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荟 周勤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40年，也是职业教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40年。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从恢复到发展，再到壮大，在质量、结构、效益等方面均稳步上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职业教育发展进行回顾，本身就是一件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叙事。因此，本文采用历史事件与政策文件集合叙事方式，通过典型事件和重要政策文本将40年的发展贯穿起来。

一、中国职业教育40年来的发展历程

40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并非是平静匀速，而是经历了一个波动的起伏过程。按照4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政策文本，可以将职业教育发展分为5个重要的历史时段。

（一）1978-1984年：恢复重建时期

经过文革10年浩劫，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步入了历史最低谷。1976年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以批判“两个凡是”为突破口开始恢复高考制度。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教育领域重建的重要标志。但就中等教育而言，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结构畸形。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约为1500万人，而中职学校在校生仅为200万人，两者之比为15∶2[1]。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技术技能人才匮乏的局面更加突显。

面对技术技能人才匮乏的局面，国家开始着手中等教育的结构调整。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考虑到中等教育的比例问题，当前特别需要扩大农业中学、中等学校、技工学校的规模。1980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颁布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明确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与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方向与路径。这一阶段的调整措施有两个方面：第一，大力恢复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教育。1978年，国务院决定将技工学校从教育部门划归劳动部门管理，突出技工学校的产业特色。第二，新建并大力发展职业高中。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了《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将部分普通高中改为职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上述这些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普职教育的结构比例，为普职平衡打下了基础。到1984年底，全国中等专业学校达到了3300所，招生人数突破了55万人，与1978年相比，学校数量增长了大约20%，招生规模年增长22.5%；在校生总数达到132万人，比1978年增长50%。技工学校也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张，1984年底全国技工学校总数接近3500所，招生人数突破31万人，在校学生达到64万人，这些数量相较于1978年，均增长了50%以上[2]。农业中学、职业中学的数量也得到了大幅度增长，招生人数和在校生规模与1978年相比，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

随着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社会对高级技能人才有了更多的需求，隶属于高等教育系统的高等专科学校无法为社会提供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使得技术技能人才供求关系失衡。一方面，高等专科教育招生规模不大，低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同时，高等专科学校被视为本科教育的“缩小版”，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培养出来的人才与社会需求脱节[3]。面对此种局面，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着手推进高等职业学校建设。1980年在江苏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第一所高等职业院校——金陵职业大学（今金陵科技学院的前身）诞生。职业大学作为一类新型办学形式，其一出现就突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到1984年底我国有各类职业大学82所，开设应用型专科专业201个，基本遍及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了5万人。职业大学因立足于地方，与区域产业结构联系紧密，对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阶段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成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扩大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亟需人才；另一方面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诞生，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重要根基。当然这一阶段也有遗憾，即部分职业高中是普通中学的翻版，有的甚至只是换了一个招牌，为后面的发展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二）1985-1997年：迅猛发展时期

到1984年底，“六五计划”提前完成。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更大。1984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职业教育发展也开始进入迅速发展阶段。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指明了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主导的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并提出在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基础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同时要构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连接渠道。文件在战略上明确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规范了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任务和主要目标。1986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次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将职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序列，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地位，推进了职业教育的正规化发展。1991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要求职业教育实施三级办学体制和分流体制。1996年，《职业教育法》颁布，正式在法律层面确定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法律保障。

尽管职业大学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始试点并步入成长阶段，但高职教育在当时还是规模较小、办学条件较差，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中职教育领域，“断头教育”特性开始凸现[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办高等职业教育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尽管在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高职教育的办学方向，但对于高职与中职之间的关系并未明确。直到1996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才提出了“五年制高职”的改革试点想法。实际上，5年制高职试点在1985年就开始着手推进，当时的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同意试办三所五年制技术专科学校的通知》，选定西安航空工业学校、国家地质局所属的地震学校和上海机电制造学校3所中职学校作为试点学校，在这3所学校开展5年制高职教育试点，开始创办5年制技术专科学校。经过10年的摸索，到1996年，全国共有22所办学资源丰富的中职学校开始举办5年制高职教育。实践证明，此次试点是极为成功的，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探索了一种新的模式，也为社会生产一线培养了大量的高级技术技能人才。

