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的《离骚》和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占居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一个是我国古代最宏大的抒情诗，一个是汉大赋写作体制的典型代表，二者均以奇幻雄伟的想象和绚烂多彩的文笔成为著称于世的浪漫主义佳品。

一、《离骚》与《上林赋》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相同点

作为先秦两汉文学史中颇具代表性的两篇浪漫主义佳作，《离骚》与《上林赋》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第一，它们都表现出一种神幻奇绝的超凡想象力，善于利用想象创造出一种神幻奇妙的境界。在《离骚》中，屈原驰骋想象，将各类人物、传说与众多客观外象杂糅在一起，创作出众多为大众所惊叹的变化多姿的艺术形象，构建了一个神奇宏伟的想象空间。郭沫若曾评其：“把宇宙中的森罗万象都看成是生命的存在，而且都可以用来替他服务。他把风、雨、电、云、月作为他的侍从、御者、卫士，使凤凰和龙替他拉车子，让他在天空中驰骋。他忽而飞到了天国的门前，忽而攀上世界的屋顶，忽而跑到了西极的海边……”[1]4-5从郭沫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屈原在创作中的想象能力是极为赞赏的，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极力学习这种离奇绚丽的想象能力，比如《天上的街市》和《地球，我的母亲》二诗就充满了极为辽远磅礴的想象。

如此奇绝的想象能力同样表现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作为西汉时期颇具代表性的文人，司马相如极为擅长在奇幻庞大的想象世界里传达自己劝谏君主的观点，其赋中想象能力的奇幻宏大，与《离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上林赋》中“沸乎暴怒，汹涌彭湃。滭弗宓汨，偪侧泌瀄，横流逆折，……安翔徐回；衍溢陂池”的滔滔水势；“吐芳扬烈，郁郁菲菲，众香发越，肸蚃布写，晻薆咇茀”的美丽原野和草木；“麒麟角端，騊駼橐驼，蛩蛩驒騱，駃騠驴骡”的各种奇珍异兽；“赤瑕驳荦，杂臿其间，晁采琬琰，和氏出焉”的美玉和“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亡穷”的繁盛树木；“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的天子游猎场面，以及“千人唱，万人和”的天子宴会场面，都充分表现出了惊人的想象，创造了天子游历天宇的神奇虚幻之境；“然后扬节而上浮，凌惊风，历骇猋，乘虛亡，与神俱。躏玄鶴，乱昆鸡，遒孔鸾，促鵕鸃，拂翳鸟，捎凤凰，捷鹓雏，揜焦明。道盡途殚，回车而还。消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率乎直指，晻乎反乡。”[2]324-347这与屈原在《离骚》中所描绘的奇幻境界何其相似！

第二，《离骚》与《上林赋》均采用了感性主观、直抒其情的艺术表达方式。《离骚》不同于《诗经》借物起兴的手法，屈原所采用的是直接抒情的艺术手法，将自己的痛苦、不忿和抗争的情绪都投射进诗中，全诗充斥着浓郁的苦闷抑郁和不屈斗争的情感。《上林赋》虽然表面上看是在进行理性的劝谏，但文中处处都显露出司马相如为国为民的热忱，为了达到讽谏君主的目的，他将世间万物都纳入了自己的论辩之中。明代王世贞评价道：“《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马、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艺苑卮言》)虽然《离骚》是感性直接的，而《上林赋》将感性的情绪隐于神奇的幻想世界，但它们实则都是诗人感性主观情绪流动的结果。

第三，《离骚》与《上林赋》二文中均深刻地表现了作者热烈奔放的爱国主义热情。在《离骚》中，我们可以从“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诗句中，感受到作者浓烈的忧国忧民的情绪，而“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为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又表现出诗人难容奸佞的耿直胸怀，愤怒之情溢于言表。[3]11

同样，在《上林赋》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上林赋》紧接着《子虚赋》中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对上林苑游猎盛况的描写和天子奢侈生活的反省中，再现了汉代盛世。于此不仅可以窥见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也可以感受到其对百姓的关心，以及对汉帝国统一天下的期盼，甚而在文中为汉帝国实现大一统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在《上林赋》中，亡是公以“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一语发起，把全篇的内涵提升到了汉帝国大一统的新高度，司马相如在赋中对子虚、乌有先生进行了严厉而全面的批判，并借亡是公之口明确提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针对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失误，亡是公予以了严厉的批评，紧接着笔锋一转，以上林苑的富丽之美否定了齐、楚地域的辽阔，令诸侯们汗颜。然而这些在赋中所极力描写的天子畋猎声势浩大、离宫别馆声色淫乐，却是作为否定的对象而存在的，其最终是要达到司马相如讽劝汉武帝修明政治和节俭的目的。

