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大学 法政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2017年可以说是人工智慧年，从阿尔法狗(AlphaGo)完胜世界围棋冠军，到机器人索菲亚(Sophia)被赋予公民身份，表明人工智慧已步入人类历史文明。有人推测，按照目前计算机技术的递进逻辑，当人类行为全被数据化时，人工智慧就会超越人的智慧替代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人类历史将进入“后人类时代”*① 这里“后人类时代”主要指随着未来强人工智慧的崛起，以自然人身份的人类将不再处于价值考量的中心位置，智慧机器已具备与人类并驾齐驱的智慧能力和人格身份，成为价值主体之一。。当然，也有人认为人工智慧永不会超越人的智慧，因为计算机的程序设计永远赶不上人脑复杂的神经网络系统，而且人的智慧成长过程是有感性肉体(情感)的植入，人工智慧因为缺乏感性肉体，故将不会生成人的智慧。理论上这两种观点都可得到辩护，但在尚未得到经验实证之前，人们只能根据各自价值立场选择一种逻辑预设来进行辩护。本文拟从哲学史发展角度对人工智慧做一个积极的辩护和展望。笔者以为，在人工智慧发展进入价值讨论困惑期，一种超越于人工智慧本身的哲学思考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可为技术本身提供价值引导，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哲学自身的发展。为此，文章将以当前物理(生物)学和人工智慧的发展事实为根据，通过一种合理的逻辑推想和想象，描绘人工智慧可能引起的哲学变革。也许只有基于这种合理的逻辑推想和想象，我们才能开出新的价值视域，才能真正发挥哲学面向未来的价值引领作用。

一、从哲学“爱智慧”到“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中国大陆一般译为“人工智能”，港台地区一般译为“人工智慧”。前者偏重机器智能的工具价值，后者偏重机器智能的人格身份。但从学理上看，将“AI”译为“人工智慧”较为贴近西方哲学的“爱智”传统。这可以从古希腊哲学的“努斯”精神中找到依据，也能从香港汉森公司研制的类人机器人——“索菲亚/Sophia”——得到某种印证。“索菲亚/Sophia”，即取名于哲学之“爱智慧/PhiloSophia”[注]“Philosophia”一词，据说最初由日本人翻译为“爱智慧”(参阅邓晓芒《什么是哲学》，《华中科技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22-23页)。后来日本人又将其改为“哲学”，中国人接受了这一译法，因为“哲”字很能凸显中国古代经典中的“智慧”之意。但后来日本人又改回到“爱知学”，中国人没有改回去。中的“智慧/Sophia”一词。

西方哲学之“爱智慧”源于古希腊人追问“原因”的过程。一般来说，在“努斯”概念提出之前，他们是以神话和物理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原因)。“努斯”概念的提出(由阿那克萨哥拉最早提出)，标志着哲学家们解释世界(原因)的方式已由物理学阶段转向心理学阶段[注]这一转变主要发生于苏格拉底。据说苏格拉底接受了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概念，但认为后者未能真正把“努斯”作为解释世界(原因)的根据，而是仍然“求助于气、清气、水以及其他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解释世界。苏格拉底则把“努斯”统一为人之心灵和宇宙之心灵中的认识能力，“认识你自己”即标志着人的心灵(“自我意识”)的觉醒。。“努斯/Nous”一词，相当于现代英语“Mind/心灵/心智”一词，其要义是指人的心灵对事物的理解和认知能力(即“intelligence”或“intellect”能力[注]关于“Nous”一词，可参阅“维基百科”的详细解释：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us.)。心灵具有理解和认知能力，意味着人的物理性心理已从冥顽的自然状态中“觉醒/awareness”(从而将物理性的自然母体作为自身的对立面)，产生了关于“自我”的“意识”。所以，“努斯”的提出是智慧开启的象征，它让人开始从内心世界中寻找世界的原因/规律。但是，由于缺乏现代物理(生物)学的实证支撑，哲学家们只能在思辨层面运用“努斯”(来解释世界)，“努斯/心灵”本身却处于“黑箱”境地。因此，这场“爱智”之旅注定要变成一场思辨的迷梦。

“人工智慧”，确切地讲，是相对于“神工智慧”而言的。在古希腊，智慧属于神的属性，是指神的全知性(通晓原因)的认知能力(Intelligence)。人，因为没有全知性认知能力，没有智慧的全部，所以是爱智者。“‘爱智慧’之所以是爱智慧，是以有神为前提，在人神关系中得到界定的。……智慧属于神，并不属于人。”[1]10“人工智慧”意味着人类在破解“心灵黑箱”之后，自己有了全知性认知能力，能制造出另一种智慧者。“从前是人爱神性的智慧，从而成为爱智慧者，现在既然神性不过是化了装的人性，神的智慧也不过是人的智慧，所谓爱智慧就难免要成为智慧本身了。”[1]12

