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晴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0）

“剡溪”，今天是浙江绍兴嵊州境内的主要河流，由南来的澄潭江，西来的长乐江汇流而成。“剡溪”人杰地灵。

首先，早在魏晋之时，就因王子猷“剡溪访戴”的故事被赋予了人文性。“剡溪访戴”在《世说新语》的任诞类中有以下记载：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命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的作风态度以及精神风貌体现的正是典型的“魏晋风度”。从表面上看，子猷访戴终不见戴乃一憾事，但从美学的角度却另有一番解读：“雪夜访戴”具有审美文化内涵，子猷通宵前往最后“造门不前而返”，展现的是“魏晋士人寄兴趣于生活过程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的唯美人生观”，其本质上体现的是魏晋文人自我表现、自我遣兴的审美追求。其次，剡中、魏晋以来一直是名士沙门栖遁隐逸之地。裴通在《今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中说道：“越中山水奇丽，剡为最；……谷抱山阕，云重烟峦，回互万变，清和一气。”（引自《嵊县志》）这明媚秀丽的剡溪山水不仅吸引了唐代大量诗人的留连忘返，也使其通过“剡溪访戴”的典故引出诗人对生命、生活的抒写。李白诗云：“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多沽新丰，满载剡溪船。”杜甫有诗“剡溪蕴异秀，天姥引归帆。”竺岳兵先生更是认为“剡溪”乃唐诗之路。最后，随着历史与文学的演进与发展，世人心态与世风的转变，“剡溪”到了宋诗，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意象，既有对魏晋“剡溪访戴”典故新的解读，也包括剡溪带有人文意味的美景对情与兴的激发。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曾说到“意象”一词：“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行。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据笔者初步统计，宋诗中“剡溪”这一意象在诗歌内容中出现247次，其中约有91首涉及“雪夜访戴”的典故，其余的有吟咏越中山水加深审美愉悦的，也有触景生情增加诗歌情感张力的。这些诗歌由客体美激发出美的情绪并将之升华，体现了宋人从雅转俗又由俗入雅，进而形成艺术生活日常化、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文化审美趋势。

一、艺术生活的日常化

自唐宋，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纷纷从气来、情来、蓬勃向上的创作旨趣转而进入对日常生活的体味感悟，这种风气因为政治上的错综复杂而愈演愈烈。直到北宋中后期，宋代文人大多披上了一层倦怠感的外衣。如何体现自我价值，又如何彰显这一时代文人群体的创造力？宋人的解决方式是一致追求“格高”，即认为人的自我价值或社会价值既可以通过外在力量去实现，也可以不受外界力量的束缚，在主体内心的自足和自由中获得，强调个性的价值。所以，审美追求自宋代而改变，缘情的诗学观向尚意诗学观发展，经验世界心灵化“向”对象世界人文化之诗学精神的变化。于是在宋代文学中，对日常的生活题材和对个体生命意趣的表现也就越来越多。

翻阅《全宋诗》不难发现，大量出现“剡溪”意象的作品大多涉及“雪夜访戴”的典故。《国学概论·魏晋清谈》谓：“至如子猷之访戴，其来也，不畏经宿之远，其返也，小惜经宿之劳，一任其意兴之所至，而无所于屈。其尊内心而轻外物，洒落之高致，不羁之远韵，皆晋人之所企求而向往也。”钱穆认为，晋人子猷完全是兴发而行，兴尽而归，故事并没有引向传统的功利的圆满，而是将人物的主观选择和自我心灵的丰富展示作为美感的诱因。魏晋之士把对人生解放的寻求升华到了审美之“兴”中，形成了一种美学精神。然而细细品味《世说》的语言，子猷“四望皎然”“因起彷徨”，似乎暗暗在诉说着自我的孤独寂寞、焦灼犹豫。近代柳诒徵指出，魏晋人“故作旷达，以免诛戮，不守礼法，近乎佯狂”“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由此可见，魏晋士人表面上风流潇洒、旷然超远、崇尚自由，然而实际上其“唯问情兴”的背后是专制统治下所造成的人格畸变，满是无奈与悲苦。所谓“魏晋风度”，实质上是美与真的脱离与分裂。因“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基础，所以学术上常把它们放在一起解读，实际上隐藏在背后的本质内蕴却有着天壤之别，看似认真忘情、超脱世俗的高雅“魏晋风度”背后，透露出生命本真的遗憾与无奈。而从容旷达、逍遥物外的超逸“晋宋风流”，实质彰显了无可比拟的精神自由。这从宋人对“剡溪”意象的解读可见一斑。

