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娃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发展地区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国家间资源优势互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三大洲，涉及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中东欧共65个国家和地区。这一倡议参与主体多元，势必关系到复杂多样的族群群体和宗教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沿线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本身就是族群矛盾和冲突的多发地带和敏感地带，对于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地缘政治中的族群冲突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影响是本文论述的主要议题。笔者将从族群冲突的理论等相关问题出发，叙述“一带一路”地缘政治中族群冲突的缘起，进一步分析族群冲突对推进“一带一路”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一带一路”; 地缘政治;族群冲突;风险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216（2018）11B-0113-03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同年10月在印尼国会发言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国之交在于民相通，2015年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要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领域的合作。“民心相通”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内容，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手段和目的。“一带一路”涉及沿線国家众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在语言、宗教、文化、制度、族群等方面的误解和隔阂，以及大国的干涉和极端恐怖主义的威胁，严重影响了国家间的互信和“民心相通”的实现。族群冲突是影响“一带一路”推进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厘清族群冲突的相关问题，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存在的族群冲突问题和影响，对于我们理解“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环境和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族群冲突分析的相关问题

二战结束后，地区性的族群冲突在国际社会中开始展露。而在冷战后，族群冲突的激烈性增强，影响力扩大，爆发的方式更加多样。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后，环境恶化、金融危机、贫困等全球性问题增多，尤其在“911”事件后因打击恐怖主义而产生的局部战争，使人们对族群冲突的关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族群冲突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但也存在不同的争议和思路。

（一）与族群相关的理论

1.族群认同理论。

族群认同是理解和认识族群冲突的重要前提，族群认同是族群成员在冲突产生时区别“我们”和“他们”的重要依据和内容。但是对于族群认同的形成，研究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

原生论的观点认为，族群认同是一个天生的或者自然的现象。不同族群的区分和辨别，是由自然之力形成的，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塑造。语言、传统、宗教、习俗、饮食、服饰等方面的一致性是构成族群认同形成的原生纽带。一些原生论者认为族群是以亲属关系为群体的扩展，基于此基础上的族群认同是根植于基因属性、与生俱来的，因此，它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

现代论的观点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社会人口流动和社会交流，从而使族群间产生了融合和同化。对于族群的融合和民族的产生，英国学者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持相同的立场。他认为，民族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而产生。这一观点的产生源自于二战结束后，大批的殖民地国家开始迈向独立主权国家的行列，为了融入现代社会，这些国家着力于建立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从而削减了成员对本族群的族群认同。

工具论的观点认为，族群认同是统治精英整合社会资源、煽动族群情绪并因此实现政治权利的工具。族群精英们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激发族群成员的归属和情绪，从而利用那些有意挑选的族群符合和文化特征，引起族群成员的共鸣和认同。李峻石指出：“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看，族群性、宗教、来源地等都可以作为可行联盟者的标准，或者作为可备选的范畴，人们可以从中择取某个（或某些）来扩展或收缩自己的身份认同，对赢得或者保护资源获取途径的需要做出回应。”同时，他还提出族群认同是在政治背景中被定义的，及其常见的是“自上而下”，将某些人群排除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之外，或者给他们规定出另类的分层秩序——那是不会让他们由此高升，进入主流或者少数统治者行列的等级秩序。

建构论的观点认为，族群认同是人类经过选择而产生的，通过文化差异确立“他者”与自己的不同而定义自己的身份。建构论者坚决反对族群认同时自然产生的原生论观点，其认为族群性和族群认同是会被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所影响的。历史进程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会使得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也随之发生变化。李峻石认为，族群性并非族群间冲突的原因而是结果，在族群自身处于相对衰弱的情形下，族群成员会打开自己的族群边界建立广泛的族群联盟，而在族群自身强大时，族群会拒绝广泛的族群认同。这种容括与排斥的策略正式族群在不同发展情境下所产生的。

2.族群动员理论。

族群动员是指为了追求族群集体目标，由族群精英和族群组织、政党围绕肤色、语言、习俗等民族认同特征将整个族群组织起来的行动和过程。在这一政治动员过程中，族群成员由个体消极状态被激励和组织起来，参与有目的的公共生活或政治行动。

族群动员研究可以粗略的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一是文化主义观，二是族性反应论，三是竞争观，四是政治过程观。总体来看，族群认同是维系群体关系的基础和纽带，但同时也是族群动员的工具。建立在整合族群认同基础上的族群动员，如果出现国际极端化和工具化，都容易引起不同程度的族群冲突和矛盾。

（二）族群冲突的国际影响

冷战后期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发生了重大变革，同时跨界民族问题的凸显，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族群冲突，例如，车臣、科索沃、索马里、克什米尔、阿富汗等。这些族群冲突的爆发及其后续的影响，对于国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族裔恐怖、难民危机、毒品和武器走私等问题的加剧，使得族群和地区冲突矛盾进一步加大，严重制约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影响国家间的交流和互信。其次，大国对族群冲突的外部干预使得这种族际冲突演变为国际冲突。大国的干预往往会对冲突的某一方采取鼓励或压制的措施，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权益。第三，族群冲突对国际关系格局和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族群冲突带来的地区矛盾和紧张局势，影响着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了维护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权益，国家和地区间会因此而调节自己的角色和对外战略，从而影响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格局。

