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叠泉

（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家庭类型划分方法，根据家庭结构和规模把家庭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等不同类型。家庭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分不开的。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核心家庭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转型期的中国处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人口大规模从农村流向城市，且形成家庭迁移的趋势，大量流动人口把小孩和老人接到城市共同生活，形成新的家庭结构模式，很多学者都对此予以关注。沈奕斐认为在个体化社会，人们往往从个体需求而不是家庭出发来确定家庭成员，家庭主义转向了个体家庭[1]（P218）。姚俊发现家庭成员为了主动适应宏观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运用家庭策略对家庭结构进行调整，出现了时空分离的临时主干家庭[2]。张雪霖则认为由于劳动力外流，孙辈（青少年）—子辈（年轻人）—父辈（中年人）构成了新三代家庭，其特征体现为家庭劳动和负担的代际向上转移，以及家庭资源的代际向下转移，而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父辈的父母则被排除在家庭结构之外[3]。个体家庭、临时主干家庭、新三代家庭都是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背景下出现的新的家庭结构模式，沈奕斐的个体家庭研究考察的是上海中产阶层的状况，子女和父母经济条件都较好，很多都在城市拥有两套房产，父母和子女可以分开居住；姚俊的临时主干家庭研究没有区分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年轻一代的不同情形，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的经济基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明显低于城市流动人口；张雪霖的新三代家庭则考察的是子女外出、父母留守的情况。因此这三类家庭都不能很好地突出子辈由农村流动至城市，在家庭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和农村随迁过来的父母同住的家庭的特点。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立足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家庭生命周期中的重要节点如生育小孩、父母衰老等都会影响家庭的流动策略，促使老人被动迁移到城市，形成老人和子女同住的情况，而其他阶段家庭则处于核心状态。随迁形成的家庭在从居方式、家庭权力、家庭经济、家庭认同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点，为了更好地突出这些特点，笔者提出了随迁家庭的概念。所谓随迁家庭，主要是指青年人口通过升学、务工、经商等途径流动到城市，在城市有固定住所、有稳定收入来源，把家庭成员接到城市共同居住而组成的家庭。随迁家庭既不属于传统的主干家庭，也不是现代的核心家庭，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家庭成员随迁包括小孩随迁和老人随迁两种情况，本研究探讨的是老人随迁到城市后的生活状况，故本研究的随迁家庭特指老人随子女一起迁移到城市形成的家庭，不考虑有无小孩随迁的情况。笔者以贵阳市为田野点，选取了23个家庭作为访谈对象，对他们如何策略性地建构家庭结构，在日常实践中如何处理代际关系进行了分析。

二、随迁家庭的类型

青年人口流动到城市，脱嵌于原有的家庭、亲属、社区等网络，但在家庭生命中的重要节点又不得不求助亲属关系网络。小孩出生、生意急需帮手时，老人会成为被动迁移者；老人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或生活不能自理时，老人的流动也会发生，迁移到城市和子女共同生活。根据老人随迁到城市的不同目的，笔者把随迁家庭分为五种类型。

（一）扶幼型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老人因照顾晚辈而随迁的比例高达43%，“扶幼”成为老人随迁的主要原因。妇女走向职场后，不能兼顾小孩和工作，家庭中需要一个角色能够顶替母亲照顾小孩、料理家务，在西方社会中这个角色是由保姆充当的，但在中国社会，由于社会信任不足，家庭经济压力等因素，一般都由老人来充当帮助照顾小孩的角色。让自己的父母来照顾小孩，对青年流动人口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家庭生活成本，获得家庭的最大收益。

（二）养病型

随着年龄增长，人的生命机能逐渐下降，各种健康问题随之而来，这是生理规律，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老人生病后不仅生活上需要照顾，心理上也需要安慰，这时候子女的陪伴无疑是一剂良药。远在城市上班的子女不可能长期丢下工作陪伴在家，接老人去城市养病就成了最佳选择。此外，农村医疗水平不高，当老人出现重大疾病时，只能去城市就医。随迁到城市养病，既有子女照顾，又能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子女也能安心上班。

