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兴 顺

(泰山学院 泰山研究院，山东 泰安 271000)

泰安大汶口镇位于泰山脚下大汶河北岸，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汶口古镇，在正史中最早是作为钜平县县治所出现的，其出现的时间在公元前122年，即元狩元年，这一年，汉武帝设立泰山郡，郡治博阳(今岱岳区旧县)，辖钜平、奉高、牟、嬴等二十四县，其中钜平县治即今之岱岳区大汶口镇。自此钜平——古大汶口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直到天保七年(556)，改泰山郡为东平郡，领博、梁父、岱山三县，钜平县并入博县，博县县治即今之岱岳区旧县。钜平县自此被废除，其前后存在达700多年。我们知道，在正史中，县级以下单位记载是极难出现的，而遍查以后正史，也确实查不到钜平以后的“大汶口”记载。

直到明人汪广洋《凤池吟稿》卷5有《大汶口》诗。《凤池吟稿》，成书于洪武三年 (1370)前，此为最早记载“大汶口”地名的文献。据此可知，元末明初即有大汶口之名称。从此，各种与大汶口相关的史料也不时出现。如明乔宇(1464-1531)《渡大汶记》云“季夏三日，至大汶口”[1](P603)。记载了今之大汶口古渡。明毕自严(1569-1638年)《三叟同游记》，记载了其于1637年3月24日，“癸亥，脂车入曲阜，晚宿大汶口，河阔水驶，有道人修桥焉”[2](P446)。记载了明石桥，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又如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记载了张延登于1637年3月在大汶口发现三叶虫化石。如此文献史料不胜枚举，明初以后，大汶口逐渐兴旺繁盛起来。如山西会馆院内所存道光二十六年(1846)碑，记载了“北四城、洪源号、磷窑、增盛号、仁和号、万成泰、通盛店、广顺和、东义和、义兴号、永成店、春和堂”等30家商号店铺。又如1934年，大汶口商会会长郑寿山与大汶口在会土产商号同聚，兴华、胜永、万利源六十家上书山东省国民政府：“商等各号均在泰安大汶口，而汶口车站，宁阳、新泰、泗水、曲阜、莱芜等县土产均以汶口为销路。所以，汶口经营土产者不下百十家，而在青岛坐庄者，亦数十余家。”[3](P22-23)

大汶口的繁盛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有着极大的关系。如1933年3月31日起，北洋理工大学一行15人，对大汶口进行了2天的地质考查。指出：“大汶口为泰安之市镇，位于泰安之南，曲阜之北。西与山东西部平原相接，东有由新泰来之小汶河，及由莱芜泰安来之大汶河，在此会流入运河。地势平垣，率为河流冲积。是地为附近各县土产集中地，经津浦铁路，运销他埠。”[4](P83)又如1937年题名为“安”的《记大汶口》称：“其上溯新芜，下达东平，扼水运要津，邻邑物产，胥集于是。迨路轨告成，输轴利达，遂为南北交通之重镇。”[5](P46)所以当地流传有着这样的熟语：“过得了九江口，过不了大汶口；过得了大汶口，过不了大吴手。”大吴是大汶口北面的一个村落。以上资料足见大汶口交通地理的重要性。

商业发达离不开人力的引导与支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大汶口优越的商业财富，自然吸引着大量异地人员的涌入，从而与本土人员一起，共同创造了持续几百年的大汶口古镇文化。

自2015年4月15日起，我们对大汶口古镇的山西街村、和平村，以入户访谈的形式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大汶口历史文化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笔者又对有关大汶口的相关案头资料进行了细致的钩沉梳理，其中的卢氏宗族引起了笔者极大关注。大汶口卢氏为本镇之望族，当地人熟语：“你一不姓卢，二不姓侯，你能什么能。”可见大汶口卢氏在当地的口碑和影响力。

本文拟对大汶口卢氏宗族迁入大汶口后，如何融入并成为大汶口文化引领者的问题进行述论。

一、大汶口卢氏宗族变迁述论

我们在大汶口发现并研读了2005年新修的《卢氏宗谱》，借助这本重要的家谱以及卢氏宗族的讲述，另外参之以历代《泰安县志》等相关记载，可以基本上梳理出大汶口卢氏宗族的历史概貌。

