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涛

(陕西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加快，近年来武术学界对于武术如何发展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尤其是自2008年奥运会以后，武术界逐渐认识到武术“项目化”发展的弊端，发展侧重点的不同导致武术发展面临着“群众喜欢武术，但不喜欢武术项目”的尴尬局面。为促使武术成为奥运项目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与推广，在群众中造成了对武术认知的偏差，人们理想中呈现的武术与现实中展示的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对比之下产生的思想落差影响了人们参与武术活动的热情，武术项目面临参与人数下降、群众热情较低等系列问题。而与之相对的是跆拳道、空手道、瑜伽等外来体育项目正在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选择，尤其是跆拳道等搏击型项目的发展更是占据人们对技击对抗性项目的需求，不断侵蚀着武术的生存空间[1]。

武术学界关于武术发展的声音以2008年奥运会为界，2008年以前一致的认为武术的发展应走竞技体育道路，为中国武术竞技化与中国武术应该何如适应奥林匹克模式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2008年奥运会之后，受武术入奥失败的不利影响，又统一方向在分析入奥失败原因时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归结为根本原因，因而提出“文化自觉，向传统文化回归”等新兴论调。这种由一种极端向另一种极端的转变，一定程度上由于缺乏理性客观的考虑而不利于武术的实际发展。在前二者基础上，则又有学者提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竞技体育的长处”，采用取长补短、中体西用的发展策略。这一结论虽然在经验上避免了前二者的不足，试图起到“执其两端而用中”的最佳效果，但这一“中”如何选择与判断，何为“中”的问题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看法与指导。而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对武术发展的不同论调则均是由“武术本位论”角度出发，“在研究过程中将武术本身作为研究武术发展的根据和目的，忽视了人作为武术活动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这一主体的存在”[2]，未能从武术的真正参与者“人”的角度，尤其是未能真正从占大多数数量的普通大众角度出发，以至于提出的主张大多流于表面，易生成空而大的弊病，在具体操作层面缺乏实际意义。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写到，每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是以原始的力量在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他的整个生活期都和土生土壤联系着[3]。武术想要在我国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首先需要的是与产生自身文化的生长母体保持紧密联系，牢牢抓住自身固有基群。只有在自身项目大发展大繁荣的大背景下，才能去有余力考虑如何提高武术，乃至提高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地位。若失去土生土壤的哺育则会如“无根浮萍”一般，即使在外力促使下迎来其短暂的繁荣也只是昙花一现，失去其固有风范和韵味。

“一切文化的竞争，其胜负主要决定于形式和规格的转换是否切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决定于规格是否有利于其生存和发展”[4]。武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所以出现现有问题，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在规格和形式的转换过程中对于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考虑较少，过多地强调国家调控与管理，依赖于某一阶段大政方针的指引，导致了武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由“民间的武术”转变为“官方的武术”(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缺乏了民间基础支持的武术，不可避免地在长久的发展上会遇到阻碍，也正如乔晓光所言：“判断一种文化的兴衰，要看拥有这种文化的人数”[1]。武术的最终发展需要依靠广大的群众基础所形成的社会氛围与重视认可，而不是单单依靠占少数的竞技武术运动员去付出辛苦和努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所以在讨论武术如何发展时应注意考虑的是社会群体所产生的社会意识对于武术本身所产生的认识是怎样的，只有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到良性积极作用时才能使项目的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从大众对武术概念理解的角度出发制定武术的发展计划，发展人民群众认为的武术、认可的武术是极其必要的。

1 武术形象中外部特色的保留

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保持不被同化与替代的根本方式是明确其自身特色与价值，否则功能重复价值缺失的事物必然会以一方被吸收为结局[5]。武术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在众多搏击对抗项目中不失本心，则需要保持自身特色与价值，否则将会因失去实际价值而发展延滞。所以武术发展过程中以大众视角而论，即为特色与本质的问题。

