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徐刚

1951年2月22日凌晨，经过整整四天的火车旅程，郑文光终于从广州抵达北京。此前一年，这位关心时政、酷爱科学的文字工作者在香港主编的《新少年》杂志因过于激进，而引起了港英方面的注意，他不得不应组织要求匆忙撤离。在几种可能的选择中，他毅然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像无数革命时代的外省青年那样，那一刻的北京，在郑文光面前展示出未来生活的全部神秘和诱惑，激发着他的热情与斗志。命运就是这样，一次光荣的撤退，也终究意味着有关梦想和挑战的全新起点。只是那时，在北京料峭的春寒中，年轻的郑文光来不及细想。他感念于中国科普协会接站同志的热情，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一座在他以后的生命中起重要作用的城市，是他“寻求英雄主义的生活中，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最辉煌的组成部分”①。三年之后，郑文光的作品《从地球到火星》（1954）顺利发表于《中国少年报》，这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篇正式标明的“科学幻想小说”。于是在他这里，“科学”“幻想”和“小说”这几个关键概念的随意组合，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

现在看来，《从地球到火星》里的科幻故事显然极为简单：几个顽皮的孩子，趁爸妈熟睡之际，偷偷开跑了火箭船，他们一路飞到了火星，并围绕这个彤红的星球转了一圈……只是因为当时的郑文光，也并不知道真正的火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才没敢让这群放肆的孩子在这里“登陆”。然而即便如此，小说也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北京城掀起了一股“火星热”。“那时候，北京天文馆还没有建立，《中国少年报》编辑部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在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上架起了一座望远镜，人们吃过晚饭，就到古观象台排队看火星，学生们排成了长龙，直到深夜仍然不见缩短。”②

在郑文光这里，正是感动于孩子们的热情，才让他“搞起科幻创作来”。然而在《从地球到火星》中，重要的却不是故事，而是借助故事的讲述“传授知识”，比如有关失重状态的解释，“一辈子都不会天亮”的具体缘由，以及流星威胁和火星尘雾等有趣的对话。这种刻意的“科普”工作，恰是郑文光早期科幻小说创作的题中之意。当时他一系列小说都是以此方式展开，比如《第二个月亮》（1954）就借“人造月亮”的参观，通过科技的展示来讲解具体的知识；而《征服月亮的人们》（1954）也借小说人物谢托夫教授之口，向少先队员们讲述地球和月亮的有关情况。对此，郑文光自己也坦承了这种“科普”的动机：“1954年，我发表了《从地球到火星》《太阳探险记》等。这些作品虽然已经不是科学知识的图解，力图在其中刻画几个行动中的人物，但是，仍然未完全摆脱把科学知识塞进一个小说框架里的毛病。”③甚至到了他新时期以后的作品《飞向人马座》（1978）中，科学知识依然占据了整部小说三分之一的篇幅，体现出典型的“硬科幻”风格，并因此被誉为“通俗的天文知识读物”④。

这种通俗化的科普特征，恰是那个年代科幻文学的普遍状况。甚至早在20世纪40年代，作家张然便曾在《中国青年》发表向小读者介绍天文知识的科学小品《开天辟地的故事》，而到了1950年，他的《梦游太阳系》便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了同样的天文知识。这种“新少年读物”，被认为是“科学幻想小说”的先声。而科幻文学“科普化”的原因也其来有自。根据詹玲的考察，新中国科幻先后宣称以苏联科幻、凡尔纳科幻为学习对象，但模仿的仅是技术理想主义一维，其他文学价值大半被遮蔽，呈现出简单的儿童科普色彩，这里承继的是鲁迅对科学小说的科普功能设定。在她看来，虽然鲁迅从文学性与科学性两方面要求科学小说，但在后来的左翼文学创作中，科学小说的科普性被放大、强调，文学性则成了让科学知识变得有趣味的“调料”⑤。

而不出所料，这种对于科普的异乎寻常的强调，则与某种流行的时代风潮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太平盛世，极大触发了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尤其是宇宙航天技术的热情和求知欲。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的全面开展，当代中国科技水平落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呈现了出来。而落后的焦虑，直接催生了“向科学进军”的实践。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潮。在创作上，不仅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诗等科普读物大为火热，科幻小说也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只不过这里的科幻小说，更多只是人们学习科学知识的媒介。也就是说，注重小说传播的功能性，而非文学的审美特性，是彼时科幻小说的主要特征。据赵世洲回忆，当时热心倡导科学幻想小说的都是科普编辑而非文学编辑，他们“舍得在科学刊物、科学副刊中拿出大量篇幅来发表作品”⑥，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投身科学。

