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菲菲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人变驴”这一母题在中西文学中自古就有，“驴文化”在中西文化中也占据一席之地，是不可忽视的。在西方，“驴子的象征既出现在受孕的仪式中，也出现在繁殖的仪式中，而在死亡之地，它又与地狱之神连在一起……驴子以色欲、圆滑及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这些特点著称”，[1]15除此之外，驴子的形象作为国王或权贵的坐骑在圣经中经常出现，摩西逃出埃及也是骑着驴子。中世纪，驴子在西方同样代表了卑下，和艰辛的劳作总是联系在一起。之后衍生出了“驴子愚昧无知”，伊索寓言中有“驴裹狮子皮”的寓言，中国有“黔驴技穷”，“早在先秦我国北方、西北地区已经引进并且饲养驴；秦汉，驴开始与文人诗赋结缘，入饲皇家园林；魏晋时期，驴扬名于文人雅士之中，同时也存在对驴的贬低，驴文化的分流初现；唐宋时期，失意文人、政客寄情于驴；元明清，驴文化在小说、戏剧中进一步发展”。[2]莫言和阿普列乌斯都选择了“人变驴”，究其原因，其一，驴子、牛、马此类动物和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它们和土地劳作、民间生活的联系密不可分，而驴子的形象又不同于牛马，论力气不如牛，论脚力不如马，更多地代表了一种被奴役的状态；其二是驴子有强壮的身体和生殖器，这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生殖力，自古以来中西都颇为推崇。

一

当人想要面对自身和世界的时候，仅仅靠人类自己的视角和判断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作为非人类的“他者”——动物，是有绝对的权利和客观的视角去观察人类的。“假如视觉比理性的见证有更大的说服力的话，那智者冠军的桂冠应该属于雄鹰，我们人类既不能清晰地分辨离我们遥远的东西，也不能清晰地分辨我们身边的东西”。[3]278阿普列乌斯和莫言都选择了用动物的视角去观察这个社会，并且偶尔插叙补充一些叙述者难以看见的角落，使得整个叙述更加完整，这种叙述视角的选择会决定叙述的深度。“从接受美学来讲，选择动物视角来观察世界并进行寓言性叙事可以让读者在进行文本阅读过程中得到耳目一新的阅读审美体验”。[4]所以《金驴记》和《生死疲劳》的叙述方式都是独特且有研究价值的。

不论是西门驴还是鲁巧，他们都是在变形后不仅保持了自己的人的身份，还有了“他者”的身份，这点让他们的叙述更加真实并且吸引读者，因为“拥有自我就是拥有一般性的他者的立场……变形就是让主人公成为自身以外的事物，同时保持自己的身份”。[5]《金驴记》中鲁巧的一段自白：“对于这种地狱般的生活，我再也看不见会有什么时来运转的可能。唯有我的生性好奇，能给我带来一点点消遣：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不顾忌我的在场”。之前说了要深入了解人类的内心或者是生活的真实面目，靠人自己是不行的，像“驴”这一类不被人类注意的“他者”才能看到最真的东西，所以鲁巧变成驴之后，才能看见真正的人。

阿普列乌斯在《金驴记》中选择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为主线，由鲁巧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依次展开，增加了故事的真实和可信。“看官，我要以米利都文体为你编造各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但愿能使你感到悦耳动听”，[3]1“作者以第一人称铺陈鲁巧的历险，只是将自己的倾向蕴涵在故事之中。但有时作者实在压抑不住心潮的澎湃，便跃出发表评论，形成夹叙夹议、亦庄亦谐的语言风格”。[6]虽然作者没有采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但用了很多方法补充叙述。同样的，莫言在《生死疲劳》中主线也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7]3蓝千岁完成了“驴折腾”、“猪撒欢”的叙述，蓝解放完成了“牛犟劲”的全部叙述和“狗精神”的部分。剩下由作者莫言进行了补充叙述。叙述视角在作品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了读者阅读的判断。“视角是一部作品，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的角度”，[8]191两部作品的视角选择也是作者明智的选择，灵动不死板，让作品更具有故事性。

两部作品的叙述结构完整。《金驴记》的作者选择了以鲁巧自己的经历为主线，但是为了增强故事性，还穿插了其他人进行叙述，比如开始遇到的路人，之后的女仆福娣黛讲述自己的见闻，横向扩大了整条故事线，等等。这些小的叙述者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结构更加牢固。同此，《生死疲劳》每个部分自己的叙述者和其中偶尔出现的“莫言说”完美融合。其后蓝千岁、蓝解放和莫言，三个叙述视角顺利的转换，可以说是“三位一体”了，这种结构非常完整而且彰显出了莫言的叙述风格。

