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民 军

作为一位传奇英雄，英国阿拉曼子爵、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 1887—1976)在20世纪60年代初两次来华访问。当时正值新中国内外交困之际，他的来访给中国政府和民众留下了良好印象，也使其置身于“中国人民的朋友”之列*蒙哥马利逝世后，中国政府在唁电中称其为“英国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的朋友蒙哥马利元帅”。参见《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致电 代表毛主席并以他个人名义深切悼念蒙哥马利元帅逝世》，《人民日报》1976年3月31日。。遍览当代中英关系史，相较于那些数十年来持之以恒地致力于中英友好的英国籍老朋友如政治家希思、作家韩素音、科学家李约瑟等人，蒙哥马利仅凭两次来访就获此殊荣，的确非比寻常，亦可见其访华活动在当代中国外交史中的地位与影响。

关于此事的最早论述当属蒙哥马利本人的回忆*参见〔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著，刘文涛等译：《领导艺术之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英〕蒙哥马利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室译：《三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领导人与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以及一些见证人的回忆也陆续公开*《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见蒙哥马利谈话记录(一九六一年九月)》(《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百幅手迹怀伟人——毛泽东的110个故事》(文献纪录片，中央档案馆等制作，2003年)、《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以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等收录了中国领导人与蒙哥马利的部分谈话。当事人的回忆则主要是熊向晖的《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谈“继承人”》(《世界知识》1988年第20期)，该文后被收入熊向晖回忆录《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及《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2006年)。。尽管如此，国内的相关研究却不算很多*外交史著作大多都会提及蒙哥马利访华，但只是介绍基本情况，既没有充分还原历史细节，又没有展开深入分析，甚至还有个别认识错误，后文将对此加以辨析。此外，潘敬国的《从蒙哥马利两次访华看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是比较少见的专门研究蒙哥马利访华的学术论文。该文认为，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国领导人借机释放出外交政策调整的信号。。而且，包括非学术文章在内，国内著述主要依赖公开的中文文献，内容多有雷同。西方学界更是极少论及此事，仅在蒙哥马利的部分传记中稍有涉猎*西方的蒙哥马利传记很多，但均聚焦其军事生涯特别是二战期间的活动，战后经历则介绍得很简短。参见Nigel Hamilton, Monty, Vol.1-3, McGraw-Hill, 1981-1986; Alun Chalfont, Montgomery of Alamei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6;〔英〕罗纳德·卢因著，熊秉慈等译：《蒙哥马利》，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特德里克·杜拉克著，葛业文编译：《蒙哥马利》，京华出版社，2004年；艾伦·穆尔黑德著，葛业文编译：《蒙哥马利》，京华出版社，2008年。国内的蒙哥马利传记多以编译西方论著为主，其对蒙哥马利访华的论述均未超出蒙哥马利在《三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记》中的回忆。参见樊高月：《稳扎稳打：蒙哥马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冯云峰编译：《威振德寇——蒙哥马利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实际上，有关蒙哥马利访华的英国外交档案早在90年代即已解密，只是迄今尚未见到国内外学者使用而已。本文拟以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为主要史料，辅以部分中方文献，力求详细梳理蒙哥马利访华的来龙去脉，并稍作评析。

一、1960年的首次访华

1958年9月，蒙哥马利从北约盟军副司令的岗位卸任，结束其50年的职业军旅生涯，此后即以民间人士身份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1959年4月，蒙哥马利到访苏联，正是在莫斯科，他萌生了访华的念头。他回忆说：“1959年在莫斯科时，我意识到，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很可能在于中国。因此显然有必要访问这个国家，以便认识中国的领袖并了解他们的想法。如果我能看看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调查它的人口问题，同它的部长们讨论革命以来的经济和工业发展以及他们将来的计划，特别是了解一下农业和粮食问题——这一切都会有助于我对中国将来的世界地位作出估价。”*〔英〕蒙哥马利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室译：《三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记》，第6页。同年5月，蒙哥马利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讲演中称：“(要)力求一个友好的中国出现。这要花费时间——也许要十年到十五年，甚至还要长一些。可是事不宜迟。早在几年以前我们就应该开始了。”*〔英〕蒙哥马利著，北京编译社译：《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51页。由此可见，蒙哥马利的访华意愿非常之强烈。

11月12日，蒙哥马利公布了他的海外旅行计划——先去南非，然后赴新德里会晤尼赫鲁，并打算在新德里联系中国驻印度大使，寻求获准赴北京会见毛泽东。得此消息的英国外交部略显紧张，远东司的米勒(Hoyer Millar)在次日草拟的报告中指出：“如果蒙哥马利勋爵真正开展这项计划……一定会引起国际上太多的关注，特别是如果他访问北京的话，将带来‘他能在何种程度上代表英国政府’的质疑。”“我想，在开展这项计划前，他将向首相说明其意图。”*Tours of and Visits to China,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Adam Matthew Digital Ltd, 2010, FO 371/141323, p.26.英国外交部担心的是蒙哥马利的访华之旅可能会有带官方色彩之嫌，这也意味着其访华计划并非英国官方授意，仅是他个人意愿的反映。

