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勇

健康素养是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是衡量健康素质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进而影响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内外多项研究发现，低健康素养人群的就诊费用支出明显提高，看病就诊的依从性最差，也最易激发医患矛盾。低健康素养会造成慢性病高发和高死亡率。高健康素养人群更有可能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理解医务人员提供的健康指导，听取他们的建议，更有针对性地寻求自己所需要的医疗卫生服务，一定程度上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为了解南山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获取客观真实的决策依据，从而为确定全区健康教育的重点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提供科学依据，2016年开展了调查工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南山区15～69岁常住社区居民（居住满6个月以上）。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因深圳市人口分布复杂，根据深圳市2012年的调查数据期望值，计算得出在全区约需调查8000人左右。参考国家 2015年抽样调查方法，先将南山辖区100个社区随机分成10组，每组10个社区，再随机抽取 8组进行抽样调查，每个社区调查 50户，每户调查2人（15～69岁南山区常住社区居民），每个社区完成100份调查问卷，总计8000份问卷。

1.2.2 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采用2015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和健康素养：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口数、经济收入、户籍及在本地生活年限等人口学特征；健康素养包括3个方面（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和6类健康问题素养（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和健康信息）。

1.2.3 评价标准

题型包括判断题、单选题、多选题和情景题3个方面和6类健康问题素养。调查问卷共50个题目，总分65分。判断题和单选题，选择正确答案则判定该题回答正确计1分；多选题，全部正确答案计2分，漏选、错选计0分。具备健康素养或具备某方面健康素养的标准为：得分达到该方面满分的80%及以上，即问卷得分≥52分，被判定具备基本健康素养。某方面健康素养水平，指具备某方面健康素养的人在总人群的占比。

1.3 质量控制

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问卷及个别辅助询问方式进行入户调查，社区健教专业人员或协管员陪同上门。由3名调查员和1名质控员组成调查小组，每户调查由1名调查员入户完成。调查完成后，调查员当场检查是否存在漏项、书写错误、逻辑错误等，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质控员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再次检查调查员回收的问卷。区健康教育所工作人员不定期督导，并抽取1%的问卷进行复核。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Epi Data 3.1数据管理软件进行双录入。对数据进行逻辑查错。应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率的比较用卡方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检验水准α= 0.05。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发放问卷8054份，有效回收问卷8022份，问卷有效率为 99.60%。其中男性 3873人（48.28%），女性4149人（51.72%）；年龄以25～34岁最多（32.80%）；文化程度以大专及本科最多（52.79%）；职业以其他企业人群最多（56.94%），其次为工人（13.51%）。见表1。

表1 南山区健康素养调查人群人口学特征［n(%）］

2.2 南山居民健康素养现状

8022名调查对象中具备健康素养者1257人（15.67%）。具备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者2110人（26.30%），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者1710人（21.32%），健康技能的素养者 1927人（24.02%）。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具备率最低。从不同特征居民来看，文化程度越高，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越高（P<0.05）；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逐渐降低（P<0.05）；户藉居民高于非户藉（P<0.05）。见表2。

2.3 南山居民6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

科学健康观为52.77%，传染病防治为25.43%，慢性病防治为 11.79%，安全与急救为 62.90%，基本医疗为 12.10%，健康信息为 29.86%。其中安全与急救具备率最高，慢性病防治素养具备率最低。见表3。

表2 南山区不同背景类别居民健康素养和三方面素养水平（%）

表3 南山区居民6类素养水平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深圳市南山区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15.67%）达到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面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2014-2020）》的要求。高于我国公布的2015年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率（10.25%）[1]，低于2015年苏州市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21.3%）[2]和2015年上海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21.94%）[3]，更低于常州市（27.60%）的研究结果[4]。原因可能与各个城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公共卫生政策以及人口构成等有关。这些城市在建立多部门合作、制定健康支持性政策、促进居民参与、改善环境、培训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开展健康素养的同伴教育、发动和带领居民积极参与活动、激发社区公众的健康需求、调动其参与的意愿和积极性、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传播等多种形式的干预活动方面有值得学习的经验（另外也可能与抽样方法不完全一样有关）。