攻防是武术的核心属性，在传播过程中虽然不同的社会环境、社会群体都会对其提出新的要求与改变。但武术作为一项制服对方的身体手段，攻防依旧是其本身最基本的属性内涵，也是大众对武术进行选择时的核心价值考量。超过半数的武术学习者在学习之前首先考虑的是武术是否真正具有防身自卫的基本功能，关于这点刘文武在 《论武术之打》中提出：武术必然具有攻防含义，是具有防身自卫的基本功能的。但攻防绝不是武术的唯一属性，如仅以攻防为考虑内容，则所有技击类动作发展至最终均会形成由繁至简的转变，仅以“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戚继光语)为练习目标，实用性最强的搏击方式势必是最符合生物力学，人体生理学规律的项目，也必然只会形成一种项目。而不会出现所谓的“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131家拳种。之所以众多拳种流派的出现，正是发展过程中对于武术攻防以外属性需求的出现，如人民群众对养生的需求，对展示美观性的需求，精神上安抚心灵的需求等不同的要求。这些需求的出现与武术为适应发展而做出的转变，促进了武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发展，但也在一定层度上阻碍了武术中攻防属性所占的比重。所以在武术传播过程中若一味地强调武术的实战对抗，实际上是削弱了武术多元化属性，不符合现代传播学的基本规律。但同时过于贬低武术的攻防属性转而探究武术的文化内涵也同样是不可取的，攻防演练是基础，在身体攻防演练的基础上，练习者才能逐渐领悟到攻防动作之下蕴涵的哲学思想，以期达到中国传统古谚中提出的“技近乎道”的层面。正所谓“技以载道”(《庄子庖丁解牛》)，武术所蕴含的文化思想必须通过技术的传授和动作的反复磨合才得以领悟的[6]。不进行身体上的技能练习，忽略了肉体的磨练单纯追求理论上的境界就如无根浮萍一般无根无据。动作演练是根本，这也符合王夫之“道器论”中道与器的上下关系，动作演练作为形而下的器，为其形而上的道起到了基础支撑的作用。

鲁迅先生曾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武术作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一种，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极其注意对自身特色特点的保护。武术之所以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搏斗形式，正是其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当时发展需要而形成的多元化属性。这一多元化属性的确立，也正成为了日后中华武术屹立在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基础，武术的核心属性是以攻防为目的的技击属性，但如上文所说攻防并不是武术的全部属性，武术在发展过程中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母体，吸收了大量养分，如中国传统的哲学、艺术、伦理、宗教、军事、中医、养生等众多成份。从武术竞技化发展的角度看其众多属性都是与“体育的武术”完全无关或联系甚微的属性，但这也正是中华武术区别于世界其他攻击方式的重要依据，是中华武术得到世界认可的前提。现代社会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迅速，但以削减武术的属性内涵为代价迎合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以其实现“世界接轨”的目标是有失考虑的。失去了自身特色的武术不能称之为完整的武术，一味地迎合并不一定能换得认可与接受。

如上世纪日本料理的兴起，众多日文菜品名称直接选择音译的方式转变为英文，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式料理在英语国家的推广程度，但最终仍凭借独特的风格与美味吸引了就餐者的认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语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酒香不怕巷子深”现代社会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武术只有做好自己，将自身优秀特有元素加以发掘利用，终究会凭借其独具特色的展现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同时武术其他属性的出现也恰恰成为了武术区别于其他所有对抗形式的主要特色，使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根源所在，武术区别于其他对抗项目的独有属性也即是成为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被人们选择的主要根源。

武术派系的出现是对武术多元化属性的直接表现形式，不同的练习环境，不同的练习目的，不同的练习人群，练习思想都会影响其对于武术拳种的选择，如北方地理环境下的武术拳种多大开大合擅长腿法，南方地理环境下拳种则多较为细腻流畅，太极拳在传播过程中因练习群体的不同发展出现了杨氏太极，因练习者自身武学修养的提高分化出孙氏太极拳。

