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亚

在今日美国的图情教育界，硕士教育是图书馆人才的主要培养方式。然而，在二战以前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界，硕士学位并非其主要学位制度。1947年之前，一个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要获得硕士学位，一般需要在其本科毕业之后学习至少两年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即两年制硕士项目(6thM aster Program)。1933年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认证标准《图书馆学院最低要求》(M inim um Requirem ents for Library Schools)将图书馆学院分为一类(Type I)、二类(Type II)和三类(Type III)三种。根据该教育认证标准的规定，只有少数一类图书馆学院才能授予这种两年制硕士。对于大学毕业后修习一年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学生来说，一般只能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或副学士学位。20世纪40年代，面对战争以及科技发展等因素带来的图书馆人力资源短缺问题，美国图书馆界纷纷探讨图书馆学教育改革问题。1940-1948年，美国召开了一系列图书馆学教育方面的专门会议，商讨图书馆学课程、学位、招生、就业、教育认证等，如1942年的图书馆学教育南方会议[1]。美国图书馆学史家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G.Davis，Jr.)认为，20世纪40年代是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重大调整时期，其重要性几可与《威廉姆森报告》出台的20年代相提并论[2]。在这个图书馆学教育的重塑阶段，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学位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1947年秋图书馆学教育家哈里特·贺维(Harriet E.How e，1881-1965)开始在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University of Denver College of Librarianship)进行图书馆学学制改革的试验——“丹佛计划”(Denver Plan)[3]254，使丹佛大学一度成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特区”。贺维将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的图书馆学教育项目改为一年制硕士教育项目(5thYear M aster Program)[4]，建立了图书馆学教育的“丹佛模式”。丹佛模式迅速在其他院校推行。新的教育模式使1933版美国图书馆协会(ALA)教育认证标准《图书馆学院最低要求》不再适用，促使ALA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BEL)制定新的认证标准，即1951年《图书馆学院认证标准》(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以下简称《标准》)[5]。在丹佛大学教育改革与新的认证标准等推动之下，一年制图书馆学硕士教育项目代替了之前少数一类图书馆学院才有的两年制硕士项目，大量图书馆学院相继取消图书馆学学士学位教育项目，使硕士学位成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主要学位制度。

1 改革前的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与贺维

1931年9月在卡内基公司资助下，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成立，成为当时科罗拉多州乃至落基山地区唯一的图书馆学校。按照1933年《图书馆学院最低要求》的分类，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属于三类图书馆学院，即不要求学生入学时拥有大学学历，也并无授予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的资格。该学院从丹佛大学、怀俄明大学、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学院、亚当斯州立师范学院等大学的大四学生、本科毕业生以及其他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在完成一年的图书馆学专业学习后，那些入学时已经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将会被授予图书馆学学士学位，而入学时只有高中文凭的学生则会被颁发副学士学位[6]593。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学院，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易于开展教学改革的试验。另外，丹佛大学宽松的教学氛围也有利于开展教学改革：“如果取得了一致认同，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就可以进行改变。在丹佛大学，会随时根据教师和毕业生的意见做出改变，并对所有存在争议的问题开展进一步的探索。”[7]虽然该学院并不要求入学学生具有大学学历，但一直保持着大部分入学学生来源于大学毕业生的优势。在其首批学生中，共有29名全日制学生和4名在职学生，其中26位是大学毕业生[6]593。这为后来贺维探索一年制硕士培养方式提供了必要条件。

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的首任院长(Dean)为丹佛公共图书馆馆长马尔科姆·威尔(M alcolm Glynn W yer，1877-1965)，主要负责协调学院与丹佛大学以及丹佛公共图书馆的关系、行政与师资工作。首任主任(Director)由贺维担任，主要负责学院具体管理事务[8]18[9]8。贺维于1881年12月10日出生于伊利诺伊州厄巴纳，1965年12月5日逝世于亚利桑那州太阳城。1902年贺维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1928年获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科罗拉多女子学院图书馆学荣誉博士学位[3]253。贺维有着长期的图书馆工作经验，先后在爱荷华大学、明尼阿波利斯公共图书馆担任编目员。她还是一位图书馆学教育家，具有丰富的图书馆学教育经验，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华盛顿大学、西储大学、西蒙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丹佛大学、南加州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等大学图书馆学院系任教，讲授编目等课程，并兼顾担任教育管理职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4-1927年贺维担任BEL执行助理，和莎拉·博格尔(Sarah C.N.Bogle，1870-1932)一道推动1925版ALA教育认证标准《图书馆学院最低标准》(M inim um Standards for Library Schools)的制订与实施[3]253。1931年贺维离开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Graduate Library School)，担任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主任。在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20年的教授兼主任经历是贺维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1960年，由于对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做出突出贡献，贺维被ALA授予杜威奖[3]254-255。