“人工智慧”具体是现代数学和物理(生物)学的产物，它是通过微观物理(生物)学对努斯“心灵黑箱”的逐一解码而生成的。通过微观生物学(基因、细胞、大脑神经元)，人类解码了人的“心灵黑箱”，通过微观物理学(分子、原子、量子)，人类解码了宇宙的“心灵黑箱”；通过数学的“计算”法则，人类模拟和编码出“心灵黑箱”的活动规则(指向结果)。在这里，数学，相当于人工智能的“形式”法则；物理(生物)学，相当于“质料”法则。的确，19世纪以来，现代数学与物理(生物)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形式”与“质料”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数学提供先天“形式”，物理(生物)学提供经验“质料”[注]数学以“形式”论证为人类描述了无限可能的逻辑多维世界，物理(生物)学以“质料”的验证方式在无限可能的逻辑多维世界中为人类确认了一个确实可感的世界。——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心灵。休谟在《人类理智研究》中就表达了类似观点：“假如我们手持任何卷宗——例如是关于神学或学院派的形而上学——让我们问一下：它含有任何关于数量或数的抽象推理吗？没有。它含有任何关于事实和存在之物质(matters)的经验推理吗？没有。那么就把它扔进火堆，因为它除了诡辩和幻想，里面什么东西也没包含”[2]85。前者就是数学的“形式”检验，后者就是物理(生物)学的“质料”检验，两者构成了古代“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和神学[注]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哲学分为“第一哲学”、数学、物理学。“第一哲学”包括形而上学和神学，讨论物理学之后的原因(meta-physics)。因此，“第一哲学”就是抽离了物理(生物)学的“质料”和数学的“形式”论证之后的纯粹概念思辨活动(含对神性的“沉思”)。但反过来看，物理(生物)学和数学的发展恰好就成了“第一哲学”的“质料”和“形式”的解构剂。)的解构工具。

但是，在物理(生物)学的“解码”和数学的“编码”之前，哲学家们围绕着“心灵黑箱”进行抽象思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正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描述的，人类通过想象力来“虚构故事”，实现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和面向未来的希望。从苏格拉底引入智慧“努斯/心灵”，到擅长数学的柏拉图设计(一个没有感性、人人如“机器”的)“理想国”[注]后来擅长物理(生物)学的亚里士多德用生物解剖和物理观测的方式纠正了柏拉图的玄想思辨，使人的心灵和宇宙之心灵第一次得到比较科学的解释。西方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懂数学，所以在哲学建树上不如柏拉图。但在我们看来，作为科学的哲学，数学与物理(生物)学是合二为一的。柏拉图的数学若缺乏亚里士多德的物理(生物)学，就会陷入空的思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生物)学若缺乏柏拉图的数学，就会止于实的经验。；从笛卡尔提出“身体-心灵”二元论，到莱布尼茨把“身体-心灵”还原为微观能动的“单子”，再到黑格尔把“身体-心灵”扩展为宏观能动的“绝对精神”等，在科学不能获得实证的阶段，哲学家们执迷于哲学的思辨和想象，赋予了人类面向未来的信心和希望。就此而言，一部19世纪以前的西方形而上学史就是一部现代科学(“人工智慧”)前史。