据《卢氏宗谱》记载：“大汶口卢氏，于明代正德(1506-1521)年间自长清卢庄，卢讳明行三迁来大汶口定居，此后数百年谱系时断时续，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重修宗祠宗谱(有幸存碑)可查，据载：“高祖卢讳信为吾族之先祖也，卢氏人繁业盛，在岱南汶阳一带可谓望族矣。”①

文中所提“幸存碑”，今存卢氏宗祠，此碑年久，文字漫漶，仅从残存文字可知，此为大汶口卢氏大谱碑，又记载了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五十四年(1789)大汶口卢氏有人迁居东大吴、柏子、高庄、西故城、南故城、卢家寨等地。

在访谈中，卢氏十二代卢宗强给我们提供了乾隆四十六年重修卢氏祖庙(祠堂)时谱碑之草稿，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大汶口最早的纸质档案。由此可知，至此时，卢氏已繁衍至第七代。

又据民国十八年《重修泰安县志》卷1《舆地志·氏族》载：“大汶口卢氏，始祖国范生于明季，因以上失叙，故族谱断以为始祖，非国范始迁于此也。清光绪十九年谱籍叙至‘方’字辈，为十一世。”[6]表明清光绪十九年(1893)大汶口卢氏宗族重修族谱，因世系失叙，始迁祖已经无法追记，才以卢国范为大汶口卢氏始祖。此时，大汶口卢氏已繁衍至第十一代。

据2005年新修的《卢氏宗谱》载：“自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至今有八十年，况谱系仅存一部(共四册)，动乱年代，付之一炬，资料荡然不存。今之修谱片纸难觅，实为憾事也。时值国兴盛世，吾族人踊跃集资，重修宗祠、宗谱，历时周年(公元二○○四年——二○○五年)。申仲冬始，乙酉仲秋竣。虽事隔经年，沧桑巨变，无据可查，多亏热心族人搜集资料，座谈回忆，详推辈数，尽心尽力，不厌其烦，整理有序，完成吾族之大事也。”

可知民国十五年(1926)大汶口卢氏又重修家谱一部(共四册)，动乱年代(当指文革时期)时被彻底毁坏，荡然无存。

至2005年重修《卢氏宗谱》时，已经失去了旧族谱的依托。据《卢氏宗谱·赴长清寻根谒祖情况简述》，为修《卢氏宗谱》，大汶口卢氏于2005年3月开始，多次组织人员访问卢氏初迁地济南长清，知大汶口卢氏于明代正德年间迁至大汶口，并发现了长清卢氏与大汶口卢氏共同修谱的资料，可谓寻根溯源尽心尽力。此次修谱，叙到“荣”字辈，共十七世。《卢氏宗谱》载大汶口卢氏世序字辈：“国洪曰德进，学衍志继方，希宗宝正玉，守荣建嘉祥。”

修谱的同时，大汶口卢氏又集资重建了卢氏宗祠。2005年《卢氏宗谱》称“卢氏宗祠始建于乾隆四十六年”，但据卢宗强提供的乾隆四十六年重修卢氏祖庙草稿，其云“大清乾隆四十六年重修祖庙”，表明在此之前即已有祖庙，所以大汶口卢氏创建宗祠的时间早于乾隆四十六年。卢氏宗祠在解放后，尤其是在文革时期被改为办公、居住处所，最后闲置失修，大门不存，北屋三间沦为破壁残垣。因为族人卢希扬精心保护，大谱碑得以幸存至今，成为新修《卢氏宗谱》的重要支撑。

2004年，卢氏宗族成立理事会，倡议集资重修卢氏宗祠，卢氏共同集资48982元，拆旧立新，于2005年11月建成新的卢氏宗祠。成为族人集体祭祖活动场所，此外宗族中新婚者要到宗祠致祭，宗族中在外居住生活者回到故乡必至此祭拜。

二、大汶口卢氏宗族事迹述论

因卢氏旧谱失传，故新修大汶口《卢氏宗谱》先人事迹失载，但从乾隆、道光、民国《泰安县志》中，仍然发现了大量大汶口卢氏先人记载。同时，在大汶口历史文化调查中，卢氏宗族仍能隐约记忆先人及家族的旧事。如卢宗太等人提供了卢氏旧时的门匾：“敦睦可风”、“惠溥卿闾”、“德泽及人”、“五叶衍庆”、“功存永济”、“武魁”等，据他们回忆，这些门匾在文革时期全被大汶口被服厂以及学校搬去做了桌面。

