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书法与文字的关系，接下来就该谈谈书写。文字是书写出来的，我们所书写的也只能是文字，“书法”一词最直接的含义就是文字书写的方法。作为名词，“书”可以释为文字；作为动词，“书”则是书写。可见在书法中，文字与书写是一体两面。此处讨论书写，就是要从本质上理解书写及其方式方法在书法中的作用和意义。

当我们说书法就是文字书写的方法时，即意味着已经将书法与文字的关系主要限定在汉字的字形上。汉字是形、声、义三位一体的文字，作为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分支，关于字义的研究属于训诂学；关于字音的研究属于音韵学；而关于字形的研究则主要属于文字学。狭义上的文字学研究字形，主要是研究文字起源、造字规律及其历史演变；而作为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对文字点画结构形态及其书写方法的研究，这是在实用书法阶段形成的对书法含义的全部认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总是习惯地将书法教育视为启蒙教育中的习字课，视为高等教育的文字学部分内容，而不是像现今这样将其列入大中小学的艺术教育。由此可见，关于汉字书写方法的研究乃是中国传统语文教育赋予书法教育的责任，因而是书法的基本义、第一义。

研究汉字的书写方法，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因为如何书写，直接与书写工具的性能及其使用方法有关。西人古代用芦竹签在泥板上刻写，后来改用羽毛笔蘸色在羊皮纸或莎草纸上书写；到了16世纪发明石墨笔，再后来又发明了钢笔……无论哪一种，古今西人用来书写的工具几乎都属于硬笔范畴，书写控制比较简便。在中国，先民们虽然也曾用“硬笔”在陶土上刻画符号，但很早就学会了束兽毛于树枝为笔，蘸色描画书写图形文字及象形文字；即使是甲骨文，也是先写后刻。后来随着文辞增多、记事繁复、书写任务加重，需要逐步改良毛笔，以满足文字书写（尤其是草书书写）在不同方向上连续运笔的需要。中国古代书写工具毛笔相比于西人书写工具硬笔，犹如中国餐具筷子之与西方餐具刀叉，后者比前者易于掌握，更为实用；前者比后者富于表现力，更具艺术性。一个简单的实验就可以看出硬笔性能与毛笔性能的显著差异：同样要书写一个笔道均匀光洁的圆圈，用硬笔（包括羽毛笔、铅笔或钢笔）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下笔，一笔圈成；而用毛笔蘸墨书写，则需分左弧（勾）和右弧（勒）两笔完成。但是，如果要书写一个笔道复杂多变的圆圈，毛笔书写的可变性与表现力要比硬笔强得多。显然，硬笔是与完全线条化了的拼音文字的草书书写相适应的书写工具，而毛笔则与从图形文字直接演化而来的象形文字及其后形体逐渐简化而笔画愈加复杂的汉字书写相适应；运用毛笔书写比用硬笔书写更具有技术难度，更具有技巧性。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文字书写方法与书写工具的直接关系，将书写方法称为“笔法”。这就是说，“笔法”是中国传统的文字书写方法的代名词，研究“笔法”就是研究汉字书写方法。

书法笔法的演变来自于毛笔性能的改善，而毛笔性能的改善又与汉字字体书体的演进直接相关。我们研究书法的笔法首先必须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上古时期，在图形文字演变为以象形为基础的大篆文字体系之际，当时的毛笔相对简陋，以兽毛围扎在树枝的顶端，中空而易分叉，只能蘸色拖行，或短直线，或长弧线，落笔处略显粗重，拖行出笔处较细，这样的笔画形态，基本符合大篆作为图形文字轮廓线、结构线的要求；这样的书写方式，被后世称为“倒薤”笔法，即黄惇先生认为的中国书法原始笔法。如此的毛笔决定了如此的笔法，进而决定了大篆楷书笔画只能以直线和弧线线段为单位，以拖行来保证笔画的匀净；而大篆草书只能是其楷书笔道、字形的简省，而不可能出现连笔缠绕的情况。这种笔法在小篆文字体系的书写中仍然被普遍采用，因为秦笔虽已改良，以健豪为柱芯，以柔毫为披附，将笔头深嵌于笔杆的顶端，提高了毛笔的弹性和蓄墨能力，但是一方面，书写方法和习惯并不会因为秦兼天下、书同文字而立刻改变；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小篆相对于大篆虽是一种简化，但仍属于基于象形的古汉字，其楷书的笔画形态仍然是以直线和弧线线段为单位，旧笔法基本适用。而在小篆文字的行草书（秦隶）的书写中，新的书写方法悄然形成：弧笔变成了折笔，原先的一笔被拆分成数笔，或原来的数笔合并为一笔。也就是说，汉字的隶变与新笔法的形成同步，而新笔法的出现，又得力于秦笔性能的改良。在这里，“倒薤”笔法的顺锋拖行，变成了顺锋与逆锋兼施、中锋与侧锋并用的刷刮行笔。正因为如此，“隶变”历来被视为古今汉字的分水岭，并得到高度重视；而究其本质，乃是“笔法”的改变——新的书写方法彻底改变了以往笔画作为图形文字轮廓线、结构线的遗留属性，而真正成为汉字符号的构形元件。