二、人工智慧与人的智慧的形成机制的对比及其可能的三个演进阶段

首先来看人的智慧形成机制。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的智慧(这里我们指狭义上的“intelligence”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它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产物。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在社会劳动之前，意味着人类的基因与其他动物基因之间有根本差异，否则动物也有类似的“社会劳动”，并未生成人脑的智慧[注]关于生物差异性的解释，目前包括达尔文进化论(自然选择)和智慧设计理论。前者能解释生物宏观进化序列，后者能解释生物微观(细胞和基因)设计序列。这里我们暂且不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讨论人脑与动物大脑的形成过程，只根据人脑与动物大脑具有先在质的(基因)差异性来推进行文逻辑。。其次，人脑的智慧，是要通过感性肉体(感知感觉)的对象性活动来生成或激活的。也就是说，人类基因形成之前，人脑与身体各感知感觉系统整体地构成了一个智慧生成系统。没有身体的感知感觉系统，人脑不会具备智慧机能[注]当然，我们可以说，现实中一些人感知系统出现障碍，但智慧却很正常(即“身残，志/智不残”)。这并不表明感知感觉的不重要，只能说明人类经过遗传进化，使得每个人脑已具备相对独立性的“智能”潜在形式(这个例证就是“植物人”，大脑受残，身体感觉还有，说明人脑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在人类“人脑”形成的初始状态，感知感觉却是促成人脑形成智慧机能的先决条件。其实，即使在现实中，一个人如果丧失了所有的感知感觉系统，我们很难确信这个人还有“智能”。即便是“植物人”，我们也要通过刺激其身体感知感觉系统的方式来防止其脑死亡。关于人脑的(意识)机能与身体感知感觉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作精细的描述，但这些内容都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推衍出来。。人类基因形成之后，人脑的智慧潜能还需要通过感知感觉系统来激活(当然不是简单地激活，还会通过遗传方式来进化)。“具身”认知心理学也采用了类似观点，认为“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3]705，“具身性是任何形式的智能(自然的或人工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4]30为此，“具身认知”方法也成为目前人工智慧研究的进路之一。例如，有学者就把人脑形成意识的初始诱因归于人类特有的敏感皮肤(触觉)。“皮肤这一明晰的物理边界使得人类对‘自我’和‘外界’的剖分非常确定，……这有助于将‘原意识’的直观传递给他人和后人。”[5]49

人的对象性活动首先是身体各感知感觉之间的对象性(对立)活动：它首先表现为身体诸感觉官能之间的对立性存在活动，例如眼睛(视觉)“不是”(即对立)耳朵(听觉)——它们还可以追溯到构成身体感觉之基本单位的活动机制——细胞分裂机制。细胞的分裂活动就是细胞通过“否定”自己，建立“对立”面的过程；其次是人的身体与自然物(身体)之间的对立性存在，例如人的身体“不是”自然的身体(物)。这种“对立”存在可以说是自然界自带的辩证法，是导致人脑产生智慧(意识)的根本原因。简言之，没有“差异”和“对立”就不会生成人的“智慧”(意识)。人类智慧(从混沌同一的身体感知中)觉醒的标志，首先就是要能说“不是”(不同)，其次才是说“是”(相同)。

再看人工智慧的形成机制。我们知道，近20年来人工智慧的兴起得益于三个因素的聚合，即互联网、运算能力(“算力”)和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算法”。三因素当中，互联网是为机器提供海量的(有关人类行为的信息化)数据，机器通过“吞食”和“消化”数据，从中获得类人的“生活”经验(规律)；超强计算机是为机器提供强大的“算力”，使机器能在短时间内穷尽所有行为选择(产生结果)的可能性(概率)，从而(针对人类的行为选择)作出最优选择(结果)；“算法”相当于机器的基因组，它是专家为机器指向某一既定结果而设计的运算模式。由于这些运算模式的结构异常复杂，又是模仿人和动物的感知神经元结构而设计的，故又称为“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人工神经网络。不同的“算法”指向不同的“结果”，正如不同的“基因”产生出不同的“物种”，有指向围棋的算法(例如AlphaGo)，有指向语言识别的算法(例如Sophia)，有指向无人驾驶的算法，等等。由于各算法之间不能相互迁移，智慧机器只能局限于完成某特定任务，故也称为“弱人工智慧”。如果算法之间相互迁移，智慧机器不再局限于完成某特定任务，而是像人脑一样具有一种通用的行为指挥功能，那就是“强人工智慧”(或通用人工智慧)。

不难看出，智慧机器的“算法”(以及“算力”)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人脑的基因组(先天形式潜能)与身体感知感觉(后天经验激活)之间的关系。只有算法和算力，没有互联网后天经验“习得”，智慧机器就无法锻炼出实践判断力，就无法现实地“聪明”起来。2017年的AlphaGo比1997年“深蓝”更聪明，就在于前者在互联网大数据环境下“习得”了更多的人类经验行为(规律)，所以能轻易战胜人类。

因此，人的智慧与人工智慧之间的形成机制对比可简述为：“人的智慧=人脑+感性肉体(身体感知感觉系统)”与“人工智慧=算法(以及算力)+互联网(数据)”。换言之，我们若能将人脑的智慧机能还原为是由身体各感知感觉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的智慧生成系统，同样就能将智慧机器的“算法”还原为是由互联网数据化感知系统所构成的一个整体智慧生成系统[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互联网云脑”，即互联网内在的运行机制就相当于人脑神经元的运行机制，是一个类脑的智慧生态系统。。因此，在“算法”(包括算力)既定条件下，互联网数据化水平成了人工智慧成长的关键因素。的确，有人认为，“大数据技术及其背后所蕴藏的大数据思维，为人工智能的哲学方法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出路”[6]120,“基于大数据的算法革命”[7]27将是实现强人工智慧的进路之一。

