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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蝴蝶勾上高山的男孩

2018-01-30吴呈杰

读者·校园版 2018年4期
关键词:理科蝴蝶男孩

吴呈杰

我时常会想起4年前那个冬日的下午。

我坐在物理竞赛的考场上,面对一纸的公式和模型深感绝望。那时我上高三,在全校被寄予厚望的理科重点班,成绩又在班里数一数二,参加竞赛是我作为优等生的义务。几乎是学生时代的唯一一回,我打算反抗:把试卷翻到背面,“唰唰唰”地写起了小说,起名为《北京以北》。故事在我脑子里积攒了有一段时间,那是一个出生于江南的少年的故事,他偶然发现自己是京城旗人后裔,于是北上探寻关于祖辈的谎言和真相。

小说被我顺手投去了“新概念作文大赛”,意外入选,然后我去上海参加复赛,拿了一等奖。出版商找上门来,说能把我包装成畅销书作家,我没怎么考虑就拒绝了——事实上,那篇《北京以北》写完后,我再也没有勇气读它。它是一个前17年都在贫瘠和庸常中度过的男孩的幻想产物,而我怎么能有资格和那些光彩夺目的作家共享“作家”这一称号?我继续顺着“品学兼优尖子生”的路子撒腿狂奔,仅仅把那个冬天视为正确路径以外一次还有点意思的变轨。高考我发挥得不错,成為当年的江苏省理科状元,有些媒体来采访我,问我准备填报什么专业,我想更贴合这个热气腾腾的时代,又想继续写东西,于是回答:“新闻吧。”

不幸,我再次当了逃兵。我有什么能力写作?这个疑问又从我的脑袋里钻了出来。有记者劝我,学新闻累;有长辈说,学金融稳当。于是我报了全国录取分数最高的商学院。

我在商学院过得并不开心,像念理科的高中3年,被箍在了一个“没天赋、没兴趣,但结果还可以”的魔咒里。命运奇诡无常,我上大二时到人物杂志社实习,如同坠入爱河,从资料整理做起,做周边采访、写新媒体稿、写短报道,再到独立做长报道,兜兜转转,命运又把我推回写作的路上。我在写作方面的进步用肉眼可见,但对自己“何以写作”的困惑一直都在。

这个困惑被部分解决是在这个月。我为《人物》杂志撰写了关于作家双雪涛的报道。双雪涛是当下中国文坛备受瞩目的新星,他的代表作《平原上的摩西》也是2016年我读完的唯一的国内小说。和双雪涛的4次见面极其愉快,我捕捉到彼此的频率后,意外发现,他拥有和我相似的履历:中规中矩的好学生,上大学时读了父母倾心的法学专业,他的第一本小说(同样能被归入幻想文学的范畴)则是在乏味的银行职员岁月里写出来的。

我几乎不可遏制地问了他“何以写作”的问题,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向我讲述了写处女作时震颤而又迷人的感受:“我常在深夜里战栗,因为自己的想象,和自己超越自己的想象,自己给自己的意外。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夜晚,一切存在未知,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故事。”

这是创作的巨大乐趣,而我一直在用近乎刻意的躲闪来回避它。这和你的天资无关,和你的年纪无关,和你的成长轨迹也无关,仅仅是写,持续写,一直写。我们常常以为创作是“有故事的人”的特权,其实不然,它是对每个普通人的尊严和生命力的礼遇。

最近,我在阅读挪威作家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他受困于“编故事”能力的丧失,决心用普鲁斯特式的自传体记录过往的每一个时刻:第一次射精时闻到的海洋的气味、为孩子换纸尿裤这场无法与之对抗的战争、像爆裂开的一根水管的父亲的死亡。这些时刻在他的叙述下,笼罩着淡淡的光晕,就像克瑙斯高所说的那样:“时光如同来自四面的、节奏均匀的微波,将生活恒定不变地托升起来。除其中所含的细节以外,一切总是千篇一律。”

我无法确认自己何时才有在笔端召唤记忆的勇气,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会成为一名忠于自我、忠于内心的写作者。如同双雪涛喜欢的斯坦贝克的那句比喻:“作家最好的状态是追逐蝴蝶的男孩,被蝴蝶勾引上了高山。”

从少年时代的余烬走出,上山的路大概有一生那么漫长。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顶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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