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马克斯·舍勒是20世纪初现象学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作为一位“精神的挥霍者”，舍勒对20世纪西方思想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舍勒的理论成果上，而且体现在他对人类时代状况的深切关注。基于以上两个方面，本文以知识的三种类型理论为视角，对舍勒的“谐调时代”思想进行探析。笔者认为，本文不仅考察舍勒对知识三种类型的划分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阐述，而且分析舍勒对“谐调时代”的深刻洞见以及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展望。通过揭示以上两个方面极为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彰显舍勒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交融与统一。

一、舍勒的知识社会学

综观舍勒一生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舍勒的知识社会学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专门研究领域，而且作为其思想的一条线索，将哲学、神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贯穿起来，从而使舍勒涉足的多个研究领域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有机的理论体系。正如弗林斯所指出的，对知识三种类型的划分和论述，在舍勒的论著中“几乎随处可见”。就笔者所知，舍勒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论文与论著中：全集第六卷中的《论知识的实证论的历史哲学》；全集第九卷中的《哲学的世界观》、《知识形式与教育》以及重要论著《知识社会学问题》。因此，本文仅参照以上文本阐述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思想。

(一)知识的三种类型

首先，我们来看《哲学的世界观》。在这篇短小的论文中，舍勒主要探讨的是哲学世界观的重建问题。在分析当时德国哲学的处境之后他明确指出，哲学决不能仅仅充当实证科学的婢女。考虑到哲学的世界观对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舍勒主张必须积极重建哲学的世界观。因此，本论文的重要论题就是探求人的“认识手段”和“具体认识途径”，而这必然通过知识的三种类型而获得。正如舍勒所指出的：“人力所能及的知识有这样三种，即宰制知识或成效知识、本质知识或教化知识、形而上学知识或救赎知识。所有这三种知识没有一种是自在自为的。每一种知识都是为了改造存在者。这种存在者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自身的构成形式，或者就是绝对物。”[1]179不仅如此，舍勒还对知识的三种类型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和比较，其中，出于对研究主题的考虑，舍勒运用现象学方法分析最多的还是本质知识，并将其特征概述为六个方面，如“中止一切欲求行为”、本质认识、本质直观、理性认识等。由此可见，《哲学的世界观》试图探讨的就是建立世界观的“一种方法”，这是“一种普遍有效的严格方法。依靠这种方法，不管是谁，都能找到‘他’的形而上学真理”[1]191。总之，通过对重建哲学世界观这一主题的研究，舍勒阐明了知识的三种类型思想。

其次，我们来看《论知识的实证论的历史哲学》。从这篇短小的论文可以看出，舍勒既深受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的影响，同时又在对其思想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知识的三种类型理论。众所周知，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孔德曾探讨了人类整个认识演变的重大规律。他指出：“我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2]1舍勒显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为此他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尝试“从社会学角度去追问认识论”这一立场出发，通过揭示“不同知识部门”以及“知识种类的发展规律”[1]165，详细考察了知识三种类型的生成条件与历史运动；另一方面，舍勒指出，孔德对科学的分类“同他的三级规律休戚相关”，由此对实证主义有关知识的社会动力学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孔德认为形而上学之知必然取代宗教之知，而科技之知必然代替形而上学之知，这种观点是从历时性角度对人类认识变革进行的考察。而舍勒则认为，知识的三种类型拥有一种“共时性结构”，因此，“宗教—神学的认识和思维、形而上学的认识和思维以及实证的认识和思维并不是知识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偕同人类精神本质一起给定的实质性的和永恒性的精神立场和‘认识形式’。它们之中没有谁能‘取代’或‘代理’其他任何一方”[1]165。此外，舍勒还从六个方面对知识的三种类型的生成进行了详尽论述。他指出：“在宗教、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中存在着三种完全不同的动机，三种完全不同的认知精神的活动，三种不同的目的，三种不同的位格类型，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1]167总之，通过以上论述舍勒明确阐明了知识的三种类型理论。

