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川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南岸 40006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对于指导我们建设美丽中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马克思始终坚持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抽象或直观出发，去解释、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解释、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超越构成了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的主要意蕴，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

一、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解释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在英国、德国、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并于19世纪30年代基本完成。伴随着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发生，焦炭、冶金等工业迅速发展，废水、废气、废渣大量产生；蒸汽机的普及，煤烟不经处理而大量排放；工业革命后，大工业体系、大城市相继出现，人口从农村开始向城市聚集，生活垃圾大量产生，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出现裂缝，人们的生活、工作环境日益恶化。然而，这只是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一个缩影，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工业领域，农业领域、消费领域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从19世纪中叶开始，马克思就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态问题，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进行了揭露和解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解释方式既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又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不同。

人类中心主义秉持“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认为人是主体，其他自然存在物是客体，人相对于其他自然存在物来说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主张一切以人的利益为中心，以人的利益来衡量其他自然物的价值，把人与自然摆到了对立的位置上。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根源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认识，即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不是人类利益本身。如果人类认识到，其利益的实现离不开自然界，那么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就不会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与主宰。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是那种认为自然界除了为人类存在外别无内在价值的自然界的专制主义。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不能丢掉自身的利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排斥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因为保护自然环境从根本上说也是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正是对自然界价值的忽视导致了资本主义生态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主客二分，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整体，主张人类不应该存在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特权，人类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都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员，因此应该平等地对待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简单地理解为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没有看到人与自然关系背后所隐藏的更本质、更深刻的人与人的关系。因此，虽然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主客二分，提出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但是这种统一是抽象的统一，是脱离人的实践的统一。这就决定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释并不科学，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因此认为，反对科学技术，反对理性主义，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然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都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相对主义旋涡，即没有从实践出发理解和揭示人与自然的改造和被改造关系”[2]。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解释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时，采取的都是形而上学的思维，即主客对立(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或抽象统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的思维，或把资本主义生态问题解释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问题，或把资本主义生态问题解释为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的发展问题，而没有从实践出发去把理解和阐释资本主义生态问题。马克思批判吸收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成分，从实践出发对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作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认为生态问题本质上说是实践的问题，即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和在实践中予以解决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导致了生产的反生态性，主要表现为“异化劳动”的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消费相结合导致了消费的反生态性，主要表现为“异化消费”的反生态性。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解释不是空洞的和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和现实的，因而也是科学的和合理的。总之，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既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解释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主客对立思维方式，也批判了非人类中心主义以自然主义为理论基础，解释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人与自然抽象统一思维方式，找到了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根源，即作为实践的集中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而实现了在解释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上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二、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批判

马克思没有仅仅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解释。他在解释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同时，已经着手于批判资本主义生态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批判与他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解释密切相关。没有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解释，就没有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秉持主客二分和人与自然抽象统一的思维方式，缺乏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解释，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质。相应地，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时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价值观层面，没有深入到实践层面即生产方式层面。人类中心主义在解释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时，把矛头指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认识上，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是人类没有认识到自然对其生存和发展的意义，由此才导致了他们对自然界的掠夺式主宰。人类中心主义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生态问题，认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最根本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错误认识的批判；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把传统伦理与生态学基本规律、生态学基本原理相结合，引出生态伦理，如生态中心论；或者把人际伦理移植到了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关系上，如动物权利论、动物解放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立论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权利论”和“自然价值论”。在他们看来，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导致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产生了生态问题。生态问题的产生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必然产物。批判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关键不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可见，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解释及由之而决定的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批判都是错误的。他们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批判仅限价值观层面。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关键不是价值观批判，而是生产方式批判。“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强调了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的联系”[3]。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为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了价值观批判向生产方式批判的跃升。

一是从实践出发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生态批判。马克思对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展开了现象批判，即对工人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以及工业化导致的“工业黑化”现象进行了披露。所谓工业黑化现象指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灰色类型的蛾类昆虫逐步被黑色类型的蛾类昆虫所取代的现象。这是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应用的实例，反映了生态恶化的现实。在此基础上，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反生态性展开了本质批判，认为“资本逻辑”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根源，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不断实现自身的增值。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生态批判最根本的是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此外，马克思还对异化劳动展开了生态批判，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即工人劳动的产物不受工人支配，成了奴役、支配工人的力量。异化劳动的四个表现——工人与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与自身劳动的异化、工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会进一步激化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资本主义生态问题。