纵观这一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开始步入制度化发展阶段。中职教育结构调整基本完成，高等职业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贯通体系基本形成，确立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行的国民教育体系格局。截至1998年，全国高职院校招生规模达到45万人，在校生人数突破120万人，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达到430所，这些学校后来成为1999年高考扩招后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1998-2004年：转折发展时期

世纪之交，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特别是老牌国有企业，大量的工人下岗成为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1993年国务院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打破职业学校、高等院校毕业生统分制度，实施自主择业、双向分配。这一制度改革，对我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我国从1999年开始实施高校扩招制度，高等职业学校对普通高中生更加青睐，使得中职教育发展开始受挫[5]。加上下岗工人的增多，对中等教育发展形成连锁的负效应，中职办学声誉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面对中职教育的滑坡，1999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调整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的意见》提出中职学校可以与高职学校、普通高中实施合并、共建、联合办学等途径来改变其结构布局。2002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中职生源锐减的问题，随后国务院根据此次会议意见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确立了中等教育普职比例相当的政策。在这一政策鼓励下，2003年全国中职学校招生规模达到450万人，比1999年增加了15%。与这一时期的中职教育相比，高职教育迎来了良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999年教育部和国家计委联合颁布的《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扩充了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主体范围，短期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民办高校是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主体；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中设置的独立学院、达到国家办学要求的成人高校是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补充主体，形成了“六路大军办高职”的局面。2004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高职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走产教融合发展道路。该文件不仅确立了高职教育办学的“就业导向”，还鼓励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2004年，教育部联合其他部委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职业教育实施综合管理体制，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这是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重大转变，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发展而言，其最大特征就是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职业教育办学前景深受经济体制转轨的影响，企业改制直接降低了中职教育的声誉度，虽经调整，但也难以恢复往日的风光。而高职教育在这一时期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高职教育实施的“三不一高”政策，表面上是将高职教育推向市场，但高职教育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处于劣势。这就是为什么在后两个阶段部分高职院校热衷于升本的原因[6]。这种“办学层次”之痛，也一直困扰着国家对高职教育的顶层设计。

（四）2005-2013年：内涵发展时期

随着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十六大之后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为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一阶段，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主题。具体而言：

第一，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这一目标，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明确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外部适应性、内部适应性和自身协调性三大属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必须围绕这三大属性开展。2012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要求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试点工作，并对试点过程进行初步部署。

第二，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在职业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职业院校的软硬件设施无法跟上规模增长，必须加强职业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以确保规模扩张质量。2006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联合颁布《关于编制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规划的通知》，提出中等职业教育软硬件设施改进计划，并明确经费支持保障措施。

第三，加大职业教育专业和课程改革力度。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了“国家示范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决定在全国遴选100所高职院校作为国家示范院校建设，加大对这些学校的外部投资力度，提升其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能力。在2010-2012年间，教育部和财政部遴选100所高职院校，启动了“国家骨干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同时在2010年还启动了1000所中等示范职业学校建设。通过上述计划，加大对职业院校的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的支持，大大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内涵和办学质量。

第四，大力推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师资力量显然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从2005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针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不断强调要加大对职业院校的教师培训和师资培养。在这个过程中，还提出了“双师型”“工匠型”教师建设。2011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针对职业院校教师综合素质存在的问题，明确了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继续教育培训的方式，并提出了明确的经费支持体系。在这些文件和政策的推动下，职业院校师资整体素养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