现如今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背景依旧存在，在练习过程中必然对武术提出不同的需求，而中国武术含纳众多拳种，这些拳种以各自独有的技击、文化逻辑支撑起自身的技术与文化体系，各有通玄入奥之径[7]。各具特色的武学门派为群众在考虑自身需求过程中提供选择的权利。相较于其他对抗搏击形势，独具特色的武术众家拳种，或者说武术众家拳种中蕴含的侧重点不一而又同出一源的传统哲学思想是武术独特于其他对抗搏击形式的特色所在。

所以以群众视角而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又具有对抗类项目本质的内容，才是真正武术的范畴。二者的完美融合才是完整的中国武术，单取一边则会面临如：套路比赛面临“操”化倾向，散打比赛失去传统韵味，群众分辨不出散打与拳击的状况发生。

2 武术形象中传统优秀元素的保留

武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外显的身体活动之下暗含着众多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正因为受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优秀母体文化的影响，导致这些武学动作下蕴含的处世哲学与道理是武术相比较于世界其他搏击类项目所尤为擅长与突出的重要特征[8]，而其中所蕴含的处世哲学与方法可被统称为武德或武学修养。

武德与武学修养是中华武术在发展过程中由“为了打”这一根本产生原因，发展为“为了不打”的进阶目标的产物，是武术作为一项身体的运动而在实际演练中自发整理出的一套处世准则与要求。传统概念中对于武术高手名家的界定，除了要求具有高超的武学功底以外，还必须具备超凡脱俗的武学修养与品性。中国传统武术中对于武德的培育与提高成为了贯穿武术练习活动的重要内容，由拜师之初的“不信者不传，无礼者不教”(《咏春白鹤拳、拳谱》)“人品不端者不传；不孝不忠者不传”(《昆仑剑、箴言》)等入门时对于品德的要求到学艺大成时的“以德为先，德艺兼备为贵，无德而有艺，不足观也”的认知概念可以看出，传统武术人对于武德有相当高的重视程度。甚至武术的练习与提高也被表述为是其“武学修为”的提高，这里的武学修为可理解为两部分，即身体层面武术搏击水平的提高与精神层面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

《左传》中将武德表述为“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可以看出，武德作为武术人的一项自身行为准则，对武术人如何成为一名符合当时社会价值取向的人的引导与督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武术习练过程中对于武术练习者思想道德方面的良好约束与引导，使得历史上大众对于“武侠”概念的追捧与认可成为可能，“侠客”成为封建社会下受统治阶级压迫的下层民众对于具有高强本领且品行优良的武术人寄与的美好期望与心灵寄托，一定程度上，武术人在当时社会背景条件下成为了“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因为武术作为中国哲学具象化的表现形式，在思想内涵上必然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形成一系列符合传统思想与概念的行为准则[9]。如传统观念中推崇的“仁、义、礼、智、信、忠、勇、敬”等传统美德成为武术人指引自身思想道德境界发展的目标与方向，使武术人极易成为了一群具有优秀传统与优良声誉的社会群体。导致人们后期对于武术、对于武术人形成了一种先天的认可与推崇。这一具有遗传性的民族情感在武术发展过程中对促进武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关键作用，人们对于武术及武术人的认可与推崇，不自觉地促进了武术在民间的发展与繁荣，成为了人们学习武术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在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不断冲突中，中国武术对于西方体育文化的仰视心理促进了中国武术体育化的转变[10]。体育化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但也削弱了武术本身的“精神内涵”，由原本注重练习过程，侧重自身境界感悟的中国武术转变为“出拳的速度，踢腿的力量、高度等外形、蛮力的追求”[11]武术被限制为一项“单纯的体育武术”，群众对于武术的认可与推崇逐渐降低，武术的“光环”渐失。

正如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先生认为“武术的某些功能属于体育的范畴，但它有许多内涵，超过了一般的体育概念”，单纯以武术的外在表现形式(高、难、美、新)进行武术的推广是不利于武术发展的。失去了精神内涵的武术犹如失去灵魂一般是不完整的、残缺的武术。

