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崇琛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改革开放是为了加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为了使中华民族更好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所谓“社会主义”，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所谓“中国特色”，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因此，改革开放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应是相辅相成且并行不悖的。以下便从三个方面来具体谈谈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

一、优秀传统文化可为当今的改革开放提供经验与借鉴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是盛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得最为充分的两个时代。而汉、唐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实可为今日之改革开放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汉、唐人的外向型视野及对外开放的博大胸怀和宏伟气魄，是值得今天的人们效仿和学习的。

汉、唐人的视野是很开阔的，他们一直在谋求与外界的接触与交流。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汉朝的对外交流已波及到了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其时来华的胡人包括胡商、胡姬、胡伎等是很多的。《汉乐府·羽林郎》所描写的就是汉代胡姬当垆的情形。诗中那位胡姬的打扮是“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蓝田玉”是中国特产，而“大秦珠”则是产自罗马帝国，其时罗马帝国正通过西域与中国贸易，故“大秦珠”实可视为中西交通之佐证。又，东汉张衡的《二京赋》中还描写了皇帝驾幸平乐观时所举行的大规模的杂技、魔术表演，其中的有些表演，如索上相逢、钻刀圈（冲狭）、抛接丸剑、水人弄蛇、吞刀吐火等，其表演者即来自海西，也就是大秦（古罗马）。《后汉书·西南夷传》云：

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

可见，其时世界上的两大帝国即西半球的罗马帝国与东半球的汉帝国已有着密切的交往。到了唐代，对外交流更远达南亚、欧洲及非洲的广大地区。《唐大诏令集》称，“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1]伊吾即今新疆哈密，波斯即今伊朗。由于其时的中西交通主要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故自哈密以西，伊朗以东，全是一派繁忙的贸易景象。盛唐时期，常住长安的外交使团已达数十个，外国留学生亦有数万人。而非洲的一些国家如拨拔力（非洲东北部亚丁湾南岸的柏培拉附近）等，也与唐朝有了往来。[2-3]正如唐代诗人王维所咏：“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4]

其次是对外贸易的互利共赢。在汉、唐出现的盛况空前的国际贸易中，商品的种类是很多的。汉代中国输出的主要是丝绸和漆器等，而输入的则是珠宝、香料、玻璃、皮毛等。到了唐代，中国输出的物品除丝绸和漆器外，又增加了瓷器、茶叶、纸张等，而输入的商品中，则中亚的马匹及印度的象牙，还有南海诸国的玳瑁、珊瑚等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当时陆路的贸易中心多半在长安的西市，而海路贸易中心则在广州，为此，唐代还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贸易的交流，有些先进科学技术也被引入中国。汉代，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技艺已开始从中亚（今中亚费尔干纳内盆地一带）传入中国，而凉州（今武威）便是最早栽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地区。[5]刘禹锡《赠眼科医婆罗门僧》诗中提到的“师有金篦术”，[6]即以金针治疗白内障之术，则是唐代从印度引入的。还有“石蜜”即固体砂糖的制作技术，也是唐太宗派人到摩羯陀国（古印度国名）学会的。[2]当然，中国的养蚕、制帛及造纸等技术也同时传到了西方。可以说，汉唐的对外开放和经贸交流，既做到了互通有无，同时也收到了互利共赢的效果。

