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衍琛

国学大师钱穆中学辍学之后，以刻苦自持之顽强精神，自小学教师而中学教师，最后荣登北大、西南联大等名校讲坛。先生以国学大师名世，其所长为史学、文化学，卷帙浩繁、著作等身。然，先生终生以教育为业，且在小学、中学、大学等阶段均曾担负重要行政职务，尤其是首创香港新亚书院，更是书写了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辉煌一笔。钱穆的教育思想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相对而言，对钱穆职业教育思想的研讨较为少见，笔者曾不揣冒昧刍议钱穆的职业指导思想，解析其职业指导思想的形成、内容与启示[1]。然而，在钱穆浩瀚的著作中有关职业教育的论述仍有待系统深入挖掘与整理。一则可以从职业教育的视角对钱穆进行更为全面和整体的认识，二则探究其职业教育思想对当今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定有助益。

一、关于技能

1919年秋，为实验杜威教育思想以探明中外教育思想之异同，一向自任不善行政的钱穆毅然出任江苏后宅镇（今鸿山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之职。借鉴杜威教育方法，厉行学校课程、规章制度的生活化教育改革；教育教学方法上，钱穆打破传统常规，创立“活教室教学法”[2]。钱穆在后宅执政3年，校风大变，得镇人称誉。然而，“时乡里初小毕业生，除士绅子弟多远出升学外，余多镇上小商人家子弟，毕业即留家，在商店中服务。或茶肆，或酒馆，或猪肉铺，或糖果摊，极少再升学者。”[3]钱穆遂决意离去。这是否意味着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钱穆也不重视专业技能、技艺的训练与指导？答案是否定的。

钱穆不仅没有忽视专门技能、技艺的价值，而且从人格完成的高度十分重视专门技艺、技能的训练。1957年，钱穆在新亚书院技艺大会上说：“人生有小圈子，如谋求一职业。人生又有大圈子，如去寻求广博的学识，以达成一事业。但亦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又是多姿多彩的，有各项的技能。去学习何项则要看各人兴趣习性之所好。”[4]在钱穆看来，技能之完成对人生意义和理想的实现至关重要。1959年，在新亚书院第17次月会上，钱穆作了《知识、技能与理想人格之完成》的讲演。钱穆说：“新亚的教育宗旨，常以提倡人文精神为主。试问人文精神何尝能离开了知识与技能？哪里有无知无能的人文精神？”正是基于此，钱穆希望新亚学子“莫认为传授知识和训练技能是一件可轻视的事情”[5]。钱穆更是勉励新亚学子要有匠人之心进而成匠人之技。“先该由此品格，才能有此成就与表现。从一切知识与技能来训练出一个人，才能再从这一人的身上来发现出新知识与新技能。我们不能盼望从知识生知识，从技能生技能，主要中心还在人。”[6]钱穆认为，每一个青年在学校，应该学习四件法宝，即知识、技能、品格和人生理想，钱穆认为技能的习得主要依赖个人的自我练习。在钱穆看来，只有具备了知识和技能，才能陶铸优良的品格，养成远大的人生理想。知识和技能是实现品格和人生理想的凭借。

由以上论述观之，身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对专门技艺、技能的理解可谓高瞻远瞩，基本摆脱专门技艺、技能工具价值的束缚，而能从更高更远的人生理想实现的精神价值的高度来理解专门技艺和技能。钱穆的理解是中西教育思想结合的结果。西方教育传入我国以来，其注重知识传授与技能习得的传统深深影响中国，传统的注重人格养成的教育精神日益受到挑战。正如1957年钱穆在香港市区教师讲习班秋季进修会上所说：“教师只成为一稗贩知识者，他教的是书本，或技能；学生呢，也只是在书本上技能上学……只剩了教育方法，而没有教育精神。”[7]显然，钱穆对知识、技能的论述更强调背后的“教育精神”。

二、论职业及职业精神

（一）职业与智识

钱穆认为，教育事业由人生经验和人生理想两部分组成，即教育事业是一种结集人生经验，蕲向人生理想的事业。本此教育旨趣，钱穆反对单纯地为职业而职业、为智识而智识的教育。钱穆批评认为：“今日大学青年之想望与希求于大学者，约而言之，不外两端。一曰职业，一曰智识。求职业者，如应考工、农、商、矿各学院者皆是。外此则大率为求智识者。”[8]钱穆认为职业和智识并非完全隔离，职业的获得必须以相当智识为基础，否则职业亦无法谈起。钱穆承认职业和智识均为人生的重要部分，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更不是人生的普遍与根本。因为职业和智识虽均为人生所求，然而在两者之间自有分歧。比如，对于平民而言，获取职业的意义远大于获取智识；而对于贵族与富人而言，则更注意智识的获取。“故此二者，易地互观，皆不见有普遍之重要性。”[9]