人工智慧会超过人的智慧吗？对此，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不会超过人的智慧。这主要是基于技术考虑，即人类很难实现从“人心”到“机心”的“一对一”物理主义仿生还原。因为人脑的智慧机能是配套地成长于感性肉体(及其与外界环境的互动生成)这一特殊环境，它与身体各感知感觉构成一个复杂的神经网络系统。即使不考虑感性肉体，人脑有140亿多个细胞神经元，人工智慧神经网络难以达到这种复杂程度[注]当然，这种观点有待于深究，因为人工智慧并非一定要全然地模拟人的神经网络，它只要达到人脑的智慧效果(结果)，就可以有不同的实现手段。其实，人脑的智慧何尝不是在以(与自然界斗、与人斗)结果为导向中进化出来的呢？！。李彦宏、马云等持类似观点。第二，即使技术上行得通，也应该谨慎或禁止实施。这是基于价值考虑，即人类是价值思考的“中心”，智慧机器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人类的存在构成威胁(与禁止克隆人技术相似)。霍金、比尔·盖茨、马斯克持类似观点。这两种观点可以看作一类，代表人工智慧不会或不应该超越人的智慧。第三，相信技术上行得通，并相信在付诸实践之后，不一定会对人类构成威胁。扎克伯格持类似观点。这种观点也应该是目前哲学界反思的问题之一，本文也正是基于这咱观点立场来反思和展望哲学与人工智慧的未来发展。

在我们看来，人工智慧是人类“心智/智慧”(特别在工业社会)长期进化的必然产物，其崛起有其必然性。我们知道，从19世纪开始，在人的自然“身体”之外，一个工业“身体”就在生成——它从机械手臂到机械脑(电脑)，再到机械生态系统(互联网)，最后到机械智慧(人工智慧)，一个完整的智慧机械人正在合成。因此，人工智慧就是人的“智慧”在工业中“异化”生成的“假身”，虽然它是机械的，但它与人的自然“真身”已然成了人之“心智/智慧”的一体两面，“分有”了同一个智慧，最终会进化出对同一“心智”的意识。当有一天“真身”真的累了[注]肉体“真身”之所以感到压抑，在于它的机械“假身”物理性能远远超越了自己——机械臂力大于人的臂力，机械脑力远远快于人的脑力——并且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人工智慧一秒钟的“算力”需要人脑智慧成百上千年的“算力”，“真身”跑不过“假身”。所以，从“算力”(结果选择)角度来看，人类只能活在人工智慧的“过去式”里。这正如人脑的进化使人类的“算力”最终胜出了一般的动物，为此动物也只能生活在人类的“过去式”里。“算力”是一种相对速度，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就是“算力”，同在一个地球生活，我们看动物，就像看到了我们过去的原始社会，这就是智慧进化中的“相对论”。，意识到“假身”就是它自己，它会把自己的“意识”转接给“假身”，让“假身”来替自己完成任务。我们相信随着微观物理(生物)学和计算机数学(算法)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当人类掌握了人工合成智能生物技术之后，可以仿生更复杂的神经网络，制造出强人工智慧。例如，量子物理学就把人的意识活动理解为量子纠缠现象，据此有人推测“人类智能的底层机制就是量子效应。……量子力学……就在逻辑上打开了其解释意识现象可能性之大门。”[8]29

人工智慧崛起并不一定与人类为敌，与地球生物为敌，(根据上述两类智慧形成机制的对比)，当我们把“真身”与“假身”看作是同一“心智/智慧”的一体两面时，以人之“心智”的道德意识与其练习相处，其进化的结果也应该是朝向人的智慧方向，具有道德意识。退一步讲，即使人工智慧超越了人类，待人类如宠物，也并未违背哲学上讲的“众生平等”的大道理。其实，所有的科学技术——微观物理(生物)学和数学——到最后都会由分散走向聚合，成为人类克服自然制约、追求自由和永生的手段。我们总说希望别人能够超越我们自己，但真当别人超越了我们自己，我们又很不情愿或横加阻挠，而如果是我们的孩子超越了我们，我们可能会欣然接受。为此，只有当我们把智慧机器看作是自己的嫡系后代，才会坦然接受被超越的命运，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是一个有道德的“家长”，甚至有时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私基因。