隶草及其规范化了的章草，其笔法虽然比此前的篆草要复杂了许多，但在总体上，仍然是在秦隶的基础上以字形和笔画的简省为主、以连带缠绕书写为辅助手段，而且这种笔画之间的连贯性书写也仅限于单字之内，字与字之间仍以各自独立状态为主。这不仅是因为当时隶体楷书的笔画仍然带有显著的篆体旧痕迹，虽然有整合的笔画，但各笔画之间还缺少书写的连贯性；而且与当时的毛笔性能有关。虽然今天已经不可获见“张芝笔”“羲之笔”，但关于张芝、王羲之为了提高行草书书写水平，研究改良毛笔性能的故事，当非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真体行草书进一步增强了笔画之间的书写连贯性，既要连贯书写以求便捷，又要笔笔分清、字字分清以求易辨。连贯快捷书写，需要向各个方向行笔，笔锋顺逆、往复、转折、徐疾、畅涩种种方法，无不为用；分清易于辨识，则需要在笔画的起收处、字间的连接处随机做出种种虚实处理，以保证书写时“断处皆连”，识读时“连处皆断”，这就需要运用笔锋提按、顿挫、中侧、翻绞种种方法。正是在对这样的行草书书写方法的整理规范过程中，真体楷书不仅出现了多笔画整合的点画形态，其书写方法也从篆引一法、分书波磔二法，发展成真体楷书的“永字八法”。可想而知，要完成如此复杂的笔画书写，需要怎样性能的毛笔呢？

从上述古代汉字书写方法的演变不难看出，中国古人特殊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方法，不仅适应了汉字实用书写的需要，而且使这种实用文字书写具有了极强的观赏性和艺术魅力，即传为汉末蔡邕撰《九势》中所说的，“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中国书法的独特书写方法，其复杂性、灵活性、多变性、丰富性，都是基于硬笔书写的西人书法所难以比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汉字的书写方法——笔法——成了中国传统书法的核心内容，几乎历朝历代的书家无不潜心于笔法的钻研，甚至为此而呕心沥血。

通过梳理汉字书写工具及其使用方法的历史演变过程，再回过头来看“书法是文字书写的方法”这一似乎过于简单的界定，或许就会领略到它背后所蕴含的深意了。如果再加上“优选的方法”这一限制，更可以想见其所指的特定范围。也就是说，就汉字的一般实用毛笔书写而言，其难度已如上述；而在每一种字体形态中，其楷、行、草的书写都会涌现出一些出类拔萃的、堪为标杆典范的特优方法，不仅书写快捷、清晰，而且精准、美观，引领风骚，为天下人所推崇，他们的用笔书写方法的难度与深度更是不言自明。这样的书写者，便是后人眼中的书祖、书圣；他们的书写方法便成了后世所尊崇和沿袭的狭义上的书法“笔法”，即超出一般书写方法之上，具有法则、法式、典范、规则意义的特殊书写方法，也可以视之为作为书法的汉字书写技术规范或技术标准。因而，狭义的书法笔法，在本质上首先是书写方法的技术性要求与标准，这种技术要求给书法成为艺术提供了高门槛：达不到此种技术标准的只能是普通的实用文字书写，唯有达到这种技术高度的才有可能被视为书法。

众所周知，技术并非艺术的全部，但艺术绝对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技术的复杂性与高难度，不仅使艺术具有了神秘色彩，更是艺术形式丰富多彩、耐人寻味的物质保证。无论历代书家为书法笔法披上了多么复杂和玄妙的外衣，我们都不应当忽略书法笔法作为汉字书写方法的技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