（三）养老型

养老型随迁家庭中的老人一般年纪较大，子女担心其在家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就接到身边共同居住，方便照顾其生活。“养儿防老”是中国家族主义传统观念，也是现代社会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父母年老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就是子女回报父母的时候。流动家庭在父母年老需要赡养的时候，有的选择夫妻中的一方返回老家照顾父母，有的选择把父母接到身边，当回流的成本大于接老人进城生活的成本时，子女一般都会选择后者，让老人随迁进城，组成随迁家庭。

（四）催婚型

很多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子女能够成家立业，只有儿女结婚生子之后，老人才觉得自己的人生任务完成了。在传统的家族文化中，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繁衍后代，延续血脉，孙代的出生让老人看到了希望，血脉就会这样绵延不绝。老人退休后，生活清闲，就想儿女尽快结婚，让自己含饴弄孙。为了尽快抱上孙子，他们随迁到城里，为子女物色对象，督促其尽快完婚。

（五）助业型

个体经营以其投资少、灵活性大、个人努力直接和收益挂钩等特性，受到创业者的青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其中一部分有经济基础和投资眼光的人会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自主创业。他们一般从事零售、修理、餐饮和服务等行业，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因经营规模小，利润主要来自直接劳动所得，为减少成本，当店里需要人手时，他们会选择让尚有劳动能力的爸妈帮忙，这成了部分随迁家庭的形成原因。

三、随迁家庭的生活现状分析

随迁家庭是介于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的一种中间状态，由亲代和子代两个核心家庭组合而成，两者不能完全融合为一体，但又不能截然分开，进而在家庭结构、经济策略、居住安排等方面都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随迁家庭的结构特征

1.流动的家庭成员

随迁家庭以子代为核心，父母随子女而居，哪方父母随迁，什么时候随迁，根据家庭需要确定，随迁家庭结构的松散性决定了家庭成员的流动性，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家庭成员不断改变。

TXH（女）是2013年女儿怀孕时来到贵阳的，2014年春节TXH的老伴也来到贵阳，8月份的时候老伴生病住院，病好之后，TXH和老伴回了陕西老家，女儿的公公婆婆搬来贵阳照顾小孩。住了1个月左右，由于婆媳矛盾，公公婆婆回了老家。2015年春节后小孩就留在陕西由TXH和老伴带，女儿和女婿生活在贵阳。2016年小孩要上幼儿园了，TXH又跟随孩子来到贵阳，2016年年底，因在武汉的儿媳妇怀孕，TXH又前往武汉。

LDW（男）和老伴来贵阳10年了，一直和大儿子同住，2016年3月份因小儿媳妇生了小孩，就搬到小儿子家住。2017年3月大儿媳妇生二胎，LDW住到大儿子家帮忙，老伴则继续在小儿子家。

HJH （女）一直和老伴在老家务农，2016年下半年老伴因病去世后独自一人留在老家。儿子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于是2017年3月HJH来到贵阳和儿子一家一起生活。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变化，成员的增加或减少以家庭需要为原则，转型期的流动家庭以自己的家庭策略回应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家庭结构的变化反映着社会结构的变迁。

2.家庭结构的空间分离

“家庭乃指共同生活、共同经济、而合炊于一灶的父系家属”[4]（P73）。现如今传统的家庭定义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同居”、“共炊”、“共同经济”已经不能概括现代家庭的多元化特点。有的家庭同居共炊但不共财；有的家庭共财但不同居共炊；还有的既不同居也不共炊还不共财，但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却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分中有合。很多随迁家庭并不是父母一同随迁，家庭成员在空间上处于分离状态。

XZH（女）在贵阳帮女儿带小孩，老伴还留在老家县城教育局上班，只有女儿女婿放假的时候，XZH才有空回家一段时间，平时和老伴都是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

WSZ（女）跟着儿子和媳妇来贵阳带孙子，老伴则去了建筑工地打工。在被问到为什么不一起来贵阳时，WSZ说：“那怎么办，家里还要开销，儿子也有自己的负担。”

老人不能一起随迁的原因很多，有的家里还有年迈的父辈需要照顾，有的一方还没到退休年龄，有的不愿放弃家里的农活，还有的则是因为有多个子女，需要照顾其他子女的小孩。城乡流动是造成随迁家庭空间分离的主要原因，夫妻一方发生空间位移，另一方留守农村；或者夫妻双方发生不同方向的空间位移。这种分离不同于网络家庭中的“一碗汤”的距离，空间距离更远，见面的机会大大缩减；也不是核心家庭和父母家庭的分开，而是父母双方被迫分开，因此不利于家庭稳定。

