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国 张 政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侨居地汉学是指发生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汉学，它是与本土汉学相对的另一种存在形态的汉学，因其研究者有直接生活在或更接近中国的便利条件，从而取得了与本土汉学相比更为巨大的成就。《中国评论》(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就是侨居地汉学最有代表性的期刊。该刊早在1873年9月第2卷第2期上发表ALFRED LISTER的专文《论汉语假想的繁难》(ON THE SUPPOSED DIFFICULTY OF CHINESE)(下文简称《繁难》)，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当时西方世界所普遍持有的“汉语难学”谬论产生的原因，并进而得出了“汉语易学”的结论，从而对“汉语难学”这个伪命题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与破解，但由于《中国评论》流传不广，了解此篇论文的读者并不多，因此本文在此对它做一评介。

一、汉字难学及其原因

汉语难学是十六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绝大部分西方汉语学习者接触汉语后得出的第一印象：汉语是世界语言中“最不开化的和最难的”[注][英]博克舍编：《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0页。。但是，在《繁难》看来，一般所说的汉语难学实际上仅仅是指汉语的书面语言(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难学，而不是汉语的口头语言(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如何夸大汉语书面语言的难度都是不过分的。”如此结论也是当时西方学术界的公认观点：“中国字如同天书，……和当地中国人相比，这些困难对于欧洲人来说大得无法比拟。”[注][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Ⅰ)，郑德弟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不过，此种流行的结论大都是西方学者根据自己学习汉语的感性经验而得出的，而《繁难》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很好地总结了前人零零散散的观点，用一句十分简练的话道出了汉字难学的原因：“汉字的繁难体现在它庞大的数量、特征的任意性(its arbitrary nature,)、易忘性和缺乏帮助记忆的关联性(the want of any associative aid to the memory)。”

在此，《繁难》的归纳还是非常准确的。首先，汉字的庞大数量可能是西方汉语学习者得出汉字难学论断最大的原因。“中文的方块字数目多得不得了(据说字的数目与词的数目一样多)，使外国人学习中文十分困难。”[注][捷克]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页。虽然他们口中的汉字数量不太一致，但“他们普遍认为汉字的数量在50000到80000之间，和欧洲的字母语言比起来，如同天文数字般令人惊讶”[注]李真：《从耶稣会士书简看早期来华西人的汉语学习》，参见张西平、柳若梅编：《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2页。。其次，汉字“每一个都由许多无序的笔画构成”[注][法]杜赫德编：《耶酥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Ⅱ)，郑德弟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其结构更是“彼此都不一样，非常复杂”[注][意]罗明坚：《1583年2月7日致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参见《利玛窦书信集》(下)，罗渔译，中国台湾光启文化事业、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6页。。因此，汉字特征的随意性就成了西方人学习汉字的又一大障碍。再次，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再加上汉字形体的相似性，于是汉字又有了难记易忘的缺点。最后，汉字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学习者不能见形知音，从而就不能因音知义，即汉字与其所记录的词之间缺乏关联性，由此也带来了汉字缺乏帮助记忆关联性的巨大不足。

由于《繁难》一文的写作目的不是讨论汉语的书面语言，因此论文并未展开来讨论汉字繁难的问题，只是用一句话概括了一下，但即使如此，与前贤的相关论述比较可知，《繁难》的归纳可以说是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它不仅是对前贤有关汉字繁难问题只言片语的全面总结，更是作者在此问题上所做的专业思考的集中反映。其观点即使与今天学界的相关论述比如“汉字三难”的理论相比，无论是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毫不逊色，更何况是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提出来的，足见其学术价值之大了。

二、汉语难学谬论的产生原因

《繁难》之前，一般都把汉语口头语言的难学归罪于汉语书面语言即汉字的难学，也就是把汉语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混为一谈，但《繁难》却认为对这两种文体应区别对待：“一方面，我承认所有中文的文献工作都十分乏味地过度夸大其难度；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说和理解这门语言同样难。”鉴于汉语文白两种文体的巨大差异，为了避免以“对于汉语读写方面的难度既普遍又正确的估计”来硬套“对于汉语口语难度的认知”而“造成错误的影响”，论文决定“只对汉语的口语进行讨论”；而且，与汉语书面语言十分繁难不同，从口语的角度来说，“汉语是一门简单的语言”(it is aneasylanguage，为了醒目，作者还专门把“简单”一词变成斜体。)而当时流行的汉语极其繁难的谬论是有其多种原因的。