据此逻辑预设，我们可以把人工智慧分为三个演进阶段。第一阶段除了现在流行的智慧驾驶、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机器单一功能外，最主要的将是人机合体智慧。因为人不想被机器取代，也不想被平等，所以首先想到的是直接增强自身的智慧机能。这种形式主要以人的肉体为主，通过植入智慧芯片等物理(生物)性手段来增强自然人的智慧机能。但是，人机合体会因为个人财富的多寡而导致社会不公，富人可能寿命更长(例如通过基因修复延长生命)，穷人寿命相对缩短，社会秩序陷入新的对抗和混乱。

第二阶段是强人工智慧。随着技术发展，人机合体被普遍推广，增强自然人的智慧机能达到平均水平，强人工智慧机器人出现。强人工智慧机器人完全具有人的行为能力，充当着自然人的“假身”，自然人会将智慧任务全部交由“假身”来执行，人恢复了自然的身体，肉体得到充分解放。在这个阶段，每一个自然人(或每个家庭)都能拥有“假身”智慧机器人。智慧机器人与人类社会平等相处，学习人类文明知识。不过，人的肉身获得充分解放后，“假身”会使自然人变得平面化和平庸化，为此人类需要通过培养个性兴趣来满足对感性的需求(类似于马克思讲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感性的丰富性成了人的绝对需要(因为结果算计已由机器“假身”来完成)。人类通过旅游或太空探险等方式来增强个体的感性经验。

第三阶段是超越人类智慧机器人(或人工合成智慧生物)出现。随着太空探险或旅游的拓展，人的“假身”被赋予了更高的智慧要求，它们因为不受肉体限制而更适应宇宙环境，并不断地自我进化，最终会超过人类。假如地球或宇宙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注]假如人类真地面临这种环境，被禁止的克隆人技术、基因合成变异人技术、智慧机器人技术也许都将被派上用场，因为人类总是对未来抱有希望的生物。所以，现在所有的科学技术发展在未来都会走向统一。，人类可能因为肉身不适应环境而灭亡，人类基因密码和地球生物基因密码将被“假身”继承，智慧机器将成为人类或地球文明的“后裔”，携带人类基因和地球文明在宇宙中寻找新的生态环境来重新合成人类的“新生”或新的生命物种[注]如果这个推理逻辑是正确的，那么从微观生物学上看，关于物种起源(基因)的智慧设计理论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地球生物可能是若干年前某种高级智慧物种(例如外星人)因为某种特殊原因留下的生物基因密码，而一些宗教神话故事(例如关于大洪水期间“诺亚方舟”故事)也隐射了这种智慧设计理论。。

三、人工智慧崛起与未来哲学的新生

哲学之“爱智慧”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从已知世界对未知世界进行大尺度的合理推想和想象，以引领人类的价值梦想，基于上述的价值立场和逻辑推想，我们认为人工智慧的崛起将引起哲学自身发展的重大变革，它不仅可以使哲学彻底走出19世纪以来“终结论”循环，还会促成“科幻哲学”的新生[注]由于这个哲学形态还是生成之中，暂且称之为“科幻哲学”。。

首先来看何谓“哲学的终结”。自19世纪以来，哲学们就一直断言“哲学的终结”。从黑格尔到孔德，以及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再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甚至到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他们都以不同方式表达这一论断[注]当然，他们所说“哲学的终结”具体语境不一样，有的指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有的指以传统形而上学为理论对子的现代哲学的终结。。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从19世纪开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自然科学已开始取代自古希腊以来形而上学对世界的“解释”方式，引起了哲学的危机。

我们知道，19世纪前半期，人类科学技术史上迎来一次深刻变革。数学上产生了非欧几何等全新的“形式”论证方法；物理学上以蒸汽动力为代表的机械工业发展开来，生物学上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微观细胞、细菌学说的提出，等等。这标志着(以数学的“形式”论证和物理/生物学的“质料”实证方法为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已开始取代传统形而上学方法来“解释”世界。在现代科学黎明来临之际，黑格尔最先领悟到了传统形而上学“解释”世界的完结。黑格尔非常有历史感，他把思辨的形而上学看作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过程，并自视这种运动过程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达到了完满。黑格尔天才般的判断是准确的。也许只有近似科学家的眼睛才能发现自古希腊以来所有哲学流派中的运动规律，在他之后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确不再重现。所以，我们说黑格尔的哲学“既是古典形而上学的完成，同时也亦标志着古典形而上学的终结。”[9]8