两部作品的叙述中，带有强烈的魔幻色彩。《金驴记》大概成书于公元二世纪。阿普列乌斯的厉害之处是把日常生活魔幻化，明明写的是简单的市井生活却充满了奇幻，身边生活着很多会巫术的女巫，经常会发生一些人被变成动物的事情，大家却也习以为常。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和蒲松龄影响的莫言，他的笔下也呈现了光怪陆离的社会，人可以一次次转世投胎变成各种动物，以动物的身份带着人的记忆生活。蓝千岁可以看见女人肚子里怀着的孩子脸上有蓝痣，蓝痣是可以代代相传的。这些魔幻和奇异的事件使得作品更有特色。

其实还有其他的相似点，比如两部作品中各自浓厚的本国宗教色彩，两位主人公在变形之后都保留了人的记忆等。下面着重从主题和内容着手比较《金驴记》和《生死疲劳》的差异点，对相似作品差异点的比较会对中西文化内涵和审美不同的了解更加深刻。

二

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往往是它的核心所在，承担着整部作品的重量。首先，《金驴记》的主题侧重在“受难与命运”的关系，鲁巧被社会所影响，性格好奇生活淫乱，正是因为阿普列乌斯不赞同当时和鲁巧一般沉浸在欲望和奢侈生活中的人，才将鲁巧变形，但是变成了驴是意料之外的事情，鲁巧本是好奇女巫的变形也想进行尝试，结果恰好就变成了不会飞的驴，这也注定了它没有任何捷径要用蹄子去丈量生活了。鲁巧只是要经历一次次的挫折苦难，人性永远压制兽性，认真感悟才会获得重生。他经历了种种苦难，看穿了人间种种的荒唐和邪恶的事情，人性依旧存在，他依旧善良，所以女神赦免并爱护他。阿普列乌斯并不打算说只要鲁巧变成驴才能获得救赎，这不是初衷也不是结局。

其次，和《金驴记》正好不一样，《生死疲劳》跟莫言的其他代表作品如《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蛙》《酒国》《丰乳肥臀》等一样，也取材于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东北乡。莫言的作品主题一向离不开对原始生命力以及自由、平等的向往，《生死疲劳》的主题是，以动物之眼打量历史。西门闹的命运和变形正好没有关系，和时代有关系，他变成了驴不是因为他犯错，而是因为“阴曹地府”的黑暗。莫言对这片土地和在土地上生存的人进行重新思考。作为故事的主角和客观的看客，西门闹被处死后觉得自己冤枉，一直纠缠着阎王要给予其公道，最后经过六世轮回后成人。小说讲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的50年，围绕土地和农民，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的生命力。在这部作品中，莫言笔下的艺术形象（比如西门驴，西门牛等动物形象）将作家所追求的原始生命力、狂欢化的精神一起构筑了一个充满悲伤但也生生不息的世界。

亚里士多德认为，当“一个人遭受了不该遭受的事情”才能达到悲剧的效果；[9]98黑格尔认为悲剧的特性根源于两种对立理想和势力的冲突；鲁迅说“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悲剧性的。西方的文化是从激烈的斗争中发展的，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的特点，从古希腊开始，悲剧的地位远胜喜剧，文学发展中虽然喜剧和其他文学模式也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悲剧的地位始终无法动摇，好的作品是带有悲剧性的，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托尔斯泰的作品如《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西方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帮助文化成长的西方悲剧意识的形态”。[10]75作为内陆国家的中国文化被称为“大河文化”，由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的文化是保守型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庸之道”等，不会生成西方那样一直在追求不断被否定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决定了“中国的悲剧意识是柔性的，是内心的，情感的，是悲诗”。[10]75《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男女主死了后也要变成蝴蝶在一起，《窦娥冤》中平反冤案的胜利，汤显祖笔下的戏剧也是如此，总是想把悲剧意识淡化一些。