2 图书馆学教育的丹佛模式

2.1“丹佛计划”的先声：贺维对课程体系的重组

从担任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主任起，贺维就着手对图书馆学课程体系进行重组，以革新传统的课程组织方式。20世纪30年代，贺维将图书馆学课程分为“图书的技艺”(Book Arts)、“图书馆管理”(Library Adm inistration)、“编目与分类”(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三个教学单元[3]254[6]594。以“图书的技艺”为例，它整合了传统的图书选择、目录学与参考咨询等课程，其授课不以文献类型(期刊、图书、参考书)或图书馆类型来组织，而是按照主题或者功能类型授课[10]。随着专业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实践领域呈现出按照主题组织不同文献资料(流通与参考书、书目、政府文献、期刊等)和提供服务的趋势，因此，她认为：“按主题方法提供服务是现代图书馆工作的一个趋势，这是所有类型图书馆的共同特征。既然如此，我认为图书馆学院也应该在同一门课上一起讲授同一主题的不同信息源，而不用考虑学生是想在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大学图书馆还是专业图书馆工作。”[11]贺维在30年代的课程体系设计体现出她作为教育家的创新精神和对图书馆业界变化的察觉力，为“丹佛计划”学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2.2“丹佛计划”的实施

1947年2月7日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向BEL申请试行新的教育项目[12]450，即“丹佛计划”。1947年2月27日BEL批准了这一教育改革的试验计划，决议如下：“兹决定：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批准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实施它在1947年2月7日来信中所描述的教学试验项目。在试验阶段，它的认证状态将保持不变。”[13]2

同年，ALA官方杂志《美国图书馆协会会报》对此报道称：“在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的批准下，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宣布，将在1947年秋天开始一个试验性教育项目。该项目的第一部分课程将会安排在大四阶段，（本科毕业生获得的）学位还是普通的学士学位。在第五年（本科毕业后第一年），学习图书馆学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生课程，修完可授予硕士学位。在试验阶段，该学院的认证状态仍然是三类学院，并将经常性地向委员会报告进展和遇到的问题”。[14]

1947年秋季学期，“丹佛计划”正式实施。这是一场图书馆学学制和培养模式的改革试验。它由两部分组成：(1)在本科大四阶段开设图书馆学基础核心课程，包括“图书的技艺”“图书馆管理”“编目与分类”，每门课五个学分，共15个学分。这些课程是本科生的选修课程(主专业的辅修课程)，或者是读图书馆学研究生之前的先修课程。可见，贺维在20世纪30年代的课程体系设计成为丹佛计划的重要组成内容。(2)一学年的图书馆学研究生课程学习。要求学生至少要修满45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图书馆学课程，共30个学分；三分之一内容为其他专业的课程，该部分要根据学生的本科教育背景而定，共15个学分。当学生修完课程，并完成一篇硕士论文或者专业研究项目之后，即可被授予硕士学位(M asterof Arts)[6]594。

贺维在《丹佛大学的新项目》一文中陈述了丹佛计划的缘由：“为什么提出这个新计划？它又包括哪些内容呢？首先，许多图书馆都需要一般助理。但是，这些助理也需要了解图书馆的一般工作原理，并至少有一个主修专业，如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物理或生物学、商业管理。”[12]450-451这也是丹佛模式中第一部分的培养目标：“成功修完这些课程，可以胜任小型图书馆的岗位，并足以充当专业员工的助手，以帮助他们分担很多技术工作。”[12]451可见，丹佛计划第一部分的宗旨在于通过向在校其他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图书馆学选修课程，从而培养了解图书馆一般工作内容与方法的图书馆助理。

