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逸蕾

在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上，曹丕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擅长创作，同时善于撰写和提出文学理论。其中，他的《典论·论文》素来被称为中国文学批评之嘴矢，也是由曹丕起，中国文学批评进入“自觉时代”。笔者认为，曹丕提出的最具原创性的理论，是他的《典论·论文》的中心论点“文以气为主”，他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一般而言，这被认为是对中国文学批评有重大影响的“文气论”的起源。笔者通过分析曹丕的文气论，参考各位杰出学者的研究与评论，浅议曹丕的“文气论”，表达拙见。

一、曹丕文气论的理论基础

（一）“气”为天地自然之气，构成天地万物

关于曹丕文气论的理论基础，一般而言有几种说法。首先是要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特有概念“气”的内涵。中国古代对“气”的较早定义一般都偏向物质层面，即天地自然之气。《周易·系辞上》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人是天地的造物，自然也是气所构成的。《庄子·知北游》继承了这一观点，其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二）“气”有文学意义的起始：孟子的养气论

孟子的养气论，则从精神层面认识“气”，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又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由此可知，孟子的“气”是集义所生，配义与道。他提出养气，要求文学创作者以儒家的道义来培养自己的思想品格。也是在这一理解上，孟子的气有了文学理论的意义。

（三）汉代元气论与王充的禀气论

此外，曹丕的“文气论”也受到了元气论哲学基础的影响。元气论把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结合，元气一说在汉代几乎被奉为真理。比如，《淮南子》用气来说明世界的生成：“天地未有形，冯冯冀冀，洞洞潺潺，故曰‘太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

王充也是元气论的支持者，他把元气论发展为禀气说，把气与个人的才情、个性联系起来，以气释性。禀气论对曹丕的文气说的形成具有非常显著的奠基作用。王充的《率性篇》云：“人之善恶，兴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自此以后，以元气来解释人的品性变得流行起来。这一发展把气更加“外发”，从更内在且具有共同标准的思想品格，发展为更能流露于言行、表面，也更关注个人，个性更强。这也奠定了曹丕以气释文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王充的禀气论包含着天才论的观点，而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正是吸收了这一观点。

（四）存疑的乐气论

除了关于气的养气论、元气论等，李泽厚、刘纪纲等部分学者还指出，曹丕的文气论也有《乐记》提出的“乐气”基础。音乐与气的联系，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提出和记载，荀子的《乐论》就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礼记》中的《乐记》所承袭的就是这种说法：“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

但这一说法只是推动了“气”存于天地万物，可以推广到各个领域，并不对曹丕的文气论产生直接影响。另外，《乐记》推崇儒家思想，摒弃俗乐，这与曹丕的音乐审美是尖锐冲突的。笔者认为，相比孟子的养气论与曹丕的文气论同属一个体系的不同发展阶段，乐气论与曹丕文气论的联系还是远了些，属于“气”在另一领域的发展。

二、曹丕的文气论的主要内涵

在曹丕的文气说中，“气”的概念辩证发展了养气说、元气说和禀气论，大体上指向了作家的个人气质个性，也就是天赋禀受。这一概念的发展是把“气”与“文”第一次真正联系的转折点，是至关重要的关键一步。

曹丕在《文论》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曹丕的“气”无疑是包含天才论的，认为主导了文章色彩的“气”，是先天天赋决定的，也因此更为个性化。值得注意的是，曹丕也没有完全排斥后天因素，他认为练习乐器“巧拙有素”，是与平时的训练有关系的，又评“徐幹时有齐气”，承认了后天的地域环境等外来因素对文学创作者的影响，并无完全指向创作者的主观心理因素。

曹丕的文气论试图从分析文学创作者的天赋禀受、个性才情，解释其作品的创作风格。这使当时的文学批评视界发生了重大的转移。曹丕认为，气外发为文，就成为文章之气，主导了文章的精神面貌，也就是艺术风格。他在《文论》中就直接点评：徐干“时有齐气”，应场“和而不壮”，孔融“体气高妙”，刘祯“壮而不密”，而王粲“体弱”，他的作品“文秀而质羸”。由此可以看出，曹丕在对建安作家的百态风格进行理论总结时，也将他的“文气论”用到文艺批评中。

此外，曹丕对不同的“气”也不是等量齐观的，他有自己的偏好和欣赏取向，并将这一点毫不避讳地展现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人们能从他的一些倾向清楚辨析，曹丕定义的“文气”和孟子的“气”是有清晰区别的。曹丕的“文气”更指向作品风格而非作品思想内涵。比如，尽管与孔融的政治态度是敌对的，对孔融的为人也时常嗤之以鼻，但曹丕对孔融的“文气”赞誉有加，认为“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甚至在孔融死后“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

另一个例子则是徐幹，曹丕非常欣赏徐幹的人格，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人文，类不获细行，鲜皆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态，可謂彬彬君子者也。”但曹丕对他的文章中的“齐气”颇有微词。

由此也可以看出，虽然曹丕认为“气”有清浊之分，是不可力强而致的，但他更欣赏“清气”和“遒劲刚健”的文风。

三、曹丕文气论拉开中国文学自觉序幕

不可否认的是，曹丕的文气论对后天因素还是不够重视，其文学批评思路也是不全的。但这完全不影响其启发意义之重大。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刘勰《文心雕龙》风格论的形成。曹丕的文气论可谓是风格论的基础。刘勰的风格论是在曹丕文气论的基础上，借鉴了孟子养气论辩证发展而来的。

《文心雕龙》说：“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这里强调了文章语言表达能力。相比较于曹丕只强调“气”，刘勰还补充了“才”“学”“习”，突出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就是强调了要向前人的文章学习，并指出，这与“气”一样，对文章的风格有决定性作用。刘勰的风格论是更全面合理科学的，但这也明显是由曹丕的文气论发展而来。

文气论的提出奠定了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其启发性，更因为文气论的提出对文学批评视界的转移是轰动性的，是中国文学自觉的起步。在曹丕之前，文学批评注重的是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文学从来不是“纯文学”，也不可能出现不欣赏创作者的政见而又欣赏其文章，类似于孔融的情况存在的。《毛诗序》虽然在提出“诗言志”的同时也提出了“诗咏性情”，但强调的也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汉代文学论坛常出现“亡国之音哀以思”这样具有时代性、政治性的评论，缺乏对文学个性特征的重视。

曹丕的“文气论”涉及的是“文学”本质的东西，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鲁迅曾评论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的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样的观念到现在依然有十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