首先，“造成这种谬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于汉语的最初认识都来源于印刷著作”。即汉语的书面语言。这是因为，最早与汉语有实质性接触的是西方的传教士，而“在某些事情上，他们不可避免地抱有与世人不同的观念”，具体表现在其汉语学习的动机和目标两点儿上。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首要动机是传教。为了传教，他们“需要学会高度人工化的词汇，这些词汇包括一些表达抽象思想的术语”，而这些词汇不可能来自老百姓使用的汉语口语，只能是“来自于书中”的文献语言。再者，传教士眼中的成功标准不是像初来乍到的海关工作人员能够“跟人们谈论猪、商店或是散步的街道”就很满足一样，“他想要传道，如果一个外语说得相当好的人尝试用这种语言与他进行心灵层面的对话，他才会感觉自己真正是个传教士”。可见，传教士对汉语的学习目标明显高于一般的西方汉语学习者。“他必须继续学习书面语言，因为他的阅读能力必须和传道能力一样好。”否则，“不管他们如何聪明能干，不懂中国的语言文字，就无法进入帝国显要人物的圈子”[注][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Ⅰ)，郑德弟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而“要达到阅读的程度也需花费很长的时间”[注][意]罗明坚：《1581年11月12日致麦尔古里亚诺神父书》，参见《利玛窦书信集》(下)，罗渔译，中国台湾光启文化事业、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1页。，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说：“对传教士来说，它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又都是来自传教士的渠道。”“这无疑是一个错误诱导汉语极难认知的原因。”在此，作者从当时西人汉语学习与传播的渠道讨论了产生汉语难学这个谬论的根本原因，说明对于只有一般交际需要的西人学习者来说，汉语并不难学。

其次，“另一个错误诱导人们产生汉语极难认知的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汉语在英中社会圈中并不流行”。确实，当时英中社会圈中的人宁肯去说不伦不类的“洋泾浜英语”，也不说汉语。一个刚刚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处在这样一个说汉语“均有或假装有十足的厌恶”的社会圈子中，就失去了学习汉语的冲动、压力和动力，结果自然会觉得汉语很难。但是，在作者看来，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不是汉语难学，而是某种“道德上的障碍”(the moral disabilities)。一个来中国从事语言工作的人，“会被怀疑同情中国人，像他们一样去思考，服从他们的影响”，有人甚至说，“通常学中文的人从骨子里就已经变成了中国佬”。可见，西人对中国、中国人的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严重影响到了其汉语学习的态度，致使汉语在英中社会圈中流行不开。但是很明显，这个事实与汉语难不难学毫无关系。假如抛开偏见，在日常生活中说汉语，他们“在第一顿简餐中获得的词语可能要比他终生获得的词语都要多”；即使说的是作者所谓的存在很多缺点的“洋泾浜汉语”(pidgin Chinese)，也“不会比我们现在对相关问题的冷漠和无动于衷更严重”。

最后一个造成汉语难学谬论的原因是“一种令人瘦削惟悴、毛骨耸然的幽灵”，“他的名字是声调”。(His name is TONES.)接着，论文形象地描写出声调的“危害”：“它像吸血鬼一样黑压压地笼罩着汉语领域，它拿走了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也把想进入汉语领域的人挡在门外。”不可否认，声调是汉语中客观存在的一个语音事实，汉语难学的部分原因也的确是由声调本身造成的。但是，论文话锋一转，认为：“这个幽灵虽然不完全是，但几乎大部分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实际上，汉语难学并不主要是因为声调本身，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发明的关于声调的习得理论，即：“汉语初学者总是被严肃地告知最应该重视的就是声调。”他们应该先准确掌握声调，然后才能说那个词。但是，正如一个英国人让自己的孩子先弄清重音应该落在哪个音节上再去发那个词的音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一样，此种声调理论也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一个中国人还是英国人能发某个词的音，都不是“费力不讨好地生搬硬套理论”的结果，他们只是通过“经验法则”(by rule of thumb)、“从别人那里习得的习惯”(mere habit caught from other people)来发这个词音罢了。一个中国人能熟练地说汉语，但他并一定清楚地知道声调的存在，而只是来自“经验”“习惯”。因此，作者认为，学汉语“把十分之九的重要性都归给声调，是一种纯粹的谬见”。可见，声调也不是造成汉语难学的一个原因，更不是主要原因。关于《繁难》对声调影响的论述，下一部分将详细讨论，此不赘述。