关于丹佛计划第二部分，贺维解释道：“很多图书馆亟需那些除了接受图书馆学教育或管理教育之外，还要在某个学科领域做过专门研究工作的员工。为了满足这第二个目标，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设计了在大学第五年攻读硕士学位的课程。”[12]451这即是图书馆学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相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在贺维看来：“这对图书馆职业的最主要益处是更深入地学习学科知识，而且使得从其他专业领域争夺人才变为可能。”[12]451显然，除去其他方面的因素，之前需要大学毕业后两年才能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的时间要求，与当时大多数其他学科领域只需要一年即可获得硕士学位相比，恐怕不利于吸引学生就读图书馆学专业课程。在图书馆职业的总体待遇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劣势更加明显，会进一步减少其他学科学生攻读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的数量。当改为一年制硕士后，有可能吸引更多其他专业的学生攻读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1948年6月，丹佛大学首批获得图书馆学一年制硕士学位的学生共有两位，分别是佐娜·爱德华兹(Zona Edw ards)和达格妮·威廉姆斯(Dagny Henriette W illiam s)[15]。同年8月，第二批则有24名学生获得该学位[16]1。

3 丹佛模式的反响与争论

3.1 丹佛模式的支持者

这种新的学制将以前第五年(本科结束后第一年)的专业课程提前到大学第四年的本科阶段，将两年制硕士变为一年制硕士项目，缩短了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需要花费的总时间，增加了教育界向图书馆实践领域输送的学生数量，有利于尽快弥补战后对图书馆员的人才需求缺口。在所用时间上，图书馆学专业取得了与其他大部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的同等待遇，有利于提升图书馆学在美国高校学科群中的地位和对学生的吸引力。

因以上优势，丹佛大学的一年制硕士项目受到许多图书馆学教育家的欢迎。在1947年5月丹佛计划正式实施前，ALA执行秘书卡尔·米兰(CarlH.M ilam，1884-1963)在写给丹佛大学的书信中称：“你们描述的教育试验项目听起来非常有意思。我个人希望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能够给予你们全力的支持。”[13]21948年，时任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院助理院长的兰克(Harold Lancour，1908-1981)如此称赞：“在很多方面，这就像点燃导火索的火柴。即使是最保守的图书馆学院教师也已经意识到革命终于即将来临。”[17]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学教授玛格丽特·拉夫斯沃德(M argaret I.Ru fsvold，1907-2001)认为：“你们(注：指丹佛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教育项目是迄今为止图书馆职业教育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13]2

1948年5月，院长马尔科姆·威尔在年度报告中写道：“丹佛大学发起了一项将会影响图书馆职业许多年的全国性运动。”[16]3在丹佛之后，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埃默里大学、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纷纷建立了一年制硕士课程[16]2-3。例如，1948年秋季学期，伊利诺伊大学停止原有的一年制学士和两年制硕士课程，开始新的一年制硕士项目。要求硕士项目申请人要在本科阶段修完四门图书馆学的暑期先修课程，或者是通过综合考试取得入学资格[18]25。不过，虽然这些学校大都是在丹佛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年制硕士，但其本科阶段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学习方式和学时并不相同，硕士课程体系的设计也不尽相同。

3.2 丹佛模式的反对者：丹顿与兰克之争

并非所有的图书馆学教育家都赞成丹佛大学的做法。1947年11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图书馆学教育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加州大学图书馆学院院长丹顿(J.Periam Danton，1908-2002)、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院院长罗伯特·葛特勒(Robert L.Gitler，1909-2004)、南加州大学图书馆学院院长里维斯·斯蒂格(Lew is F.Steig，1909-1990)、加州大学图书馆学院教授卡尔顿·乔科尔(Carleton B.Joeckel，1886-1960)、加州大学图书馆学院前院长悉尼·米歇尔(Sydney B.M itchell，1878-1951)等。丹佛大学的一年制硕士教育项目成为会议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一些与会者表达了对本科阶段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稀释”(dilection)[19]1174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质疑和担忧：“权宜之计不应有损专业水准。图书馆所有的专业岗位都需要职业前教育和职业教育。职业前教育不应该包括图书馆方法课程，或者其他具体讲述图书馆或其运行的课程。”[20]2