1960年1月初，蒙哥马利到访印度。在新德里期间，他向中国驻印度大使提出访华申请，很快得到回复。1月9日，蒙哥马利致信英国外交部：“我给中国驻德里大使递送消息的结果出来了，我已收到中国政府的热情邀请，他们请我在今年5月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及其他政府成员。我已接受了邀请。”*另据艾伦·穆尔黑德说，“蒙哥马利在新德里向北京发出访华信息，但他接到通知说鉴于中印关系紧张，直接从印度飞往中国将不受欢迎，但为他作了5月份访问中国的安排”。参见艾伦·穆尔黑德著，葛业文编译：《蒙哥马利》，第325页。他在信中提出，希望在京期间能留宿于英国驻华代办施棣华(Michael Stewart)的寓所；他还表示不想在中国独自旅行，故希望施棣华能赴香港迎送，陪伴其旅程，并向他通报中国人的生活情况和中国当前的状况。他草拟的行程安排也随信附上，即5月18日离开伦敦，19日抵达香港，23日到广州，24日至27日在北京，29日返回香港，31日回到伦敦。[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January-April 1960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3, pp.20, 21.1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一则新华社消息援引印度媒体的报道说，蒙哥马利非常想去北京，他表示，在讨论世界问题与世界和平的时候，中国是不能被忽视的[注]《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说 中国是不能被忽视的》，《人民日报》1960年1月11日。。中方以这种委婉的方式对外暗示蒙哥马利访华已经敲定。

面对蒙哥马利获邀的既成事实，米勒提出的对策是：“既然其访华意图已公开，那么大概就不存在试图劝说他放弃此行的可能了。我的看法是努力劝说他尽可能谨慎一些。”1月12日，米勒在与外交部同僚商讨后制定了应对之策：鉴于外交大臣看望陆军元帅可能会鼓励中国人及其他人认为其访问带有某种官方性质，因此最好不要让二人见面；在蒙哥马利启程赴华之前，须安排一位外交部远东事务的专家与其交谈；应排除施棣华亲赴香港迎接的建议，英国官方能做到的最大限度是安排驻华代办处的一位职员顺道去香港出差，并使其访港日期恰好与蒙哥马利的行程一致。[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January-April 1960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3, pp.15, 16.显然，英国外交部极力将蒙哥马利的中国之行限定在私人访问的范畴内，力避沾染官方色彩。15日，英国外交部向施棣华通报此事，并特别指出：“蒙哥马利勋爵将以私人身份前往中国，他没有——重申一遍，他没有肩负英国政府的任何使命。不过，你应给予他一些看似适宜的热情招待或帮助。若有必要，你须将此点讲清楚。”18日，施棣华复电英国外交部，表示乐见蒙哥马利来其寓所做客，但认为他与中国人住在一起更好。同时，施棣华也认为，由自己赴港迎接并陪伴蒙哥马利外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所以，他将委派一名会讲中国话的高级职员去香港迎接并陪同蒙哥马利来京，返程时可能也会这样安排。最后，他在电报中指出：“鉴于英中关系的性质，这次访问将带来许多问题。”[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January-April 1960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3, pp.5, 10.

2月8日，蒙哥马利从瑞士度假胜地格施塔德致信米勒。他写道：“中国驻伯尔尼大使(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今天来格施塔德向我传达毛泽东的口信，大意是中国领导人很高兴在北京见我，访问日期就依我的提议。我现在想与施棣华通信——既然要着手制定在北京的大体计划，必须在他的代办处办理；如果通过伦敦的代办(指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引者注)，耗时就太长了。”两天后，英国外交部将蒙哥马利草拟的行程及要求电告施棣华。其中，蒙哥马利表示：“我想拜会毛泽东、总理、外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与交通部长。”英国外交部指示施棣华：“在给予蒙哥马利勋爵这些适当的帮助之际，我们希望保持其访问的私人性及其与英国政府不存在官方联系的立场……要让中国人明白，你只是蒙哥马利勋爵的一个‘邮局’；还要暗示他们，要求提供上述便利和见面的并非英国政府。”[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January-April 1960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3, pp.39, 45, 49.可见，在帮助蒙哥马利安排访华行程期间，英国外交部时刻不忘提醒施棣华，这纯属“私事”。

3月1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道尔顿(Dalton)亲赴蒙哥马利的别墅——伊辛顿庄园拜访，向其提供有关中国的情报及建议。道尔顿随后所写的汇报打消了英方的顾虑。他指出：“我要明确的是，蒙哥马利勋爵并未表明他要向中国人提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台湾及香港问题。他说想看看‘中国人在忙些什么’，问问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打算如何实现。”[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January-April 1960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3, pp.82-83.外交大臣劳埃德(Lloyd)采纳了道尔顿的建议，即在蒙哥马利访华前，不必致信也无须拜会他。蒙哥马利在5月20日香港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更加证明英方的担心是多余的。他说：香港问题不容讨论，“因为它是大英帝国、英联邦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个要讨论的对象。如果任何人企图拿走它，就意味着与一个西方大国的战争”[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April-May 1960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4, p.93.。

