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曾笑盈

一

作为一名总是后知后觉的冒失后生，我曾在心里头暗自计较过两回与洪子诚先生的“失之交臂”。第一回是2014年秋季在台湾大学交换时，听说洪子诚老师恰巧也在台湾讲学，不过却是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当时的自己还是一名大三学生，并不知道我未来会选择“当代文学”这个专业方向，也丝毫想不到洪子诚教授会成为自己的“师祖”（因我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后，导师便是贺桂梅教授。当然不论从何种意义上，洪老师都称得上“祖”，如戴锦华老师曾评价其“凭一己之力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洪老师自己未必承认），那时只知洪老师是中文系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大二修习当代文学课程，李杨老师所推荐的经典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便是他的论著，我便跃跃然欲往瞻仰之。遗憾的是，那次洪老师讲座的时间和台大课程冲突，台北至新竹虽说不远，然终未成行。后来听说我那几位在新竹“清大”、交大做交换生的同班同学，都得到了洪老师的表扬，歆羡之余又觉得老师可敬而更可近。

第二回是上研究生之后了，我跟着张丹丹师姐在《凤凰周刊》文化版面做实习，恰逢洪子诚老师《材料与注释》《文学的阅读》出版，师姐便琢磨着给洪老师做个专访，我也协助着列了几个采访问题。提纲发给洪老师后，很快便有了邮件回复，回答依序码在各个问题下，细致而条理分明。当时已经听说了老师眼睛不太好，不能长时间看电子屏幕的状况，不禁为他的配合和照顾而十分感动。“世界读书日”那天，我便和师姐一同去了言又几书店的读书分享会，也正是在那里，我得以聆听到洪子诚老师和同样让我觉得高山仰止的戴锦华老师畅谈文学阅读、学术研究和新诗问题。那时最大的感受，是惊叹于二人的友谊，那是无关年龄、立场的，基于同样对知识的好奇和谦卑的一种默契，是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和问题时不作态、不以权威自居的真诚和坦率。与戴老师的汪洋恣肆、出口成章不同，洪老师说话声音很轻，事先准备了手写讲稿，娓娓道来，极认真坦率中又不时透露出一点素朴可爱的幽默。这种幽默一旦被戴老师捕捉到后，又经由她的复述和强调，每每引得满堂笑声。如洪老师谈自己梦境的“现实主义”，而到了戴老师那儿则是“洪老师的梦都是有条理和组织的”。因此虽然是学术讨论，气氛却活泼愉快。至提问互动环节我有事便提前离开了，后来师姐不无得意地给我发来她和二位老师的共餐合影，我不由得捶胸顿足慨叹运气不佳。

不过，像这样的计较未免太孩子气，而这些所谓错失相较于我从老师的讲座和论著那儿获得的启发也实在不足为道。言又几书店的那次讲座，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开始了解洪老师其人，我方才知道这位写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者，最初选择当代文学研究乃处于偶然或被迫，且以其文学趣味和审美理想，实际上“对当代文学并不很喜欢”。但这种“不喜欢”并不与对当代和文学问题的“关心”相冲突。令我感触很深的，是老师坦率直陈自己在革命时期“积极地追求进步”却总是苦恼于“跟不上形势”，这样说来，倒恰恰是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为洪老师提供了一个安身之处，使其渐渐适应“慢半拍”的节奏，并通过对特定时代文本的学术处理，“保持距离”地审视所经历的社会潮流和历史现实。不过，洪老师自己仍将此种距离感归因于性格上的“怯懦”，而不赞同评论界视之为“高明”的思想方法，认为赵园老师评价他的内里有“坚硬”，实则是一种善意的辩护，或不符合事实。

但在我看来，他这种回归初始经验的自我描述，对标签的警惕，对后见之明的怀疑中，便蕴藏着严肃的历史态度，即如何看待历史和历史中的自己。而这种弥足珍贵的态度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史书写当中。

