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鹏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汉代楚辞学繁荣，围绕屈原而评价者众多，而王逸与班固之争最牵人心。王逸著《楚辞章句》赞美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1]48，而批评班固对屈原的评价为“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1]48“殆失厥中”[1]49。后世学者多从王逸之论，继而对汉代评屈者分作两派，以刘安、司马迁、王逸等为颂美屈原者，而以扬雄、班固等为贬损屈原者，于是汉代楚辞学者俨然为两种精神世界。事实如何？今从班固评屈说起。

一、扬屈、疑屈、责屈：班固评屈的复杂态度

王逸责难班固，但其所批评者并非班固评屈之全部观点。班固评屈文献，今有《离骚赞序》《离骚经章句序》以及《汉书》中诸杂评。合而观之，班固对屈原人格之评价，包括六点：第一，屈原有忠贞之质。正面描述如《离骚赞序》云“屈原以忠信见疑”[1]51，《汉书·冯奉世传》云“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2]3308。又《离骚赞序》云“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怀王终不觉寤”“襄王复用谗言”“其辞为众贤所悼悲”[1]51，《离骚经章句序》云“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1]49“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1]50，《汉书·地理志》云“屈原被谗放流”[2]1668，《汉书·贾谊传》云“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2]2222。班固以屈原所面对之君为昏君，以其为奸邪所馋，而后世贤士皆悲悼之，则是侧面衬托屈原为忠贞之士。第二，屈原有讽谏精神。如《离骚赞序》云“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在野又作《九章》赋以讽”[1]51，《汉书·艺文志》云“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2]1756。第三，屈原有忧。如《离骚赞序》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明己遭忧作辞也”[1]51，《离骚经章句序》云“愁神苦思”[1]49。第四，屈原有怨。如《离骚经章句序》云“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1]49。第五，屈原个性“贬絜狂狷”[1]49。第六，屈原“非明智之器”[1]50。此六点，可分三类。第一、二点，可谓“扬屈”，为班固赞扬屈原者；第三、四点，可谓“疑屈”，为班固对屈原行为有所怀疑者；第五、六点，可谓“责屈”，为班固对屈原明确批评者。

对屈原有褒扬，有怀疑，更有批评，班固的态度看似矛盾，但背后又具统一性。从扬屈角度看，屈原有忠贞之质，所忠者自是国家、君王。基于此忠国忠君之心，则其见国家危殆、君主昏聩便要谏诤之，其语言婉约者，即是讽谏。所以，屈原有忠贞之质和讽谏精神，二者相统一。

相对而言，班固的疑屈态度则颇为复杂。何谓“疑屈”？即对屈原同样的行为，班固产生了既赞扬又批评的差异性看法。第一个疑屈处，是屈原之“忧”。班固在《汉书》说“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2]1668“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无人，莫我知也’”[2]2222，此为屈原忧国、忧己。《离骚赞序》云：“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1]51，此为屈原忧国、忧君。可见屈原有三忧：忧国、忧君、忧己。这三者紧密相关。班固在《离骚赞序》和《汉书》杂评中对屈原三忧都予赞美，故其对屈原在此三种忧心促使下的不去国、讽谏君、批判谗臣、怀不能已而终至沉江等行为，当然是赞扬的。但在《离骚经章句序》中，班固则曰：“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1]49这话便有了批评之意。屈原不去国，表述成“竞乎危国群小之间”；讽谏君，表述成“责数怀王”；批判谗臣，表述成“怨恶椒、兰”；“强非其人”兼指批判怀王和谗臣；“露才扬己”“愁神苦思”“愤怼不容”，则包含了忧国、责君、怨恶馋臣诸行为；不忍浊世而自沉汨罗，被表述为“沉江而死”。屈原同样的行为，在班固笔下则运用了两套褒贬色彩不同的话语。它所反映的是班固对屈原行为动因与结果的两层逻辑理解：第一种，忠贞之质→忧国、忧君、忧己→自沉；第二种，贬絜狂狷→忧国、忧君、忧己→自沉。