中国外交部对蒙哥马利及其来访的看法是：“(他)在英国军政人物中，地位很高，与保守党元老丘吉尔、索尔兹伯里等关系密切，虽不是英国统治集团的决策人物，但对统治集团政策有相当影响。退休后政治活动增多，经常发表国际问题的言论，其政治主张基本上与麦克米伦(指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引者注)一致，但因无官方身份约束，言论较官方露骨，英政府也借他试探各方反应……蒙哥马利访华虽系私人性质，估计是在英政府授意下，为配合当前英外交政策采取的行动……估计其访华有如下意图：(1)为英统治集团探索我国家领导人对当前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态度和我对外政策的动向。(2)在首脑会议期间，在中国问题上寻找政治资本，抬高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3)美国对华策略正在酝酿变化，英国拟抢先一步，首先增加同我高级的非正式接触。企图再来扮演中美之间的‘中间人’角色。(4)试探中苏关系现状和前景，寻找空隙挑拨中苏关系。(5)了解我国防和经济实力，尖端科学，军事装备和军事训练情况。”[注]《关于接待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具体安排计划的报告》(1960年5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2-001-00118。一言以蔽之，外交部估计蒙哥马利是在英国政府的授意下来华试探的。

5月20日，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向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提交《关于接待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具体安排计划的报告》，其中提出：“鉴于美国飞机侵犯苏联和美国破坏首脑会议以后，国际局势有了新的发展，英美矛盾可能扩大，我们可以利用蒙访华机会对他多做一些工作，以进一步分化英美，扩大英美矛盾。主席、总理和陈副总理已准备予以接见。为此，对蒙的接待工作在礼遇上可略高一些……”报告对日程、接见、宴会、参观、住宿、交通等作了细致安排。[注]《关于接待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具体安排计划的报告》(1960年5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2-001-00118。该接待计划于次日得到批准。

5月23日，蒙哥马利在临时副官查尔斯·科尔曼(Charles Kirkman)上尉与英国驻华代办处职员尤德(Edward Youde)的陪同下，从深圳乘火车抵达广州，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到车站迎接。下午，蒙哥马利观看了广州兴华电池厂的民兵训练和一个步枪俱乐部的射击表演。24日中午，他乘伊尔-18型专机飞抵北京；下午，参观北京车站、民族文化宫等地；当晚，陈毅以元帅名义为其举行欢迎宴会。25日上午，周恩来接见；下午，外贸部部长叶季壮与其会谈；当天，他还观看了国防体协组织的跳伞和滑翔机飞行表演[注]在《关于接待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具体安排计划的报告》中，中方为蒙哥马利准备了三个项目，即跳伞表演、步兵第196师或坦克学校，由其从中自选一个。，参观了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在25日晚施棣华为蒙哥马利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中方派出贺龙、罗瑞卿、习仲勋三位副总理，以及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大将、国防体协主任李达上将、外贸部副部长林海云、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出席。[注]《周总理接见蒙哥马利元帅》，《人民日报》1960年5月26日。施棣华认为，中国政府是以这种非同寻常的高规格赴宴人数，来彰显对蒙哥马利的认可[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May-June 1960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5, p.4.。

26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为蒙哥马利设宴。蒙哥马利在致辞中说，他喜欢新中国甚于旧中国，西方世界对新中国有很多误解，所以他要纠正西方世界普遍持有的对新中国的错误印象。他还明确提出：“对新中国，我们大家都应当同它友好。”[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May-June 1960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5, p.37; 《周总理欢宴蒙哥马利元帅 周总理表示支持他为缓和国际局势所作的努力 蒙哥马利元帅在讲话中表示应该同新中国友好》，《人民日报》1960年5月27日。出席晚宴的施棣华念念不忘提醒坐在身边的陈毅：“蒙哥马利勋爵是以一名私人访客(的身份)来华，依其身份，他可以向中国政府畅所欲言，洗耳倾听中方的陈述……陆军元帅未向我报告他在这里的讲话……”[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May-June 1960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5, p.10.在晚宴中，蒙哥马利向周恩来发出访英邀请，而且误认为周恩来接受了邀请。施棣华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对此予以否认：“我不清楚蒙哥马利勋爵的此番说法根据何在，这可能源自他与周恩来的一次私下会谈……当蒙哥马利在周恩来为其举办的宴会上再次发出公开邀请时，周完全没有反应。后来当他与主人离席时，他又提议，这次包括(邀请)陈毅，但唯一的回应是：陈毅说‘也许’。”[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May-June 1960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5, p.23; 《周总理欢宴蒙哥马利元帅 周总理表示支持他为缓和国际局势所作的努力 蒙哥马利元帅在讲话中表示应该同新中国友好》，《人民日报》1960年5月27日。