两者相互印证，对大汶口卢氏先人事迹述论如下：

(一)卢惠庵乾隆年间修明石桥

大汶口卢氏宗族成员的最早记载出现于乾隆四十七年《泰安县志》。《县志》记载了大汶口卢惠庵修汶口石桥之义举：

卢惠庵，大汶口人，恭谨好施与。通衢大石桥圮，倾囊修之，费千余金，无吝容，亦无德色。且嘱其子德行、德常以时修补。邑尹李品镐以“功存永济”额其门。其他治险塗，济贫困，率捐资竭财不惜云。[7]

查民国《重修泰安县志》，李品镐于乾隆三十三(1768)年至三十九年(1774)任泰安县知县，则卢惠庵修汶口大石桥当在其间。又据查大汶口《卢氏宗谱》，无卢惠庵，据其子德行、德常，知其为卢国范长子卢洪显之四子卢曰贤。即卢曰贤，字惠庵，大致生活于雍正、乾隆年间。

大汶口西南门外、明石桥路西侧有仆碑，上有“庵恭”、“大清”四字清晰，疑为卢惠庵修桥记事碑之残存。

(二)卢进荣嘉庆六年中武举

据道光《泰安县志》卷8《选举·武举》，卢进荣中辛酉年(嘉庆六年，1801)武举，查《卢氏宗谱》，卢进荣为卢惠庵(曰贤)之长孙，卢德珩之长子。和平村卢宗太回忆“我们家族出过武举”即指此“卢进荣”，大汶口卢氏宗族记忆中的“武魁”门匾当出其门第。

(三)卢进美妻彭氏道光年间贤淑

据道光《泰安县志》载：

卢进美妻彭氏：住大汶口庄，系大鹏女。三十岁夫亡，欲以身殉，不遂。孝养翁姑，无少懈。继夫弟长子学谦为嗣，以养以教，爱若己出。独肩家政，勤俭备至，周恤邻里，乡人至今称道其贤。知县徐奖以“岱柏长春”匾额。[8]

卢进美，今《卢氏宗谱》有载，其为卢国范次子卢曰棋之次孙。学谦亦有载。其后世繁盛。知县徐，指泰安知县徐宗干，据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军书二》之《雪夜探营图自记》：“甲申，调泰安……越甲午，牧高唐州。”[9](P199)知其于道光四年(1824)任泰安知县，至道光十四年(1834)任高唐知州。又据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6《政教志·官吏》，董承恩于道光十三年四月任泰安知县，则知徐宗干自道光四年(1824)至道光十三年(1833)三月任泰安知县10年。彭氏受匾时间当在1824至1833年间。

(四)卢进伟道光年间孝义

据道光《泰安县志》卷9《人物·孝义》载：

卢进伟：大汶口人，天性孝友，收养穷族，抚育孤独，知县徐给匾表焉。[8]

卢进伟，今《卢氏宗谱》有载，其为卢国范次子卢曰棋之三孙，卢进美之三弟。

(五)卢金魁道光年间修明石桥、道路

据道光《泰安县志》卷9《人物·孝义》载：

卢金魁：大汶口人，性慷慨好义，村前有石桥，长六十五孔，半冲圮，村后路长数丈有奇，坏为沟。金魁承祖志，独肩大工，出数百金修其桥，路易以石，遐迩称便。太守李以“义行可风”匾额奖之。[8]

卢金魁，今《卢氏宗谱》未载其名，金魁或其字。据道光《泰安县志》卷8《人物·捐职》，道光间捐营千总职。则其为道光间人，查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6《政教志·官吏》，道光间仅“李培荃”一位李姓县令，其于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至道光十八年(1838)六月任泰安县令，“太守李”当指其人。据此可知，卢金魁修石桥、道路的时间当在道光十七、八年间(1837-1838)。

(六)卢衍江咸丰十年抵抗捻军入侵大汶口

据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5《政教志·兵事》载：

(咸丰)十年庚申九月十六，捻匪由宁阳北窜，直扑汶渡三娘娘庙，经团长张子卿率团堵御，遂沿汶至大汶口。汶口团长卢衍江迎击，互有死伤。十八日，该匪先以马由上游潜渡，绕出团兵之后。至距城三十里五道岭，县城得信，登陴固守。并飞调附近民团堵截，在大汶口东与贼接仗。正在相持间，适西界砖舍各团踵至，约数万人。贼见势盛，转向东南，与窜济宁、滋阳大股会合，遂由徂徕山前窜入新泰。[6]