三、关于汉语声调习得理论的评论

一般认为，汉语的声调问题十分重要，“每个发音的字的确切意义是由它的声调质量决定的”[注][意]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页。，因此，《繁难》的最后把作者写作此文三年前写的关于声调的一段文字作为附录列了出来，目的是在前文相关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自己对汉语声调与众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看，作者关于汉语声调的认识集中体现在：是现有的声调理论带来了汉语难学的假象，而不是声调本身，因此，现有的声调理论是不正确的。

作者认为，在声调习得这个问题上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弄清你要说的每个单词的声调，然后用这个声调去读这个词。二是，如果你的唯一目标是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声调就是应该完全可以忽略的东西。相应地，声调习得的方法也有两种：一是“有意识学习”(theself-consciousplan)，一是“无意识(unconsciously)学习”。两种观点对应的两种方法中，前者遭到作者的极力反对，后者则得到作者的坚决赞成。原因就在于，前者对汉语自然而流利地说的能力有着致命的影响，因为“一个人吃力费劲地记起每个声调，然后再努力把声调读准，这就像一个演员，如果把一半注意力集中在手脚该如何放置，用在记住他的角色上，他是不可能演好戏的”。后者则是“小孩学会声调的方法”(the wayin which children learn the tones)，它“强调通过听和说(by listening and speaking)来学习语言”，结果说起汉语来却流利、自然、漂亮。

具体地说，无意识的声调习得方法就是“模仿”：“精通汉语的秘密在于对模仿的敏锐感，而不在于天才、勤奋，或是记忆力。”如何模仿呢？论文认为：“我主张用听声调的办法(by listening to them)来学习声调。”因为你的勤奋的练习早已向你说明声调是什么了，接下来需要你认真去听。现在直接去听你能遇到的所有中国人怎样说话，并且努力像他们一样说话。最后你会惊奇地发现，你已经学会像他们那样谈话了。“你越是少根据理论来学习，你就更像不知道什么叫声调的小孩子一样越学越好。”因此，要坚决防止一些初学者采取的不自然的说唱方法，你越是自然越是平静，你就会说得越好。最后，论文引用威廉姆斯博士的一段话说：“学会准确的声调发音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过程，就像一个人学习一种旋律或者模仿另一个人口音，而不是发现它们的性质然后根据固定的规则去训练出这种口音。”

另外，作者还认为，汉语中存在一些防止声调错误而带来误解的方法，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同义词(synonyms)。“如果听话人有任何的疑义，(说话人)他可以用一半打的方法来表达同样一个意思。在确定听者准确地理解了他一句话的意思后，他才会说下一个句子。”因此，“充分的准备、庞大的词汇量、对本地人说话的技巧的熟练掌握，这些东西能抵上世界上所有声调的价值。”大量同义词的自由选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声调在汉语交际中的重要性，以至于在拥有不少于八个声调的中国南部，一些西方人虽然能够与当地人非常自由地交谈，但他们居然不知道所说的每个词中都有声调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tones)。

时至今日，学术界还普遍认为声调是造成汉语难学的主要原因之一。[注]张志公：《汉语辞章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但是，世界各种语言各有特点，其不同的方面也各有难易，因此，语言的难易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比较的。[注]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1页。最明显的一点儿是，没有人会认为学说自己的母语是一件困难的事儿。可见，讨论第二语言的难易度时只局限于语言本体是远远不够的，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关注其认同度的大小也不失为一种新颖而有效的视角。论文对汉语声调是否易学的考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四、汉语是一种易学的语言

《繁难》用大量的篇幅证明了汉语难学是一个伪命题，然后运用对比的方法检验了汉语习得的难度。其具体做法是：“检查对于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英国人学习汉语是否真的比踏上法国或德国土地的英国人来学习法语或德语的难度更大。”

首先，论文对比了汉语与法语、德语两类目的语的习得条件。“相比之下，英国人学法语或德语拥有巨大的优势。”主要表现在，英语与德语、法语均属印欧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上有一定的共同特点和对应关系，“法语或德语的每一个单词都只不过是稍微有点变化的英语单词”。英国人学法语或德语，“等于只是学了一门语言的一半”(half a language)。且英语与德语、法语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一个英国人来到法国或德国很快就会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相反，汉语属汉藏语系，与英语差别巨大。因此，英国人学汉语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且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一个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对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简直是格格不入，他与当地人的对话仅仅是一种对话而不是交流。很明显，这些都是一个英国人学习汉语的不利之处。