专以谋求职业为教育之目标必然导向专门化。“缘人事日尚分工，必专精一技，乃可期于熟练而达于最高之效率。故志求职业，则为外界条件所限，自必趋于专门。”[10]职业的最终目的在求能，而且要能人所不能。唯有如此，能的意义和价值才能显现出来。“故其求知与能之路向与目标，先则求其专，继则求其新、求其异，求其能出奇而制胜。否则我之所知，既为尽人所共知；我之所能，又为尽人所俱能，此其知能之悬价必不高。”[11]谋求职业、智识而导致的专门化势必造成教育的不稳定性。“故曰果为职业、智识而求教育，则此种教育必常在转移动摇之中，而受教育者亦必限于徘徊惶惑之境地。缘教育自身即前后敌对，今昔相抵触。今日所风行者，在昔必较不为人所主义，而在后又必为人人之所不顾而去者。凡今日之教育所提倡，必先为昨日之教育所忽视，又必为后日之教育所鄙弃。”[12]专门化导致教育的“转移动摇”反映在人生上便是“人生的教育”而非“教育的人生”。因为“人生的教育只为现实，自然推移，与时俱迁。而教育的人生则为理想的，承先启后，确然有向”[13]。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仅仅关注“人生的教育”，更应该注重“教育的人生”。

在钱穆看来，理想的教育应强调六类课程。“一、须研求人生最高理论，此属哲学与宗教。二、须欣赏人生最高境界，此属文学与艺术。三、须明了宇宙来源，此属天文与地质。四、须认识生命真情，此属生物与心理。五、须博通已往人事经验，此属历史与地理。六、须兼知四围物质功能，此属数理与化学。”在钱穆看来，人生的理想与价值必须从此六方面导出，在现实中的表现是智慧与事业，而非智识与职业。智慧与事业是真正的人生，而智识与职业“不得谓之人生，只是人生经历中所凝成所僵化之一种格套与局面”[14]。人生应该是活泼的、自由而进取的，而职业与智识所形成的“格套与局面”则往往是僵硬的、呆滞的与保守和限制的。智慧和事业属于人的性情，而智识与职业属于人的命运。“性情本之内发，故曰真人生。命运成于外烁，故不得谓真人生。”[15]从此观点出发，钱穆认为教育所重者应为智慧与事业的养成，而非仅是智识与职业的获取。

（二）职业精神

职业精神是钱穆关注的重要话题，而且钱穆对这一话题的探讨更多地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进行。钱穆在与夫人胡美琦女士进行“楼廊闲话”时就涉及到职业精神的话题。

首先，钱穆分析传统的职业精神。在钱穆看来，中国人非常重视“职”，有职则必有业，尽职则就是成就一番事业，此即为职业。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意义与精神，即职业精神。中国传统社会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而士为四民之首，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士的职业精神。“士的主要精神贵为社会人群大团体着想，而又须能不耻恶衣恶食，把个人自身私生活置于团体之后。”[16]简而言之，作为四民之首的士的职业精神就是道，此即儒家所谓“士志于道”。商之所以位列四民之末，亦由其职业精神使然。钱穆首先强调商人存在之价值，即沟通有无。然而，商人总是以个人财产增加以及个人牟利为主。中国传统限制商人为官，因为官必是“为人”的，而经商则是“为己”的。

其次，强调职业精神的重要性。钱穆认为职业观念的改变反映并影响整个社会对人生看法的改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对传统的职业观念产生冲击，即越来越强调职业的物质属性，而忽略职业的精神意义。钱穆将职业分为自由职业与公职两类，并从这两类职业出发探讨职业精神的重要性。自由职业以商业为代表，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赚钱，并且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何业利润高便追逐何业，甚至有些人会为高额利润铤而走险。要克服此问题，固然需要法律之不断健全与政府的严格管制。但是，仅仅依靠法律远远不够，必须充分发挥职业精神的作用。所谓公职是指公教人员，典型代表是学校教师、政府官员等。公职人员存在的意义显然不是赚钱。然而，受到工商业精神的侵蚀，读书人和官员都变得商业化。要克服此种商业化的弊端，同样必须依靠职业精神。

最后，分析职业精神的养成路径。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职业精神面临挑战，比如教师。中国文化传统重义轻利，此种义利之辨反映在教师身上就是强调教师的公教精神，即牺牲与服务精神。随着工商业的日益发达，个体生存的物质成本日益高涨，传统教师职业精神的重义轻利遭受极大挑战。无论是传统职业抑或新兴职业必须注重职业精神的调试与淬炼，以养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职业精神。现代职业精神何以养成？钱穆曾经应邀赴某警察学校讲演。因此机缘，钱穆与胡美琦谈及警察职业精神的养成。对近代中国社会而言，警察是一新兴职业，古代中国没有警察。五口通商以来，警察最先出现在外国的租界，并且多雇佣外国人充任警察之职，如英国租界雇佣印度人为警察。1950年代的香港警察多为山东人。当时香港警察多供奉关公像，每逢出警辄上香礼拜。之所以如此，一是警察希望得到关公的保佑，借此祈求平安；二是当时的香港警察敬慕关公的行侠仗义之精神，认为警察应该具备此种职业精神。“因此，我们推想当初香港中国警察的心理，他们也是中国人，他们来当警察这一职业，并不是光为吃饭，解决个人生活问题，甘心帮助帝国主义殖民政府来管理中国的老百姓。在他们自己的心理上，要求有一种精神来支持他们当此新职业。因此，他们崇拜关公，表示他们有一种行侠仗义的江湖精神。有时出勤，还有生命危险，因他们自认是江湖侠义，拜关公可获保护，那是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一种职业精神来支持他们完成其使命，这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掺进西化的新职业中的一种有甚深意义之表示。”[17]通过对警察职业精神的分析，钱穆指出现代职业精神的养成之道，即古今中外的有机结合，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精神的养料，结合新兴职业的特点淬炼现代职业精神。

