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 媛 方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中国古代人的名字通常有名有字。“字”是指在本名以外所起的表示德行或本名意义的名字。在成年男子或女子行加冠礼时，特请德高望重的名人大家起取的，为彰显其德行，又称为表字，从此同辈之间以字相称，表示尊重。“字说”是专门对于取的“字”进行描绘性解析的应用文体，进入明代后，文人大家的字说作品涌现迅速，数量庞大，且现有的作品保存数目众多，但目前来看对于明代“字说”文体作品进行系统化研究的尚未发现，因此此项研究极具价值和意义 。

一、滥觞祝辞，内容丰富

关于“字说”文体的渊源问题，明代文论大家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有如下概括和阐释。

“按《仪礼》，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辞，后人因之，遂有字说、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辞之滥觞也……然近世多尚字说，故今以说为主，而其他亦并列焉。至于名说、名序，则援此意而推广之。”[1]147

至此，徐师曾认为：“字说”滥觞于古代的冠礼制度，指出字说、字序等作品的先驱当属加冠之后的“字辞”[2]2。冠礼即我国古代汉民族普遍的成年加冠礼仪(自周代起女子十五行笄礼)。春秋战国时代《仪礼·士冠礼》有关冠礼流程的记载：

士之加冠礼要“三加、三醮”，每道程序都有格式化的祝辞。始加祝曰: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字辞曰: 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

贾公彦疏:唯其所当者，二十冠时，与之作字。犹孔子，生三月名之曰丘，至二十冠而字之曰仲尼。[3]6

可以看出，整个冠礼过程最核心的是“三加、三醮”和命字环节，加冠和敬酒程序后都会有祝辞奉上，其中蕴含嘱托、训诫之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即便冠礼逐渐简化甚至消逝，古老的传统祝辞却不惧打磨，反而愈加历久弥新，逐渐演变成一类新颖的文体，并在此基础上发生大的发展与变异，相继出现了字说、字序等新形式，相对格式化的祝辞渐渐被抒情表意、自由灵活、更具个性化的散文文体所取而代之。

春秋战国《礼记·冠义》载“冠者，礼之始也”。先秦时期，社会的各个阶层或地区大多被要求举行加冠典礼，在当时已形成较为严备的法制程式。据史料记载，“冠礼”在之后的朝代更替变迁中不断变化，不同的历史发展年代中均具有不同的程序与特点，且发展较为曲折。先是春秋战国后期由于战乱割据，礼崩乐坏，“冠礼”名存实亡。直至汉代汉武帝崇尚礼学时才有所改善。而后，“冠礼”又历经宋、明两朝的两次“复兴”。其中，明朝真正沿承宋代理学家有关以礼化俗的“冠礼”设计，从而完成冠礼新的复兴。

二、太祖推崇，以礼化俗

公元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大明开国标志着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尤为重视礼法，在位期间修订《明集礼》《明会典》等十几部专书礼典，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在《仪礼·士冠礼》的基础上，明代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冠礼复兴活动，因加冠者的个人身份、阶层不同，冠礼程式也大相径庭，明朝逐步形成以政治色彩浓郁的皇室冠礼为主，更具生活化的士庶阶层冠礼为辅的社会礼仪模式。受到多部礼典取材的朱熹著作——《朱子家礼》也由民间私相传授转变为官方传播的权威指南。洪武年间，更是出现民间婚娶，皆依《朱子家礼》的趋势[4]241-246，并一直延续至清代剃发结辫的衰落之时。无论是皇帝组织修纂、版刻并颁布的国家礼典还是社会各阶层通过推行《朱子家礼》等礼书的简编本，通过形象易懂的家礼插图等途径，在社会各界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家礼传播，明人制定的士庶冠礼，以《文公家礼》为准，而定士庶冠礼。程式相对完整，着装、器物等从简。明人制定的士庶冠礼虽已不复品官冠礼的特色，却也使得冠礼不再为官方和儒家士人所独有，而真正走入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以礼化俗。至此，冠礼得到了最直接的推行，成功使之前没落的礼制文化得以延续，衰败的教化功能得以重生。

明代以《朱子家礼》为标准推行冠礼习俗进展顺利，在不少文人别集与地方志中均可窥见。明代的多篇字说作品，或在文本题目中可寻到“冠礼”字眼，或在内容上论及、关联冠礼，甚至包括冠礼的时间、地点、程序等等。如明代倪谦《倪文僖集》收录的《王锴廷坚字辞》中写道：

“人生而名，命于父，冠而字，命于宾礼也。古之冠礼，元服三加与夫命字，皆有辞。”[5]459

他不仅详细解释了“名”与“字”的分别来源，更描绘了冠礼的程序与要求。《周时化字说》《张雄字说》《二子字说》《李氏四子字说》等字说作品也或多或少提及到冠礼。

三、确立文体，意旨深远

“字说”的历史发展脉络非常清晰，晚唐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字说作品，刘禹锡的《名子说》(《刘禹锡集》)，到宋、元时期字说作品的写作已较为普遍，但迟至明朝，“字说”才被徐师曾确定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文论大家对“字说”的界定和分类。