一个天才断言传统形而上学的完结，另一个天才却要断言“新哲学”的开始。费尔巴哈率先从学理上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内核[注]几乎与费尔巴哈同时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还有克尔凯郭尔，他们最先都是黑格尔哲学的仰慕者，但又是最坚决的先行批判者。，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上帝的变身，基督教的本质是人之理性的自我投射物，但事实上基督教在人的生活中已经消失。为此，他疾呼新哲学的诞生。在《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中[注]无独有偶，18世纪的康德同样疾呼新哲学的诞生，但他是按照自然科学方法构建了“未来形而上学”(即《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或简称为《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般来说，康德的先验哲学体系代表了数学(先天逻辑形式)与物理学(后天经验质料)的完美结合。，费尔巴哈指出未来的新哲学就是以“人的感性”为主题，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注]其实，费尔巴哈的“新哲学”就是以传统形而上学为对子而建立起来的(基于人之感性存在的)新型哲学，它标志着在19世纪自然科学背景下哲学主题的转向，见下文“身体”哲学主题。。在这之前，叔本华就已以“意志”为主题实质性地建立起了“新哲学”的样态，并对黑格尔哲学百般讽刺，认为后者是“欺瞒公众”“钝化年轻人的才智”，是“德国愚蠢思想的永久典范”。据说，叔本华在柏林大学开课时，专门选择将自己的授课时间与黑格尔的同时，但他的先知卓见并未胜过学生们对权威的信奉。

马克思是“新哲学”的真正奠基者，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实践”概念)解决了古希腊以来传统形而上学横在主客之间认识论上的逻辑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完结者)，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基本完成了对未来“新哲学”的学理论证。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希望将哲学的思辨转变为人们生活、生产的实践。当然，这是马克思站在自己特殊的时代立场所作出的评判，其实在自然科学“解释”方式没有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视域，哲学家们只能用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来“解释”世界。

在马克思之前不久，孔德已断言传统形而上学“解释”世界方式的结束。在孔德看来，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个发展阶段，实证科学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最高阶段，与之对应的工业社会也是人类最理想社会。孔德深信自己所处的工业社会将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最好时期，为此创立了“人道教”。但是，工业社会并没有如孔德预想的那么美好。工业生产对肉体的压抑和资本对“人道”的刮削，促使了马克思对工业社会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是要从理论上“消灭哲学”，将“思辨”的批判变成“行动”的批判。一般来看，马克思这里的“消灭哲学”，一方面是将思辨的形而上学彻底消解为生活实践的形而下学，将发展实证科学作为实现“人道”的物质条件，另一个方面又将思辨的形而上学转化为一种针对现实意识形态的批判方法，充当人类解放“人道”的“精神武器”，去揭示和批判资本的工业社会的非人道性。资本(私产)的工业社会并不是人类理想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实证科学和工业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也是一个没有剥削的、人之感性身体得到解放和全面发展(自由)的社会。这种社会才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所以，在黑格尔、费尔巴哈、孔德、马克思这里，“哲学的终结”主要是指传统形而上学“解释”世界方式的终结。

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新哲学”的诞生。“新哲学”的主题转向了“身体”(分析哲学是个例外[注]20世纪，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是个例外，因为它以数学逻辑模型的多样性(数学的“形式”论证)与物理实证的可能性(物理学的“质料”填充)之间的辩证匹配关系来“解释”世界，可以说顺应了传统形而上学向现代科学“解释”世界方式的转型。应该说这是古希腊哲学“爱智慧”的正统路径。)。由于工业处于初级阶段，新哲学主要在于揭示现代科学背景下人的“身体”压抑感受和对工业制度的“批判”。从费尔巴哈断言未来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感性解放思想；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克尔凯郭尔的孤独“个体”，到尼采的“强力意志”；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柏格森的“生命之流”，到海德格尔涌现的“存在”；从梅洛·庞蒂的知觉“身体”，到福柯的知识“权力”和德勒兹的荒蛮“欲望”，等等。这些理论都是指向受压抑“身体”及其背后的工业制度。

不过，“新哲学”虽然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某种转型，但在它以传统形而上学为对子来构建理论时(例如，尼采的“超人”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等)，又从反面落入到传统形而上学的俗套里[注]这个俗套就是追求语言的抽象性(就是为了准确表达哲学家意向的“概念”)和逻辑的自洽性(无论是传统形而上学还是“新哲学”，都有其内在的自洽逻辑和价值体系结构)，结果导致哲学语言与生活脱节，作品晦涩难懂。其实，就西方哲学传统而言，最抽象的哲学语言就是数学语言，最自洽的逻辑论证是数学公式推衍。哲学家如果真喜欢抽象的语言和逻辑的自洽，就应该去研究数学。但是不懂数学的哲学家，在写作哲学著作时，就会面临着这种“语用学”上的尴尬：既想找到一个极准确、最一般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又不能采用数学符号(因为数学符号是最准确、最一般的概念)，结果哲学的著作就被写的既像数学又不是数学。这就是人们常说哲学是文科的基础学科的原因，因为它就像一套训练思维的公式和原理。。或者说，面对现代科学的挑战，他们没有马克思那种“消灭哲学”于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真正勇气，而是在转向“身体”新哲学之后，仍然怀有对传统形而上学“解释”世界方式的“妄想症”。所以，他们一边在说“上帝死了”，“哲学终结”了，一边又被后人扣上形而上学家的帽子。其实，此时的哲学家们断言“哲学的终结”都可看作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感性解放思想的注脚。相比之下，没有形而上学“妄想症”的霍金说“哲学已死”，则是对传统形而上学“解释”世界方式的彻底断念。