第五，构建中等职业教育资助体系。2006年，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开始构建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体系，中等职业教育的公益属性更加突出。2009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联合出台了《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工作的意见》，提出中职教育免学费的范围是涉农专业学生以及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从2012年起，学费减免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所有农村家庭学生（包括居住在城镇的农业户籍家庭）和城市家庭中涉农专业学生以及所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包括农村、城镇户籍家庭在内）。该项政策的实施基本解决了困扰农村贫困家庭的学费问题，确保了农村职业教育的生源稳定。

纵观这一历史时期，基于社会转型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框架基本形成，职业教育发展从外延式进入内涵式道路，促进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这个阶段解决了过去一直存在的困扰职业教育的定位、发展模式、办学体制等关键问题，为职业教育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基础。

（五）2014年至今：多元化发展时期

从2014年至今，随着国家“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的实施，对职业教育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多元化阶段。这一时期职业教育承担了更多的经济社会发展职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

第一，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4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构建现代学徒制，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实践能力。从2015年开始，教育部分批批准了368家职业院校、企业、职教集团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覆盖了大约500多个专业、近5万名学生[7]。2018年3月，教育部又开始了第三批试点单位申报工作。经过4年的试点发展，我国现代学徒制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同时，2017年教育部修订了中职教育的专业目录，修订了高职教育的教学标准，对中高职院校专业进行大幅度优化。此外，产教融合也开始成为改革人才培养方式的基本手段。2018年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出台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对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第二，在职业院校全面推行“立德树人”教育。从2014年开始，教育部就职业院校德育出台了多个文件，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通过改革德育形式，明确了立德树人教育模式的发展方向，提升了职业院校德育的实效。

第三，继续完善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制度。2016年，教育部联合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等7部门联合出台了《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对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提升实践技能给予规范，并就实践的内容、形式、方法、目标等做了明确规定，拓宽了职业院校教师继续教育的内涵。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17-2020年）的意见》，就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实习、挂职以及教师到高等学校访学、进修等做了明确规范。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对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提升了“双师型”“工匠型”教师的培养力度。

第四，明确了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和精准扶贫战略的职能。这是职业教育服务社会职能的新拓展，比如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中，教育部重点打造了“鲁班工作坊”项目，提升了我国职业院校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竞争力。针对精准扶贫战略，2018年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对职业教育参与精准扶贫做了细致部署，明确了职业教育发展与精准脱贫的协同方式。

这一时期特征较为明显，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性日渐增强，受到的关注也日渐增多，为国家层面完善职业教育发展框架，拓宽职业教育发展范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二、中国职业教育40年发展的演变逻辑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从恢复到重建，从波折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40年来的演变逻辑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探寻40年发展的演变逻辑，可以为未来反思和展望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职业教育经历了从局部发展到体系建构的过程

改革开放的40年，正是职业教育从恢复到逐步建立再到日臻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从这个角度看，40年发展的首要逻辑是从局部性、阶段性发展过渡到体系性、终身性发展，从过去的断头教育开始走向终身教育。40年来的发展历程有三个重要关键节点值得铭记，分别是1985、2005、2014年，其中1985年提出了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框架，随后30多年的发展思路基本上是遵照这个框架进行的；2005年提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明确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2014年实施的现代学徒制改革是职业教育正式走向多元化发展的标志。

职业教育是完整体系，但对于体系的认知在过去40年是不断深化的。最初是从纵向体系上，推进职业教育内部层次的完善，当职业教育内部体系完善之后再与外部普通教育体系进行协调。这充分表明，职业教育体系发展开始从局部转向整体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不再是局限于职业教育自身，而是纳入到“大教育观”体系，强化了职业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8]。职业教育体系日臻完善，与职业教育发展层次分不开，职业教育最初发展是作为一个“办学层次”，2015年《教育法》的修订，将职业教育从一个办学层次上升到“一种类型”，是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并列的类型，实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质变。此外，职业教育最初是回应行业、产业人才需求而发展的，到如今职业教育开始转变为终身教育，职业教育价值观念也在不断转变。从这个角度看，职业教育开始回归教育本质，开始真正关注社会个体的真实需求。

