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贝

(苏州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中日两国的古典文献中存在很多人变成动物或动物变成人的记述或故事(以下统称为变身谭)，其中流传至今耳熟能详的故事也有很多，例如中国的狐妖妲己诱惑商纣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日本的葛叶狐信太妻、玉藻前的故事等。历史上中国文化东传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在文学上也有体现。然而深入比较两国变身谭产生的最初形态和内容、后来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二者还是存在明显不同。本研究试从两国变身谭产生的根基——即古代的自然观和变化观，以及对两国变身谭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入手，探讨两国文化的同与不同和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的变身谭与变化观

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作为蒙昧时代人们对世界认知的反映，中国也存在创世神话，从后世的一些记录中可以看到其中包含一些变身谭，例如《春秋左氏传》昭公七年的条目中所引用传说中的鲧之神化为黄熊[1]1294的上古传说等。但这些上古传说仅停留在上古传说阶段，之后除了在一些文献中可见引用以外，并没有被继承和发展、再创作。其中的关于变化的观念也并未得到抽象化和体系化。

能够称得上中国变身谭的思想基础的体系化变化观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对于“变化”的哲学思考。“变化”一词首见于《易》，卷九系辞上传中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阴与阳)變化見矣[注]原文为繁体，括号中为笔者所注。”[2]527、“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2]532、“天數而二十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2]549，数次提及变化，表明“变化”这种观念是与《易》的最基本原理息息相关。《庄子》外篇至乐篇中提到了具体的变化，即万物皆由“几”开始，通过发生一系列变化而产生各种不同物种，最后“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出於機，皆入於機”[3]533-534，得到最高产物“人”以后，人又复归于自然。《庄子》所说的变化链是“几→植物→虫→动物→人→几”的一个完全闭锁的环，但也可从变化的方向看出人是站在变化的最高点的最终产物。从这种古老的变化观来看，可以说中国最基础的变化方向应当是从动物变成人。森三树三郎推测这种关于变化、转生的说法是根植于当时的民间信仰[4]249。笔者也对这种看法持支持态度，即《庄子》中详细描述的这种变化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和民间信仰。

能够比较有力地支持这种推测的还有以下的根据：《庄子》所提到的植物变动物、动物再变成其它动物的变化观不仅在道家典籍中有所反映，在儒家经典中也有记载。《礼记》月令篇中有以下记载：“鹰化为鸠[5]111、田鼠化为(鴽)[鴑][注](鴽)[鴑]的标注原书下半部分为“鸟”，由于受字库限制原因本文采用其繁体字形。[5]113、腐草为萤[5]118、宾爵入大水为蛤[5]122、雉入于大水为蜃[5]123”分别讲的是仲春、季春、季夏、季秋、孟冬这几个季节发生的事。虽然在现代人眼中这些变化充满奇异色彩，但《礼记》却是将它们当做基于实际观察的自然现象而记录下来的。东汉王充的《论衡》辨祟第七十二中也论述了动物和人发生互相变化的合理性以及人站在万物的顶端的思想，即“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6]1011。王充认为人是万物之长，与动物一样同为“气”所构成。根据王充的论述不难理解由于动物与人的基础构成一致，所以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儒家、道家以及王充论述可以推测，中国最早对于变化的认知是将动物变人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理解的，并且在当时认为动物与人能够发生互相变化具有一定民间认知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

另外关于中国古代对于“变化”的观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虽然认为变化的发生具有合理性，但又根据发生的变化是否需要各种条件而对具体发生的变化进行分类，分为“日常性的变化”与“非日常性的变化”。例如上面提到的《礼记》中的几种变化就可以分开考量。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二五气变化提到：“春分之日，鷹變為鳩；秋分之日，鳩變為鷹：時之化也。”[7]146-147此为时节一到而自然发生的“日常性的变化”。与此种不同，干宝还列举另外一种“非日常性的变化”，即“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海為蛤；千歲龜黿，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為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7]146-147。这种变化加入了时间要求，且列举出一种动物变人的变化。