27日上午，蒙哥马利飞往上海；下午，参观上海近郊的马桥人民公社；晚上，受到毛泽东接见。28日，蒙哥马利从上海乘专机飞赴广州，取道香港回国，结束了第一次访华之旅。在这五天的行程中，重头戏自然是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三次长谈，他认真倾听了中国领导人对内政外交的看法与主张。关于中国的国内情况，周恩来告诉他，中国经济比西方至少落后100年，中国是一个一穷、二落后的国家，加快建设是最迫切的任务，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长期建设。关于中美关系，中方认为，现在是美国敌视中国，战争的可能性存在，中国要有两手准备；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在美国，改善中美关系的两个先决条件是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毛泽东则对蒙哥马利说，当下的国际局势是一种冷战共处的状态，希望英法两国强大一些；对于中英关系，毛泽东提出，只要英国改善一点态度，就可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至于50年后中国的走向问题，毛泽东告诉蒙哥马利，中国未来强大了也不会走扩张侵略之路。[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册，第321—323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01—403页。

蒙哥马利的中国之行在英国政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5月30日，议员比恩(Bean)在下院呼吁：“让首相亲自访问北京吧，蒙哥马利元帅已去过那里，显然某种款待正期待着我国那些带着善意去旅行的人。”[注]HANSARD 1803-2005, HC Deb 30 May 1960 vol 624 cc999-1134,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60/may/30/foreign-affairs#S5CV0624P0_19600530_HOC_302.外交大臣劳埃德却不以为然，他的评价是：“不管怎样，我认为这种个人外交在当前很不值得提倡。”[注]Political Relations: United Kingdom, May-September 1960 (Folder 2),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33, p.90.至于蒙哥马利访华对英美关系的影响，英国驻美大使馆在6月2日的报告中说：“就目前而言，我认为蒙哥马利勋爵访华对英美关系未造成任何损害。一个浅显的事实是：这件事几乎被完全忽视了。对元帅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难堪。”[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May-June 1960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5, pp.25-26.

二、1961年的再次访华

蒙哥马利前脚刚刚离开中国，施棣华和香港总督柏立基(Robert Black)、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丹尼斯·艾伦(Denis Allen)等人就不约而同地向伦敦报告说，蒙哥马利可能会再次访华，而他们尤为担心的是第二次访华的时间安排。柏立基在1960年6月3日给殖民地事务部的报告中说：“周告诉他，他的访问太短暂了。蒙哥马利解释说，他是来谈话而非参观的。周说他必须再来一次并停留一个月，建议在10月。之后在蒙哥马利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当提到再次来访的话题时，毛泽东建议他应在9月来，这样他就能观看国庆游行，而且他不经意地邀请蒙哥马利在那个场合发表一次讲话。蒙哥马利告诉我说，他会的，他的主要兴趣是在中国旅行以及观察中国的发展状况。”[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May-June 1960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5, p.48.

7月14日，道尔顿与回国后的蒙哥马利面谈，劝告他再次访华时极力避开中国的国庆节，以免被中方“利用”。道尔顿在汇报中写道：“我说，九十月间的访问将与10月1日的庆典重合，那时的中国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从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到阿尔巴尼亚的歌舞团……我暗示蒙哥马利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视为一名演员。他似乎丝毫不为所动，认为这将‘相当有趣’。”[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May-June 1960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5, p.82.

中国领导人密切关注着回国后的蒙哥马利，毛泽东多次对有关蒙哥马利涉华言行的报道作出批示，并将他的《一种清醒的做法——东西方关系研究》一书批示给“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阅”，认为该书“很有意思”，是“必读之书”。10月24日，毛泽东在看过蒙哥马利祝贺新中国成立11周年的电报后批示：“请外交部拟一谢电，送我阅后发出。”[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24、425、427、468页。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亲自过问谢电回复之类的琐事，可见中方对蒙哥马利的重视与期许。

12月6日，中国驻英代办宦乡致信蒙哥马利，向他发出再次访华的正式邀请。信中说：“关于我们之前通信中提到的您计划明年访华一事，我现在荣幸地通知您，中国政府欢迎您在1961年9月再次访问。您提出的旅程草案目前似乎尚可，但具体的旅程、日期等将在晚些时候，即明年春夏之际再定。”蒙哥马利草拟的第二次访华行程是：9月1日从伦敦赴香港，2日抵港，5日乘火车去广州，6日乘飞机去北京，7日、8日在北京会谈，9日至23日访问包括西藏在内的选定地区与城市，24日、25日在北京会谈，26日飞广州，乘火车返港，27日、28日在香港停留，29日离港前往新德里，10月2日从新德里返回伦敦。[注]Tours and Visits, January-July 1961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8429, pp.11, 15.与上次的做法一样，他立即将此消息告诉了英国外交部并寻求帮助，后者也照例积极响应，帮其策划行程。