二、 “一带一路”地缘政治中的族群冲突缘起

（一） 多种文化交织带来族群实体的多样化

“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三大洲，涉及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中东欧共65个国家和地区的44亿人口，包括中国国内的18个省、市、自治区。

从语言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的通用语言有50多种，少数民族使用语言多大2000多种。从宗教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既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同时也存在着复杂的政教关系。例如，东南亚国家多以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中亚主义保存着伊斯兰教的信仰传统，而中东欧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则信仰基督教。其中，一些国家仍以一种宗教为国教，马来西亚、文莱、沙特阿拉伯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色列以犹太教为国教，一些国家存在多种宗教并存，另一些国家存在某一宗教为大多数信仰的情况。从政治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体复杂多样文化现状同样复杂多样，这就使得族群实体也存在多样化，涉及上千个民族和族群。族群实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样势必会存在多种的族群冲突和矛盾。

（二）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多个国家正处于新旧政治体制转型时期，政治局势不稳定，党派纷争不断，从而影响国家和地区的族群冲突。同时，“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地区的历史问题复杂，种族、民族、宗教和领土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得沿线地区族群冲突和矛盾的更加的复杂。

（三）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疑虑

国际社会的各成员国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爱恨交织，又存在顾虑。这些顾虑心理影响着国家和地区联盟的决策和国际关系，同时也必然会影响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族际关系。

三 、族群冲突对“一带一路”实施的影响分析

（一）消极影响

第一，族群间的疑虑和积怨加深，影响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因途经多个地区涉及众多的族群，其中各族群所处的政治、经济、资源、地理环境不同，所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所以使得“一带一路”族群种类多样化，族群间的矛盾和冲突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在冲突过程中，族际间的疑虑和积怨会不断加深，从而影响政治互信和民间往来交流。

第二，族群冲突激化产生的暴力冲突、恐怖主义、难民等问题，影响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一带一路”所途经的中亚、南亚、西亚、中东欧的部分国家和地区是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频发地区，充斥着复杂的历史问题、民族宗教矛盾、武装冲突、恐怖主义活动以及难民问题都深刻影响着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些冲突和矛盾有些是族群冲突所引发扩大成地区冲突和国际问题，使得地区安全得不到保障，影响制约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建设。

第三，族群间利益的争夺和地区经济滞后，以及上述诸多地区问题，影响资金融通。在各种冲突理论中，有一类以资源争夺为关注点。虽然在一些观点中对资源冲突有所鄙夷，但是并没有否认这一矛盾对族群冲突产生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同样存在着族群和国家间对水、石油、矿产等资源的争夺，并且因此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大差异。除了这两个问题，上述的安全稳定，都制约着沿线国家的经济领域合作，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融通。

（二）积极影响

1.差异性可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认同基于共性，结盟基于非共性。 英国的学者们愿意使用“社会”而不是“文化”一词，就可以有诸多单个社会与一个超大社会之分。如果我们采用“族群性”讨论中的术语，那就是在族群层面上与在超大族群体系层面上的区分。在这一超级层面上，各族群通过差异而达成互动。他们借由不同的职业和生存方式而避免竞争，按照不同的规则和价值观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差异会造成敌意，差异也会造成融合。在上述两种类型都行不通的地方，也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仅止于共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现状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能力也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性可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促进“一带一路”推进。

以中亚地区为例，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口较为稠密，劳动力成本较低廉。从能源来看，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内油气产量较高的国家，而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能源主要依赖进口。作为中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最快，城镇化水平较高，中亚五国工业化进程缓慢，仅有哈萨克斯坦符合一般工业化高级阶段的工业结构，土库曼斯坦以发展工业为支柱，吉尔吉斯斯坦农业及服务业占比较大，乌兹别克斯坦傳统农业发达，塔吉克斯坦是五国中农业占比最高的国家。

2.以族群冲突唤来地区和国际和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族群冲突和矛盾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制约了地区的发展和国际和平，但是当一些矛盾和冲突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得到有效解决时，反而促进了地区的和平和发展。

3.通过跨界纽带形成联结力量，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格拉克曼认为人类社会始终处于冲突之中，而一个社会中这样的“跨界纽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和平成为可能。“跨界纽带”的作用并非总是如此，也并非必不可少。“跨界纽带”或者可以强调他们的差异，亦可强调他们的共同之处。在提及共性或者差异时可以有所选择，这一特征也就意味着“跨界纽带”可以在特定情境下被忽略，因而它们并不总是一种联结的力量。我们应该将按照特定标尺提出来的同一性或者差异性，即是否具备共同的标志以作为政治修辞的原材料，它们基于融入或者排斥的目标而被选择、被应用，不应该将它们视作自足性的因素。

人们普遍认为“跨界纽带”是社会聚合力的因素，但李峻石认为，其并不是总是聚合力量，“跨界纽带”可以按照特定的标尺而被选择。但不论是普遍的认识，还是“跨界纽带”的工具意义，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都可以利用“跨界纽带”这一因素，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引起参与群体的认同。“跨界纽带”并不单单是涉及地域内的跨界民族，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分类，形成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跨界纽带”，一个群体各个人既可以是这一种“跨界纽带”也可以存在于另一“跨界纽带”之中，彼此并不矛盾，身份和利益的一致性从而会带来认同的一致性，从而使“一带一路”沿线的各民族和族群形成聚合力，成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共享这一倡议所带来的各项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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