3.家庭关系的多元性

传统中国家庭以父子轴为核心，而西方核心家庭则以夫妻轴为核心，在城乡流动背景下形成的随迁家庭既不同于传统的主干家庭也不同于现代典型的核心家庭，家庭关系以夫妻轴为核心，但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子关系、以婚姻为纽带的姻亲关系同样存在，并且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夫妻关系，有时甚至会瓦解夫妻关系。

ZCY（女）一直一个人住在河南老家，1年前因身体不好来贵阳看病，就跟儿子媳妇住在了一起。但刚来没多久，就和儿媳发生了冲突，住了1年病情有所好转，就又回老家了。

ZLP（女）的女儿女婿在贵阳上班，两人都是独生子，两家老人轮流来贵阳带小孩，有时两家老人同时住在贵阳。ZLP和亲家相处融洽，经常一起带小孩出去玩，过年的时候，为了不让小孩两头跑，都是和亲家一起过的。

ZHX（女）的儿子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全家人都乐开了花，儿子和媳妇是双职工都要上班，两个小孩要照顾，一个老人忙不过来，ZHX和亲家母一起住到了儿子家，帮忙照顾两个孩子。家庭成员多，照顾两个小孩事情也多，家庭关系相对来说就没那么融洽了。从ZCY、ZLP、ZHX三家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随迁家庭的家庭关系以夫妻轴为核心，但双方父母的加入使家庭关系变得多元而复杂。随迁家庭表面上和传统的扩大家庭一样属于三代同居，但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父子轴关系，特别是独生女的出现，使得女方的亲属关系变得同等重要，很多随迁家庭都是女方父母和子代夫妻共同居住，少数家庭则是男方父母和女方父母一起随迁，家庭关系就更加复杂了。

4.家庭边界的多重性

随迁家庭中的子代夫妻都涉及到三个家庭，即自己和配偶组成的小家庭、自己的原生家庭、配偶的原生家庭。各个家庭的边界并不一致，造成了家庭边界的多重性，也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家庭认同。不同的家庭成员都以自己为中心，以其他成员与自己关系的远近来确定家庭边界。夫妻双方对自己组成的核心家庭具有一致的认同性，而对于父母的家庭认同就出现了分歧，大家都会把自己的父母归为家里人，而配偶的父母是否归为家里人则要根据居住状况、家庭关系而定。家庭边界的多重性，造成了家庭认同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

（二）随迁家庭的经济策略

1.结构多元的家庭收入

随迁家庭由子代的核心家庭和父母构成，家庭成员的多样性决定了家庭收入结构的多元性。随迁家庭中的子代先流动到城市，他们在城市或上班、或务工、或经商，取得非农经济收入，构成了随迁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面对市场经济的风险性，没有稳定工作的流动人口，不希望“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以在城市取得非农收入的同时，也不愿放弃农业生产，往往采取父母一人随迁一人留守的方式，兼顾农业生产。有的随迁老人虽然生活在农村，但从事的是乡村医生、乡村教师等非农职业，有工资收入或退休金。家庭收入结构的多元性，增强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2.分中有合的家庭经济

林耀华把家庭定义为同居、共炊、共同经济[4]（P73），传统的主干家庭是以整个家庭作为会计单位的，而随迁家庭中的父代和子代在经济上是相对独立的，是两个不同的经济核算单位，子代在城市取得工资性收入或者经营性收益，父代则依靠农业收入、务工收入或者退休金。

WSZ（女）在贵阳帮儿子带小孩，老伴则一直在建筑工地打工。被问到为什么不一起来儿子家，WSZ告诉笔者自己家里还有老母亲，老家还有很多亲戚，都要人情往来，这些钱都得自己出，不可能都问儿子要，儿子媳妇刚参加工作不久，要养小孩，还房贷，挺不容易。老伴都已经快60了，出去干活也挺吃力的，但家里要花钱，没办法。