干宝所列举的达到一定寿命的动物即可获得一些特异的能力或者可以变成人的说法，笔者认为是基于中国古代的 “物老为怪”的思想。中国很早以前就相信年岁久的动物、植物、器物具备发生怪事或者变成人的能力。《论衡》卷二十二订鬼篇第六十五中就有对“物老”的论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為人”[6]934-935。此处的“鬼”李剑国认为其指广义上的妖怪[8]61。《搜神记》卷十九五酉借用孔子之口论述了老物为怪：“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7]234此处借孔子之口提出的“久者神皆憑依，能為妖怪”“物老則為怪”的思想对变身谭产生了很大影响，直到清代纪昀的志怪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中依然可见相关论述[注]卷九《如是我闻(三)》中“先太夫人言，外祖家恒夜见一物”的一则故事最后提到“物久而幻形，固事理之常耳”，卷十四《槐西杂志(四)》中提到“凡物太肖人形者，岁久多能幻化”。[9]186。

将人类与植物、动物看作同属于自然一部分，在构成上并无本质区别的中国古代自然观，为变身谭的大量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几→植物→动物→人→几”的变化观和“物老为怪”的民间信仰，又促进了变身谭的多样化，使得后世文人创作出许许多多具有奇特大胆的浪漫想象和个性分明的人物形象的变身谭作品。

二、日本的变身谭与变化观

奈良时代以后，中国、朝鲜的思想文化大量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若要尽力避免大陆文化的影响而追溯日本本土最早对自然、对变化的理解，则只有分析写就于奈良早期的日本第一部文学作品《古事记》。其中的内容是太安万侣根据稗田阿礼的口述整理而成，虽然有学者认为其中神化天皇的思想已经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当中神话部分的内容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奈良时代以前日本本土的民间传说、远古信仰等。同样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也有很多，例如日本学者日野严将《古事记》与奈良以后成书的《今昔物语》等区别开来，认为《古事记》中的神话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森罗万象的认识[10]4。陈东生认为:“口承时期或许可以称作历史、文学的初创时期。其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祝祷、叙事与歌谣三种类别。……以叙事为主的《古事记》，融历史、文学、歌谣为一体，较全面地反映日本古代社会的各个侧面，因而人们不难从中透视并发现远在文字出现之前处于原始蒙昧状态下的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俗。”[11]74笔者认为，不能否认《古事记》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奈良初期和在那之前的民间自然观、变化观的可能性。需要结合其中具体反映出来的自然观、变化观来看。

《古事记》中反映出的是古代人认为世间森罗万象皆为“神[注]此处的“神”是指人们敬畏的在能力上超越人类的存在。”的自然观。《古事记》中的神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自然的事物

太阳(日神天照大神)、月(月神月读尊)、星(星神香々背男)、天(天御中主神)、地(埴安彦神等)、水(冈象女)、火(轲遇实智)、风(级长津彦命)、雨(高雷龙神)、迅雷(大雷神等)、暴风雨(素戋鸣尊)、山(大山祗神等)、川(天水分神、国水分神等)、井(御井神)、海(绵津海神)、草(草野姬)、木(句句逎驰)、果实(大神实神)、岩石(黄泉户大神)。

(二)器物

玉(御仓板拳之神)、镜(日前神)。

(三)动物

狼(贵神)、白猪(伊吹山神)、蛇(贵神、伊吹山神)、虎(威神)。

(四)人

英雄(武甕槌神、经津主神等)、巫者司祭(中臣以下巫部神)、家长(大山祗神、绵津海神)、酋长(素戋呜尊、大国主神等)、君主(天照大神以下天孙及天皇)、奇异的人(袁田彦神、井光神、少名彦神等)。

(五)精灵

大三轮神、大国御魂神、宇迦魂神。

(六)抽象的东西

自然界的生产、生育、变化的作用和能力(神御产灵 高御产灵二神、伊装诺 伊装册二尊、天常立 国常立二命等)。

(七)人间的祸福

八十祸津日神、大直津日神。

日本用“八百万神”来形容万物皆神这种古老的自然观。而关于人形变为动物等的描述均为神通过自己的能力实现，例如《古事记》中つ巻之《垂仁天皇》(〔三〕本牟智和気の御子)中蛇形女神肥长比卖变化成人形[12]208。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古代的自然观、变化观主要把变化归咎于神的能力，除此以外并未发现存在类似中国的支撑变身现象的抽象的变化观、变化原理、宗教意识等。这点与中国的将变化解释为万物的基本构成相同、“物老为怪”等抽象的有体系的变化观念是不同的。可以说，日本本土的自然观、变化观事实上只停留在最早的神话阶段，在那之后并没有自主地发展成体系化的哲学思想。

三、影响中国变身谭发展的因素

(一)佛教影响

中国的变身谭最早从先秦时期到汉代时只是简单的记录，主要分布在一些思想书、地理博物志、历史书中，此时的变身谭内容几乎完全看不到文学性、艺术性，但有一部分记录后来被作为志怪文学的材料被加以文学化的加工。

