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君，景 梦

(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山西 太原 030619)

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而被大家所熟知，在魏晋南北朝盛行的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影响下，他是否也像王羲之等当朝的大族家庭一样具有门第观念？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至今莫衷一是，仍需做出全面切实的分析。门第观念作为中国的一种等级观念对民族性格的养成具有深远意义，陶渊明也未能例外。从陶渊明自身来看，他对门第观念也并非完全排斥，本文就从其动态的门第思想变化作全面的观照。

一、门第观念对陶渊明入世的影响

(一)什么是门第观 门第又称门阀。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1](P11)《魏书·世宗纪》云:“而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2](P129)六朝社会为门第社会，此时期的一切或多或少都与门第有脱不开的联系。西晋左思《咏史》云:“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3](P90)此中的地势即为门第。

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选官制度为九品中正制，起初是“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4](P436)但其后的发展成为举贤不避亲，官场则成为了世家大族的亲戚网。而陶渊明正好生活于战乱频发、内忧外患的东晋时代，门第观念同样存在于陶渊明的思想之中，陶渊明的仕途之路也深深受到门第观念的影响。

(二)陶渊明门第观念的形成原因

1．时代背景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背景复杂多变，但门第观念始终贯穿其中。东晋偏安江南，且司马政权微弱，需依靠世家大族巩固其政权的稳定。《晋书·王导传》云:“琅琊王司马睿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曰:‘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5](P1271)世家大族亦紧握此政权并以此为殊荣，《南史》(卷24)史臣论曰:“昔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曰:‘淮流竭，王氏灭。’观乎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传乎！”[6](P598)可见世家大族在朝政中的稳定地位。东晋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士族与皇权共治，即“王与马，共天下”。王导和王敦两兄弟与司马睿共同治理朝政，这种局面被称为“门阀政治”，是中国特殊的政治形态。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云:“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7](P297)正是对晋朝统治阶层多为世家大族所垄断，一般士人难有出路发出的强烈感慨。这也使陶渊明认识到拥有门第世家身份才是进取仕途的最好途径。

另一方面是选官制度对陶渊明产生门第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承袭汉代察举制，延续发展为九品中正制，是极重视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专制制度。最初为“九品官人法”，由尚书陈群提出，其后曹丕提出“九品中正”，《通典·选举》云:“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人(民)错杂，详核无所。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见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8](P989)九品中正制在实行过程中就是依据家庭出身和背景来定品，“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9](P114)这就是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5](P1627)这样看来祖先门第的高低，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陶渊明《命子》诗有云:“悠悠我祖，爰自陶唐。”[7](P28)用大量笔墨描写其历代祖先，就是深受时代背景和选官制度的影响。

2．家世背景

东晋时期重视门第，陶渊明进入仕途离不开家世背景的帮助。其《命子》一诗悉数他的历代祖上名人，从唐尧一一悉数直到其父辈。曾祖父陶侃是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这种家世出身对陶渊明的影响非同小可。诗中对做过最高官职的曾祖父陶侃不惜笔墨进行描写，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祖父的崇拜，体现出陶渊明的门第观念和儒家入世的思想。

(三)陶渊明诗文中表现出的门第观念 陶渊明的诗中表现出强烈的门第观念，一类是对自己的要求，另一类是对其子的要求。

1．从对自己的功业要求来看

陶渊明幕府出身，是典型的士族清流起家，郭沫若说:“当时的官职有清浊之分，清官只能由士族担任，寒人则只能做浊官。”[10](P332)陶渊明的仕途之路是当时士族子弟上升的正常过程。他也一直效仿着世家子弟王羲之。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与谢安等人游会稽而作《兰亭序》，陶渊明也沿袭这个习俗并作了《游斜川》。把《游斜川序》与《兰亭序》、《游斜川诗》与《兰亭诗》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两诗都是创作于作者知天命的年纪，并且其寓意也颇有相近之处。[7](P68)《兰亭序》写群贤列坐，俯察世间万物，畅谈抒怀，遐想耳清目舒，发表观点，以史为鉴，不仅表达其“生死亦大矣”旷达的人生观，也体现了其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要有一番作为的志向抱负。陶渊明《游斜川》诗云:“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7](P64)开年就要五十岁，生命之路即将走到尽头。感慨时光的逝去，对自己一生不得志郁郁于胸。五十岁的陶渊明正四处游走于桓玄、刘裕、刘敬幕下，除却生计问题，他同王羲之一样，仍还有一份为国效力的忠心，然而志向终不能实现不禁郁郁寡欢。“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7](P64)表达了与《兰亭序》一样的豁达人生观，感叹岁月与人生的变化无常。正因为陶渊明对自己在功绩方面的高要求以及强烈的门第思想意识，才导致他在意愿未达成时是如此失落枉然。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也说到陶渊明“忘怀得失，以此自终”。[11](P266)《杂诗》其五有云:“昔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7](P241)很明确地提到了自己的远大志向。《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云:“时来苟冥会，踠辔憩通衢。”[7](P128)表明了陶渊明的积极入世、追求门第观念的思想。《咏荆轲》:“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7](P267)侧面表现了他积极进取、慷慨激昂的入世情怀。