在这个意义上，郑文光作为一位科幻作家的“养成”，更是具有相当的“便利”。早在1949年以前，郑文光就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以教学和撰写科普文章谋生。他1951年到北京，在中国科普协会工作，而“科协”的主要任务就是“一手抓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一手抓科学知识的普及”⑦。仅1954年一年，郑文光就创作了100万字的科普作品，其中“光是关于人造地球卫星的科普文章他就写了120篇”⑧，这为科幻小说创作提供了知识的准备。而在具体的创作之前，郑文光又预先广泛接触了当时已经被译介到国内的不少科幻作品和理论。1953年，他翻译了俄语小册子亚力斯托夫的《为天文学中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斗争》。苏联这一类科学哲学作品的翻译与研习，极大了拓展了他的知识视野，让他的科普工作游刃有余。再加之对凡尔纳、阿西莫夫、齐奥尔科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等人作品的阅读与学习，更使得他对科幻创作的酝酿顺理成章。

完备的知识准备，让郑文光的科幻创作信心十足，自1954 年写第一篇科幻小说起，他就逐渐发现，“科幻文学”是“比较能够把握的一种文学形式”⑨。然而如前所述，科幻小说的“少儿科普化”，使得许多小说变成了科学技术的知识记录，情节构思的套路化极为严重。对此，科幻作家肖建亨曾尖锐指出：“无论哪一篇作品，总逃脱不了这么一关：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或戴着眼镜的年轻的工程师，或者是一位无事不晓、无事不知的老爷爷给孩子们上起课来了。于是，误会——然后谜底终于揭开；奇遇——然后来个参观；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参观记——一个毫无知识的‘小傻瓜’，或是一位对样样都表示好奇的记者，和一个无事不晓的老教授一问一答地讲起科学来了。参观记、误会法、揭开谜底的办法，就成了我们大家都想躲开，但却无法躲开的创作套子。”[10]

纵观郑文光的早期创作，一方面固然是没能逃脱这种模式化的套路，但仔细考察，其实也能略微看到一些挣脱的努力。如其所言的：“科学幻想小说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科学文艺读物。它固然也能给我们丰富的科学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文学作品，通过艺术文字的感染力量和美丽动人的故事情节，形象地描绘出现代科学技术无比的威力，指出人类光辉灿烂的远景。”“科学幻想小说就是描写人类在将来如何与自然做斗争的文学样式。”[11]他的《第二个月亮》《征服月亮的人们》其实都顽强体现出这样的倾向。这些小说在告诉人们月亮上面没有水晶宫殿，没有嫦娥的同时，也仍然试图传达一些积极乐观的情绪，比如提醒人们“为科学，为人民，开拓新的世界”；再比如在故事的结尾加上这样的段落：“科学的道路是宽广的，世界是辽阔的，它欢迎一切勇敢坚强，不怕困难的人。愿你们努力！”[12]《火星建设者》（1957）是郑文光为在苏联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量身定做的，一些个人化的元素已经初露端倪，这些元素包括宇宙的神秘性、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以及人性中的勇敢。这些元素将在他此后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而《飞向人马座》表现的则是“作为自然界主人的真正的人的面貌”，“以浪漫主义的格调显示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美好愿望，讴歌了高尚的品德和优美的情操，旨在纯净被污染了的社会风气”。[13]

这些都不由得让人想起苏联科幻小说在科普工作之外的诸多思考。正如研究者所说的，苏联科幻习惯于将科学幻想“纳入到关于未来共产主义文学问题的讨论之中”，呈现出“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为根据的对未来乐观主义的假想”[14]的显著特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将读者对象锁定为青少年，正是寄希望于把“普及科学技术和培养民族主义情操”作为创作“最迫切的目标”。[15]而一直在思索何谓真正科幻小说的郑文光，显然也深受这一思路的影响。

二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迎来了另一个创作高峰，而郑文光也顺应着这一潮流，取得了丰硕成果，也获得广泛赞誉。正如叶冰如在谈到他的《飞向人马座》时所回忆的：“要知道，所有这些人都是经过十年浩劫、十年文化荒芜过来的人呀，全国上下又有几个人知道什么科学？……在这样的环境下，居然还有人关注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这是怎样的超前意识和现代化！”[16]当然，对于郑文光及广大科幻作者来说，一个较为紧迫的任务却是，如何从科幻小说“少儿科普化”的窠臼中解放出来，让其获得更为广阔的美学空间。

