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华， 罗 萍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裕大华纺织集团是近代民族棉纺织五大企业集团之一，其主体企业由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及裕华、大兴控股公司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构成。抗战爆发前，裕华、大兴、大华纱厂分别建于武昌、石家庄和西安等地。抗战爆发后，石家庄大兴纱厂沦陷，裕华纱厂从武昌西迁至重庆，后来大华又开设了广元分厂。在此期间裕大华企业克服战时种种不利因素，积极寻求适合企业发展的方略，促使企业稳健发展。有关裕大华集团的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于抗战前其经营发展状况，对其在抗战时期的资本运作谋略研究甚少①。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揭示资本运作谋略对战时裕大华集团生存发展的影响，总结其中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

一、囤购生产资料：抗战初期攫取高额利润与安顿银根办法

抗战初期，由于战争的影响，纱布紧俏，价格节节上涨，而棉花由于供过于求价格却节节下降。裕大华企业抓住时机，积极谋求扩大生产，因此在1937年到1938年间获得高额利润，创造了抗战时期裕大华企业的“黄金时代”。

(1)裕大两厂，大举办花

根据裕华、大华两公司1937年和1938年的《营业报告书》，裕华在1937年的纯益额为1926040.01元(法币)，定比100%；1938年的纯益额为2917196.65元(法币)，定比151.46%；大华在1937年的纯益额为1134594.40元(法币)，定比100%；1938年的纯益额为4760319.12元(法币)，定比491.56%[1]285。由此可知，1938年确实为裕大华企业营业的黄金时代，获利颇多。

面对高额的利润该如何分配呢？除了发放官息、存单息以外，“裕大两厂，大举办花”。1937年12月8日，裕华董事长、大兴总经理苏汰余在大华董监会上报告：“陕棉价廉，为安顿银根计，拟联合裕厂囤买大量棉花，分散存于各乡镇”。接着12月20日，苏汰余在裕华董事会上说：“刻下空袭危险，厂中生熟货自以少存为是，惟熟货困疲难消，生货又因配用关系，不能过于备少，现拟设法脱出熟货，改囤价廉原棉。兹已与大华商定合办囤花，决定在灵宝、朝邑、渭南、泾阳等处囤买。”为求稳妥，1938年4月20日，大华公司又致函秦厂，希望其能够审慎考虑，“尤应临机善变为要义”。而在1938年4月29日，政府新发行1元券及辅币券，苏汰余认为政府此举必使物价续涨，于是，他立即作出决定：“务希迅即分电各庄，不限价格，随市追进，其数量愈多愈妙，需款调汉交”。随后裕华两厂大举采办棉花，据《1938年裕华采办处棉花账》记载，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采购机棉共9450件。裕大华企业的这一举措不仅是因为银根宽裕，还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想趁机囤购大批原材料，以防战事的影响。也正是因为此举，使得裕大华企业在后来政府管制政策最严厉的时刻能够充分运用囤积的大量原棉，设立裕华蓉厂，从中获得厚利[1]286-290。

(2)大华在上海囤购纱布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的资源，裕华、大华在大举办花的同时，也决定在上海囤购棉纱。1938年5月21日，苏汰余在裕华董监会上提出：“拟在渝囤放棉纱一部分，再有余资在上海购囤棉纱二三千包”。6月13日，大华在给秦厂的信函中说：“本厂售有货款，仍盼赓续尽数设法调申，备囤纱布，盖沪囤纱布，价既低廉，地点亦比较安全，实为安顿银根亟善之办法也”[1]291-292。

(3)囤购其他货物

为了安顿银根，裕大华企业可谓绞尽脑汁，想出了许许多多的办法。在董事会的授权下，裕大华甚至松动银根囤购土货。1938年7月31日致万县分店函：“查本公司为安顿银根，决计为囤购桐油之谋，……如油池能于租妥，本公司要三四千吨舱位，特此奉告。”同时大华公司总经理石凤翔计划在松潘囤购羊毛、桐油，利用两地的售价差来赚取利润[1]293-294。

