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小虎，谭佳峰，李宪霞

鉴于学术界对公共文化供给改革在调整领域、价值取向和方法手段方面的独特性缺乏基本共识，对“供给创造需求”和“需求引导供给”的关系也存在价值分野和方法冲突，本专题文章采用“政学研”相结合的方法，并以陕西省三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供给改革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等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1]探索性地研究了与地域特征、资源禀赋、人口结构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供给改革理论及其方法体系，形成有别于经济学两大经典理论——“萨伊定律”和“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范式。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本文进一步探讨公共文化需要的社会体系、历史序列与空间特征，希望通过对需求的系统分析，推动供给改革一般理论与“因地制宜”基本原则的结合。

1 公共文化需求的社会体系

公共文化需求的社会体系是从社会学角度认识需求的社会性质、社会变化以及内在结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需求主体、需求客体和保障需求的制度安排。

狭义上的需求主体以人为核心，其认识维度可以是人口结构，也可以是人的文化需求层次、品质、性质，是人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消费者的总和。广义上的需求主体还包括国家、机构或社会组织，其中国家作为特殊需求主体，其需求核心内容是让公共文化建设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而机构或社会组织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团体，自然也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

需求客体是指需求所指向的对象，即服务的内容、手段与程序，包括“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由国家相关法律认定和保护，目的是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2]，维护服务公平与程序正义。“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范畴之外或超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品质标准的服务项目，主要是满足公民或组织机构的个性化需求。当然，“基本”与“非基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以随着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作出动态调整。

在严格意义上，保障需求的制度安排也具有需求客体的属性，需求客体的二元结构导致制度保障体系的分化，这在法社会学中被称为“社会秩序二元论”。按照社会秩序二元论的观点，所有社会型构的社会秩序不是生成的就是构建的，前者是指“自生自发的秩序”，后者是指“组织”或“人造的秩序”[3]。《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就属于“组织”或国家主导的秩序构建，其基本价值取向是保基本、补短板、促公平、增效益。但在“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与协调仍然可以达至某种有效的秩序构建，这种“自发秩序”最突出的特点是可以根据地区特有的资源禀赋，并有效利用分散于不同人手中的知识，对需求的变化进行即时、即地和灵敏调适。

在《供给改革思路下智库型图书馆与创客空间结合的知识极化机理研究》[4]一文中，学术团队、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和企业在服务国家“双创战略”共识的基础上，按照整合创新资源、服务创新群体、共享创新成果的合作原则，联合打造了全国首家服务于“双创”企业与群体的公益性科技图书馆，这种社会力量主导的秩序构建就属于典型的“自发性秩序构建”，它保障了“创客”这个群体可以享受定制化、高品质的信息情报服务。

在《老城区公共文化供给改革新探索：铜川市王益区光明社区“一心多点”服务模式》[5]一文中，光明社区“相关利益群体”通过供给改革和社区合作治理，推动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从数量、质量到品质的全面提高。其中，通过合作治理形成的“公共文化服务联盟”及其秩序构建“建立起一种互惠互利、诚实守信、团结合作的社会资本”[6]，解决了传统体制下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处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分割控制之下、相互之间缺乏互联互通互补机制等弊端。

在《超越结构性失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驱动与需求引导的结合》[7]一文中，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安康市旬阳县通过调动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培育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8]或“内生性重构”[9]能力，形成了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有效融合，推动了以“自发秩序”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个案例的共同特点都是在供给改革思路下，将国家主导的秩序构建与社会力量主导的秩序构建相结合，通过完善保障需求的制度体系，扩大了服务供给范围、提高了服务品质，更好地满足了主体的一般与特殊需求。

2 公共文化需求的历史序列

公共文化需求的历史序列是指主体对文化需求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发展中的阶段性和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是贯穿“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动态存在，其中自然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都深刻地参与到需求历史序列的构建之中。