再次，我们来看《知识形式与教育》中的相关论述。相对于《哲学的世界观》与《论知识的实证论的历史哲学》而言，《知识形式与教育》不仅篇幅稍长而且也更为重要一些。这篇论文完成于1927年，是舍勒基于当时德国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在柏林莱辛教育学院所做的演讲。从时间上来看属于舍勒晚期构建其哲学人类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总体而言，本文探讨的仍是“人是什么”这一主题，只不过舍勒是从“知识与教育”的关系入手，通过知识对人的教化作用从而使人变得有教养这一过程，探讨了知识的三种类型理论。下面我们来看舍勒对人的认识。他认为，人是具有“精神能力的生物”，“人在质上高于动物，不是一种静止的存在、一种事实，而只是一种可能的过程方向……在这一意义上，‘没有’作为物的人(即使作为相对恒常的物)，而只有一种永恒可能的、在任何时候都能自由地实现的人化，一种也在历史时间中永不静止的人的生成”[3]194。由此可见，在人的一生中若要完成人的不断生成而达到一种“为己”的生存，最终实现各种可能性的存在，必须依赖教育。不过在舍勒看来，当时德国的社会状况让人十分痛心，整个民族教育十分渺茫，甚至失去了方向。究其原因舍勒认为，在当时德国的“知识论结构与知识社会学结构”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运动，它们已经“有害于真正的哲学和科学”，进而也有害于教育乃至影响人的发展。因此，舍勒的演讲就是要通过探讨“知识与教育”这一主题，从而“尽其所能重新赢得教育自由，即我们已经或面临着失去危险的教育自由”[3]182。基于以上深刻分析，舍勒认为，必须对“教育的哲学本质”进行规定，它涉及以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究竟什么是教育的本质？第二，怎样进行教育？第三，什么样的知识和认识形式限制和规定着由此人变得‘有教养’的过程？”[3]182舍勒提出的这三个问题表明，知识与教育的关系集中体现为知识形式必须服务于并能完成对人进行培养、教化这一目的。由此舍勒划分了知识的三种类型：“有三种知识能够和应该有助于它的最高生成目标。第一，位格的生成和充分发展，‘认知’——这是‘教养知识’。第二，世界的生成，……这种为了神性、为了存在本身的知识，就是‘拯救知识’或‘神圣知识’。第三，为了我们人类的目的和目标而实用地统治和改造世界的生成目标的知识……这就是实证‘科学’知识，统治知识或效能知识。”[3]219

最后，我们来看知识三种类型的名称表述这一问题。毋庸置疑，在《哲学的世界观》《知识形式与教育》等论文中，舍勒往往使用多个名称或不同的概念来指称某一知识类型，因此显得比较混乱。为方便起见，我们在此借用弗林斯的说法进行名称上的澄清与统一。在《舍勒的心灵》中弗林斯的表述十分简明、准确，在此略举两例。弗林斯指出：“知识有三种本质类型：拯救的知识(宗教)、本质的知识(形而上学)以及控制自然的知识(科学)”[4]197；从形式上看，有“三种类型的知识——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和科学知识”[4]207。而在《舍勒思想评述》中，弗林斯的分类和所用概念几乎相同。

其实，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中舍勒对知识类型的划分和表述也比较清晰、明确。具体而言，由于受孔德思想的影响，舍勒接受了前者所用的概念。在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规律时舍勒指出：“人们必定会承认，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知识，或者像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的那样，关于拯救或者救赎的知识、关于文化的知识以及实用知识或者关于控制自然界的知识……”[5]19另外，舍勒从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在探讨知识类型的起源时明确指出：“无论它是关于拯救的知识、关于教养的知识还是实证方面的造诣，无论它是宗教知识还是形而上学知识……都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自然观点’。”[5]74可见，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中舍勒对知识三种类型的划分和表述十分简洁、明确。只是在《哲学的世界观》等三篇论文中，由于使用的概念较多名称表述才稍有混乱。

至此，我们可以对舍勒知识的三种类型表述进行总结，以彰显其内在的统一性。按照舍勒所确定的价值等级秩序，第一种知识类型是宗教知识，也可称为神圣知识、拯救知识或救赎知识；第二种知识类型是形而上学知识，也可称为哲学知识、本质知识或教化知识；第三种知识类型是实证知识，也可表述为实证科学知识、统治知识、宰制知识、成效知识或效能知识。

(二)共存与互补而不是替代：知识类型的关系及其谐调

从舍勒对知识的三种类型及其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方法上他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所谓“反”就是指对孔德思想的批判；所谓“正”就是通过提出自己的观点构建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就前者而言，舍勒批判了孔德的“三阶段法则”这一历时性结构。就后者而言，舍勒论述问题的角度更多，也更为充分，不仅包括“人类求知欲的情绪性根源”，而且包括人类动机、目的、认识精神活动、位格类型等角度。运用以上方法舍勒探讨了知识三种类型的关系，它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知识存在的角度看，知识的三种类型是一种同步性关联而不是延续性关联，三者的关系是共存与互补而不是替代；其二，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它们具有一种共时性结构，因此三者必然最终走向谐调。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舍勒认为，追求知识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天生的内驱力，这种“情绪性根源”促成了知识三种类型的产生。在舍勒看来，孔德的“三阶段法则”是一种历时性结构，它表明，形而上学知识要替代宗教知识，而实证科学知识最终会替代形而上学知识。对于孔德的这种观点舍勒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中他明确指出：“孔德把实际上只不过是精神的某种不断分化过程的东西，看成了一个暂时的发展阶段。”[5]20而在《论知识的实证论的历史哲学》中他又指出：知识的“三项使命最初权利都是均等的，而且同样都是源于神话思维，并相互渐渐分化开来。”[1]166在以上两段话中，我们发现舍勒运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分化”。它不仅表明了舍勒与孔德观点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分化”是舍勒划分知识三种类型的切入点。舍勒把知识划分为三种类型，究其原因在于知识产生于不同的动机、目的，有需要解决的不同主题。总之，人类的存在方式决定了知识的分化及其形态。正如舍勒所指出的，“宗教、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并都是人类精神起初便特有的使命和课题”[1]174，因此就存在状态而言，知识三种类型的关系是共存与互补，而不是孔德所说的“替代”。

