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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教育及其历史效用

2018-01-31汪新磊

关键词:从政共和国全党

汪新磊, 王 进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执政廉洁,严格要求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干部可能会贪污腐败,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建设,甚至会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毁于一旦,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廉政教育。

一、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教育的必要性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执政党的合法地位,并肩负起了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艰巨使命,中国共产党也由战争的艰苦环境步入了相对和平的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领导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尤其是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有些老党员干部思想理论素质不高,激增的党员干部缺乏系统理论教育,以及共产党执政后党员干部易于贪图享乐、腐化堕落,因此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廉政教育就显得尤为必要。

1.部分老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不高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党员干部的生活、工作环境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有些思想理论素质不高的老党员干部,他们在革命时期坚定的理想信念逐渐发生变化,甚至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最终走向贪污腐化的深渊。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老党员老干部中很多人骄傲自满,“甚至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1]98。195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内一部分干部“理论学习薄弱,存在经验主义倾向”,很容易产生功臣思想,以至于腐败堕落[2]308。由此可见,虽然绝大多数的老党员干部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严格选拔出来的,且经过革命战争残酷的锤炼,但是党执政后相对和平的环境,容易使那些思想理论素质不高的党员干部产生功臣思想,居功自傲,贪污腐化,沦为中国共产党的腐败蛀虫。

2.激增的党员干部缺乏系统的理论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确立,执政环境发生改变,党员干部队伍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党员干部数量也因此急剧增长。据1949年年终的统计,“全国党员总数已达450万人以上,其中仅1949年一年就发展新党员140万人左右”[3]106。与此同时,干部队伍也迅速扩大,据统计到1955年8月为止,“全国约有492万名干部”[3]111。但是,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上,有些党组织疏于管理,使部分新增党员干部在入党之前没有接受党的系统理论教育,“以致有许多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收为党员”[4]153。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已有1073万的党员,但是绝大部分的党员都是在1945年以后才入党的,其所占比例达到十分之九,“过去无数的经验证明,不少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者没有完全入党”[5]。党执政后党员干部数量的激增,加上党的有些组织疏于管理,从而使许多新增的党员干部未能得到党的系统的理论教育,导致新增党员干部队伍良莠不齐,严重影响党组织的纯洁。如何保持政府的清廉,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就成为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攻克的难题。尤其是党员干部如此快速的增长,党员干部数量比以前更多,更加需要开展廉政教育,让每一个新增党员干部都能廉洁从政,保持自身的纯洁性。

3.党执政后党员干部易于贪图享乐、腐化堕落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党员干部腐蚀比较大的有“当官发财”和“享乐主义”等旧官僚主义思想。贪污腐化是每一个政权都无法避免的问题。尤其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封建统治者常常将官员的清廉视为道德的榜样,但腐败现象还是层出不穷,以至于许多人形成了“当官发财”的贪污腐化思想。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就十分重视彻底根除党员干部头脑中的“当官发财”思想,对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教育,使他们能够做到当官为人民服务,从政清廉。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享乐主义的腐蚀。大多数党员干部都经历过革命战争的锤炼,能够自觉地抵制享乐主义。但是有一些党员干部却在革命胜利后,面对相对和平的国内环境,失去了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革命作风,开始贪图享乐。甚至有些党员干部自恃在革命战争中功劳较大,利用手中的职权便利,以权谋私,最终堕落为人民的敌人,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三反”运动中,根据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五个地区1952年6月初的报告,“在贪污分子总数中党员达22万之多,占贪污分子总数的16.5%”[1]118。此外,在三反运动中揭露的“刘张”大贪污案,更深为中国共产党警觉。因此,中国共产党重视对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以增强党员干部抗腐败的免疫力,以抵制贪图享乐、腐化堕落。

二、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教育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的廉政教育,是与整党整风、“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运动结合进行的,主要是针对普通党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增强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重视党领导集体廉政模范的作用,最后是以严惩腐败从而震慑、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1.针对普通党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仅用7年的时间,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广到全党,这不仅使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同时从思想上预防了普通党员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重视思想的整顿,普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此来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理论水平。《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理论学习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根据每个党员的理解能力和发展程度,将党员对理论的学习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是学习政治常识;第二是学习理论常识;第三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从中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以便用以正确地解决中国人民事业中的各项实际问题。”[2]3101951年4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其中第八条指出,“一切党员,必须努力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4]155。由此可见,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营造理论学习氛围,加强普通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2.增强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

