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王长华 李笑岩

中国进入20世纪，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完全可以称得上“天翻地覆慨而慷”。这其中显性层面的变化，比如政治的变革、政权的更替等，在以往的知识谱系中非常引人瞩目，关注的比较多，了解得比较清楚。特别是民国初期，北洋政府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显性层面之下，还有隐性层面的变化，这就是与政治、政权相应的，文化学术方面的变化。可以说，这个变化及其过程，我们长期以来还没有思考清楚更没有讨论清楚。这种变化的核心是，随着政治、政权的变革，相应的文化学术在整体面貌上有了哪些改变？在改变过程中我们抛弃了什么，保留了什么？转型之后的文化学术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倾向？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所关心的问题、研究模式和这场20世纪初期的学术转型有什么关系？在经历了甚至是伤筋动骨的转型之后，我们后来的学术是如何重构和应该如何重构呢？这都是我们过去还没有思考清楚的，也是目前我们亟待思考清楚和讨论清楚的问题。

旧学向新学转型及其核心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戊戌变法为开端的社会变革，带给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我们所说的“二十世纪学术转型”也以此为开端。这场转型，其实质是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系统瓦解，转而让位于新型思想文化——西学，或者说，是从传统学术（旧学）向西方现代学科（新学）脱胎换骨的转变。其结果，以我们今天的见识而言，大体可以这样评价：作为一个民族思维脉络的传统学术及其价值，发生了几乎是断裂的彻底改变，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式及其结果被西化了。

举个常识性的例子，比如说京师大学堂是新政亦是新学的产物。《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明确提到其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办学方针实际上与当时的两个时代弊端——伪善和守旧是针锋相对的。伪善，则重名节而轻务实，这是传统中国、老派士人身上一直存在的问题；守旧，则包括传统士大夫沉浸于章句之学，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提倡学习和制度规定学习的东西中看不中用，改变不了步步下行的现实。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晚清政府要做出改变，光绪皇帝第一件能做的事，就是革新教育，创办新学，希望能够从兴办教育和培养人才的角度，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时代面临的这个致命问题。但经如此改变，“中学”能否保证“为体”，“西学”是否仅仅“为用”，“方针”确定是没用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之后发生的一切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然，这是后话。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新政来得迅速而猛烈。但“新学”却不能像新政那样一朝一夕即可改变。就像现实改变非立等可取一样，讨论也得从基础开始。我们得先说何为“新学”，新学和旧学的分野又在哪里。旧学，简单而言可以说是科举之学，或者说是以科举考试为主要培养、甄别和诠选形式的经学教育。经典之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西周的王官之学，到汉魏政府的博士官学制度，到隋唐之后的科举考试，都是经学生命流动的途径和方式。科举制度从隋唐时代确立伊始，便是举儒家经典而设科，千百年来，小的方面或略有增减，但其核心内容并未见本质上的改变。儒学自汉武帝时代开始成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王朝政治的精神支柱。而科举制度将儒学与国家选官制度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儒学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官学地位，保证了儒家经学能够在政治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传播、绵延和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科举制度正式确定之后的统一教材——无论是唐代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还是宋代朱熹编撰的《四书集注》，特别是宋以后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所采用的八股文形式，都很好地达到了这个效果——至少在科举历史的后半期，士人几乎完全被朱子学说洗脑——因为这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标准答案。因此，围绕科举考试的旧学所教育培养选拔出的人才，很难对现实起太大的改变作用。虽然科举考试也有针对实际政务进行的策问，但在科举考试后期，策问之考也基本上流于形式。旧学的教育目标和受教对象，对1900年左右的、差不多彻底溃烂了的清王朝，基本没有任何起死回生的作用。因此，此时的朝野上下一致认为，用新学改变旧学、代替旧学是当务之急。

新学怎么改，怎么办？从现象层面来看，清政府的选择是，废科举，完全放弃原来经学的学习和研究，学自然科学。于是，在新办的各类学校里，中学及其中学以上，迅速开设了物理、化学、天文、数学、外语等课程，文科中分设了历史、地理、文学、哲学、政治学等课程和专业。有的新式学校里甚至还开办了家政学专业。同时，从学制上，也分别设置了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研究院）等一系列不同水平和层次的学习年限。这是当时人们对于改变旧学的选择。