第二个疑屈处是屈原之“怨”。屈原的怨是指向昏君、馋臣的，表现出来，便是与昏君、馋臣斗争，前者为“责数”，后者为“怨恶”。班固《离骚经章句序》云：“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远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1]49按儒家明哲保身之学，君子在道穷之际，就应自保其身。班固以屈原当时所处的环境为“危国群小之间”，这便是道穷之际，在此前提下，他认为屈原不应再不可为而强为之，更不应自沉。所以，他赞同屈原忠君爱国之行为，但对屈原最后的选择是有批评的。但是，班固《离骚经章句序》同时又批判屈原的对立面为“谗贼”，而对屈原则“好而悲之”。在《离骚赞序》与《汉书》杂评中班固对屈原与怀、襄、诸谗臣的斗争行为也是赞扬的。这种相异的评价，也反映了班固对屈原行为动因和结果的两层逻辑理解：第一，忠贞之质→怨→不去国、讽谏君、批判群小；第二，贬絜狂狷→怨→露、扬、竞、责数、怨恶、强非、忿怼。

班固的疑屈，不是两种前后反覆的态度，而是两个层次的逻辑理解，是主次因关系。他解释屈原与怀、襄、诸馋贼斗争中的“忧”“怨”行为之动因时，乃曰“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亦”在词意上指代附属性因素，表明屈原的“贬絜狂狷”只是其斗争行为中附属原因，这暗示了他行为的主要动因是忠贞之质。而“贬絜狂狷景行”这一评语，本就褒贬并存，“贬絜狂狷”虽具贬义，但“景行”则出《诗经·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3]1023，以比喻行为、道德之高尚。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更用之来褒美孔子。加之“以离谗贼”“悲之”诸语，都显示了他批评屈原“贬絜狂狷”时，又是赞美其“景行”、忠贞之质的。

班固的责屈，包括“贬絜狂狷”“非明智之器”。指责屈原非明智之器，是针对屈原于“危国群小之间”“怀王终不觉寤”“襄王复用谗言”这样的“道穷之际”仍为不可为之事，终至于自沉的行为。至于“贬絜狂狷”则是班固从性格角度而分析出的屈原为其不可为之事乃至于自沉诸行为的一个附带原因，所以这两个观点实是针对了屈原同样的行为。

二、学者之惑：汉代评屈矛盾的普遍存在

班固疑屈、责屈，虽被王逸及后世学者大加批判，但他的观点却颇有历史渊源。先看屈原有忧这一点。此观点的落脚处实是屈原应不应自沉的问题。这一争议由来已久。

汉代第一个凭吊屈原的著名学者是贾谊，其《吊屈原赋》云：

恭承嘉惠兮，竢罪长沙；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谓随、夷溷兮，谓跖、蹻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父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2]2223。

贾谊以屈原为“鸾凤”“贤圣”，充满赞美，而称其“遭世罔极”“逢时不祥”“谗谀得志”“方正倒植”则是对楚国君庸臣佞的批判，这也侧面衬托了屈原的忠贞之质。对屈原人格，贾谊是“敬吊”，而对屈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的际遇则是“呜呼哀哉”的悲叹，充满同情。悲叹、同情，表明在贾谊眼中，屈原“自沉汨罗”“乃殒厥身”是不值当的。因为，若屈原自沉是值得的，是一件令人高兴而全无遗憾的事，则悲叹、同情也就不会产生了。所以，贾谊赞美屈原的忠贞，但对他的自沉选择则是带着怀疑的。贾谊又云：“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渊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臧；使麒麟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邮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2]2224这说明他认为屈原应明哲保身，不惟应自藏，甚至应远离楚国而历九州。

贾谊之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在高扬屈原忠贞的同时，却又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4]2503此为司马迁态度的演进过程，先是对屈原的忠贞之质加以赞美，但同时为他的遭遇而悲叹同情。其对屈原自沉，显然亦认为并不值当，故怪其何以不自保其身而远游诸侯。不过，他最终为屈原自沉找出了一个理由，即认为屈原已经达到“同死生，轻去就”的思想境界，故自己亦不必为其沉渊而耿耿于怀。

司马迁之后，扬雄亦赞扬屈原，并模拟其辞赋，然《汉书·扬雄传》云：“(雄)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2]3515又班彪《悼离骚》曰：“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之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尺蠖，体龙蛇以幽潜。”[5]1016可见，扬、班在赞扬屈原忠贞之质的同时，皆又认为屈原在“不得时”“穷”时应自保其身，而不当自沉。