第一，社会对某种特定文化形态需求的数量、品质、强弱随着供给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以秦腔为例，其发轫于周秦，成长于汉唐，兴起于宋元，成熟于明清，繁盛于民国。在鼎盛时期，关中地区有1000多家秦腔班社团体，除草台、会馆、庙会演出外，婚丧嫁娶、庆生拜寿、祝节贺迁和商贸活动都离不开秦腔表演，特别是过年过节、忙罢秋后，城里乡下，几乎村村搭台，处处唱戏，男女老幼奔走看戏[10]。但随着电影、电视、歌舞、小品特别是网络等新兴文化形态及传播形式的出现，秦腔的群众基础被严重瓦解，剧团数量和演出活动迅速减少。

第二，某些文化只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随着文化的整体消亡，文化发展所依存的供需体系也就彻底瓦解。例如，曾经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4000年间属于同时代最发达的文化之一，那时的良渚先民已经掌握了用石犁种水稻，用麻和丝编织衣裳，制作精美的黑陶和精致的玉器，尽管学术界对良渚文化消失的原因还有争议，但没有人质疑它是特定时期的“历史存在”。

第三，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需求的品质、层次、性质也会因自然、社会以及人口条件的差异而表现出发展的梯度性。在本专题的三篇文章中，西安图书馆众创科技分馆建设、铜川市王益区“一心多点”服务模式建设、安康市旬阳县“两馆”总分馆制建设均采用整合供给资源、优化供给结构、创新供给方式、提升供给品质等供给改革思路。但三地供给改革面临的矛盾性质不同、需求主体结构不同、客观自然条件和服务资源禀赋不同，其需求体系也不在同一个“历史序列”。

西安市作为陕西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中心，大规模的众创空间建设造就了一批特殊的需求群体。按照西安市科学技术局“创业西安”行动计划(2017-2021)，到2021年西安市要形成“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的孵化接力体系，聚集创业人才100万名以上、创业社群200个以上、创业服务机构1000家以上[11]，而这批创业人才、创业社群和创业服务机构对专业化智库和定制化、高品质信息情报服务的需求无疑处在需求体系的前沿领域。

铜川市王益区“一点多心”服务模式建设主要解决铜川市老城区居民文化需求的多元化与服务资源“条块分割”、“服务空间”严重匮乏之间的矛盾。王益区光明社区将辖区隶属于不同单位、机构和个人的文化体育设施、服务资源、数字资源、人力资源(包括文化中心户、群众文艺团队、文化志愿者、文化社团组织)等，按照合作治理原则，整合到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中，形成参与广泛、结构合理、机制灵活、利用便利、内容丰富的服务站点分布，顺应了处于工业化老城区转型发展阶段人口结构与需求特点。

相比而言，安康市旬阳县作为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贫困县，供给改革首先要解决基本服务资源总量不足、配置不均、效率不高、便利性不够，以及“基本服务均等化面临较大成本压力”[12]等突出矛盾。旬阳县的主要举措是将保护传统文化与提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有机结合，将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与“两馆”总分馆制建设相结合，以解决服务的基本性、均等化问题，也为其他贫困地区供给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这与东部一些地区提出的“高水平服务体系”建设显然不在同一个发展阶段。

如果说创客空间中的智库型、高品质信息情报服务需求反映了高速发展的创业、创新领域在需求领域出现的、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新变化，那么旬阳县满足城乡居民基本文化需求的改革举措还处在保基本、补短板、促公平阶段，这也代表了广大贫困地区现阶段的基本追求与可贵探索。相比而言，铜川市王益区“变短板为亮点，化困难为经验”的文化情怀，以及改革思路、治理理论，则为处于转型发展阶段的工业化老城区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思考和经验借鉴。

3 公共文化需求的空间特征

传统空间理论通常将空间二分为“自然空间”与“人造空间”、“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地理空间”与“历史空间”等[13]。在新的空间视野下，空间是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的能动性力量，“它决定着我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以及和谁在一起”，公共文化空间同样深受“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三元辩证法”[14]的影响和支配。

秦腔发生于秦地，与秦地乃至西北地区独特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相亲相宜，当其向外发展到其他地区时，又受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影响。比如，在东西南北中五路秦腔流派中，西路秦腔流入四川后，与川北的灯戏、高腔融汇，演变成独具风格的四川梆子—弹戏。从秦腔到四川梆子的演变，反应出“文化需求的空间特征”对供需体系的深刻影响。