究竟出于何种现实需要，原本顽固、守旧的清政府如此急迫地痛下决心改变现实？可以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原来怀有的天朝自信就已经被彻底摧毁。鸦片战争的惨败，是清政府也是所有中国人的痛点、耻辱点。之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等，这些刻骨铭心的惨痛经历都促使1901年清政府自上而下改革的提出。从此前的1898年戊戌变法，到此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些都是中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痛定思痛，立志改革的重大动作，从而也成为改变中国发展方向和命运的重要历史节点。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士人有士人的反应和表达方式。中国的士、文人，是社会中最为敏感的一个存在。他们不但是这个民族学术的传承者，文化使命的担当者，也是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之人群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议政而不参政的，更多的是以关注文化、推动学术的方式而试图影响政治。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直接改变现实政治的人，但从对文化的反省开始，也许能够真正推动社会和政治的最终改变。因此，反思旧文化，批判旧文化和反对旧文化就成了他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中国近现代之交，科举通道废止，一大批有思想的知识人登上了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的历史舞台，他们中有章太炎、黄侃、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冯友兰等，包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人走上历史舞台，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几乎都是批判传统文化的。他们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先行军和主导力量。

中国的现代化学术转型比较具有特殊性。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时学术方向与方式的改变，基本上是要将本土文化传统的语境和土壤消灭殆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被消解、被抛弃和被替代，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伴随而来的外来文化的刺激和传播，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文化话语权的失效。对于这个阶段，梁启超曾称之为“过渡时代”，他这样描述：

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辞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梁启超：《过渡时代论》）

以新学所革除的科举制度而言，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儒家价值体系失去了作为王朝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儒学独尊被打破。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其所提供的等级秩序和统治理论，其所传递的自然知识和生产经验，在过去的时代可以成为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的范式和个人身心修养的指南。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学系统中的中小学校，不再传授经书，大学里也没有经学学科，取而代之的是，被解构的儒家经典只作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文献载体而出现。这样，学术转型的结果，是将过去与政治结合为一体的儒学（经学）被 “非经学化”，经学被祛魅，儒家经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

经学价值体系的建构与评价

一个基本常识是，传统文化以经学和孔子为代表，这二者又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所以近代对经学的批判，全程伴随着对孔子的批判，批判经学也就需要批判孔子，批判孔子也就是批判经学。

从先秦开始提出的“五经”或“六经”，每一经都与孔子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六经”中《乐》自汉代失传之后 ，所余《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是所谓“经学”、传统学术或曰“旧学”的主体内容。我们现在定义《诗经》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定义《尚书》为上古史，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个王朝，定义《春秋》为春秋时代鲁国史，定义三《礼》是周代的礼仪制度兼及周代史实，定义《易经》为占算之书，也体认其为中国的元哲学。这是今人的认识和常识。但这同“经学”“传统学术”或“旧学”的体认可以说是迥乎不同的。

经学所研究的经典，不仅指经文本身，也包括“传”“笺”“疏”在其中，班固曾批评经学发展到东汉前期“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以至于读书人只能皓首穷经。而中国的传统学术，无论是“经”还是阐释“经”的“传”“笺”“疏”等，差不多每一部都与孔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诗经》流传至今的是《毛诗》，《毛诗大序》古来就有人说是孔子或孔子的学生子夏所作；《周易》中的《易传》，也大多认为是孔子所作；《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作者有孔子说，也有孔子的学生说；《春秋》的作者可基本认定就是孔子本人，此说历来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因为孔子曾自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由于孔子在经学中占有如此突出的地位，以至于历朝历代从民间到朝廷都对孔子尊敬有加，把孔子供奉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至圣先师文宣王”等。因此可以说历史的实际是，没有经学就没有孔子，没有孔子就没有经学。所以，“五四”反对旧文化率先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道理就在这里。

旧文化，或曰经学，其承载和传播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需要认真思考和仔细甄别的问题，特别需要我们放弃长久以来附在这个问题之上的一切预设的观点和预设的视角。从经学研究的角度看，“经”是不刊之词，是要人信奉、学习的东西。进入汉代，特别是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留下的古书，经过战国的战乱和秦朝的文化钳制，不但数量少，而且缺漏多。这时候就需要补充、完善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完善我们祖宗并不完善的制度，于是汉代经学也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汉代经学的产生，与汉人修补、完善民族文化血脉紧密相关，一定程度上是以兴废继绝为出发点的。常有人说，经学是维护封建统治的，这是从批判视角所做的评价。其实没有哪个时代、哪个王朝不想垂统万代。历代帝王维护、完善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维系自身和民族的长治久安、生生不息，是完全正常，不需要怀疑和非否定不可的。因此，经学所承载和传播的，这些“传”“笺”“疏”，层层加码，代代注释，反复描绘，反复阐释，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逐渐积累下来的历史和文化，以及由这些历史文化承载的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