第一，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诗文总集《文选》未收录“字说”(字序、字解)名篇的散文。南朝刘勰作的《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首部文学理论专著，讨论的文体约35种，尚未出现“字说”(字序、字解)文体。

第二，明代初期吴讷的《文章辨体》，采集历朝历代的诗文进行分体编录，大致以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为蓝本，分列内集收正体与外集收变体，他确定了许多唐宋后的新兴文体，扩大了文体分类，显示出中国古代文体的丰富性。他专列“序”类收名字序，列“说、解”类收名字说。由此可见，吴讷是将字序与字说列两类区分开来的。

第三，明代中期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是在《文章辨体》的基础之上补充编纂的，收录了宋代以后社会与民间的流行俗文体，共计100余种文体，他认为“字说”虽与“说”“序”“论”等大类语义相仿，用法却特殊，自成体系，可“别为一类”，统称为“字说”(包括其别称“字序、字解、字辞、祝辞、名说、名序、女子名字说”等)。因此徐师曾是最早将字说单列为散文一体，而不作为“序”或“说”体的附属的，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上具有显著意义[6]6-9。

第四，明末清初贺复征的《文章辨体汇选》，多收录叙事、说理、议论为主的实用性文体，与徐师曾的分类标准相近，以“序”大类收录字序作品，亦专列 “字说”章节收录字说作品，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古代传统文体分类标准的多元性。

第五，清代散文家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所述的文体分类模式与以上文论家相异，大幅减少至十三大类。为与“序跋”“论辨”区分开来，他将“字说”或“字序”作品列入“赠序”文体大类麾下，认为“字说”是由赠序一体衍生的，且是含义最相近者。

另外，由程敏政编纂的《皇明文衡》，征引洪武年以后成化年之前的明代美文，共分为三十八体，卷九十八专列“字说”一章，收录《李都尉字辞》等11篇字说作品，也从侧面力证了“字说”在明代文体史与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论大家划分的类别有多有少，划分的依据也不尽相同。从文体的角度观照，字说与赠序、赠言确实有所相仿，但两者区别也不容忽视。赠序多因惜别在饯别酒席上所作，取自“赠人以言”的传统，以叮嘱、宽慰、祝愿为主旨。而字说的内容主要是对字的内涵进行解析的，包含祝福、嘱托、勉励、警示之意，有具体的叙事描写部分，也包含议论说理成分[7]19。因此，作为广义的“字说”文体，赠序类文体(赠序、赠言)等文本都可划为字说麾下，而狭义的“字说”文体只能涵盖字说、序、解等文本。

明代正式确立“字说”文体为散文一体，文人写作字说的热情高涨，数量较多。据不完全的统计，作品数量应在400篇之上。黄宗羲、钱伯城等主编的明代文章集大成者《明文海》《全明文》虽少见字说作品，但从文人大家的别集来看，共发现150篇以上的别集收录字说作品，如郑真《荥阳外史集》收录《王景彰有常字说》等19篇字说；宋濂《文宪集》及《宋学士文集》收录《章氏三子制字说》等18篇字说；释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收录《不迁字说》等16篇字说；倪谦《倪文僖集》收录《王锴廷坚字辞》等16篇字说；方孝孺《逊志斋集》收录《王温子栗字说》等13篇字说；王行《半轩集》收录《朝宗字说》等11篇字说；蔡清《虚斋集》收录《静之字说》等11篇字说；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与《震川集》共收录《张雄字说》等10篇字说；苏伯衡《苏平仲文集》收录《金子权字解》等9篇字说；王直《抑庵文集》收录《张博克温字说》等9篇字说；陶安《陶学士集》收录《程叔元字说》等7篇字说；丘浚《丘文庄公集》收录《蔡国珍字说》等6篇字说，等等。其中，以正统十四年(1449年)至隆庆五年(1571年)期间最为丰富，甚至有不少文人别集中专列一章收录字说。明代不乏优秀而深刻的字说作品，皆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