裕大华面对高额的利润，一方面还款还债，另一方面根据行情囤购大量的棉花、纱布、燃煤、桐油等物资，充分体现了裕大华坚持稳健发展的经营之道。这种安顿银根的方法不仅利用货物差价赚取了利润，同时也确保了企业自身原材料的稳定和企业的长期经营发展。

二、支持主业：利华迁渝后的资金与设备安顿

1938年初，东线形势危急，武汉作为一个工业重镇，颇受威胁。出于安全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保存国家实力，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召集各厂，商量搬迁到川。而裕大华旁系企业汉口利华煤矿公司的矿位距离战区较近，所以相比于其他的各厂，撤迁尤早。当时利华的撤迁机器物料约八九百吨，计划先运往宜昌，再从宜昌转运到重庆。但由于时间紧迫，利华仍有机械和万余吨余煤没有搬走。

(1)投资义永昌字号从事商业经营

当时，义永昌字号的主要投资人是利华煤矿，从事货物经营，曾“代本[裕华]公司销售棉纱”。利华因为迁渝变卖了部分机器设备，为避免变产资金贬值，于是将“部分资金投资义永昌，经营货物”，由黄师让的弟弟“仲谦担任经理，大股东为利华公司中同仁。……其经营货品如花、纱、布匹、五金等”。后来，鉴于经营钱庄有利可图，便由义永昌组织成立永利钱庄，以“吸收游资，扩大经营货物资金”。后又在黄师让的建议下，决定把钱庄改组为银行，“由公司投资，扩大规模，吸收游资，调剂公司各厂金融”，这种吸收存款以调节企业内部资金的做法，无疑是明智的，对公司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裕大华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很少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1]333-334。

(2)将电机作价投资裕华、大兴

西迁之后，利华煤矿公司为了减轻负担，将一些普通的器材变卖还账，仅留下开矿机器，以备以后复矿之用。

裕华鄂厂的动力是采用老式的蒸汽机带天杠为传动的，资源浪费较多且影响生产，西迁时便未带走。本拟西迁之后改用电力，结果裕华渝厂建成之后联系电厂，当时电厂“负荷已满，不能供应”。于是便找到当时利华煤矿主持工作的黄师让协商，准备“借用利华之1250kW透平发电机，以便渝厂开工生产。”利华考虑到关系公司根本利益，毕竟公司的主业是棉纺织业，而煤炭业只是副业，同时也为了利华股东免受法币贬值的损失等原因，于是就将电机作价80万投资给了渝厂，利华电机的部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都转到了渝厂[1]334-335。

鉴于大华秦厂只有一部动力，于是，大华广元厂设立后只能与利华煤矿公司合作，用利华的“400与250启罗瓦特蒸汽发电机两部，又250启罗瓦特蒸汽机应用之锅炉一部，并修理房机器全部供应作为合伙”[1]335，规定将来若有盈利，大华公司占75%，利华占25%。

利华西迁之后的种种决策充分反映出裕大华企业领导人的过人之智，坚持以棉纺织业为主，煤炭业为辅的原则，大力支持主业的发展。他们通过采取组建银行、吸收存款的融资方式来保证企业的流动资金。同时他们也注重企业间的相互投资，避免盲目扩张，始终采取稳健的发展态度。

三、规避管制：闲置资本增多，谋求保值生息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对各厂施行棉布生产统制政策；1939年2月，国民政府开始对纱布施行平价、限价、征购的管制政策；港缅沦陷后，物价持续上涨，情势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国民政府对花纱布采取全面管制的政策。

大华秦、广两厂自1943年5月份起被管制，而裕华渝厂也从1943年8月份起被管制。当时规定“各银行、公司、商号，购囤陕棉超过50市担以上，各纱厂购储陕棉超过一年之需要量者，限期限价征购，以其进货成本，加利息、运缴、加工等费为计算标准。纱厂未超过一年需要量之用棉，应一律委托农本局代购，按照代购数量及定价，先付定金十分之七，交货时货款两清，并照收购原价，加百分之一手续费”[1]416。因此，棉花不能自由多买，闲置资本相应增多。苏汰余便由此设想了五种安顿银根的方法：“①放款永利，扶植已有金融机构；②囤购不在统制范围内之出口货品；③购买美金储蓄券；④购置不动产；⑤多发官红息”[1]469。实际采取的保值生息办法有：

