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亚 娟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国家权力开始向下延伸，揭开了城市基层社会清理与改造的序幕。通过划分“敌”“我”、“新”“旧”，中共将不符合新社会特征的文化形态具象化，进而自上而下、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城市旧疾，使基层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净化。作为文化形态的载体，某些话语也伴随着这一进程逐步更新、嬗变甚至消失。如果将话语视为一种“活”的、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且或隐或现的权力关系的再现，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显然也是一部话语史，上海阿飞即是这部历史中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阿飞”这一称谓来自洋泾浜英语。在有限的学术成果中，阿飞均被纳入流氓的范畴，呈现刻板、片面和静止的形象。*关于“阿飞”的英文来源存在一定争议，概括起来有fit、fly、figure、fashion四种。以笔者目之所及，迄今未见有以阿飞为主题的学术成果，但相关通俗读物数量颇丰。参见程乃珊：《“阿飞”正传》(上、下)，《上海文学》2001年第7、8期；程蔷、孙甘霖主编：《民俗上海·黄浦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0页；薛理勇：《上海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52、153页；叶世荪、叶佳宁：《上海话外来语二百例》，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1页。此外，关于游民改造的相关研究也多次提及阿飞，基本上属于“流氓”层面的解释。参见阮清华：《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34、179、209页。实际上，阿飞起初并非流氓，而阿飞与流氓的分合也折射出相当复杂的历史信息，天然可作为话语分析的素材。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尝试将话语分析的方法导入党史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