第四，《离骚》与《上林赋》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运用上也颇多相似之处。

《离骚》善于利用铺排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比如屈原为了表现广纳人才不辞辛劳的高洁品格用了多个并列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与此相类，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对铺排和夸张的运用更是比比皆是。他通过铺排的方式夸张地描绘出波涛汹涌的水势，各种奇珍异兽，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还有壮阔秀美的原野和盛大的畋猎以及宴饮享乐的场面。例如其中描写上林苑繁盛的草木：“于是乎卢桔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答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巨野。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葰茂，攒立丛倚，连卷欐佹，崔错癹骫，坑衡閜砢，垂条扶疏，落英幡纚，纷溶箾蔘，猗狔从风，藰莅芔歙，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还乎后宫，杂袭絫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亡穷。”在这一段中，作者采用排比的手法，将四季成熟的水果全部集中到一起描写，将各种珍奇的树木繁花通通罗列出来，从而将上林苑的壮丽秀美充分地展现出来，使读者读之宛在目前，故刘勰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俱获”(《文心雕龙·夸饰》)。

综上，《离骚》和《上林赋》两篇文章在上述各方面均表现出相同特征，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汉赋在很多方面对楚辞都有所继承。楚辞在西汉前期颇为盛行，汉赋在艺术上对楚辞有一定的继承，如骚体赋继承了楚辞长短不一的句式和“兮”字句式。汉赋还继承了楚辞抒情强烈、讲究藻饰、文采华美、风格绚烂的特点，以及楚人创作时爱幻想和铺排夸张的特点。所以，《离骚》和《上林赋》在创作手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二是由于屈原和司马相如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都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热情，期盼自己的国家独立富强，进而完成大一统，达到所谓唐虞之治，所以，《离骚》和《上林赋》中都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二、《离骚》与《上林赋》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差异

由于汉赋在继承楚辞艺术手法的同时，也继承了《诗经》的创作方式，又受到战国游士纵横风格散文的影响，故而汉赋对楚辞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楚辞虽然受诸子百家散文的影响，但其本质仍是抒情诗。而汉赋从文体来看却是“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4]186。《离骚》与《上林赋》二文的浪漫主义特征又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其一，《离骚》和《上林赋》二文虽然都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但是《离骚》是以神话和传说作为想象力的基础的，屈原善于从历史中寻找素材，描绘奇异宏大的幻境。而司马相如更多的是通过对许多事物和景物的铺张扬厉来扩张想象力的，他以雄伟的结构来铺写巨丽的形象。《上林赋》以游猎为中心，将天地万物囊括在内，用“夸张的文笔、华丽的辞藻”为大众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幻想世界。诚如何义门在《评注昭明文选》中所说：“《上》为宋玉嫡传，从《高唐》而铺张之，加以纵横排宕之气，其局开张，其词瑰丽，赋家之极轨也。”

其二，《离骚》和《上林赋》虽然都表现出张扬的浪漫主义特色，但《离骚》中所展现的是一种“诗的掌握方式”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认为“诗的掌握方式是一种还没有把一般和体现一般的个别具体事务割裂开来的认识……诗把它所掌握的一切都纳入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里，这种整体固然内容丰富，可以包括范围广阔的情境、人物、动物、事迹、情感和思想，但是这些广泛复杂的东西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5]20。而《上林赋》作为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作品，其思维方式既不同于屈原的“诗的掌握方式”的思维方式，也不同于庄子的“散文的掌握方式”的思维方式，而是表现出一种感性和理性相融合的新的思维方式。这种差异使《上林赋》体现了一种理性思维的流动，一段一段的景物描写和天子游猎宴饮描写，彼此之间似乎毫无关联，实质上却处处透露出司马相如主张修明政治、提倡节俭的观点，一系列夸张的描写都是为政治讽谏而服务的。

此外，《离骚》塑造了一个为了理想而愿意赴汤蹈火的品格高尚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其在美学上更多的表现为崇高；《上林赋》则没有一个具体的主人公形象，只是为了达到讽谏的目的而一味地铺张词采，呈现出了一种“大”、“富”、“奇”的美，故而它在美学上更多的表现为壮美。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屈原赋今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2]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崔月华.《庄子》与《离骚》浪漫主义之异同[J].聊城大学学报,2004(1).

[4]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5]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