（二）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的过程

如果按照外延、内涵两种标准对职业教育发展进行分类，1978-2004年是职业教育规模扩张时期。这一时期职业教育不仅学校数量猛增，而且招生规模、在校生人数也开始急剧增加，占据了教育的半壁江山。但从2005年开始，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职业教育开始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比如2006年启动的国家示范职业院校、骨干职业院校建设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重大举措的实施，使得职业教育告别了“参照普通教育办学”的模式，真正实现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一体化发展，人才培育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也日渐提升。

（三）职业教育经历了从单一封闭到多元开放的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职业教育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在办学模式上与普通教育差异不大，教学过程也是以学科知识为主导。这种封闭的办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并未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此后，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职业教育办学体系日渐开放，跨界属性开始显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结合、产学研结合、顶岗实习等逐步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主题词”。职业教育走向开放性办学的根本特质就是推进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深入开展产教融合，将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和教育性完美结合。在推进产教融合过程中，职业院校不断探索多种形态的校企合作，从最初的技工学校与所属企业的合作，再到后来的区域性职业教育集团办学，职业教育园区化办学以及后来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均是在不同层次上推进校企合作，将产学研结合真正落到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今，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已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及现代技术的发展，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在未来必然会更加突出。

（四）职业教育经历了借鉴国外到自主发展的过程

借鉴发达国家的办学经验是我国职业教育在早期发展阶段的主要依赖路径，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学习德国的“双元制”教育，后来美国社区学院、英国现代学徒制等职教模式也开始进入我国。客观而言，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对于文革浩劫之后我国职业教育的重建起到了较好的借鉴效应[9]。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国际地位的提升，职业教育发展不得不面对“中国问题”，逐步走上了自主探索和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第一，明确了职业教育参与主体的职责。政府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职业院校是办学主体，行业企业是参与主体，其他组织是支持主体，并按照这种职能分工，将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打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第二，农村职业教育形成了自身发展的特色，大大提升了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能力。在全国县域范围内建立职教中心，提升职业教育城乡统筹能力，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职业教育发挥了主导作用。第三，职业教育“走出去”达到了新高度。特别是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中，通过职业院校和企业合作的方式向外输出人才培养体系，大大提升了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第四，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83年开始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中专—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完整的学科培养体系。截至2017年底，全国职业教育博士学位点授予单位达到27家，硕士学位授予点学校达到135家，基本上覆盖了地方本科院校、师范类院校和综合型研究大学。学科建设的日臻成熟，为职业教育的自主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学术和科研支撑。

三、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反思与展望

（一）办学理念：需要从就业导向走向生涯发展

从反思的角度看，我国职业教育当前的供给人较为单一，就业导向占据了供给的主导体系。未来发展中，需要聚焦学生生涯发展，大力拓宽职业教育功能。过去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价值体系从最初的注重学历导向转向了后来的就业导向。客观而言，就业导向的办学理念，对于解决传统职业教育的学校主导模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强化了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解决了市场急需的人才短缺困境。但是就业导向如今已经进入了发展误区，职业院校为提升学生就业率，不断强调学校与企业的“零距离接触、无缝对接”等目标，将职业教育的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10]。这种单一供给模式使得职业院校将人才培养的中心放置于学生初次就业能力上，而对于提升学生岗位转换能力以及持续的生涯发展力并不注重，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二次就业和职业转换，对学生生涯发展极为不利。