二

最初接触《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作为教材来配合课程学习的。当时还刚大二的我在李杨老师课堂上一知半解地接受了何为文学史，何为当代文学史，也牢牢记住了福柯那句著名的“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但对其中“系谱学”的方法却并不熟悉，也缺乏对历史和史观的了解。要说有何收获，主要还是对诸如《讲话》的重要性、十七年文学和三大批判运动、八个样板戏、新时期之后的种种文学流派等这样的基本知识点的识记。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史》于我而言更像是课外温学过程中的一份资料参考和补充。或许是习惯了李杨老师诙谐幽默、金句频出的讲法，当时一翻开此书便感到十分“硬”和“实”，初读觉得颇有些难，以至于进入迟缓。但逐渐便觉察到其中历史描述层次条理之清晰明了，论述分析之严密精细，进而深感历史风云之变幻，唏嘘于当代文学与政治、社会现实之间的纠缠繁复。

这些感性认识今日看来不乏粗浅，但正是这种直观感受，直接促使我萌生出努力去触碰我和父辈所处的这个“当代”历史的迫切渴望，继而在大三的专业分流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当代文学为未来学术方向。身为所谓的“95后”，我们这一代人常常被社会印象认作是个人主义的、缺乏历史感的。或许与洪子诚、陈平原、钱理群老师等这样“一生而历二世”的前辈学人相比，我们确实缺了切身的革命、后革命和启蒙时代经验，而难免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甚至80年代“新启蒙”思潮，都有些“隔”的感觉。要想努力进入文本所指向的历史情境，不亚于脱胎换骨了一遭。但我确乎深切地感知到我置身于自己的时代的这个事实，纵使渺小也是历史中的一分子，实则与前辈们一样，都拥有对“当代”自发的关心，只是具体生命经验有所差异而已。或许这也正是我从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和师长们的教诲中潜移默化习得的一种信念。我的导师贺桂梅便常常提醒我们警惕一种“小清新”式的自我陶醉，而要对当前的社会现实怀有更宏阔的视野和感知，思考当下则必定意味着要重返历史，厘清当代遗产。我想当代文学史的意义也便在此。

真正有意识地将《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一本学术专著来读，始于保研考试之前的知识累积。我终于学会了从被动接受知识的位置中跳出来去审视知识本身，从而更自觉地认识到洪老师在“书写”文学史时采取的特有“叙述”视角，即“一体化”的全面实现和解体的过程，以及将文学内部形态和文学外部规范、生产创作机制结合考察的研究方法。与其他文学史最鲜明的不同便在于，洪老师以其冷静的文学史家态度，力图克服主观个人的价值评判，不断逼近作品和文学问题的“历史情境”。他注重对刊物、文艺机构、团体、政策乃至作家评奖机制等的介绍，具体展现作品的发表、评价状况和社会政治背景。如在论述《创业史》时，还详细介绍了邵荃麟、严家炎与柳青在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争论，这是我作为一个“文青”阅读《创业史》时不会关注的问题。与这本文学史相配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和两卷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则为把握文本和相应文学规范机制提供了便捷的索引和参考，尤其是细致编选的史料使我得以更切身地进入具体的话语情境，在会议发言、社论、政策文件等史料中揣摩历史这个庞然大物的“真实”触角。

当然，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史》试图努力还原历史的多面向、含混性和复杂性，去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新时期“拨乱反正”这两种等级制的遮蔽，仍然未能避免“一体”和“多元”的潜在价值判断对立的叙述模式。而洪老师也坦陈自己因坚持80年代以来的启蒙信仰、“精英意识”而造成了书写局限性。我想毕竟《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本结构性的完整自足的著述，且兼及教材的功能，事实上，洪老师借此探索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其他著述如《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问题与方法》，以及最新成果《材料与注释》中都有更为清晰系统的呈现或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始终警惕历史叙述中的同质性、整体性、本质化的趋向，反对生造概念，或以后见之明遮蔽历史真实，因此，他不断地探入历史的褶皱与含混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选择从作家的心态着手探讨文学的发生，较之文学体制角度的分析更为微观细腻；而《材料与注释》则更主张让材料自身“说话”，历史的构造性叙述再次后退，把原本作为辅助阐释的材料放置在中心位置，同时凸显出编排者和注释者的位置，通过材料与注释所引入的不同叙述的互为参照，不仅充分凸显出当代史料的复杂性，也指向当事人对于历史事件叙述的复杂态度，揭露出历史叙述的缝隙所在。

