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贤 孙碧云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4)

201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第一部分第五卷(MEGA2I/5)正式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这是一个兼顾《形态》诸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和内在思想逻辑的编辑文本。为了完整重现《形态》的写作过程，MEGA2I/5的编者胡布曼(Gerald Hubmann)和帕格尔(Ulrich Pagel)完全根据《形态》诸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重新编辑出版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在《形态》这两个新版本的序言中，编者反复强调他们关于《形态》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提出了颇具“颠覆性的”新观点。比如，他们一方面认为，“不存在一个完成了的叫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品”，“手稿中并没有出现过这个题目”，“只是通过编辑的文本汇编，这些材料才被放在一起，成为一部叫‘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品”[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 5 (Text &Apparat) (MEGA2 I/5), Bearbeitet von Ulrich Pagel, Gerald Hubmann und Christine Weckwerth,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17. S.727.。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虽然不同版本《形态》的编者都想在“费尔巴哈”章中重建马克思恩格斯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在手稿中并未出现”，“也没有发现后来所谓的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eutsche Ideologie Zur Kritik der Philosophie, Manuskripte in chronologischer Anordnung. Herausgeben von Gerald Hubmann und Urich Pagel, Berlin ·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8. S. VII.。

在我们看来，MEGA2编者的这些论断不仅会解构《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地的传统看法，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曾对《形态》客观定位——“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的否定。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得到了集中阐述，而且基本实现了清算自己哲学信仰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任务。这一方面体现在“费尔巴哈”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另一方面体现为《形态》第二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的批判。本文将以《形态》第二卷为文本依托，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当时“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分析，论证《形态》不但提出而且初步应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而为《形态》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中的地位正名。

一、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

在MEGA2出版之前，通行的《形态》全本的副标题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它实际上是《形态》两卷结构的耦合。[注]根据MEGA2 I/5等最新版本，《形态》写作的最初目的是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以及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曾把题目暂定为《莱比锡宗教会议》。1846年，因为有必要对当时颇有影响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批判，所以增加了第二卷，这才形成目前所谓的《形态》(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赵莉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尽管MEGA2 I/5的编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手稿中从未使用《形态》这个名称，但马克思确实在1847年4月8日发表于《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28号上的《驳卡尔·格律恩》一文中使用了这个名字。马克思提到，他批判卡尔·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这篇评论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思想体系’(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书的补充。”这里的“德意志思想体系”(Die deutsche Ideologie)即为《德意志意识形态》(Siele Marx/Engels Werke, Band 4, Diez Verlag Berlin, 1977, S.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43页)。但相较于“费尔巴哈”章在编撰顺序考证、文本结构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阐述等内容上取得的研究成果，《形态》的其他章节，尤其是第二卷“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 “费尔巴哈”章的撰写贯穿于《形态》创作整个过程，因此，如果承认“费尔巴哈”章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和运用遍布于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之中。换言之，要证明《形态》确实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那么除了关注“费尔巴哈”章外，我们还应该深入考察以批判“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主题的第二卷的编辑情况、逻辑结构等内容。

(一)第二卷的出版史

目前《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已有多个版本[注]胡布曼等人认为《形态》已有十个左右的版本；(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Deutsche Ideologie Zur Kritik der Philosophie, Manuskripte in chronologischer Anordnung. Herausgeben von Gerald Hubmann und Urich Pagel, Walter de Gruyter GmbH, Berlin/ Boston, 2018. Instruction.)，卡弗等人认为《形态》的版本不少于20个(Carver, Terrell and Daniel Blank.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 “German Ideology Manuscrip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an, 2014, p. 2.)。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版本包括：1926年梁赞诺夫版、 1932年阿多拉茨基MEGA1 I/5、1965巴加图利亚版“费尔巴哈”章、1968年MEW、1972年MEGA2试行版(根据撰写的年代顺序排列)、1974年广松涉版、2003年MEGA2先行版和2017年MEGA2 I/5。，但“完整”出版了《形态》所有手稿的版本只有1932年MEGA1Ⅰ/6和1933年的俄文版，1958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1964年的《形态》英文版和2017年的MEGA2Ⅰ/5等。[注]《形态》全文的首次发表时间，参见这里所列举的仅仅是指在《形态》的编辑出版史上比较重要的版本。《形态》已有多国文字的版本(比如日文版等)，但因为大多以俄文版为基础，故而不再一一列举。《形态》的中文版目前只有196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收录在第3卷。但它依据的底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俄文版。无论如何，根据《形态》的出版情况可知，其第二卷的重要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创作过程中对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重视程度并不比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差，因为马克思在1846年给出版商列斯凯的信中曾说：“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注]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Dritte Abteilung, Band 2(MEGA2 III-2), Diez Verlag Berlin, 1979, S. 23-24.他在《福格特先生》中进一步提到：“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64版, 第464-465页。《形态》在当时未能成功出版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本来要资助马克思恩格斯创办季刊的威斯特伐利亚企业家尤里乌斯·迈耶尔和鲁道夫·雷姆佩尔支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二卷中批判的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他们批判的很多对象就是迈耶尔和雷姆佩尔的朋友，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两位资助商的撤资。面临着资助著作出版商撤资危险，仍坚持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等思潮，一方面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时已经认识到了它们与自己的观点存在着根本性对立，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形成了“全新”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否则不可能产生如此坚决的批判动机。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应该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且从这一立场出发审视和批判当时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工人解放的社会思潮。因此，《形态》第二卷的目的不仅仅是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初步应用历史唯物主义。

