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山东 威海 2642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更是新生入校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它以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解决大学生成长中的问题为主要任务和目标，融思想性、政治性、知识性、综合性和实践性于一体[1]。“基础”课的供给主体主要是指高校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的专职教师，还有部分承担“基础”课的辅导员和思想政治工作专任干部。如何应对新形势、新问题，为学生提供符合需求的“基础”课，教育的主要实施者——供给主体的素质与能力是关键。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加剧、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化的交汇融合，导致社会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人们价值观念和取向的多元化，这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对象、内容、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新态势下加强“基础”课供给主体建设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决定性因素。

一、“基础”课供给主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理念滞后

由于网络技术、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时代已经开启。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处于与网络互联互融的态势，并且已经成为新常态。当今高校已经全面进入“95后”时代，他们年轻、活跃，对于新生事物接受的速度非常之快，求变、求新，是网络时代的体验者和拥护者，他们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渠道更加便捷和开放。[2]而有些教师，尤其是年龄较长的教师，不愿意接受新生事物，对于互联网技术以及传播媒介关心不够，且很少采纳，仍然用传统的课堂教学灌输理念来进行“基础”课教学，忽视了学生的需求和个性，模式僵化，教学方法单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基础”课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要求，除了专业知识的传授外，更注重解决学生遇到的实际问题，更注重进行人格教育以及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这就要求“基础”课教师要贴近学生需求、关注社会发展，致力于帮助学生健康成长。而落后的教学理念和模式，会使学生反应冷漠，甚至厌烦、排斥，导致供给端与需求端处于失衡状态。

(二)自信缺失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阵地，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的主干渠道，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课程，其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但事实上，较之专业课，很多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够重视，尤其是“基础”课，更被认为是“备备课人人都能上”的课程，对于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认识不足。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轻视“基础”课，有的认为其不是专业课，对将来的就业或考研意义不大；有些理工科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缺乏兴趣；还有的学生认为其就是中小学道德品德课的重复。当然，学生对于“基础”课的轻视除了个人主观认知的原因外，还受到学校以及社会大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的影响。另外，“基础”课供给主体、教学内容和形式不能很好的满足学生的需求，也是学生轻视、忽视“基础”课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基础”课教师的工作得不到学校、社会和学生的认同和重视[3]，长此以往，教师缺乏对自身以及“基础”课教学的自信心，也逐渐不认同自己的专业身份，甚至羞于承认自己是“基础”课教师。

(三)轻教重研

由于长期在教学中受到轻视，许多“基础”教师找不到自身的价值和工作的意义，往往放弃对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方式的探究，而将全部精力投入科研工作中。加之相当多数的高校将论文、专利、项目和经费等方面的数量过分指标化、目标化，在教师职称评聘和收入分配中过度依赖量化指标，忽视对于教学的重视。有的教师为了完成聘期任务不得不放松教学去做科研。有的教师为了评职，弱化教学，大部分时间都在写论文、申报项目。还有的教师为了提高收入，全力进行科学研究，毕竟课时费相较于科研奖励微乎其微，且讲课耗时费力又得不到认同。英国著名的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认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教师的职责是与学生相联系的，是传授知识。当然，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大学的功能还包括探求真理和服务社会，但传授知识是三大功能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功能。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就是要培养有道德、有智慧、懂礼仪、有学问的人，大学就是传授知识和技术、训练思维、提高能力、修养品格的地方。当然，科学研究对于培养人的创造力、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增强学生学习的有效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的功能，但一味地重视科研轻视教学的观念和做法，无疑与大学办学理念和初衷背道而驰。

(四)缺乏合力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主体是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4]现有“基础”课的主要供给主体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但有的高校不设“基础”课专职教师，而是由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专任干部来承担“基础”课；有的则是二者兼而有之，部分专业由专职教师承担，部分专业由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专任干部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有较高的教学科研能力水平。辅导员、党团组织干部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了解学生日常生活状态，主要负责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引导和管理。“基础”课是融政治性、思想性、知识性、综合性、日常性、实践性为一体的课程，两支队伍缺一不可。但这两支队伍或是缺乏或是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没有形成合力和联动。单纯由“基础”课专职教师授课，缺少与辅导员交流协同，会导致其缺乏对学生思想、生活的了解，缺少对大学生成长的贴近；单纯由辅导员全程授课，由于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功底相对薄弱，所以在课程讲授时比较浅显，理论讲述不透彻，不能很好地以理论去感染人。为了避免短板，有的辅导员将“基础”课变成班会、团会，使得原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变了味。

二、基础课供给主体存在问题的影响要素分析

(一)理想缺失，缺乏信愿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七次提到“理想信念”。他认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缺钙”。同样，理想信念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钙”，自身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如何能够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于其他的专业课，除了知识性的传授外，更多的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帮助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基础”课教师唯有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信、真懂，才能在教学中真用，用自己的真心去感染学生，使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内化为坚定的信仰。许多教师本身对马克思主义持有“将信将疑”的心态，不完全认同教材，教学得过且过，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也不愿意花费精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和教学。