但这两部“变形记”让人意外。西门驴承担的身体痛苦和精神痛苦远大于鲁巧，鲁巧的结局远胜过了西门驴。《生死疲劳》的悲剧性明显超过了《金驴记》。鲁巧变成驴是因为好奇心，他多次说到自己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人，窥视潘菲拉的变形过程，利用女仆对自己的爱慕之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因意外被强盗抢走才在路上开展了自己的故事。驴子虽然也是经历了种种磨难和不可思议的事件，但《金驴记》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喜剧结尾，鲁巧是一直被“女神”看着的，不让它有性命之忧，但也不愿它平安喜乐，给它恰到好处的磨炼，直到鲁巧的道德意识达到了顶峰才被救。《生死疲劳》却不一样，西门闹之所以转世成了驴是因为阴曹地府和人间一样黑暗，连阎王都冤枉人，因为西门闹不屈服才被投入了畜生道。西门闹为驴时，遭到爱情的背叛，花花用光明正大的理由去背叛了他们的誓言。之后，同样遭遇妻子早亡，断腿，膻卵，伤残，嘲讽等各种苦痛。最后的结局异常悲惨，被饿死的人分尸食用了，是“死无全尸”了。不只是《金驴记》和《生死疲劳》的悲剧性有差异，《金驴记》的社会批判力度也不如《生死疲劳》，两个主人公身上的人性和驴性也有明显不同，《金驴记》中鲁巧的人性始终远超驴性，他不愿吃驴子的食物，不愿和母驴在一起，总之，“在那张驴皮之下隐藏着一个厚道的人”。但反观《生死疲劳》，西门驴是真的融入了驴子的身体，他和母驴在一起生活，他吃的也都是驴子的食物，虽然也和鲁巧一样被人重视过，不过他最终还是作为一头驴子死去。

三

（一）风土人情

莫言的作品有着深厚的土地情节，可以看到很多独特的民俗和人文，像村子里的风水先生提到的“太岁”，就显得非常神秘，由于冲撞了太岁导致了西门闹的悲剧。这是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的“风水”一说，自古至今中国人民是非常讲究的，“从先秦时代开始，大至统治者建造都城，小到民间住宅一灶一门的设置，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吉凶福祸，都遵从风水学说”。[11]8以及文中多次提及的集市，逢五排十的集市习俗也是非常鲜明的民间特点，到赶集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出动了，有买卖家畜的集市（驴市市场，牛市市场），热闹非凡，吵吵嚷嚷。

阿普列乌斯借助鲁巧的眼睛看到了包罗万象的帝国，广泛描写生产劳动、狂欢集会、市场拍卖、民间婚俗、争田械斗、山中狩猎、动物表演等民间生活画面。从卷三到卷七，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一伙土匪横行不法、四处抢劫的劣迹。卷九中的罗马军团百人队队长，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菜农的毛驴，一个奴隶主，曾下令把一名与自由人恋爱的奴隶赤身绑在树上，全身涂满蜂蜜，让蚂蚁活活啃光他的皮肉和内脏，只剩下白晃晃的骨架。还有使人闻之变色的巫术。也富有地域色彩。

（二）宗教

佛教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和积累，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也极大影响了我国的文学。“生死疲劳”这四个字源于佛教，而整本小说采取的“六道轮回”手法更是佛教文化的明显体现。主人公西门闹在阴曹地府的两年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残忍酷刑，包括最歹毒的“油炸”。阎王不想再听到他的鸣冤，便同意他的轮回请求。自此，西门闹开始了痛苦的轮回之旅。佛教认为“若一切有情众生不能求得生死解脱，则永远在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六道’中无休止地循环，像车轮的旋转一样，辗转沉浮，承受无边之苦……只有断除一切欲望，潜心修炼，悟‘四圣谛’，修‘八正道’和‘戒、定、慧’三学，功行圆满，才能解脱生死，不再受轮回之苦，才能觉悟而臻‘涅槃’的理想境界”。[12]《生死疲劳》中西门驴在畜生道轮回了五次，归根结底是因为他自身的执念和仇恨，莫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思想的影响把小说和宗教完美结合了。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巫术、咒语、宗教仪式、祭司、女巫、先知等在《金驴记》随处可见，作者的宗教神秘主义思想也显露出来。巫术来源于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史前生活方式。“西方关于巫术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以及古希腊和罗马的宗教祭祀活动。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都有巫术文化的痕迹”。[13]在古希腊时期，巫师自身掌握的医药知识及超自然能力颇受人们敬慕，这点在《圣经》中也有表现。而巫术和女性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因为史前的母系氏族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在《金驴记》中巫术和女巫比比皆是。尤其要注意《金》中对女神伊西丝的崇拜，罗马古典时期，“由城邦的多神教向世界性的一神教的转变”，[14]“女神崇拜在罗马宗教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及女性宗教生活的活跃，而且女神崇拜与女性宗教生活往往又紧密联系在一起”。[15]在罗马帝国时期对伊西丝女神的崇拜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一些祭祀仪式以及与女神有关的节日，对女神伊西丝的崇拜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四