在得知中方允许蒙哥马利赴中国中西部访问的消息后，英国外交部显得很兴奋。1961年1月4日，英国外交部官员德·拉·梅尔(A.J.de la Mare)指示施棣华：“如果你能陪同他去陕西与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区，我个人认为这将是天大的好事。”3月14日，施棣华致信蒙哥马利，就参访地点提出建议：“我已与同事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总的来说，他们同意我的意见。我建议的旅行计划会让您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除了纯粹的工业项目之外的其他工作。如您所知，我认为这比赴重要的工业中心旅行一趟更有意义。”施棣华的具体意见是：“除了西藏，您要去陕西的延安，这曾是毛泽东的总部；要去鄂尔多斯，中国政府正在那里开展造林运动，建设防风林，以抵御来自戈壁的风沙；要去包头，那是重要的钢铁与煤炭工业中心；还要去兰州，从那里往西可以观察在解放军与东部移民的帮助下开发的处女地，这是中国政府正在开展的最重要的事业之一，他们应该让您知道其计划与能力。如果您喜欢这些建议，就请向中国代办宦乡提出。”[注]Tours and Visits, January-July 1961 (Folder 1),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8429, pp.12, 60.当然，施棣华在信中不忘提醒蒙哥马利，不可让中方觉察到这些建议是他提的，因为他曾两次申请去这些地方，但都被拒绝了。

施棣华向蒙哥马利兜售的这几处参访地，当时严禁外国人前往。中国外交部曾于1960年5月向各驻外使馆(代办处)发布通知：“接国务院4月19日工办习字113号通知，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建有许多新的工业基地，且某些地方系于边防要地。为了保守国家机密，决定对应邀来我国访问和途经我国的外宾暂时一律不准去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七个城市参观旅行(对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自费旅行者订有去上述城市协议者按原协议执行不变)。”[注]《我几个城市暂不开放的通知、关于自费来华外宾接待问题、印度尼西亚、锡兰某些地区暂不开放、英国对我旅行限制》(1960年5月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959-01。所以，对蒙哥马利的这个旅行计划，中方要么拒绝，要么特批。

8月22日，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在《关于接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接待方针是：(1)根据一年来英美矛盾有新的发展的情况和我对英工作的方针，我可通过蒙这次访华做一些分化英美的工作和通过他来宣传我内外政策。从蒙上次来华的表现看来，他是可以接受我们一些观点的，因此对蒙应采取积极多做工作的方针，针对其情况，在政治上多给他影响，并可适当地给他一些政治资本。(2)蒙哥马利上次访华后对我态度基本未变，接待规格可仿去年。(3)为使接待工作能有更好的效果，在不影响保密的原则下，可适当满足他的参观要求，并且可以安排他看一些可以对外开放的尖端技术单位和新建大型企业和建筑工程。”关于参观地点，《报告》说：“蒙具体提出要去包头、太原、延安、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拉萨等地，对此，周总理已于6月11日批示，同意蒙去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但不让去兰州、乌鲁木齐、拉萨。”[注]《关于接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请示报告》(1961年8月2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2-001-00190。《报告》还规划了在各地的参观项目。至于具体的军事项目，则是在9月4日才确定下来的。国防部外事处的报告说：“蒙去年访华时，我们曾安排他参观了民兵、196师和军事博物馆。重点是宣传主席‘全民皆兵’的思想、我军的本质及战斗意志。据其事后反映看来，影响很好。我们考虑这次可在去年参观的基础上，结合其参观路线，让他再看看我军现代化训练、特别是特种兵训练和技术水平。以宣传我军不仅有强大的陆军部队，而且已由单一兵种发展成多兵种合成军种……建议在北京安排他参观第六航校和第一坦校，洛阳步校作为预备项目，必要时安排他参观。”[注]《关于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期间参观军事项目的安排及驻京外国记者采访的有关做法》(1961年9月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1230-01。综上可知，中方基本同意了蒙哥马利的参访计划。

9月5日，蒙哥马利抵达广州，开始第二次访华之旅。中方成立了以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为首的接待组，由国防体协主任李达率领，全程陪同蒙哥马利参观访问。与首次来访时留宿施棣华代办的寓所不同，中方此次为蒙哥马利在北京安排了宾馆，中方陪同人员也住宾馆。6日，蒙哥马利乘专机抵京，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等到机场迎接；当天下午，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7日上午，陈毅陪蒙哥马利参观故宫博物院；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为其举行欢迎宴会。在晚宴中，蒙哥马利提出了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即每个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以及一切外国武装部队都应撤回本土。[注]《蒙哥马利元帅的讲话》，《人民日报》1961年9月8日。他的这一宏论引发了席间一番“坦诚的”交流，施棣华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在蒙哥马利讲完此声明并落座后，陈毅问蒙哥马利：麦克米伦先生是否同意其刚才的说法？蒙哥马利对此作了逐字的回答：‘我认为他会，当然他不能这么说。’然后陈毅转向我，并问我是否同意。我说，我不能完全赞同……我继续说，陆军元帅从未与我商量过他在中国的讲话，如果他在这种场合这么说，我不能同意其看法。蒙哥马利肯定了我的说法，并补充说，他从未询问过他人的想法，只是下定决心就说了出来。”次日晚，施棣华告诫蒙哥马利，无论他在这里说些什么，都不应把首相牵涉进去。[注]Tours and Visits, September-December 1961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8431, pp.38-39.施棣华的反应之所以比较强烈，不仅因为他作为英国官方代表并不认同蒙哥马利的说辞，更重要的是向中方展示一种姿态，以示蒙哥马利的言行与英国政府无关。