随迁家庭外在形态上和传统扩大家庭有相似性，但内在的经济运行逻辑却完全不同，随迁家庭虽然同居、共炊，但在经济上子代和父代是独立的，子代只负责老人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开支，老家的人情往来则由老人自己负责。但子代和父代具有血缘关系，经济上又不可能完全分开，在代际传承中“眼泪往下流”，父母有能力就会支援子女，孝道传统也让子女不会置父母于不顾。

LHN（男）：“儿子和儿媳赚多少钱我不太清楚，也不想管，他们赚的是他们的，我和老伴有退休金足够自己花。现在贵阳的家庭日常开支都是我在付，只有这一个儿子，不想计较那么多，反正以后都是儿子和媳妇的。”

随迁家庭的经济分中有合，经济条件较好的老人会补贴子女，特别是在子女面临结婚、买房等大笔开销的时候，这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结合，父代和子女经济独立，但同时经济互助非常普遍。

3.代际向下的家庭财产权

传统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现代家庭的生产功能逐渐让渡给企业，保留了消费功能。随迁家庭中家庭成员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标准不同，子代的经济收入用于购房、购车、旅游等大型消费项目；父代经济收入缩减，主要用于维持日常生活和人情往来。子代有大笔消费支出如购房、购车时，老人都会尽自己的能力支援子女，实现家庭财产的代际下移。

LHN（男）是退休教师，每月有4000多元退休金，随迁来贵阳带孙女，平时家里开销都是他出，孙女有时买东西也是他付钱，儿子儿媳只管自己的个人开销。LHN告诉笔者，当初儿子在长沙买房时，还资助了儿子30万。

随迁老人都表示年轻人见识多、知识面广，比老年人更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自己不会过多干预家庭经济方面的事务，但还是希望子女在做出决定前能够和自己商量，体现对自己的尊重。

（三）随迁家庭的居住安排

传统家族主义观念认为养儿防老，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父母年老之后与至少一个已婚儿子同住并接受儿孙的赡养，这样的家庭被看作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5]。社会转型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具有内生性和外源性的双重特征。反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性使得父母依然倾向于跟儿子居住，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变远；现代性又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居住空间远离；父代和子代的需求变化使得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居住距离随之改变[6]。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城镇老年人口中愿意与子女住在一起的占比38.8%，无所谓的占24.7%，不愿意的占36.5%；农村中愿意与子女住在一起的老年人口为53.6%，无所谓的占21.5%；不愿意的占24.9%。但研究发现，老人居住意愿中与儿女的分居是有条件的，很多父母的理想居住状态可以称为网络家庭（networked family），即儿女住在附近，彼此之间保持密切联系[7]。沈奕斐也认为现阶段理想的家庭模式不是简单的核心家庭，而是类似于网络家庭的小家庭模式，“两扇门，一碗汤”[1]（P57）。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往往很大，“两扇门，一碗汤”的小家庭模式需要在居住地有两套距离相近的房子可供子女的核心家庭和父母分别居住，但这种理想状态却很难实现。从农村和小城镇流动出来的年轻人经济基础较差，是我们口中常说的“农二代”或者“农三代”，他们拼尽全力才在城市中站稳脚跟，有的贷款买了住房，有的还在租房居住，根本没有能力购买或者租赁两套房产，父母随迁过来后，只能选择和子女共同居住。

随迁一般发生在家庭生命周期中代际需求明显的时候，或子代需要父母帮助照顾年幼的小孩，或父母年老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子女照顾。代际日常生活照料的程度和居住距离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居住距离越远得到的日常生活照料越少。老人随迁到城市的目的或者是照顾孙代的生活，或者是自己需获得子代的照顾，无论哪种情况，同住都更有利于代际间生活照料的实现。

随迁家庭并不是一种稳定的家庭模式，在居住安排上呈现暂时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五种类型的随迁家庭中，随迁老人的居留时间都不是永久的，随着小孩的独立、病情的好转、生意的转移等，随迁老人都有可能重新迁回老家，养老型的随迁老人居留时间也会受到家庭关系和子女数量的影响。很多随迁老人不是夫妻一起随迁，而是一方在城市里生活，另一方或在老家务农或在外务工，家庭成员分散居住，造成彼此心理上的牵挂。家庭成员居住的分散性决定了随迁老人居住的暂时性。