其次，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知识的三种类型必然走向谐调。在其一系列论著中舍勒对此论述颇多。他不仅分析了东西方知识的不同类型，而且借助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论述预示了三种知识类型走向谐调的必然性。通过对目前东西方知识类型的深入考察和分析，舍勒明确指出，知识三种类型的发展在东西方出现了分离。其典型表现是东西方往往以某一种知识类型为主导。舍勒指出：“迄今为止，各大文化圈都片面地发展了某种知识：印度的拯救知识和控制人自身的生命心灵技艺，中国和希腊的教养知识，12世纪以来西方的实证专业科学的劳动知识。”[3]226可见，知识三种类型的互补局面暂时还不曾出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更明显、更多的现象表明，实证科学知识越来越获得某种“高贵性”，进而冲击了形而上学知识，更是对宗教知识形成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不良的后果。舍勒称这种现象为“价值的颠覆”。他指出：西方文化“以日益片面化的方式，通过分工化的实证专业科学的形式，系统地只注重以可能实用地改变世界为目标的效能知识。随着近代西方历史的发展，教养知识和拯救知识日益变得无足轻重。”[3]221在其论著中，舍勒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舍勒看来，东西方文化以某种知识类型为主导也有利于三种知识类型在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因此，不同类型知识的互补关系和趋势也十分明显。舍勒以东西方各自的文化优势为基础，阐明了不同知识类型走向谐调的可能性与条件。他指出：“如果说，欧洲在用于统治外在自然的知识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那么，还是在重视教养知识和拯救知识方面，在重视涉及生命世界的技艺知识方面，亚洲具有同样强大的优势。”[3]221在其论著中这种对比研究有很多。他认为，东西方知识类型分离只是暂时的，而共存与互补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文化的谐调。正如他所指出的：“我们都拥有下列坚定信念，即在欧洲和北美洲，一个生机勃勃的形而上学和精神技术的时代，很可能会紧随着人们称之为‘现代’的、实证的和技术的时代而出现；同时，在亚洲，一个实证科学和技术的时代，则将会取代这些文化所具有的、具有强烈片面色彩的形而上学时代。”[5]191借助以上两个方面，舍勒探讨了东西方不同知识类型在互补、融合的过程中最终走向谐调的发展趋势。运用这种知识社会学理论，舍勒重点探讨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谐调时代”这一主题。可以说，他对时代主题的论述不仅更为详细、充分有力，而且尤其凸显了舍勒卓越的思想才华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二、舍勒的“谐调时代”论析

对“谐调时代”这一主题的探讨，是舍勒晚年努力构建哲学人类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集中体现舍勒对“人”的深刻见解，具体包括人的教育，精英人物的培育，由全体人来规划人类未来图景最终走向谐调。同时，“谐调时代”思想彰显了舍勒在实践层面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它涵盖了世界政治、国际关系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等问题。舍勒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谐调时代”中的人》这篇论文中，不难看出，“谐调时代”思想不仅体现了他对知识三种类型理论的运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这个充满暴力、流血、冲突乃至战争的时代，舍勒的思想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个方面，舍勒以敏锐的洞察力准确把握了人类未来走向“谐调”的总趋势。与欧洲的中世纪、近代阶段不同，舍勒认为，“谐调时代”不仅仅指具体的历史年代，也不只是具有历史学家进行时代分期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与欧洲中世纪向近代时期所发生的过渡相比，“谐调时代”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更为深刻和多样”。因此，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如果我站在这个新时代的大门口题献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又将包含着这个时代的总体趋势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名称在我看来似乎是适应的，这就是‘谐调的时代’。”[3]240对于这一特定时期，人类必须认识和把握当下时代“所具有的结构”。由此舍勒指出：“它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躯、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3]233可见，“谐调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是一种“新型”的人的素质与能力提高的过程，是全体人所具有的内在因素带来的结果，而且是在人类经历紧张、冲突之后所必然担负的“精神使命”。舍勒指出：“刚刚结束的漫长时代基本上是一个产生各种紧张关系的时代……是一个‘各种势力增长’的时代……适用于现时代的最普遍的公式，在我看来，似乎是各种势力的谐调，而这个时代是一个人类各种紧张关系将得到普遍缓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努力成为种种魔幻般的力量的主人……其目的是使毁坏、爆炸、流血和眼泪被限制在最小的程度内。”[3]242总之，舍勒认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走向“谐调”。