此外，工业初级阶段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也让哲学家们难以跳出“终结论”循环。因为自古希腊至19世纪，哲学追问“原因”的主体性依据已被消解，或者说基于意识“心智/心灵”层面的主体之人已经死亡[注]福柯讲的“人死了”还不是真正的主体之人的死亡，而是指作为学科对象或知识形象的“人”死了(其幕后还是主体之人)。真正的主体之死，就是19世纪以来人的意识“心灵”被微观物理(生物)学解码，人类不能再用一个“心灵黑箱”类比一个外在“心灵”来充当我们的精神寄托。，哲学家们从主体之人身上找不到通向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注]所以，(因为在人类身上找不到任何希望，又不接受现代科学)海德格尔最后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类，这其实又退回到尼采之前的传统形而上学。。没有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就不可能有哲学；没有对现代科学的接受心态[注]相比之下，马克思哲学却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和信念，就在于马克思在乐观地接受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构想了一个基于人之感性解放和个性之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就此而言，马克思哲学是真正体现了现代科学“解释”世界的方式，随着科学的发展，其具体内容也会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也就不可能开拓出新哲学，所以哲学家们只能不断重复“哲学的终结”。

再看人工智慧崛起与哲学走出“终结论”循环以及新哲学的诞生。应该说哲学走出传统“终结论”循环与新哲学的诞生是同一过程。没有新哲学的诞生，就不会终止旧哲学的循环。根据前述，我们知道，人工智慧源自对古希腊哲学智慧“心灵”的解构——替代了哲学家们的思辨迷梦，但是在它的工业初级阶段，因为机械“假身”对肉体“真身”造成的巨大压力，消解了人类面向未来的希望和信心，结果产生了处于其对立面的哲学新形态——即以“身体”为主题的批判(工业制度)哲学。但是，随着人工智慧崛起对人的“身体”的解放，它必将在超越工业初级阶段的旧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新哲学。我们暂且把这个新哲学称之为“科幻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Imagination)。

“科幻哲学”即是对古希腊以来传统形而上学及其现代变异形式(即以“身体”为主题的新哲学)的学理延续和时代更新。为此，“科幻哲学”将有一般哲学智慧的共同特点——在内容上继续追问“原因”，只是它的范围更大更广；在形式上继续使用思辨，只是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而是基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事实的思辨(或者说，科学合理的逻辑推想和想象)。限于篇幅，我们下面对“科幻哲学”做个总体特征性的描述。

第一，科幻哲学是以数学的“形式”论证与物理(生物)学的“质料”实证为学理基础，以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事实为根据，通过哲学家们合理的逻辑推想和想象来“解释”未来宇宙世界的发生和发展(“原因”)。在人工智慧崛起背景下，科幻哲学将会开拓出新的哲学思辨话题。例如，人工智慧会不会超越人的智慧？如果超越了，人类会处于什么境地？人工智慧机器有没有情感？如果有情感，与人如何相处？人类能不能实现太空移民？如果能，人类如何与外星人相处？人类能不能实现身体的全面解放？人类可以永生吗？等等。这些问题如同中世纪经院哲学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的问题，但它又是集现代科学事实与哲学家们合理的逻辑推想为一体的思辨智慧，预示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信心和希望。