再看屈原有怨这一点。这一角度的讨论亦由来已久。刘安对屈原大加赞美，然其“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1]49，则显然认为屈原有怨，这怨当然是针对怀王、诸馋臣的。司马迁继承了刘安观点，并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4]2482，则其显然也以屈原有怨。据力之先生考证，《楚辞》中所收汉代作家作品皆是代屈原而立言[6]，则东方朔《七谏》云：“窃怨君之不寤兮，吾独死而后已”[1]238，“怨灵修之浩荡兮，夫何执操之不固”[1]252，便见其亦以屈原有怨。事实上，即便王逸，虽以“岂可复谓(屈原)有求于世而怨望哉”而责难班固，但他在注“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时亦云“言己所以怨恨于怀王者，以用心浩荡，骄敖放恣，无有思虑，终不省察万民善恶之心”[1]14。则王逸也不得不承认屈原对怀王是有怨的。

在屈原有怨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分歧，即屈原的怨是否适度？刘安说《离骚》兼《国风》之“好色而不淫”、《小雅》之“怨诽而不乱”，显然以屈原之怨为适度者。但是，司马迁《屈原列传》说屈原“正道直行”[4]2482“直谏”[4]2491，这便不如《国风》讽谏精神的婉约；而其又说屈原“劳苦倦极”“疾痛惨怛”，这也不如《小雅》之“不乱”的。班固继承了这一讨论，其《离骚经章句序》正是针对刘安的评论，而以其“斯论似过其真”[1]49“过矣”[1]50，并举了屈原“露”“扬”诸过度行为进行反驳。

综上汉人评屈观点，可以发现，他们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第一，屈原应不应自沉；第二，屈原有不有怨，其怨是否适度？在屈原自沉的问题上，汉人的表达分三种形态。第一种，是直接的谈论屈原不应自沉，而认为他应自保其身，甚至远游他国。第二种，是在情感上对屈原表达悲叹与同情，这“悲屈”态度便隐含着以屈原自沉为不值当。第三种，即疑屈中的明哲保身说，这观点实是爱护屈原而冀其不死。所以，虽表现为三种形态，他们的观点实际都是认为屈原不应为昏君而死。从这三种形态去看待班固以前的评屈者，可以发现除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提到的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外，班固还说到“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再加上刘安、司马迁、班彪、班固，汉代著名的楚辞学者与辞赋家几乎都被囊入其中了，他们都认为屈原不应自沉。在屈原是否有怨的问题上，刘安、司马迁、班固皆以之有怨，而司马迁、班固则或明或暗地表达了屈原之怨相对於《风》《雅》有过度者。所以，无论是从屈原自沉还是屈原有怨(或过度)的角度来悲悼或批评屈原者，其前提都是疑屈，而这种态度贯穿了班固以前的整个楚辞学史，而班固则将这两种观点作了继承，并发展出屈原自沉汨罗、怨愤过度乃受“贬絜狂狷”之个性影响这一观点。

三、辞人的焦虑：大一统下的哀伤

汉代楚辞学者为何如此关注屈原？又为何如此集中于屈原自沉和是否有怨上？司马迁著《史记》以屈、贾同传，其文曰：“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4]2492司马迁叙贾谊遭遇与屈原类似，隐含了贾谊作《吊屈原赋》乃基于自身遭馋被疏这一特殊事件上。

司马迁的思路，为现当代楚辞学者所发挥，并以此解释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等注疏楚辞或作赋凭吊等现象。如李大明《汉楚辞学史》云：“另一方面，他(司马迁)的‘悲其志’，又较多个人遭遇的主观感受。”[7]159这是把司马迁悲屈与其因李陵事遭刑联系起来。又其言刘向“宣帝时召选，献赋，元、成时亦不得志。”[7]186亦是将刘向编《楚辞》的动因联系于个人的不得志。

对于疑屈者，研究者也采用同样的思路来分析其动因。如李大明言扬雄论屈原之因曰：

他生平沉沦下僚，淡泊自守，晚岁亦艰难穷厄。他论屈原与楚辞，与他的身世、思想意识(处世之道及政治人伦思想)有密切关系。他身处西汉末世，政治淆乱，文人仕途不畅，且难以自守自保，所以其论屈原，主要是用消极避世的人生观提出批评和指责；其论辞赋，又要求有补于世，注重其治世教化功能。[7]222