按照《供给改革思路下智库型图书馆与创客空间结合的知识极化机理研究》[4]的论述，西安图书馆众创科技分馆是智库、图书馆和创客空间的结合，是创客空间的需求推动了创新要素的重组以及图书馆信息情报服务三维向度的转型与发展，也是产生新的“知识增长极”及其“知识极化”的推动力量。在这个过程中，陕西学术团队、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合作各方之所以能将各自在制度设计、专业人才、社会资本、物理空间、信息平台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资源整合到众创空间，原因是这个空间满足了各方相同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利益诉求：西安创新设计中心入驻了上百个创新创业团队，他们需要定制化、高品质信息情报服务；腾讯众创空间作为国内知名的创新服务企业，引入智库与图书馆服务是为创客提供高品质、全方位服务的需要；制度设计团队需要通过供给创新实践验证供给改革理论与方法体系；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和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西安站)作为代表陕西信息情报服务领域最高水平的专业机构，有响应国家号召开展社会服务的需要；西安天天读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也有通过公益项目服务社会、提升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需要。创客空间特有的空间形态吸引大量优质资源的案例，是“需求的空间特征”最具体的体现。

铜川市地处关中平原和陕北黄土高原的结合部，有“因煤而兴、先矿后市”特点。王益区是铜川市老城区，单位众多、人口密集，群众公共文化除基本需求之外，还有许多与地区文化传统相关的特殊需求。比如，著名的耀州制瓷工艺和铜川泥塑艺术，在当地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铜川地区丰富的陶瓷土矿和“黏而不散、粉而不沙”的红胶泥以及成熟的炼泥技法，又为泥塑艺术的爱好者提供了独特资源，因此，铜川市王益区“一点多心”服务建设就将徐炳炎泥塑工作室纳入“联盟成员单位”，每个周末，对社区泥塑爱好者授课、培训、切磋技艺，较好地推动了地理空间的自然特征与历史空间的文化传统相结合。

旬阳地处秦巴山区汉江上游，汉水横贯东西，旬河纵穿南北，丰富的水资源创造出灿烂的河源文明。例如，汉江船工号子就是结合旬阳民歌和汉江船工劳动生活而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艺术形式：上水拉滩时唱《上滩号子》，顺风上水时唱《扯蓬号子》，顺流而下过激流险滩时唱《下滩号子》，走平水过村镇时唱《过街号子》，还有《起锚号子》《弯船号子》等，它们一般采用一唱众合的演唱形式，节奏整齐、铿锵有力、曲调简朴。这种艺术形式既不可能出现在多土少水的铜川市，也不可能复制到没有航运产业的西安市。

4 结语

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供给创新为抓手，通过供给结构调整升级，提升广大群众公共文化生活品质。然而，不同地区在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需要的社会体系、历史序列与空间特征的变化，因此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改革既要坚守服务的基本性、便利性、均等化底线，也要“通过考察环境对人的影响和对文化选择的限制”[15]，把握“供给创造需求”和“需求引导供给”的关系，发展各地“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模式”。

[1]J·H·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J].王庆仁，译.世界民族，1983（6）：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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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正来.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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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段小虎.后工业社会中的合作治理——公共图书馆治理模式研究之三[J].图书馆杂志，2012，31（7）：7-10.

[7]闫小斌，段小虎，贾守军，等.超越结构性失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与需求引导的结合[J].图书馆论坛，2018（6）：31-36.

[8]边晓红，段小虎，王军，等.“文化扶贫”与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J].图书馆论坛，2016，36(2)：1-6.

[9]李晶.贫困地区文化“内生性重构”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6，36(6)：27-33.

[10]孟建国：振兴秦腔继承与创新[EB/OL].[2014-07-27].http：//www.xijucn.com/htm l/qinqiang/2014 0727/59316.htm l.

[11]西安市科学技术局2017年度工作要点[EB/OL].[2016-07-27].http：//xakj.xa.gov.cn/adm in/class.asp?id=14594.

[12]段小虎，张梅，谢逸芸，等.西部贫困县图书馆“因素法”财政保障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8，38（1）：21-35.

[13]段小虎，张梅，熊伟.重构图书馆空间的认知体系[J].图书与情报，2013（5）：35-38.

[14]陆扬.分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2005（2）：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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