其次，两类目的语的习得方式不同。由于英语与法语、德语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一个英国人学习法语、德语时，采用的是“关联记忆”(association)；但学汉语时，采用的却是“纯粹记忆”(downright remembrance)：“这个学生不得不面对的唯一的真正的障碍是学会与他以前知道的任何事情都毫无联系的完全任意的语音。”对于学习者来说，前者“第一步一般说来是令人愉快的”，而后者则因“在记忆中无论怎么搜寻都想不起来那个音节”而感到痛苦。可以说，“比起关联记忆来，纯粹记忆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最后，两类目的语的难度不同。虽然学法语或德语有如此大的优势，但是，此类语言中也存在有极难的部分，比如性、格和不规则动词可恶的形态变化(genders, declensions, and the detestable freaks of irregular verbs)。这些都会令学习者感到恶心和绝望(disgust and despair)。相反，“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由纯粹记忆导致的耗时又费力的劳累感会一天比一天减轻”。几周过后，他就能够学习一个新的单词而不用搜寻一个与之有联系的事物，每学一个词都能有新的收获。加之，“汉语没有任何曲折形式，这使之成为唯一一门没有语法可学的语言，汉语的这一特点远远抵消了上面说的缺点”。因此，论文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说：“全面地考虑来看，汉语是一门简单的语言，尽管并不如印度斯坦语和马来语那样简单，也不能像它们一样能在短期内习得，但是汉语却比法语、德语或是其他任何欧洲语言都要简单，经过短期的学习，我们就可以流利地说汉语了。”

从西方人实质接触汉语开始，就有极少一部分人认为汉语易学，比如安文思神父就认为汉语简单易学：“不管怎样我不得不断言：中国语言比希腊、拉丁或其他欧洲的语言都容易。”[注][葡]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李申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0页。不同的是，前人都是一些随感式的经验之谈，而《繁难》则是从专业角度出发的专门之论。论文从语言习得的规律和不同语言的特点出发来讨论汉语是否繁难的问题，明显更具说服力。即使到了今天，论文得出的结论和论证的方式都还是具有很高的启发性的。

五、结语

汉语是否难学一直是中西学术界均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从语言习得的角度来说，西方汉语学习者对汉语认同度的高低直接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动力。《繁难》一文在一百四十多年前就能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并以其独到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专业研究，对于破解“汉语难学”的谜题以及推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均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一)本文之前和之后，甚至至今的相关研究大都集中在语言本体的对比上，但作者在此基础上却拓展到语言习得的对比上，视野更为开阔，结论也更为可信。传统的研究有从语音的角度来谈的[注]金立鑫：《试论汉语国际推广的国家策略和学科策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有从词汇的角度立论的[注][澳]徐家祯：《汉语真的并不难学吗？》,参见《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会务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1990年版，第240页。，也有从语法角度探讨的[注]何南林、吴转利、丁娓娓：《汉英象似性对比研究》，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但很少有人把研究的视角扩大到语言习得。从此角度说，论文具有较高的方法论意义。

(二)《繁难》明确区分了汉语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文体，这对破解汉语难学的谜题大有益处。传统上，一般把汉语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混为一谈，认为汉语难学是由汉字难学引起的：“学汉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汉字”[注]李培元、任远：《汉字教学简述》，参见崔永华：《词汇文字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6页。，“所谓‘汉语难学’，在很大程度上说的是‘汉字难学’”[注]赵金铭：《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的现状与拓展》，《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但是，二者毕竟具有不同的特点，其难易程度和习得规律就明显不同[注][瑞典]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 102页。。比较而言，汉语口语“可算是世界上最容易的语言了”[注]辜鸿铭：《中国的语言》，参见《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因此，作者的这种做法明显能够使西方人克服学习汉语的畏难情绪，从而提高他们对汉语的认同度。

(三)论文在汉语本体及其习得的研究上也得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结论，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比如作者认为“汉语没有语法”。当然，他所说的“语法”是指印欧语言的形式语法，并不是说汉语真的没有语法。的确，与印欧语言相比，汉语的语法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注][德]洪堡特：《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版，第149页。，是一种“意合型”(parataxis)语言[注]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A·奈达(Eugine A.Nida) 1983年首次在其Translating Meaning中提出，转引自冯树鉴：《实用英汉翻译技巧 》，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可见，其论断对汉语本体及其习得的研究至今也还是有很高的启发性的。另外，论文对汉字特点、声调特点等的探讨也是如此。

总之，论文得出的汉语易学的结论对改变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汉语繁难”的负面印象还是有较大的积极作用的。当然，论文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论文没有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结论的得出只是建立在汉外语言对比的理论推导上，存在着较大的主观臆断性。而且，即使汉外语言的对比也只是从语法的角度来立论，但是，一种语言的难易程度是与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各种语言单位密切相关的。因此，论文就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毛病。两种不足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论文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