第二个方面，舍勒详尽阐述了文化的谐调以及谐调在各个方面的体现。出于对人类未来的深切关注，舍勒详细列举了十几个方面的谐调，其中最主要的包括：种族间关系的谐调；各个文化群落(尤其是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谐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谐调；在文明的、半文明的和原始的民族之间关于政治权力分享方面的谐调；如此等等。在此，我们主要论述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谐调。舍勒指出：“在各种类型的谐调中，最重要的一种谐调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自身相适应的文化谐调，这种文化谐调与产生及创造整个历史的人类相适应。”[3]245毋庸置疑，舍勒对文化谐调的论述体现了他对知识社会学尤其是知识的三种类型关系的运用。上文已经指出，就知识的三种类型而言，尽管东西方文化知识都具有三种类型，然而它们毕竟有所偏重，拥有各自的优势和主导类型。正如舍勒所指出的，整个西方文明的特征是“依靠外力去征服其他的人和物，去征服自然和宇宙”，因而是一个“片面的和过分活跃的外向型过程”[3]255。与此不同，东方文明的特征是与西方相反的“深思、反省、忍耐”，因而是这样一种说法：“若我们一心想战胜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3]256。由此舍勒认为，只有通过互补作用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与和谐。舍勒对此论述颇多，他指出，近代以来由于欧洲具有实证科学方面的优势，它曾一度成为推动现代文化发展的主力，并向其他地区输出其科学、技术与产品。与此同时，它也在积极吸收东方古老智慧，如印度哲学、佛学、中国文化等，以弥补乃至充实其知识形式中的不足。在舍勒看来，这不仅仅是东西方文化的“和解”，更重要的则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谐调。由此，舍勒对文化群落的谐调趋势及其结果作出了预测。他指出：“现在，世界史上实现这种片面发展的精神生活的相互平衡和相互补充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只有实现这种相互平衡和相互补充，而不是某种知识片面地从属于其他知识，也不是只关注各文化圈历史中的‘固有财富’，人类文化史才有其未来。”[3]226其实，不仅仅是东西方文化之间需要通过互补走向谐调，整个人类的文化发展都是如此。因此，舍勒还论述了更广阔地域范围的文化谐调，即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群落的谐调。他指出：“进一步影响人类形态的另一种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谐调是，在欧洲与三个伟大的亚洲文化中心：印度、中国和日本，以及作为某种媒介物的伊斯兰文化之间的谐调。”[3]253总之，知识的三种类型理论与舍勒的“谐调”思想密切相关。舍勒的相关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对知识社会学理论的运用以及对最核心的文化谐调的强调。

第三个方面，如何通过解决国际政治争端实现种族谐调、政治谐调，不仅是困扰舍勒的难题，也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挑战。

在舍勒的论述中，他明确承认种族的差别，认定这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客观事实。因此，他反对从“纯粹”的种族这一角度出发看待人类的未来发展。舍勒认为，民族的差异及其支系的出现只是暂时的。从发展趋势来看，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其他民族，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沟通与融合总是不可避免的，最终会形成人类社会的“世界主义”状态。他指出，在人类历史中“血统的混合将是不可抗拒的进步”[3]243。由此可见，在舍勒的“谐调时代”思想中种族的谐调十分重要。此外，与种族谐调密切相关，舍勒十分重视并强调政治谐调。借助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舍勒运用一些重要的概念——积极的强权政治、猎人政治、消极的不抵抗政治，考察和分析了在历史上出现的政治争端、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战争。时至今日，人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今在全球范围内政治分歧、军事冲突给人类带来的困扰，这些无疑构成了人类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中的障碍。当然，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一，危险因素的增加；其二，谐调机遇的到来。正如舍勒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清楚地明确一件事：这个时期不仅是增长着紧张关系特殊势力的时期，而且也是一个谐调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人类来说恰恰也是最危险的时期，是最充满着死亡和眼泪的时期。”[3]243但就时代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舍勒仍是乐观的。他指出：“我敢大胆地断言，即使是在这个最高目标的领域，我们还是能看到，所有国家的伟大的思想家们与精英人物之间的一切基本见解都将日益(几乎是很奇怪地)趋于一致，尽管至今几乎还没有什么人认识到这一点，但大范围的谐调毕竟已全面展开了。”[3]270

在今天看来，舍勒的思想对于世界政治和外交，对于世界的和平，可谓意义重大。

当然，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舍勒的这种理论表述，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清醒的态度，人类确实应该有明确的认识和判断。其实，这不仅是困扰舍勒的一个难题，更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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