再次，对外开放也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一是各类商品的增加，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当时长安的西市，颇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外贸市场，外来物品应有尽有，人们购物，辄往西市。尤其是其中的波斯邸，多卖奇珍异宝，繁华异常，吸引了很多人前往，以致波斯邸竟成了人们日常约会的场所。如李复言《续玄怪录》记一老者约杜子春曰：“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7]卷16引二是随着人员往来及贸易交流所引进的各种异域物品，如菠菜、胡麻、芫荽、胡萝卜、胡饼、安石榴以及胡床、胡琴等，不但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如胡饼便成为中国人喜食的食品。曾为《孟子》作注的东汉人赵岐，在逃难中曾“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8]卷64其所卖之饼，即胡饼。三国时期，甚至连犒军用的也是胡饼。[7]卷86《饼》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最爱吃胡饼，并以此赠人，其《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云：“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9]至于汉代自西域引进的胡床，经此后不断地改进，到宋代后更演变成了中国的太师椅。三是餐饮业的兴盛。汉、唐时期，从事餐饮业的多半是外来的胡人，而当垆的则大都是胡姬。所以很多唐代的诗人都喜欢到胡姬的酒肆去消磨时光，并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诗句。如李白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其《前有樽酒行》云：“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10]卷三其《少年行》（其二）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10]卷六其《白鼻騧》云：“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10]卷六这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的繁荣。而且，这些胡姬不但当垆，亦善歌舞，即元稹《西凉伎》所说的“胡姬醉舞筋骨柔”。[11]于是，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也从胡人的酒肆中走向社会。再加上龟兹乐、安国乐等的传入，遂形成了唐代歌舞繁盛的局面。

概言之，汉、唐人的文化自信及其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实为今日的对外开放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二、优秀传统文化可使改革开放永远保持中国特色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根本标志。因此，改革开放并不是要丢掉传统文化，相反的，是要坚守民族传统文化，并从民族文化中去寻求自信和力量，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前行。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其根本特点和核心精神，一是天人合一，二是人际和谐。

先说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天”即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间有着相通之处，大自然的运行会影响到人，而人的活动也会影响到自然，二者之间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是协调与和谐的，即所谓“天人合德”。而且，天人之间不但互相影响，也还是可以交流和对话的，即所谓“天人感应”。人的活动符合天意，顺应自然，则天会降“符瑞”（如黄河变清、飞鸟来集、甘露降临、嘉禾出现等）；反之，则生“灾异”（如干旱、水灾、蝗虫、黄河断流等）。

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对我们的环保意识和生态平衡观念，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像空气污染、水土流失、黄河断流、河湖中的鱼大量死亡这类的“灾异”都曾出现过，反应出生态已遭到破坏。相反，经治理后，蓝天白云、绿水青山、飞鸟来集，又说明环境得到改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明乎此，则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就应该随时把环保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要防患于未然，而不应走西方国家先发展后治污的老路。

其实，对于“天人合一”，我们的古人不但有着充分的论述，而且也在实际行动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早在周初，周文王就曾告诫他的儿子姬发（即后来的武王）说，对于山林不能随便砍伐，川泽中的鱼鳖不能随便捕捞，对鸟卵及幼兽也不能随便攫取。[12]《礼记·月令》还明确规定：

（孟春）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仲春）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13]

意思是说，孟春时候的祭祀用品不能用母羊、母猪和母牛，禁止砍伐山林，不准捣鸟巢，不准杀害幼小的动物。仲春时候不准把川泽中的水放光，把鱼鳖捞光，不能让水池渗水，不准焚烧山林。古人的用意很明确，那就是在万物萌生的春天，人类不得妨碍一切动物和植物的生长繁殖。《孟子·梁惠王》亦记孟子的话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14]

所谓“数罟”，就是密网；而密网是不准到河湖中捕鱼的。网眼多大就算是密网呢？朱熹《孟子集注》中说：“古者网罟必用四寸之目，鱼不满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15]先秦时，一尺约相当23厘米，四寸即9.2厘米左右。在今天看来，9.2厘米的网眼已经很大了，但古人仍把它算作密网，可见古人环保意识之强。古人砍伐树木和打猎都要等到冬季，甚至连处决犯人也要等到冬季最后一个月，以表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

再说人际和谐。这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两个方面。中国的家庭和谐是通过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教育来实现的。孝是对父母和长辈要尊敬，这是纵向的；悌是对兄长要尊敬，这是横向的。这一纵一横，就好比函数上的纵横坐标，纵横都做好了，一个家庭就和谐了。中国几千年的家庭关系，就是赖此以保持和谐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家庭都和谐了，这就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奠定了基础。正如《礼记·大学》所说：“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但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中，一些家庭的不和谐因素已开始暴露出来。在城市，年轻人一旦结婚便与父母分居。在农村，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家里只剩了老人和孩子。这样，便造成了家庭的不完整性。而由家庭的不完整性又带来了人们家庭观念的淡漠，更由家庭观念的淡漠而导致家教的缺失。于是，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不孝敬父母者有之，为争夺遗产而同室操戈者有之，甚至连虐待老人的恶性事件也时有所闻。更有一些年轻人，不爱老人而爱宠物，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这哪里还有一点点中国特色！对此，必须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并辅以必要的法律手段，以使其尽快回归到传统家庭的和谐状态中。