(二)职业倦怠，缺乏持久力

“基础”课基本都是在高校新学期开学对所有新生开设，大一新生正处于中学到大学学习生活的过渡期，帮助其尽快适应新学校新学期新生活是“基础”课教师的主要职责之一。但由于课程基本都是大班授课，每个班级都在百人，一个教师基本都带3-4个教学班级，较之专业课教师，教学工作量非常大，教师工作繁重，时常会陷于倦怠[5]。加之“基础”课不受重视，也让教师疲于教学，只是应付了事。有的教师由于从事教学的时间比较久，习惯固守成规，不够贴近社会，难以适应形势，对于时下信息社会带来的新生事物缺少接纳学习的意愿，对于网络、媒体不愿接受和学习，缺乏对于教学学习探究的主动性和持久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学习是党和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也在不断变化，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科学技术不断更新，信息、知识飞速激增，作为以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为己任的“基础”课教师，必须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贴近社会，更新知识技术，圆满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培养出社会主义合格、可靠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培训滞后，缺乏创新力

为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水平、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许多高校大力引进思想政治理论及相关专业高学历人才，但却往往忽视在职教师和引进教师的培训。有的高校教师数量不足，教学任务繁重，工作压力较大，教师继续攻读学位或者参加培训有一定的难度。一些边缘落后地区的高校教师和民办高校的教师可以享受的资源极其有限，缺少参加培训和学习的机会。有的高校更加注重科研，对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技巧和多媒体等的培训较少开展，且支持不够，尤其缺少对于青年教师进行思想政治素养和现代教育心理学的岗前培训，以及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新形势新教材新媒体新技术的培训。学习培训提升机制的滞后，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习惯于旧传统旧思维旧形式教学，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和实践，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往往落后于学生的信息知识，难以开展有效的教学。

(四)协同不足，缺乏合作力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高校要按照专兼结合的原则，不断优化和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这就给“基础”课供给主体提出了要求：专兼结合。也即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负责主要教学工作，专任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和辅导员有条件的可承担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鼓励相关专业课的教师承担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同时，学校要聘请理论研究单位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开设专题讲座，有条件的高校要建立校际教师互聘、优势互补的协作机制，邀请离退休的哲学社会科学著名专家学者作报告、做顾问，形成合作力，协同育人。但是在实际教学工作中，这种合作基本没有建立起来，协同不足。有的专任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和辅导员主要从事学生日常事务和相关行政事务的管理，无暇从事教学工作；有的承担教学工作的也存在理论功底薄弱、讲授浅显缺乏深度的问题。有的相关专业课的教师本身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偏见，不愿意承担相应的教学任务；有的虽然承担了一定的教学工作，但是教授过于专业化，忽视了“基础”课的思想政治性。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等的讲座也是时有时无，缺少制度安排。高校“基础”课供给主体总体上处于分散的状态，缺乏协同制度，没有形成协同育人常态化。

(五)机制滞后，缺乏推动力

现有的高等教育领域，组织机制滞后，严重束缚了教师的提升空间、抑制了发展自我的动力。首先，师德考核缺乏操作性。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基础”课，目标就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师作为课程的讲授者、学生的培养者，首先要有“德”，必须要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高校现有对于师德的考核机制空洞、缺乏可操作性，大都只在文件中要求“立德树人、为人师表”，缺乏有效的可操作的管理和考核办法。其次，考核评价制度偏颇，重研轻教、重量轻质。高校在对教师进行考核时，过分注重科研，唯论文、唯项目倾向严重，对教师的教学工作重视不够，教学业绩在校内业绩分配、职称评聘、岗位晋升、薪酬奖励的考核比重中微乎其微，只要达到合格及以上，基本只注重科研成果。在科研评价中，过分强调论文数量，将科研项目与经费数量过分指标化。此种机制和导向，会使得部分教师失去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消极怠工，转而将全部精力从事科研。

三、“基础”课供给主体建设路径思考

(一)理念先行，加快融入，积极创新

随着全球化、网络化的不断加深，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各国的文化、技术相互交融、互相碰撞，教师更要有开放育人、开放教学的理念。新时代的高校大学生思想前卫、观念超前、行为张扬、接受新生事物能力极强、任性、随性，而互联网生活多元、灵活、丰富、相对自由，与大学生的特点极为契合。在互联网世界，大学生充分调动了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其有主人的感觉，主体地位凸显。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生发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态，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理念、内容、技术、形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基础”课供给主体不能依旧以传统单一、静态的模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只有转变观念，树立新理念，尽快融入，随时代的发展而变革，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才能创新教学工作新方法，增强实效性。秉持“学生在哪教师在哪，占领学生思想阵地”的原则，“基础”课供给主体要消除对互联网、新媒体的偏见，破除对其防、躲、堵的思想，移情换位，主动浏览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站、论坛、视频，及时了解并主动学说学生喜爱的网络语言，贴近学生生活，引导他们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引导他们理性对待非主流文化和杜绝网络不良信息的侵蚀。这需要“基础”课教师不断提高信息搜索能力、辨别能力、理解能力、加工能力和制作多媒体课件、使用新载体的能力。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造就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基础”课教师就是要与时俱进，加大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运用新语态、新形势、新载体传播正能量，增加与学生间的互动交流，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接班人和践行者。