(二)第二卷的篇章结构

《形态》第二卷总共有五章[注]新版《形态》还考证了本应列入第二卷出版计划的其他作者的文章，即赫斯的“格拉齐安诺博士”(J16)，罗兰·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写的一篇手稿“汉森博士的符合档案地阐述奇迹般的治愈”(Dr. V. Hansens, Aktenmäßige Darstellung wunderbarer Heilungen)(H18)，这两个文本与赫斯所写的第五章(H14)全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出版而修改过。此外，一个来自赫斯的手稿片段的摘录即“关于格奥尔格·库尔曼和奥古斯特·贝克尔的手稿片断(摘录)”(H17)被收录到附录中，此摘录由恩格斯进行修改。此外，乔治·威尔特(Georg Weerth)、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和卡尔·路德维希·伯纳斯(Karl Ludwig Bernays)等人的文章也本应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它手稿一起出版。，其中第二、三章佚失。与第一卷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不同，第二卷并非根据对象即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进行批判，它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时依据的是主题。[注]MEGA2 I/5, S. 757.其中，第一章批判的主题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H12)[注]MEGA2 I/5, S.515-544. 本章所批判的第一篇文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海尔曼·泽米希在《莱茵年鉴》上发表的论文。第二篇文章《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是鲁道夫·马特伊在《莱茵年鉴》上发表的论文。，第四章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H13)[注]MEGA2 I/5, S.545-589. 在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中，马克思恩格斯攻击和批判最厉害的就是格律恩，这不仅是因为他暴露的弱点最多，而且因为格律恩住在巴黎，在工人中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第五章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H14)[注]MEGA2 I/5, S.590-601. 这一章是《形态》唯一一处非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部分，由魏德迈誊写，末尾标有“M. Hess”。因为赫斯在载于《社会明镜》第6号上的《共产主义先知的阴谋活动》中，曾对库尔曼进行过批判，所以这一部分的作者被推测为是赫斯。但存疑的地方在于，第一卷第二章《圣布鲁诺》的第4节，标题拟定为《与“莫·赫斯”的诀别》，并在提到赫斯时备注道：“对于他的著述，恩格斯和马克思完全不负任何责任。”在批判格律恩时，也指出格律恩“十分忠实地抄录了赫斯明显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0页。)这明显是在否定赫斯的思想。那赫斯参与这样一本激烈批判自己的著作是否具有合理性，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形态》的出版，而不得不让参与出版联系工作的赫斯加入部分章节的写作呢？而马克思在1846年7月28日给赫斯的信中称《形态》是“我们的著作”，在答复列斯凯的回信中，也明确说“我、恩格斯和赫斯的一些著作的出版”的事被“耽搁”而无法给他“肯定的答复”，这又证明了赫斯对《形态》写作的参与。。

新版《形态》对于佚失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作了如下推测[注]MEGA2 I/5, S.757-7.：其中一章可能是发表在1847年9月出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由恩格斯所写的“卡尔·贝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它属于“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系列。另外还有一章可能是关于经济学的内容。因为在第四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到了“上文”讨论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的“真理”，并且在这一语境中提出“货币、谋生劳动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样的观点[注]MEGA2 I/5, S.547.。因为在第一章(H12)没有讨论这个问题，这就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经济观点是独立的一章。此外，在第一卷第三章“圣麦克斯”中，马克思恩格斯预告说“会在下面进一步讨论真正的社会主义时”讨论财产概念。[注]MEGA2 I/5, S.287.虽然他们在本卷第一章(H12)中初步回应了这个问题[注]MEGA2 I/5, S.529-530，但因为他们在这里不讨论狭义上的经济主题，所以很可能成为独立章节的基础。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目前收录在《形态》第二卷的内容中只有关于卡尔·格律恩的第四章(H13)正式发表了。[注]发表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7年8月第8期第439-463页和9月第9期第505-525页。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在布鲁塞尔时期，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他们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形态》是集中讨论这一主题的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究竟为何要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要解答这一问题，既需要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当时到底意味着什么，还需要清楚他们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本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运用，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

