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妈生病了，先是躺在镇卫生院的病房里挂盐水，后来转院去了上海。上海的医生说，病发现得早，我妈没什么大问题，但要开刀。

我当时懵懵懂懂，并不觉得担忧或者哀伤。我妈不管我了，这是一件好事情。以前都是我妈早起给我做早餐，她去上海后，我爸每天早上都会给我一块钱，让我自己买早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肉包子3毛钱一个，菜包子和烧卖两毛钱一个，豆浆1毛5分钱一碗，小笼包8毛钱一笼。要是再多一点，1块5毛钱就可以买一碗加了雪菜的咖喱牛肉面，牛肉切得很薄，铺满整个碗口。只有十字路口的“北方饺子馆”卖这种据说是上海风味的面。

剩下的两顿饭，我去爷爷家吃。放学后，我不用写作业了，牵着爷爷家的土狗到处瞎逛。爷爷有一个邻居是自来水厂的职工，每次看见我都会说：“哎哟，今天又过来骗饭吃。”我“咯咯”地笑，觉得“骗”这个字用得很高级。晚饭后，我爸来接我回家，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上桥时跳下来一路小跑，到了桥顶再跳上车。我爸是高中老师，他上夜自修的时候，我就自己回家，脖子上挂着钥匙，一路晃晃荡荡。回到家，溜到爸妈的房间偷看一会儿电视。我至少要在我爸回来前10分钟关掉电视，否则我爸一摸，电视机壳是热的，我就要挨打了。

周末，我爸去上海陪我妈，我就彻底自由了。爬树打鸟，下河摸虾，跟一帮野孩子玩打仗，折一根竹子当青龙偃月刀。我爸给我的早点钱我通常能省下一半，到游戏厅换3毛钱一个的铜板，打完了站着看别人打。直到我爷爷找到游戏厅，揪着我的耳朵让我回家吃饭。

一天中午，我吃完饭早早到学校。教室里没几个人，我有点百无聊赖。咸菜瓶问我：“你怎么来这么早？”

咸菜瓶大名严彩萍，吴语中“咸”和“严”不分，到后来，连老师都叫她咸菜瓶。咸菜瓶拖着清鼻涕，坐在最后一排，长得比我还高一头，成绩长期在倒数几名徘徊。我平时不怎么跟她说话，有一个老街的纨绔子弟对我说：“我们‘街上囡就跟‘街上囡玩，不要跟‘乡下囡玩。”

我懒洋洋地回答：“我妈去上海了，家里没人啊！”

“你妈干吗去上海？她生病了……你妈死了。”

我清清楚楚地听见她说出这几个字，我明明白白地看见她的嘴巴一张一合。咸菜瓶歪着头，挑衅地看着我。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血涌上来。我走到咸菜瓶面前，朝她的脸上用力一拳。

她低头擦了一把鼻子，手上沾满了鼻血，脸上满是疼痛、愤怒的神色，还有不可思议的表情——这个弱不禁风的“街上囡”居然敢先动手。

拳头雨点般落在我身上。我发了狂，扑过去拳打脚踢。

几个同学跑过来，连拉带拽地分开了我们。

“猪猡！”我骂道。

“你才是猪猡！”她对我怒目而视。

我抓起她的铅笔盒扔到楼下。她冲过来想抢我的书包，我死死地拽着书包带。课桌掀翻了，两个人滚到地上。在场的同学惊呆了，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见过我打架。

班主任端着一杯茶坐在办公室里。他说：“据目击者汇报，是你先打的人。”对这一点我供认不讳。

班主任问：“你为什么打人？”

“她骂我。”

“骂你什么？”

我低下头，不说话。

“说呀，”班主任不耐烦了，用圆珠笔敲着桌子，“赶紧说！”

“她骂我妈。”

“骂你妈什么？”

我死死地咬住嘴唇，一言不发。哪怕是小孩子，也会有这种说不清的忌讳吧。我不愿重复那几个字，仿佛那是一句可怕的诅咒，说出来就会变成现实。

班主任显然对我的倔头倔脑很不满意：“罚你做一个礼拜的值日生，从今天开始。”然后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出去吧，都出去！”

放学后，同学们都回家了，留下我一个人搬凳子、扫地、倒垃圾……泪水滴到地上，溅起一小团尘埃。

咸菜瓶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她一把抢过我的扫帚，要扫地。

我把扫帚抢回来，她又要来抢。我擦擦眼睛，冲她吼道：“滚！”

她愣了一下。我又说了一遍：“滚！”她的脸涨得通红，想说什么，但终究没说出来。她一跺脚，就转身走了。

晚飯后，我爸来接我，他已经听说了我打架的事情。

“你干吗跟她打？”我爸叹气道，“严彩萍是个没妈的孩子。”

“啊？”我惊诧地抬起头。

“你不知道啊？”我爸说，“听说她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她爸经常打她，后来又讨了个媳妇。对了，她骂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