中方对蒙哥马利的“三原则”非常欣赏，决定加大对他的公关力度。9月8日上午，周恩来召见熊向晖，要他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参加陪同，对蒙哥马利做些工作，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从本质上认识中国和中国的内外政策，并进一步了解他以及英国上层人物对国际局势的观点和对中国的看法[注]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411页。。其实中国外交部在8月22日的请示报告中就已提议：“此次蒙来华共21天，陪同人员的工作相当重要，拟请中央考虑一适当的领导同志以总理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名义，从蒙到达广州起陪同活动。”[注]《关于接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请示报告》(1961年8月2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2-001-00190。熊向晖参加陪同，可以算是进一步落实接待方案，并不令人意外。

9月9日至20日，蒙哥马利在李达、熊向晖等陪同下，沿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一线参观访问。每到一地，均由当地的副省长或副市长出面迎送并设宴款待，当地驻军的首长或军(分)区副司令员陪席。在包头，蒙哥马利参观了包钢的焦化厂、炼铁厂及蒙民小学。在从包头飞往太原的途中，他要求专机向南飞越榆林，执意要从空中查看那里的沙漠防护林。在太原，他参观了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第一热电厂与太原市少年宫。在延安的两天，除了参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旧居外，他还走访了延安大学、延安机械厂、一些当地居民的家庭、商业区与市场等。他甚至径直闯入延安市的一间男澡堂，以亲眼看看当地人的营养状况。在西安，他参观了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西北第一印染厂、西安人民搪瓷厂。随后，他转乘火车前往三门峡、洛阳等地，参观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洛阳拖拉机厂与矿山机械厂。在郑州，他参观了一家棉纺厂。然后他从郑州乘专机前往武汉，走访了武汉大学、武汉钢铁厂、武汉长江大桥，游览了东湖风景区等。军事方面的参访地则是解放军第196师。[注]参见〔英〕蒙哥马利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室译：《三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记》，第26—44页。蒙哥马利说，他第一次访华的目的是和中国领导人接触，取得他们的信任；第二次访问，“目的是要到各地去旅行，调查所有有关的因素，以便了解1960年我所听到的是不是真实的。我乘飞机、汽车和火车旅行了一万英里以上的路程”[注]〔英〕蒙哥马利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室译：《三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记》，第7页。。这12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充分满足了他的参访要求。陪同的熊向晖说：“遵照总理指示，放手让蒙哥马利看，他很满意。”[注]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第411页。蒙哥马利的此次旅行无异于对中国的一次国情调研与战略观察。

蒙哥马利的临时副官切恩(A.W.Cheyne)少校也没闲着，他的随行观察报告涵盖了参访地区的城市建设、工业生产、农作物长势、民众生活等情况，无所不包，记录得相当详尽。例如：包头有150万人，包钢每周的铁产量是3200吨，包钢的设备是现代化的，且来自苏联；榆林的植树造林工程有些作用，但尚不能有效抵御风沙的侵蚀；太原人口从40万增加到150万，太原电厂装机20万千瓦，太原起重机厂拥有700名职工，月产量是8台大设备；洛阳矿山机械厂有9000名工人，重型设备来自苏联、捷克、东德；洛阳拖拉机厂有2万名工人，日产35台，据说年生产能力达1.5万台；郑州的纺织厂有5000名工人，拥有2500台织布机，全是国产设备，年产量为7.5亿米；包头、延安与太原地区的农作物长势喜人，人们没有显出营养不良的迹象，但在黄河流域，特别是从三门峡往东到郑州一带则干旱严重，黍与玉米的收成不会超过正常年景的1/4，洛阳的孩子们显出标准的营养不良症状，该地区的牲畜看上去也缺乏草料[注]Tours and Visits, September-December 1961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8431, pp.54-56. 蒙哥马利在《三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记》一书中的数据与切恩的报告有不一致处，可能是记忆有误。。切恩报告的情报价值不言而喻，德·拉·梅尔在给施棣华的指示中说：“切恩的报告已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中国内地的了解是多么贫乏。若中英关系未出现严重恶化，希望你的职员继续努力去旅行，即使其尝试经常不被中国允许。”[注]Tours and Visits, September-December 1961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8431, p.60.