三

洪老师的讲稿或论述，总有一种冷静、节制、干净的秩序感，没有多余的修饰，但充满了思辨的张力。在对所谓文学史“真相”和固有概念展开重重质疑的同时，也警惕怀疑的限度，避免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圈套。例如在《问题与方法》中，他谈及西方当代史学观点的引进，如海登·怀特指出历史的写作本身便是一种叙事，从而打破了历史与虚构间的二元对立，动摇了过去科学实证主义历史观的根基；但洪老师转而又提醒我们，倘若失去了对历史“真实”的探寻，自身的安身立命和探索的动力亦可能因此消解。“理论虽然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是自身的经历、体验有时更重要。这种经验会渗透在血液中，产生重要的冲击作用，加深对原来信仰的质疑；而经验、感性留下的痕迹，常常很难擦抹。”某种意义上，历史“真实”（复杂性和差异性）恰恰潜藏或流动在主体与历史的关系之中。当作为研究者的主体不断贴近研究对象，用肉身与之相搏，主体既是有限度的又是丰富敞开的，而主体与对象的互动关系既是保有距离的又是真诚靠近的。再回过头去看《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部“当代人书写的当代史”，也就无怪乎其中的局限性和洪老师对其限度的坦然，因关乎自己生命体验的真诚终究难以或不忍抹除，不妨就留下那个“当代叙述者”的位置和痕迹。

在理念和方法的娴熟运用之外，洪老师更强调一种处理当代文学史问题时的现实态度，这一种基于自身生命经验的敏感和细心，正是洪老师最为触动和启发我的部分。“我们总是从现实的关注点上去把握和梳理‘过去的记忆’的。历史叙述事实上是现在和过去的相遇，是它们之间展开的对话。如果‘过去’不能转化为‘现在’的问题，它们就很可能不会成为我们的‘记忆’，不会成为‘历史事实’，可能会在时间之流中遗漏、消失……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并试图‘处理’、叙述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话中拳拳之意几乎令我鼻头泛起酸楚。我亦想起戴老师说过类似的话，即选择留在她的时代里。他们虽然在许多同代人争相做弄潮儿的时候，选择栖身于大学的围墙之中，但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更冷静地、深刻地与时代发生关联，凝视深渊与被深渊凝视之时，自我也未必不曾遭遇残酷剖开，只不过如尼采所提醒：在谨防自己变成怪物的同时，一直努力与怪物搏斗着。

而我也正在通过文学研究的方式经历、把握并参与着属于自己的时代。在很长一段学习时间里，我十分沉迷于对当前文化热点的追逐，而忽视了把握文学史和理论问题的基本功，以致研究总不够深入。大概这也正是贺桂梅老师每每建议我回过头去重读洪老师的文学史及相关著述的缘故。颇有感触的一个事例是，在分析莫言《生死疲劳》中的土地流转问题时，我发现倘若这种叙述能与《创业史》等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对读，将会形成相当有趣的历史参照。这并非一个厚此薄彼的问题，当柳青站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初期“向前”畅想未来，莫言站在新世纪初“回望”1949年以来50年的历史，文学再现方式和内容的迥异背后，包含着历史观念和情感结构的变迁。正是从这份历史记忆的冲撞中，我们或能窥见当代中国的延续和诡变。

今天尚在求学阶段的我，不断追索和思考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意义。洪老师及其文学史著述于我而言，是“起点”，更是需要不断复归、可以反复汲取教益的思想和方法论资源。纵然又一个二十年将要过去，但洪老师的论述和思考丝毫不显过时，而恰恰以其翻来覆去的质疑和反思、对复杂向度的开放和包容，不断生长出新的东西。在最新的一次讲座中，我印象极深的一个片段是洪老师被提问如何看待新诗的边缘化问题。不同于许多老一辈学者对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不再、文学失范、诗歌落寞的痛心疾首，他认为这种边缘化其实才是文学的“常态”。而在归于常态化的今天，文学也并未脱离政治，或者说文学和政治不应二分区隔看待，实际上文学仍不断参与着新的历史和公共性的生成。此番见解丝毫不见陈旧，颇具前瞻性，实在令人钦佩。洪老师总是自嘲跟不上时代潮流，但我觉得，他从未故步自封，相反，一直好奇而关切地审视着并理解着属于他的时代的过去和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