四、随迁家庭的情理困境

处于中间状态的随迁家庭，既不像核心家庭那样关系简单，家庭凝聚力强；也不像主干家庭那般在家长权力的统治下，家庭关系稳固。特殊的家庭结构导致了家庭关系的复杂化，让随迁家庭处于一种情理困境中。

（一）空间距离的近和心理距离的远

“距离产生美”是一个美学命题，告诉我们在审美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否则会影响或削弱审美主体的审美效果。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应该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确定一定的边界，如此才能维持关系的和谐。随迁之前，老人在农村，年轻人在城里，城乡拉开了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降低了亲子之间工具性帮助的可能，但通过电话等现代通讯设备，亲子之间的情感性交流依然存在。问问父母的身体状况，聊聊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有小孩留守的家庭，子代会经常打电话询问小孩的生活、学习情况，虽然空间距离远，但父代还是可以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子代的关心。两代人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矛盾少，彼此之间都感觉关系不错。

随迁之后，老人搬到城里，进城的新鲜和喜悦马上被现实击破。老人发现子女都有自己的生活，白天上班，晚上带小孩，唯独没有跟自己说话的时间，而自己的生活里只有家务和小孩。

TXH（女）的女儿女婿平时都上班，早出晚归。送小孩去幼儿园之后，TXH就一个人待在家，洗衣服、打扫卫生。TXH还在外面种了块菜地，干完家务活之后，就去菜地挖地、浇水，一天下来也没多少闲工夫。TXH感觉来贵阳之后，跟女儿之间的交流反而少了，女儿上班回来之后，有时在书房加班，不忙的时候就陪小孩玩，根本无暇顾及自己。老人不喜欢交际，在小区里也没什么朋友，只能用家务活打发时光，还给小孩做了很多衣服。

随迁老人发现自己只是子代家庭生活中的帮手，子代不会和自己聊起工作中的事情，小孩的教育老人也插不上手，自己唯一的任务就是做家务和接送小孩上下学。子代有自己的交际圈，周末常会跟朋友出去聚餐，老人只能待在家里。虽然两代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了，但是心理上的距离更远了，在随迁家庭中老人没有归属感，感觉自己是“外人”，子女和自己的小孩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二）亲密关系的需求和家庭现实的需要

传统家庭以父子轴为中心，婚姻的缔结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有以生育为目的才具有正当性，而平时生活中夫妻之间是羞于表达感情的。费孝通在考察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时也注意到了这点，在传统家庭作为经营单位时，事业的需要对个人的感情是排斥的。核心家庭的出现，使得家庭关系的重心由父子轴转移到夫妻轴，人们对于夫妻亲密关系的需求不断上升。核心家庭满足了夫妻亲密关系的需求，但在夫妻生育小孩之后，家庭的另一种需求开始凸显。小孩需要照料，女性也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必须有其他人承担起照顾小孩的重任。绝大部分中国家庭，都会选择让父母来照顾小孩。父母的到来，打破了核心家庭的三角关系，也使夫妻双方的亲密关系受到限制。

CLL（女）:中间有1年我妈妈待在老家，是我公公婆婆帮我带小孩的。公公婆婆在的时候，我们夫妻俩吵架的次数明显增多了，很多次本来我们只是拌拌嘴，公公婆婆一掺和，架就越吵越大，有几次都提到离婚了。公公婆婆还在边上说我只要跟他儿子离了，他儿子马上就可以再娶一个，气得我啊！公公婆婆在我老公对我也没那么好。对我太好的话，怕他妈妈有意见。当时我看好了一件衣服，想买，老公一直不肯给我买，他妈妈上午走了，他下午就拉着我去把衣服买回来了。

随迁家庭比起核心家庭矛盾明显增多，夫妻亲密关系受到亲子关系轴的影响，但家庭现实生活的需要又使年轻夫妻不得不暂时降低对夫妻亲密关系的要求，当小孩长到可以独立生活不再需要照顾的时候，夫妻就希望老人退出自己的生活，重新找回夫妻之间的亲密。