(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形成

19世纪初，在英法早已在产业革命中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建立起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后，德国资产阶级才在封建专制下姗姗来迟。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揭示的：“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但分属不同哲学派别的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登上理论舞台，以思想批判为手段参与了当时社会问题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时代感和使命感。“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一个派别。

然而，理论与实践的错位让当时德国知识分子的理论批判和探索陷入“纯粹思辨”的怪圈，卢卡奇对此客观地分析说：“法国资产阶级1794年热月开始自己统治以后，由于法国革命的发展进入了这一阶段，就使资产阶级社会问题成了讨论的中心课题。而由于德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处于落后状况，对资产阶级社会问题的讨论就差不多是沿着一条纯粹意识形态的路线进行的。在德国，不是像在法国那样把资产阶级社会问题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讨论的，也不是像在英国那样把它从它的经济规律上来进行科学分析的，在德国，乃是根据人道主义的观点，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人、人格和人格发展的情况。”[注]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4页。

这种讨论的后果是，在19世纪4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莫泽斯·赫斯、卡尔·格律恩、海尔曼·泽米希、鲁道夫·马特伊、奥托·吕宁等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它依托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改造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声称这种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真正的“科学”，通过《特里尔日报》《德国公民手册年鉴》《社会明镜》等多种刊物传播他们的观点，并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包括巴黎的正义者同盟以及当时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如奥古斯特·维利希、威廉·李卜克内西、约瑟夫·莫尔、沙佩尔等人。然而，当时的这些工人运动领导人没有认识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对工人运动的危害，而对其采取调和妥协的态度。[注]姜海波：《“真正的社会主义”——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载《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1页。如此发展下去，工人运动完全有可能被引导到向观念的方向发展。为了以他们刚刚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阐明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也为了保证工人运动的正确发展方向，让德国的无产阶级对工人运动充满信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第二卷中集中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

(二)《形态》第二卷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在《形态》第二卷现存的三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分别进行了批判。

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内容：首先，他们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黑格尔式的思辨唯心主义本质。泽米希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中，把共产主义看作是法国的现象，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德国的现象，但二者最终都消融于人道主义之中，“在人道主义中一切关于名称的争论都解决了。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0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是典型的黑格尔式思辨辩证法，即“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变成了两种抽象的理论、两种原则以后，再给这两个对立面杜撰任何一种黑格尔式的统一，随便安上一个名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0页。。但真正涉及社会问题时，泽米希就用观念来解释和统领现实，关于所有制问题即是如此。他认为，现存的私有制不过是一种假象，真正的所有制是一种理论，它把从所有现实的所有制中抽象出来的观念视为假象背后的“真理和现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4页。。这种所有制理论由于要消除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并希冀于“博爱”等小资产阶级情感，因此与历史唯物主义所批判的唯心史观相一致。

同样，另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重要人物马特伊在《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中试图用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方法构建人类生活和幸福的统一。他把“满足需要、发展天资、对自己的爱”等看做“生命的自然的、合理的表现”，而社会是自然界的镜子，所以结论就是“在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形态(也包括现代社会)中，这些生命的表现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和对其合理性的承认”，而面对现代社会里那些社会不符合自然界的状况，马特伊的方法就是“要求社会依据自然界来安排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2-563页。。总之，个人对社会的要求是从个别性和普遍性的虚构的相互关系引申出来的，而不是产生于社会的现实发展，所以这种社会不需要变革，工人运动也从而失去了必要性。

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表面上看是主张在德国推行社会主义，但实质上要推行的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换言之，他批判法国社会主义，但批判的根据是“德国”的社会主义。这种“德国”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就在于他用“纯粹的、真正的人”这样的抽象概念来强化作为其思想来源的赫斯的错误，即把“理论体系构成实践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同时认为，“只要把费尔巴哈和实践联系起来，把他的学说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就可以对现存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6、580页。。德国社会主义优于法国社会主义之处就在于它对思辨哲学的强调，因此，格律恩错误地认为，法国社会主义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在德国科学中找出对自己的补充”并“先于黑格尔成为黑格尔”[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8页。。

库尔曼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错误在于把整个历史发展归结为历史发展进程在“当代所有的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头脑中形成的理论抽象。他所做的是把“实在的社会变为‘观念的社会’”，进而“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成为严峻的社会变革的先驱者的现实社会运动，变为安逸的、和平的改变，变为宁静的、舒适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世界上的一切有产者和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39页。。

在揭露“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辨唯心主义本质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德国民族性，即德国人“是从永恒的观点根据人的本质来判断一切的，而外国人却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存在的人们和关系来观察一切。外国人思考和行动是为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德国人思考和行动却是为了永恒”[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应该说“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辨哲学基础和对德国民族性的批判，从反面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错误思潮提供了可能。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从刚刚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错误，指出了它的反动属性。具体说来，他们指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辨特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包括“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错误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