2．从对儿子的读书要求来看

陶渊明不仅对自己在功绩方面有高要求，在对待其子读书方面亦希望可以“好纸笔”。《命子》一诗体现出对其子有为仕途的要求以慰其祖，体现了他强烈的门第思想。“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世历重光。御龙勤下，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7](P28)列举了周代陶叔，汉代陶舍、陶青，曾祖陶侃，祖父陶茂，父陶逸等人的辉煌功绩。既赞扬祖上的荣光，又歌颂祖上的传统优秀品德，以此来教育其子并提出殷切的希望。《责子》诗作于陶渊明归隐前期，其子不好纸笔，无法有为仕途，“责”体现陶渊明盼望其子进入仕途的愿望落空，“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渊明期盼其子可以继承祖上荣光，学而优入世，无奈众子皆违背其意愿。“缅求在昔，渺然如何！”陶渊明苦口劝勉其子好纸笔，但希望落空，只得将此看作是命运的安排，体现出自然无为思想。

魏晋时期的门第观念对陶渊明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对其仕途的影响。东晋时代，没有世家的背景则无缘政治的中心，“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9](P114)正是能否进入政治中心的生动写照。学而优则仕，读书当官是历代读书人的追求。《孟子·滕文公(下)》云:“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12](P270)在东晋门阀制度特殊的环境影响下，陶渊明的观念亦如此。“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咏二疏》云:“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咏三良》云:“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在这些诗句中体现了丈夫之志、忧国之思，可以看出陶渊明还是有着积极入仕的思想。尽管众人所熟悉的陶渊明是隐士，归隐田园耕地为生，安平乐道崇尚自然，但在陶渊明思想深处仍怀有入世做官的愿望。“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如何绝世下，六籍(经)无一亲”，“总角闻道，白首无成。”甚至于归隐后的诗文仍然表现出关心国家的思想。

二、门第观念对陶渊明出世的影响

门第观念是陶渊明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即使归隐也深受此观念的影响。东晋社会重视隐士，多数隐士是为求名而隐。

(一)同期士子的影响 陶渊明的归隐是复杂的，刘宋时期重视隐士，当时朝廷常有征召隐士之举，《宋书·隐逸传》中列有17位隐士，陶渊明就身居其列。当时的隐士归隐大多为求名，“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29岁的陶渊明不能忍受吏员的生活而辞官回家，但他此时的归家有以退为进的想法，仍然为求名。与陶渊明同期的谢安，已有功名在身，却也显示出归隐之志，《晋书·谢安传》记载:“初辟司徒，著作朗，并以疾辞。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5](P1525)刘惔亦有归隐之心，《晋书·刘惔传》称其:“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5](P1525)陶渊明受此氛围的影响而产生归隐的想法。

(二)外家的隐士思想 陶渊明的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孟嘉的曾祖父就是二十四孝中“孟宗哭竹”的孟宗，孟嘉的弟弟孟陋为隐士，名列《晋书·隐逸传》。袁宏曾为孟陋作铭云:“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栖迟蓬筚之下，绝人间之事，亲族慕其孝。大将军命会稽王辟之，称疾不至。相府历年虚位，而澹然无闷，卒不降志，时人奇之。”[13](P926)孟嘉的名士风范赢得庾亮、桓温等门阀大家的赏识。“太尉颍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陕之重，镇武昌，并领江州。辟君庐陵从事。下郡还，亮引见，问风俗得失。对曰:‘嘉不知，还传当问从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诸从事既去，唤弟翼语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辞出外，自除吏名。便步归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此。”[7](P336)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描述其外祖父:“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闺门孝友，人无能间，乡闾称之。冲默有远量，弱冠，俦类咸敬之。同郡郭逊，以清操知名，时在君右。常叹君温雅平旷，自以为不及。逊从弟立，亦有才志，与君同时齐誊，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声流京邑。”[7](P336)如果说陶渊明积极建功的思想继承其父家，那么他归隐的思想则是继承其外家。

(三)侠义思想 爱酒的陶渊明也有侠义思想。《咏荆轲》云:“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7](P267)《读史述九首·程杵》云:“遗生良难，士为知己。望义如归，允伊二子。程生挥剑，惧兹余耻。令德永闻，百代见纪。”[7](P355)体现其对侠义精神的推崇和向往，拥有侠义思想的陶渊明注定是要远离庙堂朝局的。

三、陶渊明对门第观念的超越

与《命子》诗详述其家族伟绩不同，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意不知其姓字。”[7](P344)隐去其家世门第。《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世外桃园也体现出陶渊明对门第观念的超越。

门第观念影响陶渊明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态度即入世与出世。入世为求功绩，出世为求名气，但陶渊明最后超越门第观念的束缚不为求名，顺从本意，是真自然。陶渊明的门第观念是复杂矛盾的，是动态变化的，初期怀抱着壮志入世，中期以退为进为求名建功而归隐，到最后平顺自由洒脱的真归隐，由最初的一番强烈做大事的志向到后来的失意艰难挣扎最后选择超越，实现平淡的归隐，由挣扎到接受，最终服从命运对他的安排，知天命而顺其意，顺应时代的浪潮在尘世中起伏，在自由中寻找生命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