（三）儿子的孝和媳妇的理

传统的孝道观念是“养儿防老”，子女赡养父母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费孝通把这种代际交换关系称为反馈模式[8]；郭于华则视代际关系为一种延迟性的代际公平交换[9]；陈皆明认为亲子之间由于社会关系的亲密，其资源流动受一般性互惠原则指导，资源流动的目的不在于即时报偿[10]，说到底孝道就是对父母养育、投资、情感的一种延时性回报。在核心家庭中，夫妻双方都只受到了自己父母的养育，对自己父母可以适用一般性互惠原则，在父母年老的时候给父母经济上的帮助、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但配偶父母就不适用这一原则，配偶父母对自己是没有养育之恩的，适用即时性交换原则。即时性交换原则强调交换中的公平与公正，还强调回报的即时性。在家庭养老中，传统文化对儿子规定了更多的义务，赡养父母是儿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儿子应该在父母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对父母尽孝。儿媳妇对公公婆婆适应即时性交换原则，认为公公婆婆应该在他们还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帮助自己的小家庭，这样自己才会为公公婆婆养老，如果现在他们对自己的小家庭不管不顾，以后是不会管公公婆婆的。

CRX （女）的小孩一直是公公婆婆在带的，公公婆婆把照顾小孩和家务全包了，让他们两口子可以安安心心上班。CRX表示，现在公公婆婆对他们好，他们以后也会对公公婆婆好的。公公生病住院了，也是CRX在忙上忙下，送医院，找陪护。

ZP（女）跟婆婆关系就没那么融洽了，生头胎的时候，ZP没有上班，自己带小孩，孩子3岁的时候，她考上了贵阳市的小学老师，开始了家庭双职工的生活。小孩大了就送到幼儿园，两口子也忙得过来。二胎政策出来后，ZP和老公也心动了，于2017年3月生了个女儿，儿女双全，全家皆大欢喜。婆婆也答应过来帮忙带小孩，但好景不长，不到3个月的时间，ZP跟婆婆大吵了几架，最后婆婆回了老家，再也不管小孩的事情了。幸亏两口子都是老师，又住在学校附近，轮换着上课和带小孩，侄女也在这个学校实习，可以帮把手，三个人手忙脚乱总算把事情应付过来了，但忙得连煮饭的时间都没有，天天在学校吃食堂。说起婆婆，ZP就咬牙切齿：“她现在宁可在家玩，也不给我带小孩，等她老了别想要我照顾她，我水都不会给她喝一口。”

两个案例形成了鲜明对比，公公婆婆是否在小家庭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劳务上的资助，直接影响着儿媳妇对公公婆婆的养老态度。儿媳妇更看重的是即时性的劳务或者经济上的交换，父母必须用自己的劳务或者经济输出换取养老保障。

（四）老人的权威和年轻人的自主

传统扩大化家庭中家庭财产由老人掌管，老人还掌握着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在家庭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家庭中的重要事情都由老人决定。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个体开始走出家庭，在家庭之外取得经济收益，摆脱了家长的控制。老人的农业生计知识也已经不再适应工业社会的发展，被抛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老人的家庭地位开始边缘化，家庭权威随之下降，老人被排除在家庭重大决策和管理事务之外，但不是所有的老人都甘愿成为子女背后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HXZ（男）:来贵阳之前我一直在外面做点小生意，虽然赚得不是很多，但还是够我和老伴花的。儿子在贵阳开店，生了小孩忙不过来，我就过来帮着看孩子。他们生意上的事我不懂，我也不怎么过问，但生活上的事情我还是懂的啊。但儿子和儿媳妇好像都没把我这个做爹的放在眼里，家里添置什么大件的东西都不跟我商量，我心里就来气。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都没听他们说起，就不声不响买回来个摩托车，我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儿子就赶紧过来跟我解释，说要送货，买个摩托车方便点。说实在的，我也不是想管着他们，只是觉得我是长辈，我住在这里，你添置大件的东西，跟我说一声，表示尊重。如果不尊重长辈，长辈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啊，要不是帮他们带小孩，我也不会住在这里啊，我现在还不要靠他们养活，我完全可以自己去赚钱。

现代社会中，子女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也以独立的姿态管理和决定家庭事务，在以夫妻关系为主的核心家庭中，年轻夫妻对家务事进行决策理所当然，但在随迁家庭中，父母作为年长者，希望子女在家庭事务中能尊重自己的意见，哪怕是象征性地征求意见，也能肯定他们在随迁家庭中的地位，让他们觉得在家庭决策中有一席之地。