(1)购买外汇、黄金

裕大华企业从1938年才开始购买外汇，一是裕华渝厂开工后，产量增加，利润颇丰，闲置资金增多；二是法币不断贬值，金融市场完全以黄金、美钞为主导。因此企业不断购买黄金、外汇，以求保值生息。根据1945年10月10日的裕华董事会记录，裕华以前在申存美汇626283元，后来又在渝、蓉进美教会拨款美金709500元，美金储蓄402500元，英大使馆英金62370镑，现黄金2600两，美钞51890元，未到期黄金储蓄折实936两[1]470。这些黄金、外汇会随着市场的变动以及公司本身的需要，而不断易手，减小贬值的风险。

(2)订购机器为战后恢复、扩充作准备

随着抗战形势的逐渐好转，以及在管制政策下企业自身闲置资本的增加，裕大华企业的领导人开始为战后的恢复做准备，着手购置大批的生产机器。

据裕华董事会记录所知，裕华曾向安利英行先后订购纱锭4万枚。民国30年6月第一次订购1万枚，估价英金51070镑，合美金205300元，价款全数支付给怡安纺织机器总经理处，由于是战后制造优先交货，因此实际价款多少，还需按照制造成本多退少补。1944年4月第二次订购2万锭，总共价款大约为115500镑，鉴于第一次货款已付清，此次可以暂时不支付定款，具体价格仍然根据将来的生产成本重新核算。1944年7月第三次订购1万锭，价款约为57750镑，支付定金5%，准备让安利在冻结金镑项下拨付，不然先由利华代垫，其他条件和之前相同[1]472。

除了订购英机以外，大华也订购了不少美机。1944年7月14日，苏汰余在致石凤翔的信中说：“函及秦厂请托顾兰荪兄代定沙各洛纱机33000锭，每万锭美金30万元云云，约合75000英镑。照英机现订价格只57750镑，裕厂前后已定4万锭，以此比较，似较英机高17250镑，不过据来函所述，美机不至在涨，英机此时报价不能作数，须战后再议，将来美英纱机之价格或无轩轾亦未可知”[1]472。直到1945年3月，大华才与慎昌正式签订合同，订购沙各洛纱机33600锭。

综上所述，裕大华企业购买英机40000锭，购买美机33600锭。这种以购买机器设备的方式安顿银根的办法，不仅为战后的恢复、扩充作好了准备，同时也充分运用了闲置资本，避免通货膨胀带来的资金贬值，可谓一举两得。

(3)放款永利银行

银行储蓄向来都是一种较为安全的理财方式。对于投资人来说，可以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获得银行利息收益。对于银行来说，可以吸收存款以谋求更大的发展。永利银行作为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一部分。裕华、大华放款永利银行，在安顿银根的同时扶持永利银行的发展，以壮大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力量，实为一举而两利之办法。

1943年6月13日，苏汰余在裕华董监会上报告关于安顿银根的办法，“所拟囤买不统制货物，殊鲜可以着手之品，所以结存余款暂时存放永利，扶助该行发展，截至目前共有1530万元”[1]473。

1943年8月9日，苏汰余给石凤翔的信中说：“……又秦厂……所有已进之美金汇券可存入永利，该行允照金额给月息1分，盖该行以之向央行抵押，得以1分8厘月息用款，是一举而两利，除由该总行函其秦行迳与吾兄接洽外，用特函知，即请台察为荷”[1]473。

1945年4月6日，永利总行在对各行处的视察报告中说：“存款来源：各行处之存款可分为特殊存款及普通存款，前者系指与本行有密切关系之存款，如裕大华及川康等公司存于本行之款均属之，约占存款总额40%；后者包括普通工商存款、机关及私人存款等项，约占存款总额60%。如再进一步分析，则蓉行8000万存款中，裕华、川康约占50%，其它工商及私人存款占50%。……雍行之存款，大华占63%以上”[1]473。