为此，郑文光从理论和实践等不同层面，对这一问题有着严肃认真的思考。如他自己所说：“到底什么是科幻小说这个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和复杂的漫长过程。”[17]他认为，在当今世界里，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一种正统的文学创作形式”，它“是要为小说的主题思想服务的，普及科学知识不是它的目的”。[18]在创作实践中，郑文光也“力图将它写成严肃文学”，“以刻画人物、表现社会、表现人生为主”[19]。其实早在1979年底，他便明确提出：“好的科学幻想小说无论假设故事发生在多么遥远的未来，也应该和当前社会的现实斗争密切相关。”[20]这在中国科幻小说界，算得上是具有先锋意义的可贵尝试。

随后，郑文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剖析人生，反映社会”[21]的主张，并不断阐释这种主张：“文学是生活的镜子，科幻小说也是生活的镜子，而且是一面具有特殊能力的折光镜，它能在现代化的幻想——科学幻想构思中，曲折传神地展示我们严峻、真实的生活。”[22]他同时认为：“只有把科幻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拿来剖析人生，反映社会，表现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社会上各式各样人物的活动、思想、感情、愿望、关系，科幻小说才能立于文学之林而获得自己的生命。”[23]这种主张被他郑重地称为“科幻现实主义”，如其在接受香港《明报》记者潘耀明访谈时所言的：“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则想建立这样的流派——社会性的科幻小说，探讨社会问题，并把它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分。”[24]

郑文光“剖析人生，反映社会”的主张，抑或“科幻现实主义”的理论，其实有效颠覆了中国科幻“科普论”创作的一统化局势，某种程度上令其成功从“少儿科普化”的科幻格局中突围。此后，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从‘科普论’向‘社会论’靠拢，科幻小说开始涉及更为广泛的现实社会生活，思考更为深刻的人生问题和生存环境，表现更为复杂的‘成人情绪’”[25]。这也标志着人们对科幻价值的认识，由“科学普及的中心视点转移到人性和现实的中心视点”[26]。

“想创造一种类似科幻小说又不是科幻小说的东西；我想把写科幻小说的方法拿来写现实题材。”[27]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文学观念其实早已内化在郑文光的思维之中。《星空的秘密》（1940）虽是作者一篇毫不起眼的“习作”，却能清晰洞见这种创作的抱负所在。这篇写于作者少年时代的作品，大概是他有史可查的第一篇“科幻小说”。小说讲述了广漠无边的宇宙中两颗彗星的“战斗”。那颗又大又亮的彗星非法闯入，摧毁了不少星星。群星恼怒之际，一颗小星星挺身而出，以玉石俱焚之姿，与侵略者同时陨落。这个“天地大冲撞”的悲壮故事，清晰描绘了作者当时所寄予的抗日情结。因而在郑文光那里，也许并不存在单纯科普的文学，它永远与现实有着密切关联。

而回到新时期之初，作为作者从“少儿科普化”的科幻格局中突围的重要举措，向主流文学，具体来说是彼时流行的“伤痕小说”的靠拢，则是一种迅捷有效的回归现实的创作方式。纵观郑文光1976年之后的作品，我们发现，他多以寓言化的修辞方式表达一种时代情绪，由此向观众持续证明，科幻小说并不特殊，它亦可汇聚到时代主潮的声音之中。《星星营》（1980）便有着“伤痕”或“反思文学”的痕迹，小说里“造反派”的药物实验，叙述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历史寓言；而《蚩尤洞》（1980）和《史前世界》（1980）的历史与科技，也不约而同地指向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白蚂蚁”和永动机》（1979）则干脆声称是“四害横行，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一个真实的‘科学幻想’故事”；《哲学家》（1982）里，哲学家罗文才文革时代的“非人的生活”，《怪兽》（1982）中干校里串了种的狼狗与“牛鬼蛇神”的故事，以及《猴王乌呼鲁》（1982）里“穿草绿色衣服，戴红袖章的人”的暴虐，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刚刚过去的那场运动。在此，“造反派”“劳改队”“牛棚”等关键字眼不时出没在科幻丛林里，表达着某种难能可贵的时代情绪。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地球的镜像》（1980）和《命运夜总会》（1982）。前者借宇航员之口，描绘了“乌伊齐德”作为人类历史实录的“全息电影”，影射着“20世纪的一场愚昧而野蛮的武斗”，作品所展现的历史片段，显然经过精心选择：红卫兵武斗的场景与郑和下西洋、火烧阿房宫相并列。此时作者将不断被咀嚼、反思的“文革”题材，放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伤痕”也被叙述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复杂关联。而《命运夜总会》以悬疑、探案故事的框架展开，故事的核心，那部让人产生幻觉的“万能超声仪”，本是“文革”期间“按照林彪某一骨干分子布置研制”，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将繁华都市的精神空虚，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与刚刚过去的运动相勾连，也显得极富意味。