进入六朝以后，在宗教和迷信流行的社会大背景下，包含了大量变身谭的志怪文学形成了独立的文学体裁。据笔者调查，变身谭的主要来源是六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小说以及后来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则进一步发展、充实的变身谭。

六朝时代变身谭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产生飞跃性发展的原因是与六朝时代志怪小说形成了独立的文学体裁息息相关。李剑国将志怪小说在此时代独立出来的原因归纳成三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之所以繁荣和取得进步，最根本原因是此时宗教迷信的昌炽及其影响广泛；其次谈风的盛行，促使了志怪故事的产生、传播和集中；此外，文人著述的活跃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对志怪小说的创作和艺术进步也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13]267李剑国所提到的“宗教迷信的昌炽及其影响广泛”包含了当时在中国生存和扎根的佛教。早在汉代佛教就传入中国，但它给予变身谭以巨大影响是到了六朝时期才体现出来。此外，佛教经论中的故事和寓言对变身谭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题材和内容层面，而是融合进了文学构思中，在思维方式、世界观的层面上也给予了变身谭以巨大影响。孙昌武认为，“独特的宗教思维方式启发和丰富了历代作家的玄想与构思，这对于扩展创作领域和创作方法都具有重大意义”[14]268。融入中国变身谭的佛教世界观、思维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生命是循环往复的过程。有前世、今世和来世三世；根据前世的善恶行为，下一世会有六种轮回转生的趋向；第二，因果报应。人会根据自己所做所为的善、恶获得相应的善报或恶报。《高僧传》卷一中《安清》记录了一则一人因性多瞋恚而受到恶报坠入畜生道变成大蟒，后捐出许多宝物托付给世高用于修建寺庙，得到善报转世成人的故事。

“……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船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亭廟神周回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舍命穢污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並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但出眾人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贊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揚帆。蟒複出身登山而望。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咒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末無複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注]原文为繁体，无法辨认之字笔者用□标识。[15]3-4

这则南北朝的故事不仅包含了三世、六道轮回的佛教思想，还反映了因果报应的思想。由于因果报应正可以解释前世、今世、来世六道轮回发生的原因，故两种佛教思想在情节较为完整的变身谭中都是相伴出现的。这类宣扬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故事还有不少，例如《太平广记》卷340引《通幽録》之《盧頊》就有邻家阿嫂受恶报坠入畜生道变成蛇的记述。

“……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東鄰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罰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樹中有穴。久而能變化通靈，故化作婦人。又問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辭去。”[16] 2695-2698

这个故事包含了两种变身，阿嫂朱氏今世受恶报变为蛇是一种变身，蛇“久而能變化通靈，故化作婦人”又是一次变身，前者吸收了佛教思想，后者则是延续了中国古代“物老为怪”“动物变人”的变化观。从这里可以看出，变身谭在吸收佛教思想影响的过程中，同时保留了中国古代变化观。佛教思想渗透到变身谭中丰富了其叙事层次，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对于“变化”的解释。

(二)儒学影响

六朝及之前的变身谭中，动物变成女性后与男性交往的故事不少，然而据笔者对狐、蛇、虎、龟、犬五类动物变身女性的统计来看其中并没有动物变身为女性主动加害、致死男性的故事。到了唐代，新出现了动物变身成女性加害、致死男性的故事。《太平广记》卷458引《博异志》中《李黄》就记载了这样两则故事。第一则故事是讲男子李黄在长安东市看到了姿色绝美的白衣女子，出钱为女子买物，又随女子去了她家一住三日。第四日李黄回到自己家感到身重头旋，躺在床上休息，却“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16]3750-3752。第二则故事是讲男子李琯在路上看到两姿容美好的女奴，一路跟着她们去了一户人家，先是闻到屋中异香，后见到一美貌女子。等到他回到自己家就感觉头痛，没过多久就脑裂而死。家里人问跟他一起出去的仆人，最后追到昨天他所去的地方，才知道原来是枯槐树中盘踞的大蛇和小蛇害死了他。