“我家住在剡溪曲，万壑千山看不足。却笑当年访戴人，雪夜扁舟去何速。”（《王子猷返棹处》）又如杨亿诗：

“六花新霁白皑皑，爽气飕飕拂面来。梁苑酒浓寒力减，谢池风细冻文开。天边几阵闻归雁，江外千家见早梅。此际何人能访戴，剡溪清景好衔杯。”（《次韵和盛博士雪霁之什》）

除涉及访戴典故之外，“剡溪”作为宋人梦寐以求的避世之所也赋予了“剡溪”意象新的内涵。如陆游诗：

“我生本痴绝，万事不系怀。一朝蜕形去，岂问弃与埋。游宦三十年，所向无一谐，偶然有天幸，自退非人排。黄纸如鸦字，君恩赐残骸。剡溪回雪舫，云门散青鞋。两犊掀春泥，一钵随午斋。更当拥布被，高枕听鸣蛙。”（《初春书喜》）

陆游在此诗中记录了离开庙堂之高，身处江湖之远时对日常生活“闲事”的想象，“剡溪”意象是休闲审美生活的象征。“乘船沿江泛游剡溪，岸边有散落一地的青蛙，掀起春泥的牛犊，午间用陶钵盛饭作午斋，夜晚枕着窗外的蛙鸣入睡……”只有真正有闲情雅致的人才能观察、体验、描述得如此精致细腻。这种闲情，不如说是一种心境。所以，“剡溪”在宋诗中所代表的是随心而发、优容潇洒、摒弃外物、沉淀心情的一种心境。宋人的文化审美源于闲雅的心境终又反照于日常生活中，这种日常的快乐展现的正是宋人生命本真的有力与绵长。

二、日常生活的艺术化

宋代文人的身份往往兼政治家、思想家、诗人于一体，所以多具学者气度，他们认为“诗词高尚要从学问中来。”宋代士大夫的极度学者化，使宋代文化审美日益追求雅致。刘方在《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中指出：“宋型文化首先体现在完成了从唐代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释的融合，并且形成了民族本位文化的理想思想”。儒家的淑士精神促使宋士积极入世，而佛道对“宿命论的反对”，对众生计较取舍的反对，又使得他们能够以平常心态面对得失。这反映出宋人具有二重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一方面宋人具备积极主动的报国入仕精神，另一方面又表现出随性自适的生活享受特征。如陆游诗：

“万里纵横自在身，偶然来看剡溪春。取将月去闲娱客，携得云归远寄人。缩地不妨游汗漫，移山随处对嶙峋。须君更出囊中剑，一为关河洗虏尘。”（《有道流过门留与之语颇异口占赠之》）

剡溪生活美景激发出诗人“为关河洗虏尘”的报国情怀，而剡溪自在舒适的生活又是诗人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所以诗人心中既有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又兼有对所处社会的责任感。“剡溪”所激发出的美景体味在陆游笔下似乎转化为一种志士精神，这展现出宋人文化审美的又一新声：自由转换超世与入世。封建正统思想认为建功立业、经邦济世乃雅道，怡情养性、自由娱乐是俗谛，包含“剡溪”意象的作品注重从世俗日常生活中追求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雅韵，传达出宋人文化中“雅”与“俗”是可以融贯一致的审美特征。如李诗：

“万仞嵩峰接天远，妖武登封艰步辇。初登峻岭已回心，何事艰难能黾勉。亦似徽之泛剡溪，想见王阳临蜀坂。老子山林兴不浅，兴尽中涂犹欲返。古人戒在末路难，九十常百里半。世上风波更可憎，心不可回聊自劝。”（《回心岭》）

“剡溪”意象一方面激发出诗人对生命本真的思考，另一方面又通过描绘野逸生活展示其艺术化的生命情调。如郑思肖《王子猷访戴图雪》诗云：“夜怀人泛剡溪，造门而返是还非。不曾相见犹相见，满载清风独自归。”程俱《豁然阁》：“寒蝉发澹白，一雨破孤迥。时邀竹林交，或尽剡溪兴。扁舟还北城，隐隐闻钟磬。”在这些诗歌中，“剡溪”意象象征着宋代诗人们梦寐以求的野逸生活。而人是自由的主体，是逸世孤傲、高蹈远举的个体形象。

总的来看，“剡溪”意象蕴藏了宋代诗人的文化审美趋势，他们善于通过世俗日常生活抒写心境思考人生。审美是否艺术化，主要看审美主体是否具有雅致，与客体是否高雅无关。黄庭坚曾说过：“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题意可诗后》）所以，宋人在诗中表现出在世俗中寻真味、在野逸中抒品格、在日常中露雅致的艺术结构方式，使生活得以艺术化，呈现出情意平淡自然、气质静水流深、思想细腻深邃的美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