除了向“伤痕”“反思”等主流文学靠拢，郑文光也以“科幻民族化”的追求，来超越“少儿科普化”的局限。就此话题，必须提及郑文光第一部小说集《太阳探险记》出版时的一个“小插曲”。1955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将小说稿件送专家评审时，作家刘金曾严厉批评小说集具有“洋奴思想”[28]，其根据就是，集子中《征服在月亮的人们》一文的主人公是中国人，却起名为“谢托夫教授”。现在看来，这样的批评实在有些牵强，也令人费解。但在当时，于作者郑文光而言却是深深的震动。“洋奴”的指责如鲠在喉，这不断提示他，要为中国写一部科幻小说，写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命运。《地球的镜像》大概就是这样一篇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命运的小说。它在“伤痕”叙事，即红卫兵造反的荒唐景象之外，“嫁接”了人们极为熟知的郑和下西洋、火烧阿房宫的历史桥段。虽然只是一笔带过，还颇有些情景点缀的味道，但却是一种中国身份的有效标识，对于作者来说，也显然具有别样的意义。事实上，《地球的镜像》里的东方故事，颇受西方读者的欢迎，这虽则有“东方主义”的元素在作祟，但也不能不说是浓郁民族特色的魅力所在。如作者所言：“短篇小说《地球的镜像》之所以被国外出版界争相翻译，恰恰是因为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故事虽然发生在外星球，但主人公都是中国人，重大事件都是中国的事，东方作家的深邃历史使命感使作品赢得了荣誉。”[29]另一篇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小说是《古庙奇人》（1979）。小说虽然是立足于对“封闭式”社会缺陷的反思，但却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尤其是阴森古庙里死者复活的段落，让人想起《聊斋志异》的神鬼故事传统。

三

为了超越科幻文学“少儿科普化”的局限，郑文光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在“科幻现实主义”“科幻民族化”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无疑极大地拓展了科幻文学的美学空间，也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如陶力在《郑文光论》里所指出的：“他所达到的现实性的深度与广度，在科幻领域内都是十分突出的。”[30]对此，吴岩也认为，在“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将文化大革命题材引入科幻文学的创作，郑文光是提倡最多、作品也成就最大的作家之一”[31]。

但在这里，似乎也存在一些问题。鲍昌在一篇关于《命运夜总会》的评论文章中认为，这是“一篇把科幻和现实结合得较好的作品”，不过也直陈“科幻的色彩又淡了些”。一方面，他显然看到了“科幻现实主义”的成功之处。“在科幻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不必理解为细节上的真实，而主要看它对于现实生活本质的概括。”[32]但他也认识到，这种“概括”其实高度依赖那种毫不掩饰的现实隐喻目的和功能，其实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而被“发明”出来的。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有乔治·威尔斯一脉的“社会性科幻”与传统意义上的儒勒·凡尔纳一脉相对抗，但真正意义上的“软科幻”显然还没有达到深入人心的程度，尤其是在当时当地的中国。

