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红云

摘 要：作为汉末文化大家，蔡邕无疑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但他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家，汉末政治、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使得他在人生价值、人生旨趣追求等上已经开始挣脱经学藩篱，由儒而文，体现出时代新变。

关键词：蔡邕 经学 士人 价值追求

蔡邕（133-192），字伯喈，汉末女诗人蔡文姬之父。史载其学无所不窥，其著述创作遍及当时的经学、文学以及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门类，为汉末首屈一指的文化艺术大师。但当我们具体考察蔡邕的一生，会发现许多复杂甚至矛盾的现象：他屡言祸福倚伏，却又于党锢惨烈后毅然出仕，姿态勇健；虽被灵帝许为“经学深奥”，但又未曾遍注群经，集成大典，成一代宗师；极力声讨鸿都门学，但自己在文学艺术上却又成就瞩目……东汉末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最为复杂、最为变动不居的时代之一，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个体不仅注定要承受时代之殇，也决定了其在价值追求、人生形态上的复杂与矛盾。

一

在两汉深厚的经学传统与浓郁的经学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蔡邕，从小即“覃思典籍，韫椟六经”（范晔，《后汉书》本传），无疑具有较高的经学修为，但他显然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家，就是在当时，世人对于蔡邕，亦不以经师大儒视之。

尽管东汉中叶之后，经学开始走向式微，但汉末时政的衰败，却更加激发了人们对经学道义操守中所包含的政治能量的期待。故有学者以为“在政衰主弱、军阀混战的普遍无序形势下，作为精神文化的领袖和象征，才德之士以其和平宁静、独立不移的风范、名声，一定程度上成为世道人心的寄托。”[1] 305汉末大儒郑玄受到海内尊崇，郑珍《郑学录传注》论曰：“可想见康成明德，当世倚为轻重”。[2]与蔡邕颇相亲厚的卢植，因其“海内大儒，人之望 ”，残暴如董卓亦不敢加害。[3]毋庸置疑，儒林厚德饱学之士在当世获得了普遍的尊重与推崇。但当蔡邕被王允责收廷尉，太尉马日磾驰往救之，惟言“伯喈旷世逸才” [3]；三国（吴）谢承《后汉书》亦言“公卿惜邕才”，仅言蔡邕之才而不言其他，可见当时人对于郑玄、卢植与蔡邕，认识评价颇有差异。其中固然有蔡邕才情绝伦、卓绝当世的原因，但于此亦可看出，至少时人并不视其为经师大儒。故颜之推《颜氏家训》言“自古文人，皆陷轻薄。……蔡伯喈同恶受诛。”亦将蔡邕与屈原、曹植等并列，视其为轻薄之文人才子而非彬彬之经师大儒。

《后汉书·桓荣传》有则材料值得注意：

（桓彬）光和元年卒于家……蔡邕等共论序其志，以彬有过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学优文丽，至通也；仕不苟禄，绝高也；辞隆从窳，洁操也。

据《后汉书》，知桓彬之学，所涉甚广。“学优文丽”，“学”当指儒学，至于“文”的内涵，联系汉末思想文化发展现状，笔者以为，“文”固然包括现代文学之义，但显然不限于此，还应包含其他诸如绘画、音乐等艺术类创作，其中主要强调的是博学与著述，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之义。在这里，蔡邕明确地将二者作为两个不同的事物平等对待，并且以兼二者为“至通”而予以褒奖，体现的正是汉末经学委顿、才情渐兴的时代新变。王符《潜夫论·务本》批判亦言“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虚无之事”、“雕丽之文”，正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体现出汉末世风的巨大变迁。考之于蔡邕，其文、书、画，时人誉为“三美”，其著述创作文体丰富、题材广泛，正是“学优文丽，至通也”的集中体现。

因此，蔡邕虽深歆经术儒学，但在他身上，又有着时代变化的鲜明痕迹。后人屡以“张蔡”并称，将其与张衡同视为文人才士的典范。曹丕《典论·论文》载：“如（王）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干之《玄猿》《漏卮》《團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文选·文赋》注引臧荣许绪《晋书》言陆机“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俨然皆以张、蔡为有汉文人之宗。而稍前于蔡邕的张衡，虽“通五经、贯六艺”，却以“善属文”而名世。后人张、蔡并称，屡加崇扬，明显出于对二人才艺的推重。故有学者以为“正因为蔡邕和张衡有许多相似之处，历史上将张、蔡并称。它们其实是儒而文者。”[4]儒而文者，故舍筏登岸，由儒而文，虽有痕迹，而无挂碍。范晔《后汉书》将马融与蔡邕合传，以为“季长戚氏，才通情侈。……邕实慕静，心精辞绮”，当是看到了二人“才通情侈”、“心精辞绮”的共同点。所以洪业《礼记引得序》断言“蔡邕长于文史，不以经学名家”。[5]现代有的学者更是以为“从文体的写作可以推断蔡邕是一个史学家，文学家，并不是一个恪守传统矩镬的经学家”。[6]

蔡邕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主要集中在辞赋与碑铭创作。其辞赋创作内容题材上有着重大拓展，给辞赋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作为中国古代第一流的碑铭大家，蔡邕碑铭创作更是成为后世典范与圭臬。

此外，蔡邕于艺术多有创设。蔡邕长于音乐，本传载“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此即为焦尾琴。而据张骘《文士传》以及干宝《搜神记》所载，柯亭笛即为蔡邕所制。蔡邕亦长于书法。本传载其于熹平四年上书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并“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刚柔相济，雍容典雅，在当时被奉为经学和书法双重典范，泽被深远。南朝梁武帝《书评》论曰：“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也认为：“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又据唐张怀瓘《书断》所载，言蔡邕“见役人以垩成字，心有悦焉”，最终创飞白之书。