二是从实践出发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生态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反生态性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农业生产的结合。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展开了生态批判。第一，对贯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始终的“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马克思指出：“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4]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生态批判的核心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第二，对资本主义主义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土地异化”现象的生态批判。异化视域下的人与土地的关系不是土地服务人、发展人的关系，而是土地限制人、悖离人的关系，对“土地异化”的生态批判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生态批判的重要维度。第三，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导致的“物质变换裂缝”现象的生态批判。“物质变换裂缝”指的是人类不合理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内部各要素之间物质变换中断的现象。“物质变换裂缝”成为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重要表现形式。马克思从“土地异化”、“资本逻辑”、“物质变换裂缝”三个主要方面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展开的生态批判始终没有脱离实践这一场域。

三是从实践出发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生态批判。实践既包括生产实践，也包括消费实践。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既包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批判，也包括对资本主义消费的生态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消费的生态批判主要包括两层意蕴：首先，对异化需要的生态批判。需要是消费的起点，需要引起消费。需要是基于一定生产方式的人的实践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的需要异化为“粗陋化”、“片面化”、“物化”和“工具化”的需要，而人的需要的“粗陋化”、“片面化”、“物化”和“工具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进而出现了生态问题。其次，对异化消费的生态批判。异化消费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人的消费成为服务资本的工具，另一方面，人的消费表现为人对物及对象的片面占有。人的消费成为服务资本的工具，产生和加剧了生态危机。人对物及对象的片面占有，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总之，马克思没有立足抽象的价值观层面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而是立足实践，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资本主义异化消费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展开了全面、彻底和科学的批判，从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批判思想。

三、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超越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都给出了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其解决之道与他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解释和批判一脉相承，是抽象的和无法付诸实践的。人类中心主义肯定了人的实践，即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的双重对象化活动，没有把人类看作是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的动物，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大进步。但是，人类中心主义并没有从实践出发解释和批判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比如，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无关的问题，其产生主要源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认识，不是人类利益本身，即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因此，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关键是对这种错误认识的批判。相应地，超越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改变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认识，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即以人类共同利益作为评判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处理“得当”的价值尺度，以此来约束、调整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解释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时，只看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简单的认知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没有看到其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刻、更本质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而没有科学解释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在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批判上，由于他们没有看到人与自然关系背后所隐藏的、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形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没有涉及这种价值观产生的实践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他们也不可能找到走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由此可见，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提出的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都只停留于认识论或价值观层面，而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下进行分析，并以之作为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切入点，这样在理解、阐释和评价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出路等问题时就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实践支撑，既找到了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出现的根源，即“资本逻辑”操纵下的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和“资本逻辑”操纵的人的“异化消费”。同时，又找到了摆脱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出路，即以革命的实践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摆脱“资本逻辑”对社会生产和人的消费的控制，使生产和消费不再为剥削阶级服务，而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可见，马克思不像“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只是脱离了实践、抽象地议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方式，而是始终坚持从实践出发，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下人与自然的对立问题。马克思所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其发展目标不是单纯地指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指向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论述非常多，其核心是：社会主义生产要按比例进行，避免盲目生产。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满足不同需要的产品量，就必须要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是自然规律，是不能改变的，“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6]。也就是说，要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就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劳动，这是自然规律，因而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但是自然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即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自然资源等没有按比例投入生产，因而出现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而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因盲目生产而导致的生态问题。总之，马克思从实践而不是从抽象的价值观出发，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诉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从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批判思想。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是实践解释、实践批判与实践超越的统一。其中，实践解释是前提，实践批判是核心，实践超越是旨归。三者以实践为基础统一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之中。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解释、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批判、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践超越，构成马克思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的主要意蕴。这些思想对我们澄清各类环境思潮，科学审视当今世界的生态问题，进而建设美丽中国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01).

[2]段红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深度消解——杰克·伦敦《荒野的互换》的生态解读[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3]周在娟.科学的整体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论之根[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3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