因此尽管郑文光新时期之后的作品，总体上获得了较为积极的评论，但也存在着一些争议。比如1981年，郑公盾在《不要让鬼神进入科幻作品的领域》一文中便尖锐指出，写“借尸还魂”等人体神异的科幻小说“堕入了非科学的神秘主义的泥坑”[33]，其矛头直指郑文光的《古庙奇人》等作品。还有人猛烈批评他的《太平洋人》（1978）“违反科学的幻想”，而《灵魂出窍的文学》一文则严厉批评童恩正、郑文光等人的创作理论，把科学性比喻为科学文艺作品的灵魂。“科学文艺失去了一定的科学内容，这就叫灵魂出窍，其结果是仅存躯壳，也就不能称其为科学文艺。”[34]由此牵出科幻小说究竟姓“科”还是姓“文”的大讨论。争论双方的矛盾在于：一方认为，科幻小说主要是艺术地表达一种“科学”的幻想，“科学”是科幻小说的灵魂，而“小说”只是手段；另一方则坚持认为科幻小说是文学，其核心任务在于塑造人物，“科学”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从根本上说，这场争论还是源于对科幻小说概念的误解。虽然郑文光早已阐述过这些问题，但由于中国科幻小说科普化的观念深入人心，致使学界一直沿用科普标准来评判科幻，认为它荒诞，不严肃，“群起而攻之”致其溃不成军。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无法清晰界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科幻小说，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毫无现实瓜葛的科幻小说。“硬科幻”的机械性与僵化感，“软科幻”的虚幻性和轻佻感，仍然是今天科幻文学创作的症结所在。如何调和二者的矛盾，涉及如何理解科幻文学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幻想的边界与小说的目的等诸多议题，这也是一代代科幻作家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在科普、现实以及科幻的民族性等诸多议题之外，郑文光的创作还提供了诸多其他元素。他对科幻小说独立性的一些思索，也值得我们今天的科幻研究来认真审视。比如他对人工智能的预言，《女排 7号》（1979）、《海姑娘》（1978）、《魔帽》（1981）、《神翼》（1982）等篇什，都想象着依靠科技提高人体的局部功能，从而获得超凡能力。《泅渡东海》（1980）呼唤一种人工大脑的“综合人”的出现，“铂合金制的阳电子脑”使“人类会彻底克服自身的异化，开拓一个无限美好和璀璨的前途”。《灵犀》（1980）里孪生姐妹的心灵感应，具有神秘的信息传输功能；而《奇异功能的夏令营》（1980）则是各式各样特异功能者的大集合，这种特殊能力代表了人类的潜能，“在开拓宇宙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同时也要把人类提到新的，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高度”[35]。这些小说始终围绕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执着想象，这大概也是郑文光念兹在兹的情怀所系。此外，《海龟传奇》（1982）、《树岛鲣鱼》（1982）、《金环蛇和银环蛇》（1983）等作品则聚焦饶有意味的动物童话，讲述积极而朴素的道理。这种有趣且富有教益的写作方向，对于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颇有启示。当然，这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他的《战神的后裔》（1983）。这部以薛印青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是对他1957年的那篇《火星建设者》的重写。小说里，火星拓荒者那空前绝后的豪情斗志，拓荒过程中的种种艰难险阻，以及空旷荒原中的寂寞、惶恐和茫然甚至恐惧，都令人难以忘怀。从中可以看出，郑文光早期小说的乐观主义哲学，开始向一种悲剧的美学意味转型。其间，科幻的复杂性、美学的丰富度以及人性的深邃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如评论者所说的，从小说中无法返回未来世界的主人公薛印青身上，我们“读到了某种属于我们时代的悲哀！”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确实如郑文光自己所说的，标志着他“从讲述某些科学知识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文学作品”[36]。

然而可惜的是，郑文光的创作在他最辉煌的时候却由于疾病而宣告终结，尽管这位“中国SF之台柱”，美国《ASIA2000》杂志所直言的，“能够驰骋于科学和文学两大领域的少数亚洲科学家之一”，堪称“中国科幻小说之父”[37]的人物，在去世之前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还要写科幻小说。但是，非正式的、非驴非马的、非东非西的科幻小说，非入地上天的、非空中飞行的、非潜入的、身轻如燕的科幻小说，非机器的、非纳米的、非基因的科幻小说，但是，我说不出来的科幻小说……”[38]这里所有的可能，也只能留待后来者去继续探索。

①⑦⑧[16][21][28][38]陈洁：《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传》，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第54页，第63页，第73页，第304页，第77页，第304页。

②③[12]郑文光：《太阳探险记》，《郑文光科幻小说全集》（第一卷），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2页，序言第3页，第31页。

④饶中华主编：《科学神话（二）——1979—1980科学幻想作品集》，海洋出版社1980年版，代序第9页。

⑤詹玲：《“十七年”中国科幻小说的外来影响接受及概念建构》，《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⑥赵世洲：《不断探索》，《中国少儿科普作家传略》，希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页。

⑨[17][22]郑文光：《战神的后裔》，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第196页，第197页。

[10]肖建亨：《试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兼论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些争论》，黄伊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5页。

[11]郑文光：《谈谈科学幻想小说》，《读书》1956年第3期。

[13]浦漫汀主编：《儿童文学教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页。

[14]常言：《苏联的科学幻想小说》，《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

[15]〔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赫琳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18]吕辰：《访问中国SF作家郑文光》，《开卷》1980年5月。

[19][24]彦桦：《中国科幻小说的现况及发展》，《明报》1981年7月8日。

[20]郑文光：《科学文艺杂谈》，黄伊主编《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一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