又据《泰安县乡土志·兵事录》载：

咸丰十年九月十八日，捻匪自江南窜入县境大汶口，凫水登岸，乡团御之，旋由六郞坟过河，直扑县城，知县方振业募勇，督团防御痛击，贼遂退。[10]

咸丰十年(1860)九月十八日，捻军自宁阳沿汶河至大汶口，分别从大汶口和西距大汶口十多里的申村，凫水渡过大汶河，登岸后北攻大汶口。大汶口团练团长卢衍江率众迎击渡河之捻军，互有死伤，最后击退了该股捻军，捻军最后只得绕过大汶口北攻泰安城。

卢衍江，今《卢氏宗谱》有载，其为前述卢进美与彭氏之次孙。卢氏至此时已为汶口之大姓，且有武举遗风，所以担任团练团长是非常自然的选择。特别指出的是大汶口寨墙即创建于该年。

(七)卢氏宗族兴办大汶口义渡

据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5《政教志·救恤》载：

大汶口义渡，卢氏捐田数十亩为之，推族中公正耐劳者掌其事。由济宁买来船只，夏月水涨漫桥，往来渡载行人，不准索费。行之多年，至光绪十七八年，船尚存在。是时，卢学愿及卢志徇等管理。[6]

明石桥建成后，大汶口古渡并没有寿终正寝。当地发洪水时，明石桥常被淹没，这时只能靠船摆渡。大汶口卢氏捐田数十亩，兴办大汶口义渡，只载往来行人，并不收费，坚持多年，直到光绪十七八年(1891-1892)仍坚持运行，并且有专人管理。载入史册，可谓一大善义之举。

(八)卢方舟民国十三年创办大汶口镇立高级小学校

卢方舟，字联舫②，是大汶口现代学校教育的开创者。本次大汶口历史文化调查中，卢方舟之孙卢宗强向我们提供了卢方舟的高级小学堂修业文凭、开馆凭照及其照片等珍贵历史文物③，让我们对这位大汶口现代学校教育的开创者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

据卢方舟之孙卢宗强提供史料，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2月，卢方舟毕业于泰安图书社公立高等小学堂，获得修业文凭。其文凭云：

泰安图书社公立高等小学堂为给发修业文凭事，照得本学堂现届第三学年第六学期，年终考试完毕，学生卢方舟本学期总平均分数六成四九一。列入中等，相应给发修业文凭，须至文凭者。本学生现年十九岁，系大汶口地方人。曾祖衍晋、祖志文、父继明。右给学生卢方舟，堂长湛培祺。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给。泰字第叁拾号。

“啧啧，不愧是与云织星人成对出现的猎影星人，小小年纪就懂得舍命相救。”喵星飞鼠大使鄙夷地叫道，“能帮她挡住拳头，那你还能帮她挡住这个吗？”喵星飞鼠大使说着，左手一挥，一支飞鼠小队从他身后闪出，在空中架起一个大号导弹发射器。

同年12月，卢方舟获得设馆授徒凭照。其凭照云：

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抚院营务处选用道候补直隶州代理泰安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陶。为给发凭照事，照得本县屡奉提学宪札，饬整顿学务，注重私塾，以期众擎共举，教育易于普及。然官私学塾教法是否良善，必以教员程度为转移，若非慎选其人，即示以法则，逐渐改良亦恐难期划一。兹本县于八月二十四日，督同劝学所教育会各员绅，将全境教习，按区秉公考验，并将简明章程逐一研究，庶几风同道合，使各学生学所当用所有考准东十二区王家庄塾教习卢联舫，委系教法合格，尚不愧为蒙师，除汇详提学宪外，合行发给凭照，准其设馆授徒，须至凭照者。(凡未得凭照之人，一概不准认充教习，以期普通而昭慎重。)右凭照发给卢联舫，准此。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壹日给。县正堂陶。

“县正堂陶”，即江苏阳湖人陶鎔，据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6《职官》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元年(1909)三月任泰安县知县。

据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6《政教志·区立镇立高级小学校表》载：

民国十三年(1924)刘肇恂、卢方舟、卢继瑗于大汶口创办镇立高级小学校。该高级小学校县款津贴为二百八十元，本校基本校款为本地车子捐及地租每年约二千余吊。[6]