于迎春先生以为蔡邕“细致入微地体会生活情趣，不加掩饰地表达打动了自己心扉之美的感受”，培养出“尚美、多情的心性”，并进而指出，“这位才高博学的士大夫，作为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感情真挚而细腻，一往情深。”[1]正是看到了蔡邕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魏晋文学艺术自觉的先兆。齐天举先生“儒而文者”的论断亦颇为精审，不仅准确地道出了蔡邕人生旨趣的精神实质，也深刻地反映出汉末政治衰颓、经学式微之际出现的时代新变。endprint

二

人在本质上属于社会。两汉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直接决定了蔡邕的人生旨趣与价值追求。具体来说，今文经学没落所导致的古学兴盛以及博洽之风出现，以及政治衰颓后士人对外在事功的疏离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个体内心世界的关注与经营，在促进魏晋士风的形成的同时，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最终导致了文学艺术自觉时代的到来。

今学谶纬的荒诞迂阔以及家法、师法的门户狭隘，使得“在一个思想没有变为资源与动力的时代，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思路引向拓宽见闻，在知识的陌生处寻找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在更深更广处获取知识开掘的惊喜与乐趣”，直接导致推崇古学、以博洽为宗的“知识主义风气”的出现。[7]史载桓谭“博学多通”、“尤好古学”；郑兴“好古学”、“博洽多闻”；贾逵 “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再如王充“博通众流百家之言”；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8]汉末的许慎、郑玄更是融汇今古、博通儒道，为一代大师。本传载蔡邕“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其诗书画号为“三绝”，成为当世首屈一指的博洽才学之士。一般而言，两汉特别是后汉的古文家视野较开阔、博洽多学，好古学者在文学艺术上皆多有造诣。故有学者指出：“今文经学衰落，古文学兴起，对思想界影响极大。汉末世风变迁，其根源在此。”[4]

对于中国传统士阶层而言，《左传》“三不朽”价值追求具有当然的意义，特别是在以政治进取为唯一大业的有汉一代，士人普遍经受着功名富贵的驱使，进德立功之外的价值更加退居一隅。但经明行修与事功成就统一的关键在于王朝制度的保障。然自后汉中叶以来，随着政治的腐朽衰败，专制制度对上述二者的保障力度日渐削弱，修德笃学与立功立业之间开始出现时代的分歧与背离，两汉辉煌百年的经学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颓。腐朽的政治，本来就容易使人在失望之下，日益丧失参与的热情，而波及甚广的党锢惨烈无疑又给士阶层以重创。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灵帝建宁三年（169年）两次党祸，则是更为直接地推进了这一历史的进程。“一方面它给知识阶层的理想主义带来了阴影，并使知识与权力抗衡的理想彻底幻灭，从而引出个体生存为中心的思路，一方面它使得一批士大夫厌恶了群体认同互相标榜的方式，转而寻求一种更个人性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境界。”[9]现实的痛楚与困境，最终加剧了士人对外在事功的抛弃并开始转入对个体内心世界经营的步伐，而汉末士人对内心世界的关注与经营，必然导致在文学艺术上的开掘与创造。

后汉中叶以来，士人品格建构逐渐从先前的崇笃伦理、尊奉经术向重性情、崇才智等更为洒脱、更为内在的层面转化，即是上述背景下出现的时代新变。而前代孔、孟开其端，贾谊、司马迁、扬雄以来的述作历史，无疑使当时穷愁失意的士人们获得了历史映证和现实支撑。班固极力肯定扬雄“潜于篇籍，以章厥身”的行为，以为“守道恬退固合于圣贤遗训，为文著述亦是智士可期于不朽的事业”。[10]正是在对历史的思考与现实的体认中，文学艺术创作逐渐昭显出其卓然世俗之外的独立价值，也是在这种情景下，班固才能在《答宾戏》大胆宣称“密尔自娱于斯文”。其后的王充，更是在《论衡》中表达出对“文人”、“文儒”的推崇和对著述创作的肯定与标榜，并明确地将著述创作视为“文人”或“文儒”的核心品格。在某种意义上，王充《论衡》是在真风告逝、虚伪斯兴的后汉之末，士人為重新寻求生命支撑与价值追求而进行的一次心灵突围。而上述情况也表明在经术时代中，“基于儒学的社会土壤，‘文人这一人物类型不仅已大致形成，并开始要求着社会认可的讯息。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了汉末以来儒生与文人渐次分流的趋势，并且预示着‘文人与儒生的并驾齐驱，甚或对后者的超轶。”[9]

三

后汉中叶以来的政治黑暗、经学衰微，不可避免地导致士人对外在事功的抛弃、对个体内心世界的关注与经营，而这些，必然会强有力地促进个体心灵的解放并带来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作为在两汉深厚经学传统与浓郁经学氛围成长起来的蔡邕，固然不能摆脱经学的影响（见拙文《论经学素养对蔡邕的影响》，《作家》，2015年6月），但他广博的涉猎以及其对文学艺术创造的兴趣与热情，无疑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成为魏晋文学艺术走向自觉的先声。

参考文献

[1] 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 王利器.郑康成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3.

[3]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 齐天举，汉末文风转变中的代表作家蔡邕[J].文学遗产，1986（2）.

[5] 洪业.现代史家论丛——洪业论学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99.

[6] 刘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J].文学遗产，2002（5）.

[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07，315.

[8] 范晔.卷二十八上《桓谭传》、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卷四十九《王充传》与卷六十上《马融列传》[A]//后汉书[C].北京：中华书局.2001.

[9] 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211，142.

[10] 班固.七十卷上《叙传》[A]//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