三、论职业教育之实施

（一）注重发挥国家政府的强力推动作用

结合近代中国实际国情以及职业教育发展的特殊需要，钱穆强调国家、政府在职业教育实施过程中要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自古重视职业教育。“古者凡工业皆设官世袭，有陶氏、有匠氏、有皮革百物之专氏。此皆农民之俊巧，食于官而专其业，世其职而不迁，而为贵族巨室之供奉。今复当师其意，变其法，不属于贵族巨室而属之国家，或归之诸村公有，集十村百村之所产，可以有一纺织厂或皮革厂，由是推之，而由国家设为学校，教之专业者司理之。”[18]清末同光以来，政府迫于外患，兴办新学，自外语、军事而科技，然而收效甚微。在钱穆看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中央政府的统一谋划。“然则此二十五年之新教育，最多不过着眼于一艺一材之间。而其主张措设者，皆出地方疆吏，中央惟一京师同文馆，更无继者。”[19]在钱穆看来，职业教育之兴办如果仅是地方官员日常事务中一项目，而没有上升到国家社会宏观的高度，则职业教育之效果势难可期。

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教训让钱穆领悟到中国职业教育的实施必须借助国家的强力推动。他说：“初级国民教育当让之地方自治……若高中大学，各级学校，虽可由政府筹办，然政府当自居为护法，不当自居为主教，学校尊严，当超然于政治之上，惟各级职业教育，可视政府需要而创革。”[20]1936年5月5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钱穆针对其中的教育一章提出诸多修改建议。钱穆提出其他类型的教育应该多留地方灵活变通的余地。对于职业教育，钱穆则认为应该国家统一规划举办。“若以全国职业学校，应视国家需要，随政府政策而创建或改革。”[21]

（二）高等教育、国民教育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

不同的教育类型肩负不同的教育使命，不同类型的教育均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然而，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兴办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势必会有轻重缓急之分。民国时期蔡元培曾与范源濂就先办大学还是先办小学展开激烈争论。钱穆认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以高等教育、国民教育的良好而充分发展为基础。“教育有独立之精神，独立之职权，而后可以有高远之理想，而后可以从事于学术人才所以为教育本源之地者以备国家社会真实之用。故国家高等教育，断当以文化与人才为中心。所谓人文教育是也。其次乃有国民教育，则初级之普及教育及社会成人之补习教育附属之。其次乃有实业教育。”[22]在钱穆看来，将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建基于高等教育、国民教育之崇高教育理想上，方能使职业教育克服种种弊端，发挥最大功效。“如此亦庶乎一洗同治初年广方言馆以来水陆师学堂相传递续之沉痼宿疾，使人知于技术实用之外尚有所谓‘学’，富强权利之外尚有所谓‘教’。不然则将见人才日以窄狭，人志日以卑污，并此技术实用富强权利而不可得。”[23]

钱穆将职业学院分为两类，一类对物，一类对人。对物者如工、农、矿、渔等，对人者如政治、法律、教育、医学等。此两类职业学院在性质与影响上存在根本不同。“就前业者，仅使其人等于一机械一工具，有时亦可胜任而愉快。就后业者，绝非机械与工具之所能胜其任。”[24]然而，考虑到现实情况的需要，钱穆提出“第一种职业学院，不妨暂使其与大学主干即文理学院相平行，而第二种职业学院，务必以超乎大学主干即文理普通学院之上为原则”。本着以上旨趣，钱穆提出自己的职业学院设置图式。第一种即“大学普通学院→第二种职业学院，即政法学院、教育学院与医学院等。非先毕业普通文理各科，不得躐等修习”；第二种为“大学普通学院→研究院→第二种职业学院”；第三种为“大学普通学院→第一种职业学院即工、农、商、矿、渔、牧诸专门学院，其年限或可较第二种职业学院短，然亦必先修大学普通科，再习专门，此在原理上应尔”；第四种为“大学预科即大学普通文理学院之缩短年限→第一种职业学校”[25]。

钱穆所言之职业教育在更大程度上类似今天的高等职业教育，然又不尽相同。钱穆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带有极强的人文主义色彩，是一种人文主义职业教育思想。在钱穆看来，不论何种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均应以成人为旨归，先成人然后成为各种专门人才。知识经济时代，个体职业生涯的无边界特性日益明显。这就要求现代职业教育必须突破壁垒森严、狭隘职业导向的束缚，在夯实基本人文素养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基于当时的国情以及职业教育的特殊性，钱穆强调国家、政府统一规划与强力推动在职业教育实施与发展中的作用。这在当今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严重缺乏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则更具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