刘肇恂情况不明，卢继瑗今《卢氏宗谱》有载。可以说大汶口卢氏宗族开启了大汶口古镇的现代学校教育。

需要提及的是创办大汶口高级小学校时，苦无校舍，得到了当时在大汶口经商的潍县人孙连凤的鼎力支持。据民国三十年《潍县志稿》卷29《人物》载：

孙连凤，字仪庭。少贫失学，行商岱南约三十年。民国十三年，大汶口镇创立两等小学校，苦无校舍，乃租连凤商肆余房，每岁计价八百千。连凤初不知谁何，继知兴学，坚辞租价。阅数年计资一万三千，终不受。镇人德之，为请于泰安县府，县知事奖以“广厦育材”额。镇人又为文以记其事，并额送潍县诸门闾。

(九)卢继超创办大汶口博物馆、卢氏宗族重修山西会馆

现年85岁的卢继超痴迷于大汶口文化，收集史料和文物51年；2001年他拿出7万多养老金，集资建成现在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从此，他一直义务守着博物馆。2003年“非典”期间，唯一的门票收入断了，博物馆连水电费也交不上。两名讲解员、一名保卫每月400元的工资也发不下来。后来卢继超从家里拿来3000元钱，硬是撑过那段艰难时期。[11]2003年4月28日至6月28日，大汶口镇政府对明石桥进行重修，卢继超撰《重修大汶河明石桥记》，立碑于桥北西南门内。

2011年5月31日上午，“中国泰安大汶口山西会馆”修复动工仪式在大汶口镇开启。大汶口镇党委政府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引入民间资本，启动了山西会馆的修复工程。至2012年2月，山西会馆修复工程主体完工。大汶口卢氏成为民间资本的主体力量。据卢宗太介绍：“他们一共五个人合伙修的，五个人里边，姓卢的占了四个。俺那个爷们儿当时也有两个钱儿，想着拾掇拾掇它，当个古物，有来参观的，或者有来看的，一个人五毛一块的收点门票费。”

可见当代卢氏宗族成员仍然坚守着行善义举的家族传统，继续参与引领着大汶口的文化事业。

三、大汶口卢氏宗族评论

综上所述，大汶口卢氏宗族作为一支外迁入大汶口的成员，他们在大汶口当地不断地以修桥铺路、创办汶口义渡、开创现代教育、坚守节操等义举义行，得到认可与称赞，慢慢地融入当地。这一家族的不少代表人物被载入史志，获得高度的赞扬与肯定，最终彻底融入当地，站稳在大汶口。而且依据他们不断地继承和发扬着这一家族传统，逐渐成为大汶口文化的建设者和引领者。当地熟语所云“你一不姓卢，二不姓侯，你能什么能”，就是对卢氏宗族在大汶口影响力的最好写照。

同时，卢氏宗族通过不断地修宗谱、建宗祠，努力以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之序团结族人，使大汶口卢氏成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强有力的宗族团体，展现其家族力量。

新修《卢氏宗谱·重修卢氏宗祠记》称：“慎终追远，祠、碑、谱、祀为本宗传世之处，倡仁德，尚勤俭，敬业守法，友善睦邻，乐善好施，耕读继世，亦为吾族之古训遗风者也。”观大汶口卢氏宗族事迹历史，以宗祠宗谱收族传世，以仁德、尚勤俭、敬业守法、友善睦邻、乐善好施、耕读处世传世。《卢氏宗谱》此语是为对卢氏宗族精准之概括，诚不为虚言。

应当说，大汶口古镇文化的创造主体不是本地人，而是外来人群，除了卢氏宗族外，当地大姓侯氏家族也是由大汶口东房村迁入的，更不用说山西会馆代表的山西商会。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会馆，这座宏伟的建筑的确让人赞叹，但除此之外，曾经活跃在大汶口的山西人却难见踪迹，而且泰安史志对其不著一字，令人疑窦丛生，以至山西会馆出现的时间等问题至今无定论。本次大汶口历史文化调查中，我对山西会馆内《重修关圣帝君碑》《关帝庙置地建戏楼志》以及一方无题之功德碑仔细研读，终于对山西会馆的问题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山西人是借助汶口关帝庙进入大汶口，老关帝庙今存山西会馆院东北。据山西会馆内《重修关圣帝君碑》碑剥蚀严重，漫漶不清，但从仅存文字仍能辨识：首先，雍正三年(乙巳，1725)夏重修关圣帝庙；其次，此处称关帝庙；第三，由会首李桂蟾、李义兴、张太来等人约会积财，出资重修。其中“李义兴”之名又出现于《关帝庙置地建戏楼志》中，表明此为山西人重修。