这是将扬雄疑屈归结于他处在西汉末世而政治淆乱、仕途不畅、难以自守自保上。

对于班固，研究者则尤其注意从其个人因素分析其动因。如黄中模《扬雄的〈反离骚〉及其引起的论争》云：

汉武帝定儒学为一尊，推行董仲舒的儒家学说，在提倡三纲五常的时候，特别强调“王权神授”，对于君上是绝对不能冒犯的。班固评价屈原的道德原则，正反映了这种鲜明的时代特点。他批评屈原“非明智之器”的主要依据，是说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屈原是臣，楚怀王是君，臣应对君绝对服从，怎能“责数怀王”？这是班固所不能容许的。[8]

黄氏认为，班固为维护汉朝强调的“王权神授”思想，故对屈原大加批评。不过，班固维护“王权神授”，究竟出于心甘情愿、责任感驱使，还是出于对王权的畏惧，黄氏则未言及。

黄氏立意，重在批评班固，但回护班固者，也用了同样的思路。郭维森《论汉人对班固的评价》云：

据班固《典引》记载，汉明帝有一次对他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徼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盖班固曾因“私改国史”下狱。汉明帝所以讲这番话，明显是以司马迁为例，给班固一个警告：只许歌功颂德，不许讥刺犯上。因此，班固在论述屈原时，不得不批评他离经叛道的地方，以表明自己是醇儒，和异端思想业已划清界限。如此而已！[9]

这就更具体地将班固批评屈原“贬絜狂狷”“非明智之器”归结为私改国史下狱而对汉明帝的畏惧了，也就更显出班固批评屈原之特殊性所在了。

观众贤对汉人评屈动因的探索，他们都认为悲屈者乃因自身遭遇重大挫折，如仕途不遇、被疏、被刑而引起反思，进而借评屈以自诉自诫。然而，以此解释司马迁、扬雄、班固尚显不足，推于评屈群体则尤为未洽。

司马迁自言“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而其自叙生平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4]3293，他悲屈原自沉显在李陵之事前，何来因此而生同情。又扬雄作《反离骚》而疑屈，乃少壮之时，又与后来仕途何干？至于班固，谓其因遭下狱而畏惧明帝，则其《离骚经章句序》中扬屈者又何以解释？更何况枚乘、司马相如、刘安、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班彪等，或处盛世，或处衰世，亦无司马迁、班固式的遭遇呢？所以，从个人特殊经历以解释众人评屈之深层动因显然不够。

审观汉人评屈，其所集中讨论的屈原自沉和怨怼问题，本质上实是为臣者如何对待君王的问题。君臣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当君圣臣贤，彼此尊重共勉时，为臣者便也在此中实现其追求。此统一的君臣关系，其存在是必要的。扬屈者肯定屈原之忠君，正是从此角度立论的。所以，即便屈原对怀、襄有讽谏乃至直谏、怨怼，而后世贤者亦敬之，悲之。但是，君臣关系又有对立一面，当君王昏聩、信馋逐贤时，为臣者是否都不能产生怨恶，是否要以死尽忠，是否能抽身脱离此君臣关系？疑屈、责屈者，其前提为“不得时”“道穷之际”，针对的正是君臣关系对立一面爆发时为臣者如何自处的问题。他们认为“道”高于君臣关系，人是为实现道才去与统治者合作的，当君臣关系阻碍其道时，就应自保其身，乃至远游他国以实现其道。贾谊、司马迁等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逻辑的。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0]238正是从对立统一的两面论证了“我—道”与“我(臣)—君”之间的关系。这一论说，强调了“我”的主体性，肯定了“我”选择君主与离开君主的自由。所以，汉代评屈者集中于屈原是否应当自沉以及是否有怨的问题上，根本在于他们关注着“我”在“道”“君”之间是否具有主体性、是否具有行动自由的问题。

