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小敏

清词到了道光、咸丰统治时期又一次印合了乾隆诗人赵翼“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这两句诗语，涌现出一批堪为清词发展到晚末之际略添神采的“词史”之作。[1]这些词作为后人研究清史提供了可资“论世”的史料，另一方面，就词学批评来说，此类词作的出现正是道咸词人对“词史”特质的自发构建。

一、道咸“词史”之作的内涵

“诗史”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专有名词，第一次把“诗史”当作一个诗学概念来使用的是晚唐的孟棨。宋人诗话中普遍出现“诗史”，并把其创立为一种崇高的诗学理念，敬献给诗人杜甫。沿着“诗史”的批评思维，在词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词史”批评概念。清初的陈维崧首次明确将“词史”概念放在与“诗史”相同的地位。道咸“词史”即是道咸年间写出了一批具有“词史”内涵的词人词作。在《清代“词史”概念的演变与辨析》一文中，作者提出对“词史”作品的认定要符合“时代”、“时事”、“时情”三个观点。时代是指词作者需经逢乱世或遭受世变，而且置身其中；时事指词作能够反映当时时事，并有一定的政治批判色彩；时情，指词作中寄寓忧国忧民的感慨。[2]“词”之所以具有“史”的特质，是因为“词史”之作表现了重大的社会变迁，反映了在重大变动面前，社会各阶层人民情绪的波动。“词史”之作应该是一批立足于广阔时代背景，词中隐含时事并寄寓词作者一定感慨的作品。

道光以后，清朝的政权统治愈加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频发并且日益尖锐，严峻的形势迫使文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更多的投放在国家大事上，这个时期词的创作也因此出现了新的面貌，一批具有“词史”特质的作品接连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