社会和谐则主要是通过社会道德规范以维持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的美德。从舜的“孝”开始，到孔子的“仁”及“四德”（即孝、悌、信、忠），[16]再到管子的“四维”即“礼义廉耻”，再到孟子的“仁义”，再到汉代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17]再到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所颁令的“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再到孙中山所提出的“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中华美德一直传承不断。而这些美好道德对中国人的浸润，遂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和谐，其影响也远播于世界。例如，孔子的名言同时又是中华优秀道德体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8]《颜渊》已被镌刻于联合国大厦之上。1993年国际上通过的《全球伦理宣言》，其中所提出的四条“金规则”，即一不杀人，二不说谎，三不偷盗，四不奸淫，其指导思想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特色。至于在改革开放中，由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在一些人身上所形成的道德滑坡现象，如不讲忠信，不顾廉耻，缺乏爱心等，正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容，并亟需纠正的。

传统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的保持，除其核心精神的坚守外，对中国人的人格形成以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延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最尊崇的人格是君子，即具有完美道德者。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一个人，只要人格完美，即使其事业未能成功也是值得肯定的。相反的，一个人的人格如果出了问题，即使其事业做的再大，其气焰再煊赫，也为国人所不齿。在改革开放中，人们把那些一时发了大财但品格又不够高尚的人称作“土豪”，便是此种人格观的反应。此外，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的“中庸之道”（即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行为准则上的礼仪之道，在生活方式上的力求身心和谐，都深藏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并成为中国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应在改革开放中予以保持。

三、优秀传统文化可抵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二：一是由商品经济大潮所带来的义利观的错位，二是受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异。

先说义利观。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是义在利上，是见利思义。如孔子便说“君子义以为上”，[18]《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8]《里仁》即君子看重和懂得的是义，小人只懂得利。孔子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18]《里仁》“不以其道”即不义，“不处”就是不接受。孔子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8]《述而》在孔子看来，靠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如同浮云一般，没有什么意思。孟子对“义”更为看重，他甚至认为，在人的生命与“义”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人应当“舍生而取义”。[14]《告子上》孔、孟所谓“义”是指正义、道义，当然也包括信义和情义。在中国，大义凛然、深明大义、义字当先的人常常受人尊敬；而见利忘义、背信弃义者则被斥为小人。但非常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中，受利益的驱使，有些人的义利观已被颠倒了，他们不是“义以为上”，而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甚至为了获取一己之利而不惜危害他人的生命安全。远者如“三鹿奶粉事件”，近者如长春的“疫苗事件”，便是明显的例子。而义利观的错位反映在吏治问题上，便是贪污腐败的形成；反映在社会问题上，便是人际关系的紧张。而要对此进行救治，除必要的法律手段外，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并不断宣传“义以为上”的正面典型，应是可以收到实效的。

再说人生观与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很有益处的。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进取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以及忧患意识、慎独意识，“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等，都是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而中国古代的许多志士仁人，也正是从这种丰厚的文化土壤中吸取了充足的养分，才树立了他们的高尚理想，并成就了他们非凡的事业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的是，在改革开放中，由于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盲目地模仿西方，不但穿西服、吃西餐、过洋节、看洋片（外国大片），而且连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在极力向西方靠拢，成为外黄内白的所谓“香蕉人”。在他们身上，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已成了问题。这是应当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要消除这方面的不利影响，也只有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感召。回顾历史，世界许多著名文化如古埃及文化、罗马文化、希腊文化、玛雅文化、印度文化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化绵延至今，曾不间断，这是值得国人自豪同时也应引以为戒的。

总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改革开放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它既促成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辉煌，同时也必定能唤起国人的文化自信，并提供国人以丰厚的营养和智慧，从而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