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建设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广大干部能够做到廉洁从政。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注重增强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通过理论学习提高干部的抗腐能力。《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高级干部不仅要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而且对全党的理论水平和发展全党的理论学习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高级干部应该作全党勤奋钻研理论的模范”[2]313。1953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必须参加理论学习小组,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些小组根据干部掌握理论的水平高低,分为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全国参加理论学习的干部有250万人,高级组2万5千人,中级组40万人,初级组210万人”[3]112。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指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高、中级干部,调入各个相关的党校进行培训,提高全党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使他们成为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重视增强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有利于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从政思想,做到廉洁从政。

3.重视党的领导集体的廉政模范作用

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的领导集体的模范作用。1951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动员群众向党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的指示》指出,“送礼物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动不动制送锦旗,更是铺张浪费”[1]102。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十分痛恨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他们严于律己,廉洁从政。毛泽东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要求十分严格。毛泽东的亲戚朋友想以他的职务便利来北京学习、工作或者入党,他都断然拒绝了。对来北京看望自己的亲戚朋友,他也从不会用公款接待。1950年,毛泽东从苏联访问归国,途径哈尔滨和沈阳,对两市过于奢侈的招待,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6]。195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1]106。在“三反”运动中,贺龙行动迅速、雷厉风行,亲自“上前线”指挥“三反”运动,由此得到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号召广大干部要向贺龙同志学习,亲自去“前线”指挥。“三反”运动中,毛泽东也亲历亲为,对地方的电报认真研读批示,经常工作到凌晨才休息。周恩来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被称为党内的“道德模范”,在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中,他积极贯彻党中央的反腐决定,身体力行,也给广大的党员干部树立了一个廉政模范的形象。

4.严惩腐败以震慑教育党员干部

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惩治措施。对一些贪污比较严重的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严惩不贷,并用腐败的典型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关于“三反”运动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规定,对于贪污轻者批评教育,对贪污比较重者则应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这些贪污严重者以至于达到枪毙程度的,全国应该会有一万到几万个[1]100。这其中对广大党员干部教育最为深刻的典例当属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案。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两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加入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人均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青山和张子善被委以重任,但是他们两人却开始贪图享乐,贪污了巨额财产,成为了党内最大的腐败蛀虫。刘青山曾对自己的贪图享乐不以为然,还振振有词,“老子们拼命打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1]101党内曾有一位高级干部委托薄一波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回答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7]由此可见,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敢于碰硬,敢于查处大案要案,严惩腐败,以此震慑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

三、中国共产党廉政教育的历史效用

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廉政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思想上的洗礼,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在全党范围内形成了廉洁从政的氛围,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廉政的良好形象。

1.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

中国共产党开展廉政教育,其目的是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自觉廉洁从政,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事实也证明这一系列的廉政教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刚刚确立,资产阶级的残留思想尚未完全消除,尤其是有些党员干部贪图享乐、贪污腐化,正在威胁着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因此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纯洁全党,从思想上抵抗腐败对中国共产党的腐蚀。领导干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少数,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在全党发挥廉政模范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重视对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培养,强调党的领导集体廉政模范的作用,这就为广大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最后,中国共产党以腐败的典型震慑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心理上的震撼。这使广大党员干部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作为党员或者干部,无论其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职位多高,无论其为中国共产党做出过多大的贡献,一旦碰触“腐败”这条高压线,就会受到党规国法的严惩。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党领导集体的模范作用,最后以腐败典型的反面案例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想腐,也不敢腐,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

2.在全党范围内形成了廉洁从政的氛围

一个良好氛围的营造,需要组织内每个成员的共同努力。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从普通党员、领导干部到党的领导集体无不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严于律己,从政廉洁,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无私奉献;同时,在党内出现贪污腐败的苗头时,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敢于同腐败分子作斗争,将腐败的“蛀虫”从党的肌体内清除出去,从而净化了党的执政环境。每一位党员不仅在思想上深刻认识到廉洁从政的必然性,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中践行着廉洁从政、反对贪污腐化的准则,从而在全党范围内形成了廉洁从政的氛围。

3.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廉政为民的良好形象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使其意识到了廉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广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廉政为民的良好形象,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8]中国共产党要保持政党的纯洁性,使政党永葆生机,开展廉政教育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针对部分老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不高,执政后新增党员缺乏系统理论教育,以及执政后党员干部易于贪图享乐、腐化堕落等情况,在大力抓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将教育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惩治贪污腐败作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爱戴,在人民群众心中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廉政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廉政教育无疑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了腐败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危害,党员干部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就放松警惕,追求享乐,贪污腐化。相反,廉洁从政更应该成为每一个党员干部终生的从政准则。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教育,培养了广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意识,形成了一支高效廉洁的社会主义建设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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