期。

解放前，汪家是高邮城里的望族，有人统计，房产总数为26处，217.5间，3337.85平方米。1949年1月，高邮城解放，汪家大院由政府代管，直到1979年，汪曾祺的胞弟汪海珊、妹妹汪丽纹从乡下调回高邮，才要回四间偏房。这就是现在的“汪曾祺故居”，其实只是原来汪家大院的偏僻一隅。

汪曾祺希望政府归还闲置的几间汪家旧宅，既可帮弟妹们改善居住条件，也方便自己回乡小住，有个好一点的写作环境。1993年5月30日，他听说当地的造纸厂因效益差即将停产，就给当时的高邮女市长写信，请求政府归还为造纸厂占用、本属于他和堂弟汪曾炜名下的臭河边的房屋。在信末，汪曾祺如同一只倦飞的鸟儿哀鸣：

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乡，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区区愿望，竟如此难偿乎？

作为汪老的同乡人，我每次读到信里的这段话，都不禁鼻头一酸，眼睛潮湿。这位名满华夏的当代优秀作家，为了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房产，竟以这样沉痛的话语哀求老家的“父母官”，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然而即便如此，也没能打动女市长，汪曾祺这点微末的愿望至死也没能实现。

令人感慨的是，八年后，这位已升任扬州市常务副市长的女市长东窗事发，因受贿罪获刑十三年，而其贪赃受贿的动机，是为了给自己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买房。

现在，汪曾祺终于在家乡有了自己的书房，这位热爱家乡的游子，在仙逝二十年后，漂泊的灵魂终于有了栖息的一枝。

文游台内有秦观读书处，是高邮的文化高地。当地人经常说“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表达对两位文学先贤的崇敬。文游台在泰山庙后，小时候，汪曾祺经常到泰山庙看戏，去文游台看盍簪堂两壁刻的《秦邮帖》，“凭栏看西面运河的船帆露出半截，在密密的杨柳梢头后面，缓缓移过，觉得非常美”。他还曾写过一篇散文《文游台》，开篇第一句就是：“文游台是我们县首屈一指的名胜古迹。”汪曾祺能在这里有个纪念馆，可以说是备极哀荣。这显示了当地政府现在对汪曾祺的重视，文游台也将因汪曾祺纪念馆，让高邮古城的文脉更加源远流长。

不过，我倒更情愿汪曾祺的书房能搬迁到科甲巷的汪家大院旧址。这里有十一子和巧云的大淖，有《异秉》中的保全堂药店，有王四海的承志桥，有越塘和臭河……这里是汪曾祺心灵的故园，书房若能在这里安家，汪老的在天之灵也许会更加喜欢，汪曾祺书房也将成为这个城市新的文化风景。而文游台，若能有一天将汪老夫妇的骨灰从北京公墓移葬于此，与纪念馆毗邻而居，则是最好不过的归宿了。

清代诗人王渔洋雨泊高邮，留下名句：“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如今，不见汪曾祺二十年了，我们也感到深深的寂寞，这种寂寞感随着他的不朽作品，还将在一代代读者的心中悠悠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