9月20日下午，蒙哥马利一行回到北京。22日下午，刘少奇、周恩来分别接见蒙哥马利，继续回答他感兴趣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状况、人口问题、核武器、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等。刘少奇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目标也是中国人民最终的目标，就是把中国建设好，保证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主权的国家，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也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任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主要以国内为对象，建设社会主义不是损人利己。[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见蒙哥马利谈话记录(一九六一年九月)》，《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在当晚的饯别宴会上，周恩来重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完全赞同蒙哥马利的“三原则”，表示中国需要和平、需要朋友，希望蒙哥马利将其看到的实际情况介绍给西方，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给西方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35页。。

9月23日，蒙哥马利从北京飞抵武汉，拜会毛泽东。在会见的前一天，毛泽东对前来汇报的熊向晖、浦寿昌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一捅就破。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看得清楚。”于是在24日下午的第二次接见中，当蒙哥马利问起“继承人”问题时，毛泽东当即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在当天与蒙哥马利道别时，毛泽东将手书的一幅《水调歌头·游泳》赠予他，并问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还说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我想去游一次。[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2—23、24、27、29页；熊向晖：《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谈“继承人”》，《世界知识》1988年第20期。这分明就是向英美喊话，不知蒙哥马利是否领会了毛泽东的言外之意。26日，蒙哥马利离开广州回国，结束了第二次访华之旅。

施棣华评论道：“很难说这次再访是否有害或有益，但总的看来，我认为可能有些益处。当然，他在主要政治问题上的行为是有害与不负责任的，如果中国政府还不明白，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英国政府与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注]Tours and Visits, September-December 1961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8431, p.84.果然，当1961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时，英国先是追随美国的“五国提案”，赞成将该问题列为联合国会员国需2/3多数票决定的“重要问题”；接着对苏联的提案投赞成票，支持新中国的代表取得联合国及其所有机构中的席位[注]《美国穷凶极恶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操纵联大否决苏联提案通过美国等五国提案》，《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7日。。英国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说明其对华政策仍旧唯美国马首是瞻，中英关系继续停留在代办级的“半建交状态”。

三、蒙哥马利访华评析

1960年至1961年，中国国内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导致的经济困难并未“见底”，同时国际上的敌对势力甚为嚣张，借机攻击与抹黑中国，曲解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周边环境开始恶化。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中国领导人在1960年初决定“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注]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邀请蒙哥马利来访就是一个积极举措。此举不仅意在改善中英关系，更是向美国乃至全世界喊话，阐释中国的内外政策。

虽然蒙哥马利的两次来访成果有限，但其积极影响与历史意义还是不应低估的。一是蒙哥马利对新中国相对正面、客观的介绍增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回国后的他先后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我与毛的谈话》《中国在前进》等数篇长文，并多次在公众场合谈及访华见闻，力图向西方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生机勃勃的中国，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主流话语极力丑化、妖魔化中国的倾向。二是蒙哥马利对新中国的态度发生转变，从之前赞同“中国威胁论”转向力促对华友好。访华之前，他在1958年的回忆录中宣称：“在远东，倘各国恐惧外来威胁的话，那是中国而非俄国。我们必须这样看待问题，并据此推行健全而一贯的政策。”[注]〔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著，郑北渭、刘同舜译：《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525页。访华之后，蒙哥马利的中国观变得大为不同。1961年10月17日，他在英国上院的发言中谈及中国，认为中国要解决内部问题，养活庞大的人口，建立良好的经济，需要至少50年；中国需要的是和平与平等相待的朋友，西方盟国不应继续排斥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在联大与安理会的席位应该恢复[注]参见HANSARD 1803-2005, HL Deb, 17 October 1961, vol.234 cc363-364,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lords/1961/oct/17/the-international-situation-1;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61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646页；〔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著，刘文涛等译：《领导艺术之路》，第189页。。

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来看，蒙哥马利访华留给世人的最大遗产莫过于“蒙哥马利之问”——中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50年后的中国会怎样？这是蒙哥马利访华期间一再探询的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向其反复解释，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也不会对外侵略与扩张，他国不必担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一直秉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对“蒙哥马利之问”的最好回答[注]常名：《“蒙哥马利之问”的现实答案》，《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2日。。

从上述对英国外交档案的梳理可知，蒙哥马利访华是私人性质的访问，并未肩负官方使命，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或曰“人民外交”)[注]参见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469页；鲁毅等：《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334页。。但多年来，国内学界对此事的讲述与论析一直聚焦于蒙哥马利的耀眼光环、中方的超规格礼遇，以及迎来送往的细小环节，不同程度地将蒙哥马利访华理想化了。尤其是在对访问性质的界定方面，有“派遣说”“委托说”“使命说”“试探说”等几种不同说法[注]关于“派遣说”，参见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4页。关于“委托说”，参见王为民主编：《百年中英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43页。关于“使命说”，参见黄鸿剑：《中英关系史》，开明书店，1994年，第264页；朱宗玉等：《从香港割让到女王访华——中英关系1840—198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6页；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关于“试探说”，参见王红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90页；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当代中国外交》，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若详加考辨，这些说法其实均有商榷之余地。