中国人没有类似西方 “上帝”那样的宗教信仰，宗法传承的历史经过层累、优化和提升，就变成了我们的“宗教”。《诗经·周南·关雎》首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说它表现的是“后妃之德”，《大序》说它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客观地说，这其中表现和传达的不仅是高尚的价值观，而且这种价值观是美好而有教养的，包含了“乐而不淫”的节制，是毫不低俗的，从本质上它是明显区别于粗鄙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这种对经典的解读和阐释，实际上就是《毛传》《毛诗序》等经传对主流思想的维护，对核心价值的建构。中国千百年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就是这样被一代代学者、一本本经书塑造和搭建起来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价值观念都是需要不断建构、不断塑造的，经学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就是一个漫长的不断建构不断塑造的过程。同样，今天我们能够认可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价值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断建构、不断塑造、日积月累而逐渐形成的。但是，我们后来的学术观点，特别是“五四”不加甄别地大量引进西学之后，我们用另一套话语系统和价值系统来衡量传统文化时，一言不合我们就轻下结论说，过去几千年来经无数人建构起的这套价值观是虚伪的、虚假的，是需要批判和抛弃的。这实在有点儿蛮横和霸道。

不错，相对于近代中国面临的众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过去由传统经学逐渐丰富、构建起来的价值观念对于国计民生似乎是非常脆弱无力的，他不能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有更多的良性改变。但是，现实中实现不了的并不能说就是虚伪的，理想永远都是追求价值的。其实，潜存在我们历史文化中的许多优秀传统、高尚的价值观，比如真善美，比如忠孝节义，比如仁义礼智信，都不是直白地用口号喊出来的，不是通过社论发布出来的，都是在历代经学的注释、经学的传授中，在字里行间，被一代一代接过来、传下去，从而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历久弥新的、永恒的优秀品质和价值观念的。比如孔子提倡君子人格，提倡仁者爱人，主张“礼之用，和为贵”。传统经学提倡孝悌忠信，要人做到“吾日三省吾身”，这种观念，即使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今天又何错之有？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廉耻》一文曾说：

《五代史·冯道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 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 ‘行己有耻。’孟子曰：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 ‘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试问从先秦哲人孔子就已经提出，直至清代仍不断获得讨论的这些观念，其何错之有？不仅如此，我们更认为，经学中的这些价值观念对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经学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价值在于经世致用，这也是经学的核心所在。通俗地说，“经世”侧重于形而上，讲经国济世；“致用”侧重于形而下，讲学有所用，学用结合。经学思想在古代并不仅仅是学术之途、学问之道，它更是维系一个国家民族安身立命、长治久安的重要的上层建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价值判断。经学思想观念源远流长的历史本身说明，它有着充分的内涵和充盈的内在张力，与历史同发展，与社会同进步。无论王朝政治如何变幻，经典中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判断一直都在调整着动荡摇曳的世道人心。《尚书》传大道，古人研读《尚书》以求圣人之心。《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对君子人格提出的要求，“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这种思想的价值是不分时代的，王朝时代需要，当今社会仍然值得肯定和提倡。古代经师不断发明经义，力图使经能够阐发出与王朝和时代相适应的新内容和新元素，这既是古代经师的智慧所在，也是经学文明绵延不绝的原因所在。

当然，在经学构建的所有价值观念中，有些是需要我们一分为二，需要我们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予以细加甄别区别对待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套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不能在倒洗澡水的时候同时倒掉澡盆里的孩子。全面打倒经学，彻底打倒“孔家店”，其实正是在倒洗澡水时把澡盆里的孩子也一起倒掉了。实际上，打倒了经学和“孔家店”，传统的好东西、中国传统中正确的价值观也同时离我们而去了。

笔者曾在二十年前接受记者采访，当时刚刚完成《孔子答客问》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中华书局2010年12月新版），采访的题目是“孔子究竟离我们有多远”。我当时说，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两次著名运动，经过前所未有的严厉批判甚至是亵渎，孔子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已经被我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20世纪60年代后出生的人，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孔子到底是谁，即便知道孔子的也会几乎不假思索地、下意识地蔑称其为“孔老二”，认为“孔老二”是个“克己复礼”、拉历史倒车的坏蛋。所以，当我们今天需要孔子的时候，试设想，孔夫子还会不计前嫌地走近我们吗？对此，我是持谨慎的悲观态度的。现在看来，二十年前的这段话还是说早了。如果此言放在当下，应该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看看眼下全社会利用儒学、国学、孔子，办学、搞产业挣钱的人，数量之大，不可胜数；声势之大，可谓轰轰烈烈、风起云涌。但是孔子的真精神在哪里？传统的真精神、真价值在哪里？靠贩卖孔子搞产业之辈，有几人能够真正明白孔子和中国传统学术的真正价值？即使是看似有益而无害的心灵鸡汤也并不就是孔子的真精神、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