四、劝谕教化，格式固定

明代的字说作品对象多以男子为主，包括单人与多人。写作多人时，对象一般是同胞兄弟姐妹，如陶安《黄氏三子名字说》、宋濂《章氏三子制字说》、苏伯衡《范氏二子字说》与《谭氏三子名字说》、王直《四子字说》、韩雍《李氏四子字说》、倪谦《丁氏五子字说》等多篇、吴宽《徐氏兄弟字说》、归有光《庄氏二子字说》、朱升《梅桃程氏三叟九子十一孙字说》、李东阳《孔氏四子字说》等。单人或多人的字说的区分，就文章题目便可区别开来。为多人名字并写作一篇字说相较于单人来说较为简明扼要，撰写重点放在解释取字之意蕴，并将“名”与“字”进行关联比较，分别取的几个字含义、风格也多相近相似，如陶安的《黄氏三子名字说》，他为其友黄氏的三个孩子分别取字仁复、仁寿、仁美，而后结合孔子的名言“克己复礼为仁”依次解释命“仁”字的缘由与意义；归有光的《庄氏二子字说》，他为庄氏的孩子文美、文华取字德实、德诚，并告诫他们“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也就是说外在形式过于优美或华丽，则会导致夸饰或虚浮，都不如内在的品德或真诚，从而达到勉励后辈的效果。归有光以命字来补充原先的取名，看似相对实则相辅相成。

字说中的主角，求的“字”一般由冠礼中尊贵的“正宾”给出，而担任正宾的命字人常常是文学大家同时应是德高望重之人，如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古文家归有光、理学家蔡清、诗人韩雍、文学家郑真、谋臣陶安、明末四大高僧憨山德清等等。文人大家取的字也大有讲究，会受到社会环境、时代风气、自身学识地位及审美意趣、取名时机、与名的对比及关联等种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一般以两字或单字相赠居多，因取字的劝谕性、教化性较为浓郁，有关品行、礼教等褒义词皆大受欢迎，以作美称。如“德”字就受到了多位命字人的宠爱，除前文所叙的归有光为庄氏二子取得德实、德诚外，还有罗玘的《何德彰字说》中为金台何氏子景华取字德彰，是为“德彰有志于圣贤”，张以宁在《徐清甫三孙字说》中为徐氏的三孙所取的的德瑞、德成、德明，倪谦在《赠杨氏二子字辞》给杨家兄弟二人选取的徳新、徳馨，邢宥在《五子字说》中所命的德履、德恭、德纯、德先、德裕，皆是从德等等。

另外，翻阅众多字说作品，在记录求字请字过程之外，改名改字的情形也不少见，如宋濂在《章氏三子制字说》：“龙泉章史君有三文夫……既皆冠矣，尝有为其字者，而其配名之义，有未尽焉，三子者，以其父命，请予为更之。”[8]30归有光《朱钦甫字说》：“朱钦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协也，欲更之。”[9]44胡直《贺鸣甫字说》：“永新贺梦凰氏始字为岐甫，既来太学遘翰林殿撰唐君问字，君以其嫌于山名又义无可绎，遂以鸣甫易之。”[10]364都在文章开端点明改字的缘故，或是因为自身的喜好与意愿，或是因为与名的协调性、完善性不足，或是择字的音、形、义不够妥帖，所以再次聘请文人大家进行改名改字以明志，寄予规训。从改字改名的字说作品中，我们可以更直接的领略到明人当时的价值侧重与追求的审美意趣与社会风尚。

字说作为一种应用文体，以说理、议论为主，叙述、描写为辅。创作模式(包括题目与内容)较为固定。较常见的是划分为四部分：首先，阐释命名取字之缘由与渊源；其次，结合儒家经典等典故佳作来解说名或字之意蕴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再次，托字寓意，借名与字表达祝福嘱托或是勉励训诫，包含处世之道、人生哲学、道德伦理等等；最后，点明创作文章的时间、地点、邀请的命字来宾与观礼人员，等等。如《程伯顺字说》中的“岁癸亥友生朱升拜书”[11]104等等。明代大多数的字说作品皆包含完整，甚至文末带有铭或旁批以补充，但也有部分作品仅占二至三项，且着墨不多。比如明初谋臣朱升《朱枫林集》中的《梅桃程氏三叟九子十一孙字说》，文章的开端首先说明与命字人之间的关系并介绍人物生平及背景，而后运用《诗》《易》《书》《学记》《考工记》《尔雅释诂》等经典文献阐释取字含义，点出所取之字，最后落款写道：“正至十年庚寅岁十月一日朱升书。”[11]103又点明创作文章的时间与作者。此文章是朱升同时为其好友程氏三叟的九个孩子和十一个孙子命字且写作字说，格式相对完整，全文字数也达到了字说作品之最(991字)。

五、结语

流觞于冠礼祝词的“字说”文体，包含了长辈对后辈们的殷切希望，首要则是对后代在尊祖尚贤、为人处事方面的道德要求，反映出明代文人普遍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更凸显出明代的时代文化及社会意义，拥有多元的文化功能，至今还对于现代人的命名取字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近年来，随着西方近代文学观的引进，纯文学地位的根深蒂固，“字说”与诸多古代应用文体类似，慢慢被偏离中国文学本位，一度游走在边缘化地带，但其多元的文体功能与恒久的社会文化意义却无法磨灭，在现如今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字说”文体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