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琳琳

摘 要：明末袁崇焕之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众所周知的后金反间计也并非决定因素。袁崇焕最初的许诺与现实中军事的失利两相对比，让崇祯帝对其的信任逐渐丧失，袁崇焕张扬的个性与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也从根本上注定了明朝悲剧性的命运，同时朝论等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袁崇焕之死；反间计与党争；悲剧性；朝论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12 — 0055 — 03

明朝人对袁崇焕评价的源头是崇祯帝颁布的上谕。崇祯二年（1629年）“己巳之变”当中崇祯皇帝拘捕了时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之后进行了数月的审讯，在会审以后形成了定案，最终判决如下：“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1〕

袁崇焕被判处极刑，祸及家族，在其被杀之后“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 。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 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2〕在袁崇焕死亡之后骨肉全无，仅剩一个头颅。为什么当时的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致使袁崇焕悲剧性命运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史料缤纷繁杂，甚至自相矛盾甚多，而且自从金庸在“碧血剑”中为袁崇焕翻案成为大英雄之后，袁崇焕的真实面目变的更加模糊。本文着重研究袁崇焕之死的原因，管窥之见， 尚请指正。

首先，袁崇焕失去了崇祯帝的信任。

崇祯帝与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不同，其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是个年轻有为的君主，但是崇祯帝幼年的不幸造就了其性格“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3〕卷309，7984。在崇祯帝即位之初，大明王朝内部的中央政府机构被魏忠贤等阉党集团所控制，且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不断，外部后金的势力不断扩张，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并不断侵扰明朝边境。内忧外患之下立志有所作为的崇祯帝虽然不禁感叹道“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2〕卷24，335，但其在用人上“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2〕卷309，7984。崇祯皇帝在位的17年中，所杀大臣不计其数，其中总督7人，巡抚11人，内阁重臣更替频繁，先后用了五十人左右。

崇祯帝最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四月即位，七月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曰：“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4〕卷1，17袁崇焕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2〕卷259，6713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回答甚是满意“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2〕卷259，6713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三月间的萨尔浒之战中，后金以少胜多，力量已经逐渐超过明朝，其后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又间接为后金长驱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后金的统治者已具备了深邃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智谋成熟的军事策略，种种因素综合造就了“己巳之变”：崇祯二年十月，即斩杀毛文龙的三个月后，皇太极绕开袁崇焕苦心经营的关宁锦防线，取道内蒙，直逼京师。“己巳之变”是明与后金交战以来，后金军第一次直接攻击天朝的心脏、皇帝本人，这些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即感觉受到了欺骗和愚弄。从毛文龙事件到己巳之变，使得崇祯皇帝的内心深处对袁崇焕已产生了不满。

其次，袁崇焕与后金的议和及后金的反间计。

早在天启帝之时，袁崇焕奏请议和“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2〕卷259，6711袁崇焕的议和固然有争取时间备战的作用，但在明军完全被后金压制，皇太极开出毫无诚意的议和条件的情况下，明朝即便议和也占据绝对的劣势；另外明朝的议和是一种政治上示弱的手段，促使徘徊观望中的蒙古各部纷纷倒向后金，而且基于天朝尊严，崇祯帝在和与战之间尚且犹豫不定，而袁崇焕却与皇太极之间进行议和的私下交流：“遣使报之，崇焕欲议和，以书附使者还报”〔2〕卷259，6711，这种越俎代庖的行径已经超出了为人臣子的底线，是崇祯帝决不允许的。

在己巳之变后，后金放风说是与“袁巡抚有密约”，兵困京城是为了迫使朝廷同意袁与后金的和谈。同时，有意让被俘“获明太监二人”偷听到袁与后金私下交易，放他们逃回去“详奏明帝”〔5〕。这些有倾向性的文件，不足为凭。从崇祯帝谕定其罪九款来看，并无“通敌”之词；再者，这时的崇祯帝对内臣还未大加宠信，所以反间计仅仅起到导火索的作用，并非袁崇焕死因的决定因素。

第三，党争与朝论。

明末党争指的是东林党与宦官以及浙党之争，党争是明代政治的一大痼疾。天启朝，魏忠贤秉政，严酷镇压东林党人，大兴冤狱，崇祯帝登基，铲除魏氏阉党，东林党人把持朝政。御史“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2〕卷251，6485。钱龙锡是著名的东林党人，与袁崇焕交往甚密，一些尚未被清除的阉党及东林党的反对派，纷纷起而弹劾袁崇焕，以此来达到扳倒钱龙锡的目的。崇祯帝对党争深恶痛疾，在作出对袁崇焕的判决时，曾征询阁臣及文武诸臣的意见，当时的阁臣有成基命、周延儒、钱象坤、吴宗达和温体仁。这五人中，至少首辅成基命及钱象坤等可被视为袁崇焕一派或者是倾向东林党的大臣。如果说是纯粹的党争，这两人无疑是可以据理力争的。可事实上，就连他们也认为袁崇焕是有罪的。史载崇祯帝在历数袁崇焕的罪状后说：“卿等已知之，今法司罪案云何？诸巨顿首惟命”〔5〕卷91；而且崇祯帝问过成基命“辅臣曰其罪不宥”〔6〕卷91，形式上征求了各方意见，以避免受党争因素的影响，但朝野中党派纷杂，在处理袁崇焕问题上，党争虽不是决定因素，但确实造成袁崇焕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endprint

