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玥

屈原是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爱国诗人，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辞赋之祖”。“其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和楚歌的短诗形式，把句式可长可短、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的楚地民歌，发展为有章有节的长篇大诗”，[1]这一文学形式在战国时期就有唐勒、宋玉效仿，到汉代间接源于屈赋的汉赋更成文学主流。刘勰就在其著作《文心雕龙》中《辩骚》一章，开篇即言“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2]稍晚于刘勰《文心雕龙》而由南梁太子萧统编集的《文选》本着“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收集原则，也选录了屈原的作品。然而到初唐，被称为文学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与骆宾王对屈原的态度却陡然一变，将其视为“弄词人”大加贬抑。问题的核心在于四杰诗学观念的嬗变以及对屈原作品的特殊理解。

一、“审美”与“载道”间的摇曳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评屈原：逸响伟词，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3]鲁迅先生的这一评论十分公允，他认为对屈原“訾而绌之”的言论多出自遵诗教之人。起初的文学创作确实是功利的，用以言志或讽谏。而儒家的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文学发展状况，“诗言志”说，由孔子的“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论语·述而》），又进一步衍变为“文以载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