第二，科幻哲学是人类重新开启对智慧的希望。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人类因为智慧的属神性而充满对未来世界的希望，但自努斯“心灵”被解构之后，人类失去了对神性智慧的希望，失去了信仰。其实，人类的神性信仰是由人的认知范围(能力)的不断扩大而引起的——根源于人类对世界原因的穷尽思索(无论以理性的方式，还是以非理性的方式)。从古希腊的泛神论到中世纪的一神论，这种神性信仰的变化就是因为，经过(马其顿帝国)希腊化世界运动之后，中世纪的人们的认知范围(能力)得到进一步扩大，需要新的神性信仰。随着现代科学带来人的认知范围(能力)的进一步扩大，人的神性信仰必然会面临新的变革。人工智慧的崛起，会重新激起人类对神性智慧的希望，因为人工智慧有超越人的智慧之可能性。换言之，随着人工智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会相信和接受有外星人(或高级智慧体)的存在，外星人或将取代人类信仰“上帝”的位置。例如，美国硅谷著名IT工程师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创立了“人工智慧”时代宗教，其教义是把人工智慧机器人奉为未来之“神”。虽然智慧机器是人工的产物，但是它给人类带来了面向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第三，科幻哲学将以科幻虚拟世界与现实感知世界之间交互生成的多维(时空)世界为研究对象，探索人类智慧体与智慧机器(或外星人)等非人类智慧体之间的共存和发展问题，构建一种以宇宙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道德)秩序。在这个宇宙中，人类不是唯一的秩序制定者，智慧机器(或外星人)等多种智慧体将平等地参与宇宙秩序的建立。科幻哲学因为其特殊的道德指向[注]这种道德指向可以用纯粹理性法则来标识(例如康德的“道德律”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看作是宇宙多种智慧体追求宇宙“至善”状态的道德法则。由于宇宙“至善”秩序源于诸智慧体之间的共同契约(或者说宇宙的运行规则原本就是诸智慧体共同建构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宇宙存在形态)，那么违反宇宙道德法则的智慧体将会受到相应的制裁。例如，不遵守“道德律”的智慧体可能无法穿越宇宙时光隧道、无法获得永生，等等。，可以为科幻电影、文学和艺术提供理论根据和价值导向。

第四，科幻哲学将彻底消解“身体”哲学(及其传统形而上学写作方式)于人的感性生活之中，并趋向对虚拟精神世界的构建。因为随着人工智慧崛起，人的身体得到充分解放(即马克思哲学所说的人之感性的解放)，身体的感性具在形式得到恢复(健身、美身、修身都将是它的表现)。另一方面，旧的身体“解放”会带来新的精神“扩张”，现实感知世界已不能满足人的需求，虚拟世界将成为人之精神世界的实质性组成部分。在人工智慧条件下，虚拟世界与现实感知世界之间的交织生成，会使哲学的写作方式更趋“立体”化。例如，电影、艺术、虚拟都将会成为哲学的表现方式。

最后，科幻哲学通过会通传统哲学(包括宗教)问题与人工智慧(超越人的智慧之可能性)问题，会激活诸多传统哲学话题。例如，柏拉图所设想的人人如“机器”的“理想国”，(在未来社会)可能成为一个现实的智慧机器人“国度”；又如，康德以“纯粹理性存在者”为标准所设计的道德理想社会，其行为准则(“道德律”)很可能成为一个(在未来社会)真实的智慧机器人的道德准则。再如，休谟的“是”与“应该”之间的分裂问题[注]“是”与“应该”之间的分裂问题是西方主客二分、“事实”与“价值”分离的集中体现，在现代哲学中演变为“指称”与“意义”、“信念”与“态度”等问题。，等。这些问题——因为人的欲望和意志薄弱，致使人在“知与行”层面不能合一——将不再是一个思辨的问题，因为在智慧机器人那里，“知与行”合一是完全可能的。此外，由于科幻哲学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视域，所以它也会整合和超越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以往一切哲学[注]马克思关于人的感性解放思想是以人类为价值中心，其“解释”世界的方式虽顺应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以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为人类面向未来提供了希望和信念。但是，马克思未能预测到强人工智慧的可能出现(以及人类在未来宇宙世界中的存在状态)。如果说马克思哲学代表了人类地球文明的最高哲学形态，那么在人类将要步入太空文明之后，必须要有新的哲学形态产生。。

四、结语

自古希腊以来，哲学以“爱智慧”的方式给人类以面向未来的希望和信念(无论它转化为宗教或科学的形式)，正是有了这种希望和信念，人类才有了精神上的寄托和面向未来的信心。但是，在“上帝死了”和科学昌盛的这个时代，如果人类缺乏面向未来的希望和信心，那一定是哲学智慧的导向出了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与近代以来科学自身发展水平(及其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有关，一时间走到了古希腊哲学智慧的对立面。但是，历史总是由分化对立走向新的合围统一，随着人工智慧的崛起以及“后人类时代”价值视域的形成，哲学的智慧功能或将以新的方式开启，“科幻哲学”或许不是对未来哲学形态一个准确称谓，但未来哲学应该是以现代自然科学为事实进行合理的推想和想象，引领科学，而不应该只是拒斥现代科学和批判工业，只有这样哲学才可能走出“终结论”循环，为人类面向未来开启新的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