人们在选择武术作为学习对象时，内心深处对于武术本身的推崇与认可，即来自于武术自身具有的精神内涵所产生的优越性与先进性，更通过一些日常仪式与规章的约束而在心理上产生对自身约束的成就感与满足感。使练习者可以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内心，最终形成自我提高、自我教化的教化之学。这一属性是武术在发展过程中由文化母体中充分汲取的，也是其他项目后天发展所努力追求的。所有体育项目作为一项身体活动，其发展的都会经历由身体提高至精神提高的转变过程，运动员在参加项目之初由单纯的进行身体强度、技能熟练度方面的练习演变为在技能水平提高以后逐渐在练习过程中感悟出精神层次的体会与提高，我们一般将其笼统地概括为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等，多表现为“公平竞争、平等友善、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等在运动员身上表现出的优良品质。这种由身体层面发展至思想层面的变化，客观上增加了项目的底蕴与价值，对项目的发展起到了充实完善的良性作用。其与武术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当今各项目大力发展扩充自身精神内涵的背景下，武术却反其道而行，将自身所具有的内涵属性选择性的遗忘或放弃并不可取[12]。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武术所带给其的内心满足感与成就感无形中受到影响，不利于武术在民间的传播。

所以武术外在形象下蕴含的传统人文思想等精神内涵留存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着大众对武术形象的判断与定位。

3 武术形象科学化的认知

时至今日，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人民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项目科学化成为武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人们科学认知水平的提高，武术中玄学成分浓郁的部分逐渐不被人们所认可，武学所表述的自身概念是否符合科学原理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重要问题。大众认知中武术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众对于武术的选择。

以武术自身的起源分析，武术在发展过程中受中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影响，在自身携带了鲜明母体特征的同时，受发展过程中时代局限性等客观原因的影响，造成了内部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现状，武术本身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包含了众多的迷信传说色彩。

但武术作为一项传承已久的行为方式，其所推广的大部分内容与原则必然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有学者试图通过现代的科学认识对武术进行解释，为武术符合生理学与物理学提供了诸多证明，但这些观点受当时认识程度、大众文化水平等众多因素限制，导致多局限于武术界的精英群体，在具体落实层面未达到预期效果[13]。

时至今日，在基层武术练习者或传授者层面科学化水平不均等这一问题依然存在，表现为面向少数人群的中高等院校、武术队等专业人员对武术概念诠释与表述的科学化水平较高，而面向人群占多数的武术爱好者与基层武术传播组织则往往因自身学历水平有限，存在玄化武术形象，神话自家功法的问题出现。甚至有为获取其中蕴含的商业价值而刻意神话、传奇化某人某拳的案例发生，如2012年“闫芳经梧太极拳事件”，当事人为了获取商业利润，极度夸张不切实际的宣称其所谓的太极拳真谛，严重损害了太极拳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同时，影视文学作品中为吸引观众目光，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在动作技术上过度夸张、玄虚的进行处理，对武术的传播与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14]。电影中展示的飞檐走壁、刀枪不入、神功入定等场景与现实中的武术形成较大的反差，同时也与习惯概念中的科学认知不相符，加剧了大众对于武术怀疑否定态度的形成。

所以武术在推广传播过程中，在对自身优秀文化进行保护传承的同时，有必要通过多渠道有针对性的方式对武术自身中会导致大众产生误解的因素进行转变与规范，在大众心目中树立科学化的武术形象，有助于更好地在基层开展武术项目。

4 小 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鞋子论”说到：“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从中我们可以引申出，关于武术应该如何发展这一问题，作为武术发展本体的大众最有发言权，所以在充分考虑人民大众视角下的武术认知这一前提下制定科学可行的且符合大众心理需求的武术发展路径才是最合适的发展路径。

综上所述就大众视角而论，发展“外型上具有自身独特攻防技击风格的，且其中蕴含有中国传统人文价值观的，同时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武术”才是更有助于武术大众化传播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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