(二)强化自信，承担使命，完善自我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是民族未来的希望。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认识到“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思想政治教育永恒的课题，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可靠的接班人，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这项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而且国际国内形势不断深刻变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既有有利条件，也会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尤其是最先接触大一新生的“基础”课教师，要牢固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主动地提高自身素质，完善自我。首先，“基础”课教师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道德素养。“基础”课，较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更注重“德”的养成，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建设，都要最终落实到个人品德的养成上。“基础”课教师要做社会主义道德的践行者，做学生品德的引导者。“基础”课教师必须是爱国守法、敬业诚信、友善仁爱、风清气正、充满正能量的品德高尚的人。其次，要不断强化思想政治理论专业素养和文化素养，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做到真信、真懂、真用，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解决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帮助其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化传统更是国家和民族的胎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课教师要努力学习和传承，引导学生正确理性的爱国、爱我们的灿烂文化。最后，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技巧和教学能力。为此要广泛涉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同时要不断积累实践性经验，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针对学生的思想、心里、行为等特点，以问题为导向，大胆创新教学方法和载体，灵活运动新媒体和互联网资源，增强“基础”课的实效性。“基础”课教师要做到以高尚的品德引导人、以渊博的知识折服人，以生动的教学吸引人。

(三)形成联动，多元参与，协同共促

长期以来，“基础”课教师一直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难以精准、有效地满足新形态下需求侧(学生)的要求。为了改变这种窘境，需要形成联动，多元参与，协同育人。协同育人的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显性协同。即“基础”课专职教师、辅导员、相关专业课教师协同教学。[6]这需要针对当前国家对“基础”课的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三者的专业背景以及实践经验，从理想信念教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以及法治教育等“基础”课内容中找出需要三者协同教学的部分，打造协同教学主体队伍，集体备课，线上线下讨论交流，通过班级试点，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方式方法。二是显隐结合育人。考虑到由于种种原因，辅导员和相关专业课教师，不能承担部分“基础”课教学，那么可以采取显隐结合育人模式。也即成立课程小组，成员包括“基础”课专职教师、辅导员和相关专业课教师。“基础”课全程由专职教师来承担，小组定期例会，通过例会，辅导员为“基础”课专职教师提供学生日常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专业课教师可以给予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支持。另外，“基础”课教师可以主动或应辅导员邀请去参加学生的班会、团会、主题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辅导员同样可以去听专职教师讲课，参与课堂讨论，进行课堂点评，开展主题发言。当然，这种显隐结合也包括，有能力的辅导员可以全程为所在院系的学生教授“基础”课，专职教师和相关专业课教师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除了这两种路径，协同育人中还应探索和健全特聘教授、相关专家、学者讲学机制，形成多元参与、协同共育的新业态。为了将协同育人真正落实，还需要校级负责人的有力领导与大力支持以及学校宣传部门、学生管理部门、教学部门等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因此，需要健全协同育人组织领导机制和保障机制，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落实责任，为协同育人创造平台和条件，将协同育人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四)健全机制，激发潜能，保障有力

为了加强“基础”课供给主体建设，高校需健全培训、考核等机制。首先，进一步完善教师培养培训制度，健全国家示范培训、省级分批轮训、高校全员培训三级培训体系。重点加强骨干教师培训，推进跨学科协同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对于新入职教师特别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的岗前培训往往是高校忽视的环节，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大关于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教法方面的岗前培训。对于在职教师要进行定期集体培训和不定期的轮训，还要鼓励和支持在职教师进一步深造，攻读更高级的学位。要鼓励教师走出去，在交流与学习中开阔视野、学习经验、深化理论、完善自我。总之，高校要健全培训机制，破除一劳永逸的观念，全员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更新知识和技术，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其次，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激发潜能。学校要尊重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充分考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工作特点，在评职评优、课题申报、薪金待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积极创造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和氛围，充分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发挥潜力。再次，改革考核评价机制。坚持分层分类考核原则，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特点，结合教师所处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制定考核评价标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要把严师德和思想政治素质考核关，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长效机制，建立师德素养档案，通过自评与他评的方式对师德进行评价，评价考核结果计入档案，在评职评优中实行师德“一票否绝”制。考核评价中坚持教学科研并重、质量平衡原则，提高教学在绩效分配、职称评定、岗位晋级、评优奖励中的比重，充分调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学积极性；在科研评价中既要有质的要求，也要有合理的量化设计，扭转唯论文、唯项目、唯经费的偏颇导向，完善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最后，形成有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保障体系。国家、省、市、学校要整合资源，合力推动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提供机构保障。加大投入力度，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项经费的投入，“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待遇”，优化办公坏境，“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资料，加强信息化建设”，提供物质、资源保障。高校要切实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立党委书记负责制，“确保在学校发展规划、经费投入和公共资源使用中优先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人才队伍建设、科研立项、评职评优等方面优先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供组织、领导保障。[7]总之，做到全员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及教师，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主体提供强大而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