在6类健康问题素养方面，从高到低依次是安全与急救（62.90%）、科学健康观（52.77%）、健康信息（29.86%）、传染病防治（25.43%）、基本医疗（12.10%）和慢性病防治（11.79%）。安全与急救最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年大型安全事故较多，引起了人们对相关安全与急救知识的关注，另外也与近几年国家在安全与急救方面的重视和宣传力度较大有关。慢性病防治素养最低，与我国现在的慢性病发病率成爆发式增长相符，说明现在急需加大对慢性病防治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慢性病是卫生资源消耗占比最高的病种，在我国其死亡率已占到总死亡率的85%以上。随着慢性病发病率的大幅上升和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今后20年是我国改善国民健康素质的关键战略时期。应及早干预，事半功倍。否则，不仅影响几代人的健康素质，而且，还会消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从年龄组情况来看，25～54岁年龄段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居民，即中青年人群健康素养水平更高。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受教育水平低、接受知识的途径少、思想观念较保守，提高该类人群的健康素养，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生活及生命质量。从文化程度来看，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随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提升，大量研究均表明文化教育水平是影响健康素养的首要影响因素[5]。个体对健康知识的了解、健康信息的获取、健康技能的掌握、行为的改变和卫生资源的利用等都基于一定的教育水平。如何提高低文化水平人群的健康素养，是今后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职业方面，医务人员最高（32.50%），而农民最低（4.85%）。有研究[6]指出，通过恰当的宣传和教育，让健康素养知识本身通俗易懂、易于掌握，较低文化程度的人群也同样可以具备良好的健康素养。健康素养除了受自身因素（自我效能、健康信念等）的影响外，还受到外环境（公共政策，社会氛围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提高健康素养方面还应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重点突出的健康教育，以满足其对健康素养特别是健康信息获取的需求[7]。户籍方面，深圳户籍（21.11%）明显高于非深圳户籍（10.61%），这可能与文化程度和非深户籍人群流动性大等有关。深圳是一个移民性城市，户籍人口除少数是本地农城化人口，大部分为历年招工招调的全国各地优秀人才，可进行持续的健康教育干预；而非户籍人口流动性较大，农民工较多，接受健康教育的干预和时间均有限，影响了健康知识传播的普及度，不利于健康素养的提升[8]。对这部分人群需将知识以生动有趣、浅显易懂的形式在其主要工作区和居住区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传播。

健康信息素养是影响公众健康素养的关键因素[9]。在互联网和自媒体发达的当下，健康信息的供给从不足到充裕甚至泛滥，有些健康知识未经科学研究验证其准确性，存在健康风险，更有的健康信息其实是伪健康信息。如何能从纷繁芜杂的健康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普通市民来说难度很大。应建立以卫生部门为主导的健康传播体系，力求科学性，减少市民的健康风险。

应以低健康素养人群和低健康素养问题为切入点，结合不同文化程度、年龄阶段、职业群体健康素养水平和重点问题制定相应的健康素养干预策略，不断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水平。

[1]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 2016.12.13

[2]苏州市爱国卫生运动与健康促进委员会.人民网,2016.04.11

[3]潘新锋, 丁园, 胡亚飞, 等. 2008—2015年上海市15～69岁居民健康素养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研究[J].上海预防医学, 2016, 28(10):697-701.

[4]赵晓军, 孙芸, 吕晓霞, 等. 2015年常州市2510名城乡居民健康素养调查[J]. 现代预防医学, 2016,43(20):3726-3728.

[5]李莉, 李英华, 聂雪琼, 等. 201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健康教育, 2015,31(2):104-107.

[6]邵伟东, 汤玉娇, 周鑫. 金坛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J]. 江苏卫生保健, 2014, 16(2):44-45．

[7]陈建伟, 许信红, 罗敏红, 等. 广州市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J]. 中国健康教育, 2016,32(7):601-605.

[8]邹思梅, 庄润森, 方小衡, 等. 深圳市部分劳务工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初探[J].中华预防医学, 2011,45(3): 286-287.

[9]周晓英, 宋丹, 张秀梅. 健康素养与健康信息传播利用的国家战略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15(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