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审美上有很大的不同点，都是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意识。“民族作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一个层次，共同的价值观念，群体规范就必然会对不同民族个体活动的动机施加影响，审美活动也不能例外”。[16]中国最初进入古代社会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注重仪容仪表了，衣服都是宽大的长袍，反观古希腊开始西方的绘画和雕塑一直赞美人赤身裸体的力量感，这自然和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处在内陆，纬度跨度比较大，冬冷夏热比较明显，夏季人们在田地劳作的时候为了防止蚊虫也是要穿衣服保护身体的，所以中国人有蔽体习惯。但希腊没有温差太大的波动，所以一年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轻薄衣服，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审美观念。发展到后来，中国宗法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集体意识，孔孟学说的影响至今，审美是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中国的写意山水画一直是自古以来观念中的上乘之作，也经常是画家选择的作画材料，意境才是美，意境和作画人内心又分不开，所以中国人讲究心灵美。西方封建社会的松散独立伦理观和个人意识，在个体的成长中达到一种审美享受，大多是侧重私欲和情欲的追求，这种审美欣赏也就会倾向生理机制，较为感性，像断臂维纳斯、大卫等。所以这种不同也会影响到中西方作家的写作。“中国古人回避表现人的裸体，希腊人重视表现自然的人体，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观念分别构成了贯穿中西人体审美历程的两大主线。导致了中国重点集中在人的神韵和风度美刻画，西方却养成了欣赏肉体健康美。”[17]56

虽然《金驴记》和《生死疲劳》中都有“驴”，但是从作者的描写来看是完全不同的。《金驴记》中鲁巧的变形读起来不太舒服，“我的头发却越来越粗硬，像野兽毛，我本来细腻的皮肤越变越粗糙，像野兽皮，我的手脚也不分瓣了，变成了四肢蹄子，而在尾椎骨的地方却长出来一根又粗又大的尾巴。我的脸变得越来越长，原来的小嘴变成了血盆大口，嘴唇往下”。[3]而莫言笔下的西门驴是“一匹四蹄雪白，嘴巴粉嫩的小驴子”，是“长得可真是好看，可爱的小驹子，亲亲的小东西，大眼睛，蓝汪汪的，小耳朵，毛茸茸的”，[7]16西门闹自己也对自己的驴身颇为满意，“我……侧着头，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四只白蹄子……四蹄踏雪，可是千里龙驹啊”，[7]33“大概是阎王觉得对不住西门闹，特地把驴的最佳蹄腿、最佳头目都赋予我了吧”。[7]34鲁巧却显然不喜欢自己的驴身，老铁匠和小铁匠也特别注意到了这头漂亮的驴，“虽然是头驴，有这样的品貌，也是难能可贵”，[7]33“真是一头好驴子，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驴”，作者借其他人的评价突出了这头驴是多么与众不同。

其他西方作品，像《母猪女郎》，卡夫卡的《变形记》等小说，都用大量详细的笔墨写出了变形过程，显得变形无比真实。《母猪女郎》的主人公发现自己的大腿开始变粗并开始长毛，指甲变硬，胸前出现肿块并慢慢变成小小的猪乳，眼睛变小，鼻子变大。“我的右乳上的肉瘤已变成一个真正的乳房，在身体的正面还有三个点，一个在左乳上方，另两个完全平行，刚好在下面，我数了又数，不可能搞错，一共有六个，其中三个变成了乳房”。[18]40我们在看这些无比详细写实的细节的时候也会出现不太舒服的感觉，好像自己亲眼看见了这样一次令人无法接受的变形。再看《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这只巨大的棕色甲虫长着触角，眼睛略微凸出来，有着“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两排细腿“细得可怜”，[19]106细腿的底部有一些粘性，爬行时会留下粘液的痕迹，“养成了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来回爬行的习惯”“尤其喜欢倒挂在天花板上”。[19]132这种描写给人带来极其压抑和沉重的感觉。中国的变形记，如《聊斋志异》等虽然也大量涉及变形，但对于变形之后的动物体貌描写比较含蓄。

中西“驴文化”源远流长，本文选择《生死疲劳》和《金驴记》进行比较分析也只能看到冰山一角，而这种同样涉及到“变形”的小说又远远不止这两部作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大量的“人兽变形”，其中不乏“人变驴”或人和其他飞禽走兽互变，西方奥维德的《变形记》影响了之后很多“变形”文学的出现。在这么多中西的“变形”文学中，可以认知中西历代涉及“变形”的作家或许都选择了同样的素材和创作手法，但由于中西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宗教影响，不同的民族审美意识，一定会对这种题材的运用造成极大的不同。这种差异性是需要我们加以重视的，对此有清楚的认知和把握有利于我们对中西文化和文学有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