朝论实质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包括官员们的言论，也有市民百姓的传闻〔7〕。己巳之变后，“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2〕卷259，6718。早在天启年间，袁崇焕就有与后金擅自议和的前鉴，所以当时京师的舆论是异口同声的骂袁崇焕“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2〕卷259，6718，这种社会舆论也势必会对崇祯帝及朝臣们有所影响。崇祯帝在作出决策时也会对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舆论做出妥协——主要是京师官员及市民舆论的导向。身处京城的百姓之前从未亲身经历过类似辽东战事吃紧的状况，所以把心中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均指向了保卫京师安全的督军袁崇焕，这些必定会对崇祯帝的决策带来一定的影响。

最后，崇祯帝和袁崇焕的性格方面的问题。

首先，先了解一下崇祯皇帝的性格特点。第一，年轻幼稚。阁臣刘鸿訓曾在同崇祯帝交谈后，有过一个评价“主上毕竟是冲主”〔2〕卷251，6848。的确，崇祯皇帝继承大统时17岁，与袁崇焕平台召对时是18岁，而作出处死袁崇焕的决定时也不过19岁。第二，性格弱点。崇祯皇帝有着很突出的情绪化性格。所谓“上求治颇急，召对群臣，多不陈旨，每加诮诘”〔3〕卷1，14。而且，臣下稍有疏缓、纰漏，不问原由，即刻贬斥；另外，对自己的决定顽强坚持“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8〕。崇祯帝不接受批评源自于他极强的自尊心理，使他难以忍受臣下对自己的欺骗与愚弄，所以在对袁崇焕做出处置决定时，才会如此决绝。“寸而碟之，果法之平乎？”〔5〕卷91，则恰好说明了崇祯帝性格特点的情绪化。

其次，袁崇焕的性格特点则直接的导致了他的死。

第一，个性张扬。明末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造就了其独特性格。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事力量超过明朝，同年得中进士的袁崇焕便急切地投身入报国的战场。天启三年，袁崇焕接受朝廷政绩考核，在朝勤在都时，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闯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2〕卷259，6707在其出阅关内外回来，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2〕卷259，6707这种极端自信甚至是自负狂妄的语调显露无遗。

第二，敢犯上司。袁崇焕善待同僚，体恤下属，“焕得大将风，士卒同甘苦”〔9〕。但是，袁崇焕不善于与上司相处，经略王在晋因袁崇焕胆识过人，便提拔其为宁前兵备佥事，而袁崇焕对王在晋“不尽遵其令”，〔2〕卷259，6707在军事部署上，与他反道而行，“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2〕卷259，6707这种悖上司的意思，“奏记首辅叶向高”的举动，定不得上司欢心。

因整军治边才能突出，孙承宗“益倚崇焕”〔2〕卷259，6707任命其驻守宁远，但是孙承宗出击后金，兵败柳河，袁崇焕不顾及孙承宗的情面揭斥道“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10〕374

天启二年，袁崇焕受命驻守宁远城，经略关内外是高第，谓关外比不可守，令尽撤锦，右将士入关。袁崇焕深知辽东防线对整个战局的重要性，请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2〕卷259，6708高第虽对此也没有办法，听其守宁远。

由此可见，袁崇焕的个性，与上级相处的态度与行为，对其仕途，甚至命运的影响必然会处于不利的位置。

第三、独断专行。依靠个人杰出的军事才能，得当的军事部署，及先进武器“红夷大炮”相助，袁崇焕取得了宁远大捷，改变了明末以来明王朝在军事上对后金的局势，这一战，使袁崇焕的声名大噪。但袁崇焕在守卫宁远初期，面对后金军队的疯狂进攻，却缺乏与军民的足够沟通，以至于城里军民大为担心，俱怨曰：“袁爷为己一人，累我一城百姓”〔11〕，这是他做事专断，一意而为之的表现。

通过对崇祯皇帝和袁崇焕的性格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出袁崇焕骨耿刚直、独断专行的张扬个性与崇祯帝的情绪化性格特点相冲突。在君为臣纲、君视臣如草芥的帝制时代，袁崇焕与崇祯帝的个性冲撞的结局就注定了袁崇焕的悲剧结局。

综上分析，袁崇焕之死，可以说是多因一果。日薄西山的明朝及其统治者无法容忍“五年复辽”希望的破灭，由此袁崇焕失去了帝王信任的根基，已巳之变进一步将袁崇焕和崇祯帝的矛盾拉大，后金的反间计以及明末党争最终成为袁崇焕获刑的导火索，因此可见，袁崇焕的悲剧并非单一事件导致的，而是诸多因素叠加、各种矛盾交错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1〕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2〕〔明〕张岱.石匮书后集〔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

〔3〕〔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明〕文秉.烈皇小识〔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

〔5〕〔清〕蒋良骐.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明〕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王昊.崇祯帝与袁崇焕之死〔J〕.史学集刊，1993，（01）：27—31.

〔8〕〔清〕全祖望.明壮烈帝论〔C〕//续修四库全书（第4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明〕钱家修.白冤疏〔C〕//续修四库全书（第4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C〕//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清〕 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张 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