丹顿是丹佛模式最为强烈的反对者之一。在丹顿看来，本科阶段开设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做法是“退步”[19]1174：在大四阶段开设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会不可避免地减少人文课程和通识课程的比例——这些通识教育课程是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和“学术职业”的基础。他在《课程的问题》一文中对伊大图书馆学院助理院长兰克提出质疑，认为他对一年制硕士的评价言过其实，批评兰克忽略了新的培养模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1)“如果图书馆学当得起一个‘专业’和‘知识性学科’的称呼”[19]1174，那么，通识教育比重的减少则会有伤图书馆职业作为“学术职业”的声誉；(2)通识教育比重的减少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图书馆员的质量、薪水；(3)针对伊利诺伊大学等学校在暑期开设图书馆学专业先修课程的方式为一年制硕士项目打下基础的做法，丹顿认为很少会有学生愿意不拿学分去学习这些暑期先修课程；(4)如果这些一年制硕士毕业生不补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知识，将会影响他们的继续深造；(5)只修订课程不会明显地改善图书馆员不足的现状，而普遍的图书馆岗位分类、大幅度提升薪水等手段在改进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方面其实更为有效[19]1174-1175。

对于丹顿的批评，兰克给予了回应。丹顿认为在本科阶段开设专业课程有可能会减少大学通识课程的比例，是一个“退步”，然而在兰克看来：“相当多的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学教育家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如果他(注：指丹顿)还坚持认为哪怕是有一个小时的通识教育课程会从新的课程体系中减少的话，那么，他将会因为没有仔细研究各个图书馆学院通告的粗心大意而感到内疚。很多情况是新的教学计划允许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通识课程。”[21]他以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暑期“预备核心课程”为例，说明有许多学生愿意花暑期时间去学习没有学分的图书馆学先修课程，“他们并没有人抱怨这样不公平”[22]。

虽然丹顿极力反对这种新的学制，但他和加州大学的反对只坚持到1955年——在这一年加州大学的两年制图书馆学硕士教育项目也改成了一年制[23]85。

4 结语

截止到1950年，36所认证的图书馆学院中已有20所采用一年制图书馆学硕士学位项目[23]81。随着这种学制的普及，ALA出台了新的教育项目认证标准，即1951年《标准》，“为评估中学阶段之后五年学习年限的图书馆学基础教育项目提供了基本原则”[24]。在入学标准方面，1951《标准》规定：“(a)毕业于一所被认可的学院或大学；(b)充分的通识教育以及具体学科教育的背景；(c)能够满足教学机构研究生学习的学术水准。”[25]在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上，各图书馆学院的入学标准并不统一。有些图书馆学院很早即要求入学者是大学毕业生，而有些图书馆学院对此并无强制要求，如1933年《图书馆学院最低要求》中的三类图书馆学院[26]。1951年《标准》的出台，从整体上提高了图书馆学院的入学门槛。在课程方面，新标准规定图书馆学教育项目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a)通识教育方面，包括系统学习各领域知识并专深于一个或多个学科领域，以及对于图书馆工作有着特殊价值的背景性课程；(b)广泛适用于不同类型图书馆和不同类型图书馆工作的专业原理与方法[27]。新标准对于课程内容的规定与丹佛模式中图书馆学课程和其他专业课程相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内在精神基本一致。在学位方面，新的标准规定“圆满完成五年课程学习的相应学位是硕士学位”[28]。可见，随着1951年《标准》的制定，硕士教育成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主要形式。相应地，图书馆学学士学位也逐步减少。1957年，所有通过ALA认证的图书馆学院均已停止颁发图书馆学学士学位[23]269-270。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学课程在本科教育阶段的消失，只是丹佛大学或其他学校在本科阶段开设的图书馆学课程多为选修课程，而较少为独立的图书馆学本科教育项目(个别未经ALA认证的学校仍有图书馆学本科教育项目)。

在贺维的学制改革以及1951年《标准》等共同推动下，硕士学位逐渐成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主要学位制度。实际上，由于四年制图书馆学本科教育项目较少，美国之前的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制度大多并非真正的本科教育。这些图书馆学学士学位的获得者大多已经在其他专业获得了学士学位，因此，早先的图书馆学学士学位教育项目实际上更近于一种以第二学士学位名义存在的、无硕士学位之名的研究生教育(四年其他专业的本科教育加一年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贺维的改革与丹佛模式的推广改变了这种学位与实际学习情况不相匹配的状况，一方面在本科阶段增加图书馆学选修课程；另一方面缩短攻读硕士学位的学习年限，提高了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对其他专业学生的吸引力，促进了图书馆学与其他专业的学科交叉，提高了向图书馆实践领域输送专业人才的速度与数量，有利于缓解战后美国图书馆员的紧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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