这两个故事中男性李黄是盐铁使的侄子，李琯是凤翔节度使的侄子，故事中两人的行为极为轻浮，描写为好美色的纨绔子弟。好美色的纨绔子弟因自己的轻浮行为而付出了代价，恐怕就是这两则故事其中包含的训诫了。这两则故事的出现令我们注意到，从唐代起出现了变成美女的动物害死了好色男性的故事，虽然此时的故事本身更倾向于训诫男性不应举止太过轻浮，但其中提出了动物变成的美女会害死人的可能性这一点在宋元的变身谭中也屡屡出现，均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训诫男性不应沉溺女色的含义。到了明代则与道家养生术相结合出现了变成女性的动物通过吸取男性的精气来修炼的故事(这一点在狐的变身谭中体现得更明显)，包含了沉溺女色将对自己的身体带来损伤以至于丧命的警告含义。

有人认为这类故事反映了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为了保证男权的绝对地位而故意将女性与男性对立起来的男权社会的产物[17]30。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综合看这类故事的数量变化和内容，笔者认为这种训诫故事出现和发展的原因可能与儒学的发展有一定关系。

儒学早在汉代就已被确立为官学国教，那时已经有了夏、殷、周分别因妹喜、妲己和褒姒而亡国的记载，反映了女色亡国、女色禁忌的观念。儒学中发展出女色禁忌的观念，笔者认为是跟其中包含的对男性的道德有较高要求息息相关的。王燕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男性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主宰者，他们也承载着更多的道德义务”[18]21，儒学中更是认为男性应当担负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优秀的男性越应当具有高度的伦理意识。这实际上就要求男性承担其道德义务——不可沉迷女色。反过来在文学创作时，很可能就演变成沉迷女色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祸患的情节设定。东汉时期，儒教内部形成了古文学与今文学之争，董仲舒最早提出的天人相关说被篡夺帝位的王莽利用，加上外部国家分裂，失去了维持统一思想的社会基础，儒学的国教地位根基被动摇；此时玄学、佛教、道教、范缜的神灭论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学术发展起来。六朝时期的变身谭就是在这种儒学衰退而思想、文学自由化的大环境下被创作出来的。隋唐特别是唐代对思想兼容并包，虽然是三教并立的态势，但此时儒学并没有像其在汉代那样有活力，思想主导权依然在佛教和道教。宋代虽然佛教和道教也有所发展，但由于科举隆盛，知识阶层几乎都以儒学为基础，这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后来从北宋周敦颐开始，到南宋朱熹将佛、道、儒融合起来形成体系化的儒学(理学)，变成能与佛教、道教相并论的世界观，其中压抑人欲的思想也随之广泛传播。正如蔡堂根提到的“按照理学的道德修养要求，人们不仅要彻底驱除各种自然欲望，还要严格控制各种情感”[19]35，理学是一种禁欲的思想，当然男女间的情欲也包含在它否定的对象中。换言之，儒教由来的女色禁忌观念到了这个阶段被强化了。再加上中国古代包括变身谭在内的各种文学作品，它的作者和读者都是士大夫阶层，是男性。沟口等学者将士大夫阶层定义为“以通过科举考试为目标的人和通过科举而被选用为官僚的一群人，具有强烈的自信和选良意识的文化阶层”[20]86，男性作者有意识将女色之可畏写给男性读者也是符合当时他们所接受的思想影响和社会大环境对他们在道德上的要求的。由此，宋元时期动物变女性加害男性的故事较多，形成了一个集群。明清时期，虽然统治者依然将理学作为官学而统一思想，但这仅限于官府。理学的影响持续到明代中期，明代中期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的思想提出了阳明学，在当时的文化阶层中得到了很大支持。蔡堂根认为，明代中期到清代时“尽管官方思想仍然是程朱理学，但在知识阶层王学已经成了主流思想，影响极为广泛”[19]36。理学主张压抑人的感情和欲望，但阳明学承认人的感情和欲望，这就使“由于前一个阶段受到理学的压抑，这时便以爆发式的方式表现出来，无论是个性的张扬还是对于个体价值和自然欲求的肯定，都给人强烈印象”[19]37。这种爆发也相应反映在变身谭中，明代虽然动物变女性的变身谭并不多，但因为理学影响，内容上详细地描写了男性被吸走精气而生病等内容，表达了女色的可畏和沉溺欲望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到了清代，一方面理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也就有一部分延续了女色可畏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在阳明学影响下又出现了一些将动物变成的美女描写为理想的女性，人的一些行为在与其对照下反而显得卑鄙可憎的变身谭。后者与从唐宋传承下来的训诫男性的故事性质不同，可以说是知识阶层将自己的理想和主张融入故事中所作出的新创作。