山西会馆内乾隆二十四年(1759)所立《关帝庙置地建戏楼志》没有“山西会馆”名称。道光二十六年(1836)功德碑中首次出现了“山西会馆”，可以断定“山西会馆”名称出现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间。

《关帝庙置地建戏楼志》④记录了山西人在大汶口买地建戏楼的过程。今录文于下：

乾隆八年(1543)四月十八日，买蒋桂园地壹段：南北长拾杆，东西阔陆杆，折征地壹分陸厘贰毫。出路从蒋梅、蒋桂、蒋柏园囗出入，使银八两整。

十二年(1547)十月初九日，买蒋桂园地壹段，南北长陸杆壹尺，东西阔柒杆，折征地壹分壹厘捌毫，囗入囗囗，使银叁两陸钱伍分。

十二年(1747)十月初九日，买蒋囗园地壹段，折征地壹分八厘贰毫，出入依旧，使银五两整。

二十四年(1759)八月初六日，买邵希文大地壹亩壹分伍厘三毫，从邵囗珠地内出入，使银贰拾叁两壹钱贰分。

四契共置地壹亩伍分玖厘捌毫，共使银叁拾囗两柒钱柒分。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一月二十日，买邵希轩林路一条，囗大地伍厘三毫囗囗囗，小路，南北二至系买主，使钱一千七百四十文。

三十三年(1768)七月初十日，买蒋囗学场囗一段，大地七厘三毫囗北一分一厘七毫，东至南至大囗，俱系买主。北至卖主。西至囗墙囗囗囗中依旧。

卅七年(1772)买曹怀公宅基一段，计大地壹分柒厘伍毫，计折征地贰分捌厘四毫，东至庙与卖主，西至囗，南至路。北至囗囗，使钱柒拾囗千文。

当会姓氏：

潞安府：盖增翥、李宽，隆字店、囗囗店、吴呈管、姜临乾、正文

太原府：王庆隆、程年荣、程德泰、王常囗、囗兴囗、程广聚

汾州府：何囗囗、武永和、徐永定、徐囗囗、朱囗、囗囗士。

平阳府：李义兴、刘复基、刘囗囗、陈囗囗。

大清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囗七日。

此碑记录了乾隆八年(1743)四月十八日、十二年(1547)十月初九日、十二年(1747)十月初九日、二十四年(1859)八月初六日、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三十三年七月初十日、卅七年(1772)，前后7次买地的过程，即为建戏楼，用了30年的时间完成了买地的过程。可见山西商人以渐进的方式，用了30年的时间，小心翼翼地一点一滴蚕食关帝庙周围土地，终于在大汶口商业的核心地段获得了自己独立的位置，建立起自己的商会活动中心，此后称山西会馆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应该是山西商人在大汶口兴盛的起点。直到民国时期，将山西会馆改建为学校，定名为“泰安县第八区区立完全小学”，标志着山西会馆的衰落，可谓能有其始，鲜克有终。至于山西人为何退出大汶口，限于史料，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推断与山西人追逐商业利益不无关系。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融入，而是通过进入的方式获取自己的商业利润。当大汶口商业走向衰落的时候，他们自然会选择隐身退出，去追求更有价值的处所。

而且汶口当地人提到山西会馆时，也习惯性的用“他们山西人”、“那些山西人”称呼，泰安史志对他们几乎一字不提。他们似乎是短暂的过客一般，一飘而过，连象征他们曾经辉煌的山西会馆也得依赖卢氏宗族进行重建。这意味着曾经辉煌一时的山西商人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大汶口古镇中，随着大汶口商业的衰落而销声匿迹了。

为利而来，利尽而退，是很难甚至无法真正融入进大汶口这座古镇的。相对于山西会馆，由长清而来的卢氏宗族是最后的成功者。

[注释]

①所引《卢氏宗谱》，俱大汶口卢氏九世孙卢继超撰文。

②今《卢氏宗谱》注卢方舟字“莲舫”，据其“开馆授徒凭照”，当为“联舫”。

③从照片看，直到1962年，卢氏家族仍坚持着民国纪年的方式，可见这一家族对传统的坚守。

④此碑今在山西会馆院内，碑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11月17日，记录了关帝庙(即山西会馆)为建戏楼置地的过程。此碑比较奇特，落款时间为乾隆二十四年，而实际上最后时间却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因此碑刻中不少内容是立碑之后补刻上去的。