五、随迁家庭的实践逻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共存与博弈

从随迁家庭的家庭结构、经济基础、居住安排、情理困境等可以看出，随迁家庭在实践过程中遵循着两个逻辑：其一，受个体主义文化影响，遵循工具理性的逻辑，个体行动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其二，受家族主义文化影响，遵循价值理性的逻辑，为了家族利益牺牲个体利益。随迁家庭中的两类行动主体父代和子代，分属于不同的核心家庭，有着各自独立的利益，但父代和子代又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代际关系不仅受理性支配，还受情感影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发挥作用，两者的张力和博弈构成了随迁家庭的实践基础。

家庭生命周期中小孩出生后，出现了母亲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对立，女性为了个体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都不肯放弃事业回归家庭，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由父母充当照顾孩子的角色，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女性可以继续上班，赚钱补贴家用；父母照顾小孩也尽心尽力，还不用付工资。随迁老人的到来，给子代夫妻亲密关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老人的部分育儿观念、教育理念也不能与时代同步，子代对此虽颇多怨言，但他们还是选择让父母来照顾小孩，主要就是基于经济理性的考量。普通的工薪族家庭很难负担聘请保姆的费用，况且聘请保姆还要担心小孩和家庭财产的安全。助业型的随迁家庭更是直接和经济利益挂钩，因个体经营赚取的是劳务费，如果请人打工就赚不到钱了，请老人帮忙可以减少开支，增加收益。随迁家庭虽然同居共炊，但实际上是两个核心家庭的临时组合，亲代和子代有着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在家庭实践中实行独立核算，很多老年夫妻采取一方随迁一方留守的方式，既可以满足子女的需求，又可以确保自己的经济收入。为了方便照顾小孩，也为了减少家庭开支，随迁家庭的子代暂时牺牲了夫妻关系的私密性，容忍父母和自己共同居住，但当小孩长大不再需要父母照顾时，夫妻亲密关系的需求就愈发凸显，子代会要求父母回迁，重新回归核心家庭。因配偶和父母之间没有养育关系，不适用一般性互惠原则，配偶希望父母在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换取以后的养老服务。家庭养老的方式决定了父母的老年生活必须依靠子女，当子女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老人也会出现工具理性的思考，以现在的劳务输出换取以后的养老资本。

孝道文化对中国代际关系影响深远，虽然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孝道文化有所衰落，但尊老爱幼仍然是社会倡导的传统美德，让父母安享晚年是子女的心愿。当子代在城市站稳脚跟后，就想把在农村劳苦了一辈子的父母接到城市共同生活，照顾小孩和料理家务比起干农活还是轻松很多，特别是当父母年老需要子代照顾时，随迁养老可以满足老人日常照料、精神慰藉的需求。子代要求父母随迁，既有工具理性的需要，也有价值理性的思考。父代则更多的是从家族利益出发，把满足子代的需要当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把传承后代当做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扶幼型、助业型的随迁老人，虽然自己年老力衰，但是当子女需要的时候，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生活多年的故土，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扶幼型的老人把照顾孙代当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认为老人带孙子天经地义，很多老人不仅有劳务上的帮助，还有经济上的资助，在保证自己晚年生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帮助子女。助业型的老人为了子女的事业发展，仍在劳心劳力。催婚型的随迁老人则认为只有孙代出生，自己的传承任务才算完成。很多居住条件较差的随迁家庭，老人往往住在狭窄的房间里或挤在客厅里，对此老人也表示理解，只要子女过得好，自己受点苦不算什么。当子女不再需要自己帮助的时候，他们又无怨无悔地回到家乡，重新适应乡土生活。老人在随迁现象中更多以家族利益为重，虽然有为自己养老的打算，但提供养老服务是一种延迟性回报，并不完全取决于老人现在的付出，更多的依赖于子女对老人的态度。

随迁家庭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种过渡状态的家庭模式，是应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家庭策略。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但家族主义文化的影响依然深远，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将长期共同作用于家庭成员，随迁家庭也将长期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随迁家庭面临的困境和社会转型期社会公共服务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分不开的。转型社会的风险单靠个体家庭的力量无法完全有效应对，需要个体、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国家应尽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缓解个体社会的随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