四、佛教思想渗透和中国变身谭输入对日本变身谭发展影响

如前面提到的，奈良时代的变身谭主要为动物形的神变成人形，变身的发生也是由于神的特殊能力，数量不多，内容也比较单一。但这种情况到了平安时代以后就不同了。平安时代以后，变身谭的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通过笔者调查，日本的变身谭分布的最大特点是多出自于佛教故事集，例如《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日本灵异记》《沙石集》等。这些变身谭中都含有佛教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要素，而佛教故事集本身也是用来传播佛教的工具。日本的佛教由中国传来，但佛教对中国变身谭的影响更多的只是用它的世界观丰富了变身谭的情节内容和层次，对于日本的影响则是直接激发了变身谭的创作，使日本变身谭不仅在数量上显著增长，而且从内容来看完全成为了宣扬佛教，促进佛教在大众中传播的工具。

佛教何以给日本变身谭带来如此大的影响，笔者认为与中国相比，日本变身谭受到佛教影响更大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日本在佛教传来之前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体系化、抽象化的变化观念，这就在“变化”发生的原因上留下了空缺。佛教传入以后，佛教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世界观和变化观正好弥补了这个空缺，与此同时佛教也在统治阶层的推行下很快地扩大了影响，统治阶层、贵族以至于民众在没有既存观念情况下很快就能接受佛教中的变化观念，这反过来又更加促进了宣扬佛教世界观、传播佛教思想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二是中日两国从古时起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就有所不同，中国与日本相比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比较被动，日本相对较为主动。中国姿态比较被动这点从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国家统治者派人去印度学习佛教也可以看出端倪。李志夫提到“雖然历代朝廷對佛教也很尊崇，但也是由於北方胡人吸收佛教已有相當成效後，隋、唐乃至南方各朝才重視佛教”[21]113，表明我国重视佛教也是统治阶级注意到其它地区吸收佛教后有了很大效果才照做的，展现了比较被动的姿态。但日本不同，辻善之助曾经就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过比较详细描述：“两千年中，世界上各种文明从各处传入日本，日本成为了东西文明的中心、世界文明的储藏场。日本成为世界文明的集合地，追溯文化发展的轨迹就会发现，不论是在哪个时代日本文化都收到了外国文化的影响。从一方面来看，这显示了我国国民对外来文化吸收十分迅速。这也是我国文化的一大特长，即迅速采集选取外国文化，咀嚼消化。这也显示了我民族素质优秀，具有很强的包容力。”[22]2-37世纪初统治阶层的圣德太子派遣隋使主动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同时也带回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化的佛教思想，可见，日本对外来文化一直采取比较开放的姿态，且积极主动地接受外国文化并吸收和本国文化进行融合。在这样的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下，才使得佛教思想直接激发了变身谭的创作，同时反过来变身谭也直接促进了佛教思想在日本的进一步传播。

除佛教以外，直接对日本变身谭产生影响的还有中国传入日本的变身谭。有一部分是借鉴了中国变身谭中的一些概念和主题，另外有一部分故事直接改编了中国的变身谭。这一点在狐、蛇的变身谭中尤为突出，这也许是由于原本狐和蛇的变身谭被创作的比较多，中国传入的变身谭对日本变身谭在情节、主题上的影响几乎贯穿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如平安时代的《日本灵异记》中的《狐为妻令生子缘》[23]28-29中讲了一个狐变成女人与人结婚的故事。两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孩子，那时家里的狗也生下一只小狗。小狗总是朝着女人吠，女人就哀求男人杀了小狗但男人没有照做。后来有一天女人被那只小狗追，惊慌不已下显露出狐的本体。虽然被男人发现了她是狐，但男人对她依然怀有爱意，让她随时都可以来一起共眠，后来狐狸也照男人所说回到男人身边与他共眠。长野一雄认为其中“狐变成人后被狗追会显出原型”是中国的《任氏传》中的概念，说明以上这个故事已经吸收了中国狐变身谭中的概念和情节[24]19，中村祯里也有同样的主张[25]88。又如江户时代的《雨月物語》巻4中《蛇性の婬》[26]357-387的故事则是直接改编了中国明代的白蛇传故事，也是中国变身谭情节对日本变身谭直接发生了影响。

由此可见，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文化和中国的变身谭与日本的变身谭乃至日本文化有着难以切割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激发和催生了日本变身谭的创作，也渗透进日本文化中，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变身谭的比较研究这一切入点来追溯中日文化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重大意义，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