了解了评屈者内心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再来考察他们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就更易理解了。春秋战国之际，众国并争，诸侯重贤，故士的地位较高，具有选择其国其君的自由。但到汉代，这种局面一去不返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輙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4]2692《史记·儒林列传》云：“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4]3117《汉书·元帝纪》载汉宣帝之言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徳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2]277这些记载，呈现出两个事实：第一，自高祖至宣帝，儒学地位不高(武帝尊儒，但亦好武)，儒家之道的价值完全由皇权来衡定。第二，汉朝一统天下，人才选用升降，一决于帝王好恶，则学人弘道途径只有一国一君，失去了选择的自由。

汉代政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精神世界的震荡。这种影响，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说得最清楚，其文云：

仆少负不羁之行，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正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11]766-770

司马迁先简述其经历，初则负不羁之行而欲尽忠明主，这是自恃其道而欲展其理想的阶段，即“我”与“道”“君”关系统一的阶段。然后，司马迁因李陵之事，本欲立足公道而尽其忠心，但武帝不晓，反使下狱。这是“我”“道”与“君”关系对立的阶段，此时“我”与“道”都被“君”所压制了。进而，司马迁总结了汉代王权下“道”“我”之地位，他们处在三种压抑中：第一，“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则功臣、贵戚地位高于学人。第二，“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则王权面前，学人乃任由宰割。第三，“流俗之所轻”，则学人在社会上也被轻视。从“道”的角度说，它比不上“功”“贵”，全社会上下弥漫在对“道”的轻视氛围中。从“我”的角度说，地位被君王、功臣、贵戚甚至流俗之人所压制。所以，依凭于道的学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阶层中成为了弱势者。这种变化对学人带来的最大冲击便是“辱”。

司马迁称武帝为“明主”，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他显然是以自己为遇其时、遇其君的。而其所举西伯、李斯至于季布、灌夫等“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都绝非不遇者。他们所面对的君王固非人人贤明，但汉高祖、文帝、武帝也绝非昏庸。所以，对于士而言，无论是遇与不遇，君王贤与不贤，都难免于被辱的命运。功臣、贵戚尚且如此，学人就更不必说了。从政治角度说，国家所建立的刑罚制度提供了折辱士节的残酷方法，而从社会舆论说，它也在精神上摧残着士人对士节的信仰。然而，更为残酷的是，这种折辱几乎是不可逃离的。学人要求得自身价值的实现，就不得不与王权结合而建立君臣关系，在大一统的汉代，在选择君王上他们没有自由。当其与王权建立统一关系之后，面对王权、功臣、贵戚的压迫便极易走向矛盾冲突之一面，而一旦冲突，学人几乎是任由宰割的，他们没有反抗力量，更无跳出此种君臣关系的自由。在被王权、功臣、贵戚折辱之后，心灵亦难得安顿，反而会受到流俗轻视。所以，学人在社会中其理想与现实有巨大反差，其精神世界始终萦绕着不安、紧张与焦虑。

从司马迁的分析来看待评屈群体，可发现他们都处在此种精神焦虑的环境中。刘安、刘向受着来自王权、功臣贵戚的排挤。贾谊被疏，绛、灌之属谓之“雒阳之人，年少初学”，正可见作为学人的贾谊被功臣所鄙，他的焦虑面对功臣的压迫于是爆发了。枚乘、司马相如、淮南小山、东方朔、司马迁、严忌、王褒、班固等都是这样的无功无贵之学人。其中一些，甚至被帝王视为是连学者也不如的“辞人”。他们自负才气而欲弘道，但帝王以倡优待之，受功臣排挤，为流俗所轻，他们的精神世界焉能不压抑，焉能不焦虑？他们虽非都曾遇到爆发的刺激点，但社会氛围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使他们精神焦虑，不得不寻觅消解之法，于是他们把目光集中到了显著反映着“我”与君王(怀王、襄王)、功臣贵戚(椒、兰)对立阶段的屈原有怨、自沉行为上。他们认为屈原应远历而非自沉，是爱护屈原，也是爱护自己，是认为自我的价值不应被束缚在君臣关系之下。班固等疑屈者，若真以忠君为最高价值，便尤当强调为臣者应为君而死，而不是劝其远游了。这些无功学人，在对屈原的评价中寻找着应对君臣对立面的方法，也消解着由君臣对立关系带来的精神焦虑，而楚辞学便在这种潜在心理下兴盛起来了。当然，这并非是汉代楚辞学兴起的唯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