第一，“派遣说”或“委托说”不能成立。一方面，派遣或委托的主体——英国政府坚决否认此事，极力澄清蒙哥马利访华与官方无涉。英国外交部在函电中反复强调“他没有肩负英国政府的任何使命”，并多次指令驻华代办在给予蒙哥马利必要帮助或指导时要谨慎从事，以免带有官方色彩。另一方面，蒙哥马利本人也表示没有领受过官方任务。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是以个人身份去的，除了代表我自己以外，没有其他权限。”[注]〔英〕蒙哥马利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室译：《三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旅行记》，第59页。所以，诸如“英国政府委托二战英雄蒙哥马利元帅两度访华”之类的说法于史无据，不能成立。

第二，“使命说”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将其理解为英国官方的使命。作为一位有着巨大影响的政治人物，蒙哥马利绝非游山玩水式的普通访客，他确实是带着使命来的，那就是认识与了解新中国。其中，第一重使命是以“国际活动家”自居的蒙哥马利自我赋予的，即他所说的第一次来访重在“听”，第二次来访重在“看”，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使命。第二重使命可以视为英国有关部门顺带赋予的，主要是由英国外交部及驻华代办处以暗示、指导或帮助等隐秘方式交予蒙哥马利一些任务，这实际上是英国有关部门的情报活动，属于见机行事。对英方而言，蒙哥马利的私自出访竟成为对新中国实施战略观察的一次良机，何乐而不为？

第三，“试探说”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但英国官方并未认真看待其事。蒙哥马利在两次来访过程中始终与英国外交部保持密切联系，并受其指导与帮助；访问期间一直有驻华外交官及从现役军人中挑选出的临时副官陪侍左右；他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也都围绕国际局势、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军国大事展开。所以，尽管英国官方极力否认，却也难脱试探之嫌。但英国政府并未认真看待蒙哥马利的访华言行，而是将其仅仅局限于情报层面，更未将这种试探付诸对华政策之实践。对中国而言，中方从始至终都认为蒙哥马利访华就是来“试探”“摸底”的。1961年10月，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张致祥在谈及中英关系时指出：“(英国)和我国是在半建交地位，也没有主张恢复UNO我国合法地位，所以在半建交状态，通过Monnty来摸底……”[注]这是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1961年10月12日的日记，其中UNO即联合国，Monnty即蒙哥马利。参见《竺可桢全集》第1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因此，中方特意给予蒙哥马利超规格礼遇，并对其寄予厚望，周恩来要求“放手让他看”，毛泽东提出“就让他来捅”，借此将中国的内外政策及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传达出去。

蒙哥马利的来访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承载了中英两国政府的某些意图，但终归还是私人性质的。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论著不认可这种性质。原因何在？笔者以为，有如下几点：

第一，蒙哥马利的身份容易使人对其访问的性质产生误解。尽管中国领导人始终清楚，蒙哥马利不能代表英国政府，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施棣华发现：“因为(他的)这些言论，许多有权势的中国人极有可能相信蒙哥马利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英国政府的看法，并负有英国政府的某种使命——虽然周恩来不这么认为。”[注]Tours and Visits, September-December 1961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8431, p.81.这一看法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蒙哥马利本人也无力澄清。道尔顿转述道：“蒙哥马利说，中国人当然不能理解他怎么可以把这次访问当作是‘私人性’的，特别是当他亲自、郑重地宣告这一点时。中国人显然猜测，他是以某种方式被委派的，尽管他们完全不清楚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英国政府选了某个人，他们也肯定不会选我。’”[注]Visits from United Kingdom and Elsewhere, May-June 1960 (Folder 3),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1949-1980 (II), FO 371/150485, p.82.

第二，蒙哥马利来访的政治性进一步强化了“官方色彩”。在第一次到访之前，蒙哥马利“一再说此次访华是政治性的，再三强调主要目的是会见毛主席和周总理，商谈国际重大问题”[注]《关于接待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具体安排计划的报告》(1960年5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2-001-00118。。在第二次访华期间，他又发表了令西方震怒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原则”。中方邀请其来访的目的则是进一步分化英美、宣传我国

内外政策。因此，这两次访问成为主客双方开展政治宣传与国际公关的舞台，其政治性绝非“私人访问”的托词可以敷衍搪塞。

第三，相关史料的披露滞后与历史书写的惯性使得私人访问的性质受到遮蔽。蒙哥马利第一次来访是作为英国驻华代办的客人，但这一身份在当时并未公开。第二次来访的接待名义亦未公开，“因周总理去年曾口头表示欢迎他再度访华，故拟以周总理的客人身份接待，但对外公开报导不提”[注]《关于接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请示报告》(1961年8月2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2-001-00190。。于是，蒙哥马利来访的私人身份在之后的学术研究中就被忽视或遗忘了，而相关外交文件只是在近些年才得以解密，所以历史真相尚未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另外，在现当代国际政治中，以私人访问之名行官方活动之实早已司空见惯，在新中国外交史中更是屡见不鲜，例如1963年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时就曾明确告诉中方：“此次访华实质上是官方性质，但对外只能说是个人旅行，希望保密。”[注]李同成主编：《中外建交秘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页。在后来的历史研究与书写中，与此极其相似的蒙哥马利来访自然就被归为同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