在未来发展中，职业教育面临更多的竞争，亟需对就业导向价值观进行重塑，需要推进就业导向向个体生涯导向的转变。生涯导向注重的是个体的持续、终身以及自由发展，是围绕个体来联系职业和技能，而不是依靠职业和技能来寻找个体。这种转变也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导向的转变，是职业主义走向生涯主义的关键点。在生涯发展导向中，职业教育应该定位为从“为社会培养亟需的一线产业工人”转到“为训练未来的产业工人提供适应社会变化的基本能力”，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工具价值转型到发展价值。由此，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职业的教育”，更应该是“通过职业的终身教育”。在未来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传授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同样重要，技术教育和学术教育结合更是常态。唯有如此，职业教育才能够为学生提供就业、升学、留学等多种需求，个性化、终身化学习才能成为可能。

（二）内涵建设：需要从外部投入走向标准发展

职业教育内涵建设至今，在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内涵建设的投入机制亟待反思和改革。在职业教育内涵建设初期，外部的资源投入占据了主导地位，经过大量的资源投入及示范学校、骨干学校建设，起到了“短平快”的效果。但此种效果依赖的是资源的外部投入，一旦资源投入减缓，内涵建设的效果必然会下降。可见，这种路径的劣势是明显的，无法全面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此外，这些外部资源主要投入到那些“拔尖”职业院校，而大量办学基础薄弱的学校无法获得实质性的支持，其质量发展依然令人忧虑。从这个角度看，内涵建设仅仅依靠外部投入是不够的，无法持久。

如今，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针对内涵建设过度依赖外部资源投入问题，教育部先后出台了职业院校设置标准、专业建设标准、教学过程标准、课程开发标准、教师专业发展标准等规范，从职业教育发展内部系统上提升了其内涵建设的水平。尽管如此，职业教育内涵建设依然缺乏明确的制度顶层设计和国家标准。只有出台并完善相关的标准及政策，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才能得到本质提升。因此，在未来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外部资源投入模式必然要被更改，构建规范化、体系化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标准来逐步从内部提升职业教育发展内涵是一大趋势。

（三）课堂学习：需要从中宏观层面走向微观改革

在职业教育40年的发展与改革历程中，大部分的改革停留在宏观层面。对于课堂学习而言，其改革也停留在中宏观层面上，集中对影响课堂学习的制度、因素等进行变革，而微观层次上的课堂学习过程改革进程较为缓慢，由此导致了课堂学习微观层面无法适应中宏观改革的需要，课堂学习与外部的办学模式、办学理念等不相适应，降低了学生课堂学习的效果。

在未来发展中，职业院校要围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来探索职业学习的方式和模式。在此基础上，充分了解学生职业学习的障碍，分析造成此种障碍的原因与类型，进而探索不同专业的不同学习模式，并大力推进合作学习、深层学习以及思维方式转变等教学改革[11]。通过教学改革来革新课堂学习方法、教师教学方法、企业实习方法和学徒方法，进而从根本上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

（四）教育支持体系：从一元走向多元

职业教育支持体系是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辅助体系，在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不可或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支持体系较为单一，除了行业企业外，其他的支持渠道并不畅通。行业企业作为支持体系，其本身也是校企合作的一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办学主体。这种单一的支持体系模式，对于职业院校办学质量提升起到的作用极为有限。而在部分地方，行业企业参与力度较小，支持体系发挥的作用就更小。而行业企业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成本-收益”考量的，无法保障其能够持续参与[12]。

在职业教育未来发展中，需要构建多样化的教育支持体系，除了继续深化行业企业参与和支持外，还应该不断加大与政府部门、普通高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社会办学机构的合作，构建双向的多层次支持体系。为保障教育支持体系的顺利推进，除了要做好制度顶层设计之外，还应该重点设立两类机构，专司教育支持体系的管理之责。第一是建立职业教育监督委员会，通过认证的方式来确定教育支持体系的发展模式，对于不配合的机构和单位实施行政处罚，构筑职业教育支持体系制度的常态化；第二是建立行业咨询委员会，对于新兴工种、新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以及职业院校面对新兴企业、新兴工种开设新兴专业的时候，提供教育支持服务。如此，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才能不断得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