不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抽象的任意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以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认识到它们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对其思想内容的决定作用。在他们看来：“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所以虽然这些共产主义体系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们的产生是当时现实需要和历史发展的结果，其局限性也是当时现实发展的局限性的表现。

“真正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把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当作纯理论的著作，认为它们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而没有把它们当作一定的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原因就在于德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德国人没有英法两国人所有的那种发达的阶级关系，所以，德国共产主义者只能从他们出身的那个等级的生活条件中攫取自己的体系的基础。”从另一方面来讲，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文献即使是在宣传某些体系，“它们仍然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5页。。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通过政治或形而上学等走向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词句，只是著作家给“在完全不同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者思想套上表达自己旧观点的词藻”，目的是“用适合他的旧观点的表达形式”表达这些外来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2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判断某一观点是否在整个民族中占优势，该民族的共产主义思想方式是政治的还是形而上学的要取决于该民族发展的整个进程，而非生搬硬套其他民族的思想于本民族身上。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会从社会关系和现实的个人的角度解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人的解放，即使是针对直接体现现实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消费，它也消解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从“抽象的”人出发解释未来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错误根源就在于它没有“研究这些生产方式中的每一种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没有“考虑人们的现实的生活关系和他们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4页。

总之，以思辨哲学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沿袭了德意志民族的缺乏其他民族的尖锐的阶级对立的缺点，削弱了“共产主义意识的尖锐性和坚定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才强调，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更应该“反对一切能够更加冲淡和削弱对于共产主义同现存秩序的充分对立性的认识的词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4页。，尽快清除“真正的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以实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初步分析和批判。在这种意义上，这种批判既是《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另一种证明，同时也是对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际应用。MEGA2的编者基于文献学研究“客观地”指出，《形态》虽然没有出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但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却实实在在存在于这部手稿的各个篇章中。

三、《形态》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第二卷中致力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客观而言，他们在这部分并没有直接论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已经开始初步论述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之后的文献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为了更好地呈现科学社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我们将结合《形态》其他章节和《共产党宣言》等文献来加以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呈现是通过破和立的方式进行的。一般来说，《宣言》是最集中论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献，他们在其中首先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指出很多人假社会主义之名，行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实，进而指出了诸种社会主义的阶级实质。他们通过类型学的方式指出，社会主义大体上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尽管分别代表了封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城市市民和小农以及资产阶级文人等不同阶层，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试图用“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社会之实，最终结果都是为现行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说当时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通过社会改良来取代对社会的彻底改造和社会革命。

应该说，《宣言》中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是对之前思想发展的概括和总结。尤其是专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对《形态》第二卷的高度浓缩和直接继承。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推断，《宣言》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也是对《形态》的展开。因此，《形态》和《宣言》在批判“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正面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坚持用革命的方式来废除私有制，另一方面还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能够体现工人阶级利益和阶级属性的领导核心——共产党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不能以宣扬革命普遍的爱来替代人的真正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7页。既然强调革命，就应该将革命进行到底，即彻底废除私有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抽象的“人”而非“实在的人”来消解人们的“革命热情”，进而明确共产主义意识的尖锐性和坚定性，最终应该是废除私有制，而不是“消灭没有财产的状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3页。。这在《宣言》中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说明，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科学社会主义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意味着要坚定地强调理论自身的阶级性。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通过“历史地虚构自己的人道主义”来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应该坚持的阶级属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1页。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大工业孕育出来的无产阶级“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无产阶级必须藉由革命来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抛弃原来社会“留给它的一切东西”，即压迫和剥削[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581页。。但必须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现自我解放，必须寻找到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个核心就是“共产党”。他们指出：“真正的共产党”已经出现，就真正代表了群众，这迫使“‘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只在小资产者中间寻找自己的群众，而在那些萎靡和堕落的著作家中寻找这些群众的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8页。。《形态》指出了群众支持共产党人这一现实，《宣言》则解释了这一现实的根本原因，即共产党人一方面坚决反对现存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因而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必须强调的是，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宣言》中所指出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然而，人们很少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就已经将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个性”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价值旨归。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性表现的直接原因就是“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2-573页。。

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在《形态》中初步阐述、在《宣言》中系统论证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融入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必须引“真正的社会主义”以为戒，继承和发展自《形态》以来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足于我国实际和生产力发展阶段，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方面，我们要有勇气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但社会主义建设的自我革命仍需继续推进。只有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坚持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政党。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要时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来保证将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该坚持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虽然距离《宣言》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已经过去170年，但这些原理至今仍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们要继续运用《宣言》所揭示的这些原理，做到“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总之，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中国表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理论的思辨，不是批判的空想，更不是局部的改良，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和生产力发展阶段为人民谋幸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