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振

贵州各地在“比学赶超”中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全省经济社会从“量”到“质”都出现影响深远的积极变化，后发优势得到深度挖掘

“在农业时代一直交通闭塞、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蕴藏着在进入工业时代过程中后来居上的巨大能量。一旦打开山门，铺上通途，这类地区将在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在1995年到贵州毕节考察并写下《毕节行》，这是此文核心观点。

“志在富民”的费孝通先生曾多次到访贵州毕节，耳闻目睹毕节“缺吃少穿的贫困情况”，以致“心中很难过”。他在《毕节行》中提出，相比“改善生态条件，提高社会发育程度”这些长期积累才能见效的过程，更急需办好能牵动全面进步的事情，那就是基础设施中的交通问题。没有交通，“有力也使不上”，“有了交通，毕节的资源可以开发，特产可以运出去，就变成宝贝，变成财富了。能把当地的资源变成钱，就有了自我发展能力，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了”。

费孝通“毕节行论”直指贫困要害与核心，可谓情真意切，是贵州发展史上珍贵的思想财富。其所说的“后来居上”，与多年后贵州实施的“后发赶超”战略不谋而合。

秉持底线思维“后发赶超”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进入高速工业化时代的贵州，“后来居上”势头强劲。初步核算，2017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3540.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7%、10.1%、11.5%。经济增速连续7年居全国前列，经济發展呈现“稳中有进、转型加快、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