裕华、大华通过放款永利银行的方式来安顿银根，获得收益的同时促进永利银行的发展，着实体现了其在资本运作手段的上的高明之处。

(4)投资其他企业

时处艰世，为了股东的利益和企业自身更好地发展，投资其他企业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既加深了企业间的相互联系和合作，又可以分散风险，获得更多的收益。

截止于1946年10月1日，据历次董监会报告综合知：裕华投资给复礼银号24.4万元，兴隆铁矿133.6万元，新中国建设公司5万元(杨啸天君经募)，中国纺织公司93.8万元，永利银行2880万元(连作为支配股东者120万共为3000万)，大同银行30万元，大秦毛纺厂200万元，民生实业公司313万元，东林煤矿公司40万元(股红增为股本)，天山化学工业公司300万元(林继庸君经理)，长江公司100万元(李维诚君经募)，年华实业公司48000万元。大华投资给永利银行3300万元，川康毛织公司3万元，长江实业公司100万元(程颂老之侄程煜君发起)，立达造纸公司100万元(汪赐曾君经募)，华年实业公司45000万元，富华公司150万元，中国工业保险公司15万元，大秦毛纺厂200万元，华美公司20万元。大兴投资给大秦毛纺厂50万元，永利银行600万元，华年实业公司12000万元，中国纺织机器公司500万元，中国纺织公司56.2万元[1]474-475。

由上述资料可知，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对外投资的对象都是与企业自身的经营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相关企业。如民生实业公司，在1938年，裕华曾为了顺利将货物运送到重庆，便决定与民生公司互相投资，裕华投资民生30万元，民生投资裕华10万元，以此来换取民生公司对裕华货物西运的帮助。而大秦毛纺厂、天山化学工业公司都是与裕大华企业生产原材料有关的企业。

(5)购置地产

一般企业对于生产利润，除了购买机器设备、生产原料，逐步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以外，还会购买房产、地产等不动产。

据记载，裕华为了安顿闲置资本，购买了汉口后湖杜百里西人所有的一块地皮，合计5221.6174市方，计去美金存券45000元，合法币90万元。1943年11月27日，苏汰余在裕华董监会上报告说：“怡和洋行在渝售出汉口地皮颇多，本公司向其选购比较适中之江汉路乌利文旧址地皮一块，约计224汉方，计价美金20万，合国币400万元”[1]475。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资本运作方式几乎皆是从企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手段可谓步步为营。裕大华在抗战初期充分运用高额利润，囤购生产资料，为日后的生产经营储备了足够的物资，以至于在政府管制的情况下，裕大华通过利用之前私自储存的棉花，设立裕华蓉厂，暗地小规模生产，从而获得高额利润，使得企业在身处困境中依然寻得一丝生存的空间。同时充分利用煤炭业，以支持主业的发展，并积极筹备永利银行，以此来吸收存款，保证棉纺织业的生产经营有足够的流动资金。裕大华企业为了保证股东的利益，努力规避管制，注重投资，加强与相关企业的联系和合作，拓展企业的社会关系网。这一系列的谋略都充分展示了裕大华企业在资本运作上的高明之处，稳健、谨慎且不做徒劳之举，懂得充分利用闲置资本，以发挥其最大的价值。裕大华企业即使身处逆境之中，也没有像其他民族企业一般支离破碎，反而不断地发展壮大，直至今日仍然屹立不倒，这和其在资本运作上的谋略不无关系。

注释：

① 已有研究：姜铎《略论旧中国裕大华资本集团》，《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姚会元《“裕大华”及其经营管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罗萍《裕大华企业集团发展之路研究(1912-1937)》，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9；张晶《中国近代石家庄大兴纱厂劳资关系浅析》，河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3；李静《大兴纱厂论述》，河北大学学位论文，2005；丁隆昌《裕大华集团第三任董事长黄师让》，《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第2期；苏先功《我的父亲苏汰馀》，《武汉文史资料》2008年第1期；寿乐英《精英荟萃的“裕大华”》，《中国工商》1989年第11期。

② 关于抗战时期裕大华经营谋略的研究甚少，本人仅找到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且从政治环境、市场环境、天时与地利的把握、社会资源的利用等多方面来论述。宋红伟：《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应变时局的策略研究——以抗战胜利前的裕大华纺织企业集团为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